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消息（记者 张石）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元旦再度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方强烈不满以后，日本政要频繁出访中国，就参拜一事向中方进行解释，中国高层对此采取了积极对应。1月12日，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去北京参加亚太议会论坛第12届年会，访问期间他会见了胡锦涛、吴邦国等中国最高层。会谈表现出中日双方高层对中日关系中难以解决的问题怀有深度忧虑，同时也显示双方对超越这一障碍，实现更紧密的合作有迫切要求。
一、中日双方抱有互相合作的迫切需要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本外务副大臣逢泽一郎1月７日抵达北京，目的是为了修补小泉参拜后的中日两国关系；1月8日，日本防卫厅事务次官守屋武昌访中，也就参拜一事向中国军方做了解释；1月11日，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额贺福志郎、公明党政调会长北侧一雄率团访中。在往年，一般都是执政党干事长访中，但从今年的情况看，公明党干事长虽和中国关系密切，但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属自民党右翼，他的一些言论已引起中国不快。自民党政调会长额贺福志郎属于亲中的桥本派，公明党的亲中立场更是没说的，因此这次改由执政党政调会长组团访中行“解释外交”，可见日方用心之深。1月12日开始，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赴北京参加亚太议会论坛第12届年会，在访问期间他更得以会见了胡锦涛、吴邦国等中国最高层。
中国对日本的“ 解释外交”非常重视，访中官员不仅见到了与自己平级的高官，而且都相应地见到了更高级别的官员。中国按照日方要求，安排了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会见额贺福志郎和北侧一雄；退位已久的中曾根作为一介平民，更得到了最高级别接待，见到了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中国之所以给予中曾根最高规格接待，最大的原因出于他在靖国参拜问题上“表现不错”。1985年，中曾根首次公式参拜靖国神社，事后遭到亚洲国家民众的强烈抗议。1986年，中曾根打算再次参拜之前，让访中的前经团连会长稻山嘉宽去中国方面“探探口风”。稻山嘉宽见到了万里和谷牧，万里和谷牧都说中曾根绝对要停止参拜，不然会给他的密友，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添大麻烦”，中曾根得信后在他任首相期间再也没有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方面高规格接待中曾根，就是做给小泉看，希望他也能像中曾根一样，照顾到中国领导人的立场，知难而退。
日本方面做如此频繁的“解释外交”，又能得到中国方面如此认真的对应，除双方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互相依赖度不断增强外，更重要的是双方目前都有需要对方合作的迫切问题。对于日本来说，2月六国会谈在即，日本要解决绑架日本人等问题，离开了中国什么也玩不转；对于中国来说，台湾陈水扁“320”公投在即，中国急需日本和美国一起牵制台湾。
二、台湾问题比靖国神社问题更重要
这次日本进行“解释外交”的核心问题，应该是靖国神社问题，但是中国最高层在接见日本客人时，显示出偏重台湾问题的倾向。如胡锦涛会见中曾根时，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没具体涉及靖国参拜问题；吴邦国更向中曾根条分缕析地细谈台湾问题，并将其上升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其他的中国领导人也纷纷赞扬最近日本在台湾公投问题上的表态，而对前首相森喜朗访台提出质疑。
中国领导层的这种表现，一是说明现在台湾问题确实比靖国神社问题迫切，另外也说明新的中国领导层正从“重意识形态型”向“注重实际型”积极地转变。
三、分层次对应体现新外交艺术
在过去时代，日本一旦出现了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中国最高层在会见日本高层时必亲究此问题，以表示个人的愤怒。这次中国对应日本的“解释外交”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越到高层，话题谈得越宽泛，越不涉及具体问题。如日本防卫事务次官守屋武昌在与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举行副部长级磋商时，熊副参谋长表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军舰互访难以进行；国务委员唐家璇在接见额贺和北侧时说，首相参拜是在中国人民的“旧伤上撒盐”，说法都比较严厉。到了副主席曾庆红那里，仅表示了对小泉参拜的“不快”。另据中曾根的随行人员对本报记者说：胡锦涛和吴邦国虽然谈到了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但都没有具体言及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而当中曾根提出坚决拥护“一个中国”五点具体意见时，胡锦涛也没做“任何应答”。
