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现在的自己，很清静，生活在日本横滨市的海边，存款有一点，足够养老，但走到上海的大马路上，决无掼派头的气魄。

王一敏。王一敏提供。

我觉得现在的自己，很平和。当年负及东瀛初时的女性好友，随着三观的开阔，人性个体的感悟，她们中，不少人与旧的异性分手，又与新的异性结合，我大都了解实情，我大都支持她们。她们新的对方一般都不错，现在都已相安无事地一起步入老年。不过她们又很羡慕我 ,有时还带点儿可爱的妒意。因为我和先生还是“结发”，从祖国北部僻远的农村开始 。

一九六九年秋，我十五岁，先生十六岁，我们和许多同龄人一起，在上海下放干部的带领下，万里迢迢，来到地处中国北极地域的漠河境内插队务农。我们落户的小屯是一片灰黑结实的木刻楞矮房，紧贴着黑龙江的岸边。之后，我们在屯边种地，去河套捕鱼，到地营子打草，上山伐木……我们的眼睛天天出国，视界里，有对岸边防军高高的岗哨亭，有俄罗斯民居的色彩缤纷，还有半导体收音机里塔斯社的中文广播。

位于河北的知青农场（背景图片，与本文无关），《人民画报》1964 年7期 

半个多世纪过去，不知从何时开始，农民成了人们调侃的代名词。你当过农民啊？你怎么象个老农民？农民称谓的背后，是传统保守，老婆热炕，刻苦忍耐，人畜平等，粗糙真诚……

    

农民这个身份，在自己的漫漫人生中，只是弹指之间，但时至今日，仍铭刻于心。曾经，有把刀，将一些城市女孩男孩人生的某一段，切开，原本轨迹的芳华岁月，原本身心最困惑的青春时光，突然之间，掺揉着马粪牛屎，洋洋洒洒，一股脑地，抛向了那片黑色的土地和山林。敲锣打鼓的，无声沉重的，直挺挺的，让底层生息地的洪荒和贫瘠，自由地潜入自己的灵魂，成为自己体内原生资源的组成部分。打那以后，当我抬头举目远行之路，心里已经没有了畏惧。

   

 曾经，中俄边境线上已弥漫着严峻的战斗硝烟。一九七零年一月上旬，气温零下53度，破历史记录的高寒，把屯里的炊烟，狠狠地压到屋檐底下。那一天，十六岁的先生被选派去运送战备粮，同行的还有上海老干部刘天云。半夜的黑龙江冰道，他们用一根草绳箍紧透风的棉袄，每人怀里揣着两颗手榴弹。凌晨，对岸的老毛子出动了坦克，与运粮的爬犁对峙并行，第一次参加行动的先生，紧张，兴奋，却不暗当地常识，不时警觉地竖起皮帽的两只耳朵，结果差点冻掉了他自身的两只肉体耳朵。多年之后，疫情共存的时代，上了年纪的我们，每天出门要戴口罩，可他萎缩僵硬的双耳壳，难以挂住口罩，十分窘迫。

啊，一晃，五十五年已经过去！

    

五十五年的风和雨，我们从北国农村返回上海，又从上海的高校东渡日本访学留学。本世纪初，先生和我分别回国工作，晚年退休，又再次赴日到横滨，与女儿一家团聚。眼前，跃动着两个活泼可爱的外孙女。小的，爱说爱笑，善解人意，嘴巴象涂了蜜，每天外公长外婆短。大的，正好是我当年下乡的年纪，她长胳膊长腿，个头早已大大超过了我，正梦想着成为一名专业芭蕾舞者……

    于是，我和先生每天看着她们成长，平静而享受。

下乡知青。（背景图片，与本文无关），《人民画报》1964年第4期 

记得五十年前的某个夏夜，我突然看到黑龙江对岸的天边，有几道浅白泛绿的光芒在摇晃，它们交叉游动，如同嬉戏的天龙，让我惊诧得合不拢嘴，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北极光么？是老乡们嘴里的难测征兆？虽然那个年代不允许质疑，但奇异的光色已经永久地储存在迷茫的心里……

    

过了十多年，时至一九八九年初秋，当我走下鉴真号的悬梯，初次踏上大阪港的一瞬间，自己的心突然被瓦蓝瓦蓝的晴空与阳光下一片熠熠生辉的白色屋顶击中，这是继漠河北极光之后，又一次打动自己心念的光与色。

时间的沉入，让人生的光色开始不断地透析回照自身，它穿过自己在国内大学既定的生活方式，穿过自己雪夜在北国国境线上扛枪巡逻的勇胆，穿过无限崇拜时代接受领袖检阅时的亢奋，再往下，就是红领巾与雷锋时代的自己了。

   

