本报讯（记者 杨文凯）3月24日，北海道札幌地裁以20年“除斥时效”为由，驳回了中国劳工对日本政府及6家企业提出的谢罪及索赔要求，但在3月26日，新舄地裁却历史性地首次裁定11名中国二战劳工起诉日本政府和“新舄港运”案获一审全面胜诉。
片野悟好裁判长判定日本政府和企业违反了对劳工负有的安全义务，责令被告方赔偿原告每人800万日元，总计8800万日元。尽管裁定赔偿额与原告方要求每人2500万日元，合计2亿7500万日元的索赔请求有差距，但本次新舄裁判却是中国劳工战后赔偿诉讼中的历史性突破。新舄裁判首次认定了国家在强掳中国劳工事件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有赔偿义务，同时也继福冈裁判后，第二次由法庭向企业发出了赔偿命令。
据了解，北海道诉讼原告代表赵宗仁和新舄诉讼原告代表王成伟及张文斌之子张一宪来日出庭，听取判决。同时，刘连仁之子，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代表刘焕新和中国律师康健也来日一起出庭。在长达数年的审理过程中，北海道诉讼案的43名原告中曾有8、9人来过日本出庭陈诉，新舄诉讼案的12名原告中也有8人来过日本出庭陈诉。札幌地裁在去年结审前换了法官，对最终判决增添不利因素。新舄地裁的片野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一直比较认真，并在2003年1月27日亲自参加现场勘验，体查了当年劳工处身的恶劣环境。
片野裁判长从事实入手，经过认真考虑，判决要旨写得很工正细致，令人钦佩。
北海道诉讼的涉案六企业是：熊谷组、三井矿山、地崎工业、住友石炭、新日铁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中国劳工原告方在诉讼要求被驳回后，要求与六家企业会面遭到拒绝。3月25日，劳工原告，市民后援团和日本律师辩护团先后到6家企业在东京的总部举行了示威请愿活动。另一方面，在新舄诉讼获得历史性胜利后，原告方马不停蹄地赶往“新舄港运”，要求被告企业服从法院判决，不要提出二审抗诉。3月29日，原告方及律师团还先后拜访了众议院和日本外务省，提出了政府不要控诉的要求。
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在3月24日发表了“致日本国内阁的公开信”。公开信指出，日本战时的东条英机内阁会议和日本次官会议，分别于1942年11月27日和1944年2月28日，做出了《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和《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决定》的执行细则。从1943年到1945年，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强掳近4万中国战俘及平民，到日本本土充当劳工，这些劳工分配到日本全国55个公司，135个作业场，分别从属于矿山业、军事土木工程业、港湾装卸业、造船业等，几乎全部是苦重工。低劣食物，繁重劳役，残酷折磨，使中国劳工不断死亡，死亡人数达6830人，占全体被掳劳工38935人的17.5%。“公开信”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承担政治、法律、道义责任，公开谢罪；全面公布历史档案，清算历史罪行；建立战役劳工赔偿基金；积极寻找并归还劳工遗骨；修建中国殉难劳工纪念碑等。
一直从事战后赔偿诉讼工作的中国律师康健以法律辅佐人的身份出席了北海道和新舄两次裁判。康健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劳工已在北海道、新舄、群马、东京、长野、京都、广岛、福冈、长崎等地方法院分别提出起诉。日本各地法官的判断有相对独立性，个人的人格和勇气在判决中起很大重要。新舄地裁的片野法官有历史良知，敢于面对事实，主持了公平和正义，不让法律成为政治的游戏工具，值得钦佩。从根本上讲，中国原告本来已经一无所有，日本政府和法庭试图拖延时间是不明智的。战后赔偿诉讼施得越长，只会让日本暴露得越彻底，让日本输得越多。
舆论认为，中国人战后赔偿诉讼运动，大抵分为劳工、慰安妇、化武伤害和细菌战几大系列。其中，劳工诉讼案突破明显，胜利的口子越撕越大。2001年7月，东京地裁在刘连仁案裁判中判定原告一审胜诉；2002年4月，福冈地裁认定战时强掳劳工是国家和企业的共同行为，判处三井矿山赔偿原告方1100万日元/人；2003年1月，京都地裁驳回了“国家无答责”的法理；2003年3月，东京地裁也驳回过“国家无签责”的法理；2004年3月26日，新舄地裁首判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法律责任，支付赔偿金。这些微小的进步不断积累，终于迎来了新舄裁判的历史性胜利，也将对整个战后索赔运动起到积极的牵引作用。
