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 强

最近，九州岛岛岛出版社出版了《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一、二集），书中披露了一个未人鲜知的历史光点：邓小平关心北大学子“回炉”。

1970年3月，春风料峭，北大1963级1964级1965级（和1961级1962级入学生称为老五届）近万名学子被“四人帮”的爪牙“扫地出门”，只有极少数学生留校外，其余都被发……配到边疆、部队农场、矿山、农村最基层进行“再教育”。当时，真是“未名湖畔春草哭，燕南园里朔风怒”，学子们怀着迷惘、失落、悲怆的心情，流着泪水，告别未名湖，告别老师，离开北大。

北大的学子们接受“再教育”，有的像牲口一样背犁耕地，有的光着脚在冰冻的河水中捞泥，有的当了“煤黑子”在矿井挖煤，有的当农民靠记工分报酬，命运多舛，历尽艰难。劳动一年后再分配，绝大多数人专业不对口，用非所学，甚至出现了学中文的教体育，学数学的在煤厂看地秤，学力学的在钢丝绳厂拉钢丝，学生物的到屠宰场杀猪，学物理的教政治。我学的是国际政治，在军垦农场劳动再分配后在安徽一所戴帽子（有初中）的小学教政治，真是糟蹋人才，误人青春。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有的学子却遭遇到灭顶之灾：在小兴安岭黄同学在森林砍木时被“顺山倒”的大树砸死，在铜陵的杨同学在铜矿井下作业被倒塌巨石呑噬，在甘孜康定当工人的聂同学在高山雪地竟被狼活生生地吃掉……悲哉！

在“四人帮”倒行逆施下，北大学子和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但专业不对口，而且被批判、凌辱、折磨、摧残……

神州一声音春雷响，“四人帮”被粉碎，在拨乱反正春风的吹拂下，北大学子不忘北大精神，想回北大复读“回炉”，将“文革”中耽误的学业补回来，以更好为“四化”建设服务，同时也改变自己的命运。

分配在辽宁边远地区的一些北大学子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一起，决定冒着被上司打击报复的风险，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写信，要求复读“回炉”，由当中学教师的中文系学子刘蓓蓓起草了一封《我们就是要回炉》的请求信，大家签了字，然后凑了钱，推选物理系学子鲁公儒等三人前去北京，想方设法将信转交给邓小平。

1977年11月上旬，鲁公儒等三人冒着大雪在沈阳集合，然后乘坐火车来到北京，找到了正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资料室上班的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她是北大64级物理系学子，鲁公儒是北大63级物理系学子，他与邓楠同一系，在校时很熟悉。他向邓楠说明了来意，希望她能将信转交给“邓大人”，邓楠有情有义，爽快地说：“我如果不转，就对不起同学们，大家一定会骂死我的。请同学们放心，我一定转到，但能否办成我不敢保证。”她叫几位同学在北京停留几天，等候消息。

一星期后，时任北大党委书记高铁在首都第二体育馆接见了鲁公儒等三位北大学子，告诉他们，邓小平、李先念副总理对他们所写的信作了批示。北大一定会按照领导的要求，尽最大努力做好“回炉”工作，当然还要经过考试选拔。他叫他们告诉北大学子，复习功课，做好准备迎接考试。不久，邓小平在接见时任北大校长周培源时说，“北大、清华一些学生给我写信，想回来继续学习，北大、清华是否可以先搞个试点。”

邓小平关于“回炉”的指示，像甘泉一样沁入北大学子干渴的心田，大家欣喜万分，奔走相告。有的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有的挑灯夜战，复习迎考。

1978年7月，北大在全国许多省市设立了“回炉”考点，当年5月开始实行“文革”后招收研究生考试，这样一些北大“老五届”学子除了有机会考研外，还有机会参加“回炉”考试。经考试，有456名北大学子幸运进入北大母校“回炉”复读进修。

与此同时，全国有些高等院校也借“回炉”之风向北大学子敞开大门，有的未进入燕园复读的学子，也有机会进入其它高等院校复读进修。

许许多多“回炉”复读进修的北大学子改变了人生的命运，也为祖国“四化”建设增加一批了栋梁丶精英，他们在各自的战线出类拔萃，硕果累累，而且填补了因十年动而造成的知识分子的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