 留学前，我曾经很自以为是，在国内大学工作了十年，肩头曾扛有一官半职，但那时却很不甘心，不顾自已行走的步履是否端正，心头时常会冒起能在某一日进入某一学术或行政“梯队”的妄想。那些年，真是心情杂乱，为了自己那些在杂志刊物上出现的文字们，总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洋洋自得。从农民到国内知识阶层的生活，曾使我们拥有自以为是的经验，我以为经验是成熟的东西，是过来的事实，是人生的财富，因此，很少去主动意识它可能成为某种障碍的另一方面。

   

 光与色是宇宙的永恒。也许正是因为生命的不可逆转性，才有了催促人类不断自我否定与再生的功效，也许正是未知体验的引诱，才激扬起人心的好奇与勇气，从而酿就成个人行为的革命性。如果从这个视角审问自己，留学日本可以说是继北国农民之后，又一次有点革命意味的自我挑战。

   

 到日本后，为求生计，我曾套上深蓝色的工作服，被人领到一台布满红红绿绿电钮开关的大机器前 ,进行真刀真枪的生产操作。那是一台大磨床，生锈粗糙的金属毛坯，在里面转上一分钟左右，再现在眼前的金属体便锃光雪亮。“磨练”一词的比喻，真是从来也没有像那一刻现实形象了。我的打工师傅是一位从中国吉林工业大学出来留学的小伙子，黑黑的面孔，厚厚的唇，满身机油，看模样很专业，挺真诚。他和我一样，都是自费生。

“老王，干这活挺简单，你看，只要这样往里一放就行了，然后取出时再测量一下精度，也就完了。

“老王，干这活需要想象力，用一个小时的工资加减乘除，一分钟出一个零件，正好是一个鸡蛋的价值 ,你边干边想着一分钟机器给你下一个蛋，这样就不会枯燥了。”

小伙子“老王老王” 的招呼我，叫得才三十多岁的我心里挺别扭。

然而，让我真正难受的是在一分钟一分钟站立等待机器下“蛋” 的同时，指导教官指定的阅读论著还堆放在桌上，选修课程的学习报告还没翻成日语，日语进修课老师规定的朗读课文，自己的发音还很糟，更不用说给家人朋友的信都还拖欠着。

人的感觉真是十人十个样，我的眼前只有零件没有鸡蛋。于是，我悄悄纪律松懈起来，先是掏出单词纸条贴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熟读暗记，后来发展到专业方面的内容；每日一心两用 ,像做“地下工作”。可是打工毕竟是课余，不能替代学业 ,课堂上吞进的大量信息尚一知半解，需要时间消化；机器旁闪现的无数零碎的思想念头，需要整块的时间集中整理，时间呀时间 ,为什么在需要它的时候，偏偏逝之如箭！百般无奈，我只能千方百计地高效率地利用它，尤其是经常在深夜进行超负荷的思维。 但是时间一长，自己的神经系统，渐渐运转失序，带来了顽固的失眠症；然后 ,像当时许多女留学生一样，月经停止；再接下去 ,脸上开始泛起一片片暗褐色的斑块。一个深夜，我糊里糊涂地把安眠药当作维生素C, 抓了一大把塞进嘴里（从上海带来的这两种西药，不仅是一个模样的小白片，还都包装在相同形状的暗黄色小玻璃瓶中），幸好当时死神没留意我，整整一个昼夜之后，我使劲地拍打自己的脑门，暗庆自已还活着！

    

横滨红砖仓库。摄影nattou

当然，这一切在先生被日本公司聘任为研究员以及自己获得奖学金以后，有了根本的改观 ,我终于能比较专心地进行自己有兴趣的学业了。我专攻的是教育实践学，主修职业指导。“职业指导”这门学科在中国教育界引起重视已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由于建国以来中国的劳动人事制度，一直是以国家分配为主导，从而使中国的学校教育忽视了个人生计生存方面的教育内容。随着国家经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国家劳动人事制度与大学生毕业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终于为“职业指导”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实践探索展开了天地，它对调节与开发人力资源市场 ,对促进个人进行合理的职业选择，以及成功地进行人生规划和自我实现等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我多次回国作调研的过程中 ,又发现国内不少中学的教师对“职业指导”还不太了解，以为它就是就业指导，同时，国内设有“职业指导”这门学科的师范大学也几乎是零。在一次回国探亲中 ,我从一位教育界老前辈那儿听到了有关职业指导在我国学校教育中急需展开的紧迫情况，又听说当时国内真正接受过职业指导专业教育并获得该专业硕士学位以上的大概只有两个人，一个当时正在英国，还有一个是在日本的我。