中国的新外交手段，可以说是一种“分层次对应”的外交艺术。让分管的领导人把具体问题谈透，最高领导人从大处高处着眼，不谈具体问题，避免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结下“死结”，留下了充分的回旋和讨论余地，同时也使双方在其他方面的交往不至于受到较大影响。
一、中日双方抱有互相合作的迫切需要
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本外务副大臣逢泽一郎1月７日抵达北京，目的是为了修补小泉参拜后的中日两国关系；1月8日，日本防卫厅事务次官守屋武昌访中，也就参拜一事向中国军方做了解释；1月11日，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额贺福志郎、公明党政调会长北侧一雄率团访中。在往年，一般都是执政党干事长访中，但从今年的情况看，公明党干事长虽和中国关系密切，但自民党干事长安倍晋三属自民党右翼，他的一些言论已引起中国不快。自民党政调会长额贺福志郎属于亲中的桥本派，公明党的亲中立场更是没说的，因此这次改由执政党政调会长组团访中行“解释外交”，可见日方用心之深。1月12日开始，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赴北京参加亚太议会论坛第12届年会，在访问期间他更得以会见了胡锦涛、吴邦国等中国最高层。
中国对日本的“ 解释外交”非常重视，访中官员不仅见到了与自己平级的高官，而且都相应地见到了更高级别的官员。中国按照日方要求，安排了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会见额贺福志郎和北侧一雄；退位已久的中曾根作为一介平民，更得到了最高级别接待，见到了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中国之所以给予中曾根最高规格接待，最大的原因出于他在靖国参拜问题上“表现不错”。1985年，中曾根首次公式参拜靖国神社，事后遭到亚洲国家民众的强烈抗议。1986年，中曾根打算再次参拜之前，让访中的前经团连会长稻山嘉宽去中国方面“探探口风”。稻山嘉宽见到了万里和谷牧，万里和谷牧都说中曾根绝对要停止参拜，不然会给他的密友，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添大麻烦”，中曾根得信后在他任首相期间再也没有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方面高规格接待中曾根，就是做给小泉看，希望他也能像中曾根一样，照顾到中国领导人的立场，知难而退。
日本方面做如此频繁的“解释外交”，又能得到中国方面如此认真的对应，除双方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互相依赖度不断增强外，更重要的是双方目前都有需要对方合作的迫切问题。对于日本来说，2月六国会谈在即，日本要解决绑架日本人等问题，离开了中国什么也玩不转；对于中国来说，台湾陈水扁“320”公投在即，中国急需日本和美国一起牵制台湾。
二、台湾问题比靖国神社问题更重要
这次日本进行“解释外交”的核心问题，应该是靖国神社问题，但是中国最高层在接见日本客人时，显示出偏重台湾问题的倾向。如胡锦涛会见中曾根时，阐述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没具体涉及靖国参拜问题；吴邦国更向中曾根条分缕析地细谈台湾问题，并将其上升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其他的中国领导人也纷纷赞扬最近日本在台湾公投问题上的表态，而对前首相森喜朗访台提出质疑。
中国领导层的这种表现，一是说明现在台湾问题确实比靖国神社问题迫切，另外也说明新的中国领导层正从“重意识形态型”向“注重实际型”积极地转变。
三、分层次对应体现新外交艺术
在过去时代，日本一旦出现了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中国最高层在会见日本高层时必亲究此问题，以表示个人的愤怒。这次中国对应日本的“解释外交”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越到高层，话题谈得越宽泛，越不涉及具体问题。如日本防卫事务次官守屋武昌在与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举行副部长级磋商时，熊副参谋长表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军舰互访难以进行；国务委员唐家璇在接见额贺和北侧时说，首相参拜是在中国人民的“旧伤上撒盐”，说法都比较严厉。到了副主席曾庆红那里，仅表示了对小泉参拜的“不快”。另据中曾根的随行人员对本报记者说：胡锦涛和吴邦国虽然谈到了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但都没有具体言及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而当中曾根提出坚决拥护“一个中国”五点具体意见时，胡锦涛也没做“任何应答”。
中国的新外交手段，可以说是一种“分层次对应”的外交艺术。让分管的领导人把具体问题谈透，最高领导人从大处高处着眼，不谈具体问题，避免双方在具体问题上结下“死结”，留下了充分的回旋和讨论余地，同时也使双方在其他方面的交往不至于受到较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