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後索赔运动漫长而艰辛的诉讼历程中，本次判决是继“花冈事件”达成和解，“刘连仁案”一审部分胜诉之後，中国人原告在一审判决中首次全面胜诉。不仅中国社会为之沸腾，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一次划时代的重大胜利，日本的大部分媒体也广泛报道国家败诉的事实，并认为国家应该承担责任。尽管日本政府不顾原告方的请愿申诉，已於10月3日正式向东京高等裁判所提出上诉，但中国人战後索赔运动以本次胜诉为契机，由起诉斗争阶段挺进到上诉斗争阶段，毕竟实现了重大的时代跨越。与此相关联，有关 哈尔8．4受害事件的东京起诉也将在10月底正式提出。
一、日本政府强辩被 回巨额赔偿合情合理更合法
迄今为止，中国人向东京地裁起诉遗留毒气弹受害索赔案共两起。5月15日，第二次毒气弹受害事件中国人原告的诉讼要求遭东京地裁一审 回。其後，8月4日在黑龙江 哈尔市发生了日军事残留化武芥子气泄漏伤害事件，使国际社会深度关注残留化学武器的巨大贻害。
第一次毒气弹受害诉讼原告人共13名，本次来日出席判决者，有2名原告代表李臣和刘敏，还有黑龙江北辰律师事务所的中方律师罗丽娟、任丽△、赵平3人。本次诉讼包括3起事件，分别是1974年10月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发生的松花江红旗09号事件，1982年7月发生的牡丹江市光华街事件，以及1995年8月在双城市发生的炮弹爆炸事件。片山良广裁判长当天判决∷日本政府对原告孙景霞、刘振起、李臣、邢世俊、仲江、司明贵、孙文斗，每人赔偿2000万日元；对原告张淑云、 正刚、 广春，每人赔偿1000万日元；对原告祁淑芳、刘敏、刘波，每人赔偿660万日元。
依据日本《国家赔偿法》第一条，裁判长指出日本军队在战後遗留毒气弹和炮弹，对中国人造成伤害，日本政府必须承担责任。有关20年诉讼时效问题，裁判长认为不符合正义和公平理念，且1972年日中恢复国交後，日本政府没有积极的对应措施，而中国自1986年2月才正式实施公民出入国管理法，这在客观上推迟了原告来日诉讼的时间，所以20年诉讼时效不成为理由。有关“日中共同声明”宣布中国放弃战争索赔请求权问题，裁判长认为本案的受害事实都发生在1972年以後，不受战时索赔的约束。由此，日本政府在战後索赔诉讼中惯用的推卸责任的理由被一一 倒，中国人原告在本案一审判决中首次获得历史性的全面胜诉。
二、原告代表和中方律师细诉判决原委
10月2日，来日出席判决的原告代表李臣、刘敏和罗丽娟等中方律师接受本报专访时，详细诉说了本次胜诉的前因後果。他们认为本案自1996年提起诉讼迄今，历时8年，这期间，是原告悲惨的受害事实，是中日两国律师的通力合作，是社会舆论的关心支持，才使“八年抗战”有了胜诉的结果。他们也认为本次判决基本体现了日本三权分立政体下的司法公正性。
李臣是1974年10月20日在松花江疏道河道时打捞起泄漏毒气弹，受化学毒液污染而受害的。李臣说，感染毒液後，皮肤糜烂，口腔溃烂，两手肌肉萎缩，时常哮喘，心脏机能衰退，生活不能自理。这种受害後遗症难以治愈，受害者将痛苦终生。李臣表示，来日本之前，没有想到这次判决会胜诉得如此乾脆、彻底。他认为8．4事件发生後，中国政府介入残留化武问题，明确向日方表达立场，对这次判决产生了影响。
中方律师罗丽娟在谈到判决前的蛛丝马迹时说，这次胜诉不是偶然的。她认为，首先，宣判日期被安排在9月29日，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的日子重合，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巧合；其次，中方律师这次被允许与原告一起坐在原告席上，这与5月15日判决时的做法完全不同；其三， 哈尔事件显示，残留化学武器贻害不是过去式，危险就发生在今天，就发生在我们身边。8．4事件让人难以预防，突发的悲剧再一次触动了世界对毒气化武的关注，对法官肯定有所触动。
罗丽娟表示，5．15判决与9．29判决，有同样的事实，同样的理由，但前者败诉而後者胜诉，这在法律上很难解释，暴露了日本法庭的自相矛盾。但9．29判决以事实为基础，显示出日本司法公正性的存在。本次判决，也得到了日本很多国会议员和民众的支持，更与中国人战後赔偿日本律师团的长年努力分不开。罗丽娟等人注意到，在判决第二天，除《产经新闻》做了一个问号式的报道外，日本大部分报纸电视都做了详细报道，并对日本政府解决残留化武和战後遗留问题的紧迫性提出了要求。这显示了本次判决的重大意义。
三、反对日本政府顽固上诉战後索赔运动挺进新时代
9．29判决胜诉之後，李臣、刘敏等原告代表随即参加了一系列呼吁请愿活动。他们到国会拜会了社民党中川智子众议员，并见到了社民党党首土井多贺子。10月1日，他们在国会开会前三分钟，向川口外务大臣直接陈诉了希望日本政府接受判决，不要向高院上诉的愿望。他们也在国会向小泉首相当面喊话，希望日本政府为了中日两国的友谊，下定决心不要上诉，给中国受害人一个安慰，也给中国人民一个公道。
10月3日，日本政府决定提出上诉後，原告代表、日本民间支援团体和辩护团等，於10月6日在国会门口举行反对示威游行，中国外交部门发言人也对此表示关注。与“刘连仁案”相似，“毒气受害案”从此将进入上诉斗争阶段。虽然这个过程依旧漫长，但中国人原告方对於战後索赔运动能不断扩大影响，并将最後取得胜利充满信心。他们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促使日本国会尽快为战後赔偿完成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