那时，我已经从研究生院毕业，在日本正式就职。每天早上化妆好脸面，替换着不同的衣饰，挤进上班族的电车。在电车上，我望着窗外常常自问，对于国内学校的职业指导教育 ,我能做些什么？我应该做些什么？虽然在这之前，我曾陪同指导教官（竹内登规夫教授，曾任日本进路指导学会会长）自费去上海的大学开过几次讲座，但这不够，日本人只谈日本的事，与中国隔着一堵墙。我想，眼下很重要的一项基础工作，是国内的大学应当让师范生掌握职业指导的基本知识，而我首先可以着手的事，是写一本比较系统的职业指导方面的大学教科书！

于是，我正式下决心实施写书计划。我开始跑各类图书馆，收集各种资料，又多次回国，实地了解国情与统计信息，并自费对国内初中至大学学生的职业意识进行了较系统调查与测试。我清楚，自己的手头如果没有社会的动态背景，职业指导只能成为空论。之后，开始动笔写 ,在上下班的电车上，在工作休息的瞬间，甚至进厕所时也会匆匆涂上几个字，我的口袋里全是纸条，像以前在大机器操作的时代那样，晚上回到家再趴在文字电脑前整理。当大纲与章节细目敲定，第一章初稿脱手的时候，正逢名古屋闷热的盛夏。

那几天，一到夜深人静，肝脏部位就感不适，也许是在国内时曾患过肝炎并多次复发的缘故，我清楚自身肉体零件的薄弱环节。我自然不敢大意，立即去医院检查，验血，作B超，诊断结果是“X”，因为B超的彩色照片上出现了两团白云似的影子。医生却说没大问题，作个CT看看，CT片子很快也出来了，影子更加清晰，标明的尺寸位置也更加明确，医生仍说好像没问题，但为了万一，最好再作MRI（核磁共振）;当厚厚一叠MRI的片子堆在光板前时，我已记不清当时医生的详细说明，只听他说最好住院再进一步作生肝引取(活检)检查。

我生性敏感，这时的身心猛然狂乱起来，泪如泉涌 ,怎么也止不住。以后逢人便落泪，没人也落泪，每日泡在泪水里 ,直到眼窝里的泪水也干涸尽了。这时 ,人似乎冷静了许多。首先是想后事，想着想着便开始重新思索起人生 ,人生到底是什么呢？我像个初次踏入人世的孩子那样，面对着未知的将来。思久了，自己的心念逐渐清净，然后，居然有了视死如归般的坦然感悟。我想该把自己过去发表的文字编个集子，那儿有我在中国大地生存的记录和认知，尤其是我在北国当农民的青春脚印 ;还应该完成已经开了头的教科书，了却学术人生的一个宿愿。我的心愿提示我必须行动起来 ,提示我把参考资料和文字电脑搬进了病房。当朋友同事来看望我时，他们奇怪地发现正在病房里安静工作的我。

    

然而，当我看见自己的先生经常痴痴地盯视自己的目光，看见他的双鬓突然出现了白发，心又哭了，我明白活着的人比自已更痛苦！后来他对我说 ,那一个月他每夜不能入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王一敏要是走了 ,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出现第二个王一敏了！” 哦，这是多么实实在在的爱恋！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个医院 ,一年前有个和我情况十分相似的患者 ,虽然经过各种门诊检查排除了万一，但一年后病灶却已泛滥无法挽救，所以医生决定要对我负责，要我进行肝活检，要我等待天命真正排除恶性的最后报告。我等到了！三十年过去了，尽管每年我仍需要作一次B超检查，但我愿意耐心地与寄生在肉体零件上的它们和平共处下去。我非常的快乐 ,因为我今后可以拥有许多许多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因为我对生命有了难以用语言表述的感受！

    

一九九六年年末，30万字左右的书稿《当代青年的职业选择与指导》终于完成，马上被上海教育出版社选中，并于1997年底出版，国家教育委员会分管职业教育与指导的领导还为本书写了序言。2000年，我回国任教，之后，先后出版多部学术专著，为中国职业指导与生涯规划的学科建立，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如今我已进入古稀之年，当我回过头来，自然地，坦率地，真情地盘点自己的人生，我想说，很想感谢自己和自己的亲人！感谢自己知青生活的历练，感谢黑土地农民身份的底蕴！并且，这样的念头不断地在自己心头冒现，越来越强烈！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思

维认识状态与个人的行动方向，已经进入一种自我充实与自我实现的平实境界。

我想，人最爱的是自己的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应当是一次既往开来的伸展，我们无论生活在地球的任何一方，都应当追寻生命中的真我，心底从容地去扮演自己生涯的角色，作为妻子，作为母亲，作为外婆，作为某个专业的学者，作为文学写作的爱好者，作为某个地域的一个社会成员，作为旅行休闲者……

                                         

原载王一敏《海外扬帆》，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