片野悟好裁判长判定日本政府和企业违反了对劳工负有的安全义务，责令被告方赔偿原告每人800万日元，总计8800万日元。尽管裁定赔偿额与原告方要求每人2500万日元，合计2亿7500万日元的索赔请求有差距，但本次新舄裁判却是中国劳工战后赔偿诉讼中的历史性突破。新舄裁判首次认定了国家在强掳中国劳工事件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有赔偿义务，同时也继福冈裁判后，第二次由法庭向企业发出了赔偿命令。
据了解，北海道诉讼原告代表赵宗仁和新舄诉讼原告代表王成伟及张文斌之子张一宪来日出庭，听取判决。同时，刘连仁之子，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代表刘焕新和中国律师康健也来日一起出庭。在长达数年的审理过程中，北海道诉讼案的43名原告中曾有8、9人来过日本出庭陈诉，新舄诉讼案的12名原告中也有8人来过日本出庭陈诉。札幌地裁在去年结审前换了法官，对最终判决增添不利因素。新舄地裁的片野法官在审理过程中一直比较认真，并在2003年1月27日亲自参加现场勘验，体查了当年劳工处身的恶劣环境。
片野裁判长从事实入手，经过认真考虑，判决要旨写得很工正细致，令人钦佩。
北海道诉讼的涉案六企业是：熊谷组、三井矿山、地崎工业、住友石炭、新日铁和三菱综合材料株式会社。中国劳工原告方在诉讼要求被驳回后，要求与六家企业会面遭到拒绝。3月25日，劳工原告，市民后援团和日本律师辩护团先后到6家企业在东京的总部举行了示威请愿活动。另一方面，在新舄诉讼获得历史性胜利后，原告方马不停蹄地赶往“新舄港运”，要求被告企业服从法院判决，不要提出二审抗诉。3月29日，原告方及律师团还先后拜访了众议院和日本外务省，提出了政府不要控诉的要求。
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在3月24日发表了“致日本国内阁的公开信”。公开信指出，日本战时的东条英机内阁会议和日本次官会议，分别于1942年11月27日和1944年2月28日，做出了《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和《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决定》的执行细则。从1943年到1945年，日本政府和相关企业强掳近4万中国战俘及平民，到日本本土充当劳工，这些劳工分配到日本全国55个公司，135个作业场，分别从属于矿山业、军事土木工程业、港湾装卸业、造船业等，几乎全部是苦重工。低劣食物，繁重劳役，残酷折磨，使中国劳工不断死亡，死亡人数达6830人，占全体被掳劳工38935人的17.5%。“公开信”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承担政治、法律、道义责任，公开谢罪；全面公布历史档案，清算历史罪行；建立战役劳工赔偿基金；积极寻找并归还劳工遗骨；修建中国殉难劳工纪念碑等。
一直从事战后赔偿诉讼工作的中国律师康健以法律辅佐人的身份出席了北海道和新舄两次裁判。康健认为，迄今为止，中国劳工已在北海道、新舄、群马、东京、长野、京都、广岛、福冈、长崎等地方法院分别提出起诉。日本各地法官的判断有相对独立性，个人的人格和勇气在判决中起很大重要。新舄地裁的片野法官有历史良知，敢于面对事实，主持了公平和正义，不让法律成为政治的游戏工具，值得钦佩。从根本上讲，中国原告本来已经一无所有，日本政府和法庭试图拖延时间是不明智的。战后赔偿诉讼施得越长，只会让日本暴露得越彻底，让日本输得越多。
舆论认为，中国人战后赔偿诉讼运动，大抵分为劳工、慰安妇、化武伤害和细菌战几大系列。其中，劳工诉讼案突破明显，胜利的口子越撕越大。2001年7月，东京地裁在刘连仁案裁判中判定原告一审胜诉；2002年4月，福冈地裁认定战时强掳劳工是国家和企业的共同行为，判处三井矿山赔偿原告方1100万日元/人；2003年1月，京都地裁驳回了“国家无答责”的法理；2003年3月，东京地裁也驳回过“国家无签责”的法理；2004年3月26日，新舄地裁首判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法律责任，支付赔偿金。这些微小的进步不断积累，终于迎来了新舄裁判的历史性胜利，也将对整个战后索赔运动起到积极的牵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