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张石）今年，日本驻中国大使阿南惟茂4年任期届满，本该在4月退任，但由于种种原因，后任大使难产，直到7月2日，外务省内定原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饭村丰为下一届驻中国大使，并在8月通常国会后发布任免令。原来接任中国大使呼声最高的外务审议官田中均退官，由综合外交政策局局长西田恒夫接任。
饭村丰1946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中途退学，1969年入外务省，在小渊内阁时代曾担任外务省经济协力局局长，后升任大臣官房官房长。2001年，围绕俄国课课长问题等，他与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对立，2001年5月和当时的事务次官川岛裕一起被田中真纪子宣布为禁止进入大臣室的人，8月被撤官房长一职，降职为外务审议官。田中真纪子离职后，他得到“平反”，2002年7月27日，当时的川口顺子大臣任命他为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饭村丰并无学习中国语的留学经历，也不属于中国派，但他在2000年担任经济协力局局长时代，完成了对中日元贷款（ODA）从中期（5年）审议过度到年度审议的程序，加强了对中日元贷款的使用目的、透明性及宣传的控制和监督，并建立了ODA民间视察员监督制度。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国方面的认可，也使自民党政治家认为他对中国说了“NO”，让他的仕途晋升得分。
在2002年“沈阳领馆事件”后，外务省“中国派”备受打击。一些原本接任中国大使呼声很高的“中国派”人物纷纷转任为小国大使或较低职务，如原亚洲大洋局局长?田邦彦转任新加坡大使；原军备管理、科学审议官宫本雄二转任缅甸大使；原巴西大使池田维接任台北事务所所长。
《每日新闻》论说委员金子秀敏认为：日本驻中国大使大致存在着“中国派”和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相互交替的规律，如80年代末的中岛敏次郎大使曾担任过印度尼西亚j使，他的后任桥本恕大使是“中国派”；桥本的后任国广道彦大使担任过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国广的后任佐藤嘉恭大使在印度尼西亚使馆工作过，并担任过经济协力局局长；以后的谷野作太郎和阿南惟茂两任大使都是“中国派”。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以印度尼西亚为中心的东盟一直是日本ODA援助的重点。原福田派认为，对东盟的ODA援助应高于中国；到了大平首相时代，则认为对东盟的援助应和对中国的援助相等。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一般对经济援助比较熟悉，而驻中国大使一直是政治、经济的“两轮交替”。现在正值日本要停止对中日元贷款时期，政府可能希望饭村丰去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也不排除政府与外务省内对“中国派”的排挤。
饭村丰1946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中途退学，1969年入外务省，在小渊内阁时代曾担任外务省经济协力局局长，后升任大臣官房官房长。2001年，围绕俄国课课长问题等，他与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对立，2001年5月和当时的事务次官川岛裕一起被田中真纪子宣布为禁止进入大臣室的人，8月被撤官房长一职，降职为外务审议官。田中真纪子离职后，他得到“平反”，2002年7月27日，当时的川口顺子大臣任命他为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饭村丰并无学习中国语的留学经历，也不属于中国派，但他在2000年担任经济协力局局长时代，完成了对中日元贷款（ODA）从中期（5年）审议过度到年度审议的程序，加强了对中日元贷款的使用目的、透明性及宣传的控制和监督，并建立了ODA民间视察员监督制度。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国方面的认可，也使自民党政治家认为他对中国说了“NO”，让他的仕途晋升得分。
在2002年“沈阳领馆事件”后，外务省“中国派”备受打击。一些原本接任中国大使呼声很高的“中国派”人物纷纷转任为小国大使或较低职务，如原亚洲大洋局局长?田邦彦转任新加坡大使；原军备管理、科学审议官宫本雄二转任缅甸大使；原巴西大使池田维接任台北事务所所长。
《每日新闻》论说委员金子秀敏认为：日本驻中国大使大致存在着“中国派”和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相互交替的规律，如80年代末的中岛敏次郎大使曾担任过印度尼西亚j使，他的后任桥本恕大使是“中国派”；桥本的后任国广道彦大使担任过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国广的后任佐藤嘉恭大使在印度尼西亚使馆工作过，并担任过经济协力局局长；以后的谷野作太郎和阿南惟茂两任大使都是“中国派”。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以印度尼西亚为中心的东盟一直是日本ODA援助的重点。原福田派认为，对东盟的ODA援助应高于中国；到了大平首相时代，则认为对东盟的援助应和对中国的援助相等。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一般对经济援助比较熟悉，而驻中国大使一直是政治、经济的“两轮交替”。现在正值日本要停止对中日元贷款时期，政府可能希望饭村丰去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也不排除政府与外务省内对“中国派”的排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