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凛冽的北风抽打着茫茫盐碱滩。几座孤伶伶的草房在迷茫的风雪中发抖。室内冷冰冰的，毛巾冻得坚硬如铁，整齐地排列在铁丝上。被子一律被里朝外，虽然大小不匀，但却像豆腐块一样齐整，在临窗处排成一条直线。窗玻璃上的霜入冬后就没化过，厚厚的，凸现出来。大家披着棉大衣，坐在东西炕沿两侧，虽然冻得伸不开脖子，但说出的话，却热得烫嘴。有的说，从来到农场那天起，就没想要走，决心在广阔天地里炼红心，扎根一辈子。有的说，我坟地都看好了，要活到老，改造到老。都是假话，但都说得一本正经，跟真的一样。

我们这批学外语的大学毕业生已经来农场劳动两年了，分配一直遥遥无期，而且不许回家探亲，不许谈恋爱，更不许结婚。年纪大的同学已经近三十岁，还是光棍一条，整天在稻田里摸打滚爬。前几天场部来了几个外交部的干部，于是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四个学生连队。连里一看军心不稳，当即决定办学习班，狠斗私字一闪念，树立扎根一辈子的思想，上批下联，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梵高《花瓶里的十五朵向日葵》

在农场劳动两年多，整天是不断变换花样的斗私批修，外语快忘光了，但嘴皮子本事见长，谁讲起来都一套一套的，脸不变色心不跳。至于每个人的心里话，谁也不愿讲，不敢讲，因为那是祸，那是火。

事情明摆着，不管是学英语、日语、俄语、法语，都不是为了当农民。倘若当农民，学点农业技术不是更有用吗?学哪门子外语呢?但这话不能说，谁说就是接受再教育的态度不端正，阶级斗争新动向。

这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直到四月底，雪才开始融化，屋檐才响起嘀嘀嗒嗒的水声。不久，燕子也飞来了，呢呢喃喃地叫着，衔来泥土草棍做窝。

插秧之前，学习班总算结束了，指导员说，又取得了一次斗私批修的伟大胜利。不过我心里想，如果真要当一辈子农民，我的根也不一定非在你这里扎，回我老家去，根扎得兴许更深些。

在劳动之余，我在水井的四周种上了向日葵。其实说井有点勉强，只是一个宽约十米、长约二十米的水坑，春天河开时放满水，再加上雨水足够全连用的了。因为井边都是生黄土，所以我像栽树一样挖了一尺多深的坑，再放上马粪和草木灰，把葵花籽和我的苦闷一起埋在土里。这一带是退海平原，盐碱性很大，树木和蔬菜都像得了小儿麻痹症一样长得七扭八歪，只能种水稻，谁知道向日葵能不能长呢?

每天下工回来，我总到井边看一看。过了一个多星期，还没有动静，心里着急，就扒开土寻找种子。葵花籽已经咧开了嘴，吐出了白白胖胖的嫩芽，低着头，好像母体中的婴儿。几天之后，幼苗出土，两片淡绿色的子叶，像两只厚厚实实的小手，欢呼它来到这个世界。

向日葵长得很快，没过多久就超过了我的头。互生的大叶子，绿油油的，像个大蒲扇，在微风中摇动。远远望去，宛若郁郁葱葱的树林，在这几十里也不见一棵树一朵花的荒野中，格外引人注目。

一有空闲，我就去浇水、施肥除草，甚至没有事时也愿坐在向日葵下沉思默想，好像和一群天真无邪的孩子分享明丽的阳光、和暖的春风、泥土的芳香、田野的宁静。天地间充满了荒唐和谎言，惟有这里是一片净土，是我自己的天地。

但我渐渐发现，这里已经不属于我自己，有人也在默默地爱着这片葵花，悄悄地把杜甫的“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移”刻在那棵最高大的向日葵粗壮的秆上。

向日葵开花了。

圆圆的花盘，像铜锣一样大，周围镶着金黄色的花瓣。中间是密密麻麻的小花，黄绒绒的，宛若编织精美的地毯，疏密有致，排列有序。一棵棵粗壮的向日葵，就像一座座金顶绿塔。由于这片向日葵长得异常高大，每棵都两米以上，所以大家把它叫做葵林。

每天中午下工回来，走在大坝上，远远就看见那葵花像一片金黄色的云，飘浮在营房边，顿时感到心底一片光明。向日葵也常常是行进队列中议论的话题。这一群穿得破破烂烂、满身泥巴的大学生，毕竟没有“脱胎换骨”，不知不觉又掉进了书袋里。有人说，向日葵原生长在北美洲，是哥伦布移植到欧洲的，现在在世界各地广泛栽培。有人说，向日葵的花盘是按着数学上对数螺线弧排列起来的，很有秩序，数学家可以用方程式计算葵花籽的数量。有人说，在西班牙语、英语、意大利语、俄语、日语中，都叫太阳之花，可见追求光明是它的特征。有人说，向日葵之所以随着太阳转，是因为有一种叫生长素的植物激素，光照时引起它在植物中的不均匀分布，向光的一面少，背光的一面多，而多的一面长得快，所以向光生长。有人说，向日葵生命力极强，无论是在肥沃的土地，还是贫瘠的盐碱滩都能茁壮成长……

在队伍中，我默默地听着大家议论，不再感到孤独和寂寞，种种近乎纯学术般的议论，都浸透着对向日葵的爱。对于光明和美好的追求，毕竟是人的本能。人是不能没有希望的，正像葵花一样，不能没有一片灿烂的阳光，否则生命会失却光彩和意义。

八月下旬的一个夜晚，一声霹雳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还没来得及关窗户，大雨就哗哗下了起来。电闪雷鸣，暴雨狂风，足足闹腾了一夜。第二天早晨，雨过天晴，到外面一看，稻子像一团团乱麻倒伏在泥水中。水渠冲塌了，田埂淹没了，大家忙着排水修渠。我一边干活，一边牵挂着向日葵，心想风雨这么大，葵林大概不复存在了。

中午回到营房，我忙到井边去看。不知谁早来过了，把倒伏的向日葵用木棍支起来，在裸露的根部又培了新土。吹折的枝干、撕烂的叶子和落地的花盘都归置在一起，使这风雨洗劫后的葵林，凄凉中又有了生气和希望。是谁干的呢?

 

突然，我发现泥水中有一串脚印，伸向营房后面的猪圈。莫非是她--猪倌李晓康?在学校里，她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素有活辞典之称。她的父母都是高级工程师，后来不知道怎么一下子变成了叛徒特务。在外调人员找她写揭发其父母反动言行材料时，她说我认为我的父母是革命的，没有什么反动言行，并与外调人员吵了起来，于是她就成了“可教育好子女”的反面教材，从此再不说话，变成了哑巴。后来她去喂猪。猪喂得挺肥，而她却越来越瘦。

那年秋天，收了不少葵花籽。我选了一包肥大饱满的种子，偷偷送给了李晓康。在猪圈旁，我把纸包放到她手里时，她的手颤抖了，眼里闪着泪花，但她没有叫眼泪掉下来，也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送给了我一张小画片——凡·高的《向日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