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瑞集团是一家投资性民营集团，在过去18年几十个投资项目中取得了令业界羡慕的回报，尤其是在与日本企业合资的项目，全部实现了成功。包括正在与东芝株式会社合资组建的河南平高东芝高压开关有限公司，已在上海上市。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合作的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另外，还与日本味之素集团合作的连云港味之素如意食品有限公司。
2009年，经过短短三个月的接触和谈判，日本拥有50年品牌历史的高端高尔夫球杆的生产企业，寻找到了一条迅速拓展中国市场的捷径，这个捷径就是并购重组，加上品牌营销，再加上支配运营。这个并购的交易，我个人认为它的核心是：日本的品牌在拓展中国市场中，品牌的传播是需要投入的。而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机遇，能够把日本这个50年的品牌在中国迅速放大。这样也会为项目上市奠定了基础。
在我们看来，作为一衣带水的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大国，两国经济合作的动力会越来越强劲，依存度日渐上升，两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捆绑式发展之势。中国自2001年开始已经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2009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而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可以说，日本是制造业的强国，中国是制造业的大国，强国与大国企业间有著广泛的合作空间。日本有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高质量的设备、成熟的管理模式和先进经验，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惠的待遇、蓬勃发展的经济和世界加工基地。友好合作不仅给双方赚取了大量外汇，还拉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共同繁荣，还形成了稳定的合作框架和国际分工。虽然摩擦不断，但商机无限，前景光明。
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源于经济结构的失衡，因此调整结构才能根治危机。转型能否成功，往往与金融市场结构及之间融资体系、发达程度密切相关。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一方面资本市场是直接融资、未结合调整，拓展了资金来源。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并购为促进行业整合和产业升级提供重要手段，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理论令人非常关注。克鲁格曼的经典思想是，全球化推动了自由贸易的发展，而其主导者则是跨国垄断企业，所形成的跨国产业内贸易超过了产业间贸易，构成了全球贸易的主渠道。我认为克鲁格曼的思想，为日本企业展开内外一体化并购提供了理论依据。特别是危机后，日本企业的内外并购、重组规模之大，频率之高，战略性之强，为以往所罕见。日本企业瞄准新兴市场的并购，必将对未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以及全球产业竞争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并购交易历来占据了PE（Private Equity又称私募股权投资，或私人股本投资）市场的半壁江山，全球的并购高峰期2007年曾经达到4万亿美元。今年的8月份，全球的并购总额创下了全年的最高纪录，达到了2850亿美元。就PE而言，由于中国的金融改革滞后，金融产品创新不足，投融资双方用权益性融资的经验、效果和规模普遍不高，在中国投融资总量中，PE的比例较小。另一方面，中国存在长期和大规模的流动性过剩，所以可以预期未来的中国的PE规模将会持续、大规模的增长。在PE的发展中，我认为发展的关键在于GP(General Partner为PE管理人的普通合伙人)。
中国的GE短期内更多会从过去拥私营投资业绩的企业家中产生，因为只有这些成功企业家，才真的拥有投资全球的增值服务能力。对于他们所做的每一笔投资，他们有能力整合各种资源，确保成功退出。衡量海外并购是否成功，并不是看并购交易是否能够完成，而是看完成后的数年内能否实现有效整合，平稳运营并实现盈利，提升价值。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目标，或者协同效应，实现项目多元。
日本民主党政府提出的新增长战略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的十二五规划可以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推动今后合作转型升级。在这样的背景下科瑞集团正在探讨中日合作的模式，一是与日本的PE投资机构合作，促进两国的中小企业相互合作，构建双方的共赢关系。二是充分发挥日本综合商社在产业、金融、商业立体化的优势，促进两国大型企业的并购重组，从而使金融与产业互动、投资与管理互动，国内与国际相结合。 （本报记者孙辉记录整理 有删节）
（万洪春简介：科瑞基金创始合伙人，投资委员会成员。万洪春先生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有著30年的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曾参加或主持过血多项目，包括世界银行贷款、信托公司、大型国有企业债-转-股权项目、资产重组以及不良贷款处理项目。万洪春先生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投资有限公司常务董事，长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以及深圳经济特区有限公司以及深圳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第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监事会主席，在此期间他负责200亿资产和5亿人民币的投资基金，分布于上市和非上市各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学士。）
2009年，经过短短三个月的接触和谈判，日本拥有50年品牌历史的高端高尔夫球杆的生产企业，寻找到了一条迅速拓展中国市场的捷径，这个捷径就是并购重组，加上品牌营销，再加上支配运营。这个并购的交易，我个人认为它的核心是：日本的品牌在拓展中国市场中，品牌的传播是需要投入的。而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合作机遇，能够把日本这个50年的品牌在中国迅速放大。这样也会为项目上市奠定了基础。
在我们看来，作为一衣带水的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大国，两国经济合作的动力会越来越强劲，依存度日渐上升，两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捆绑式发展之势。中国自2001年开始已经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2009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而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可以说，日本是制造业的强国，中国是制造业的大国，强国与大国企业间有著广泛的合作空间。日本有大量的资金、先进的技术、高质量的设备、成熟的管理模式和先进经验，中国有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优惠的待遇、蓬勃发展的经济和世界加工基地。友好合作不仅给双方赚取了大量外汇，还拉动了经济发展、促进了共同繁荣，还形成了稳定的合作框架和国际分工。虽然摩擦不断，但商机无限，前景光明。
经济危机的本质是源于经济结构的失衡，因此调整结构才能根治危机。转型能否成功，往往与金融市场结构及之间融资体系、发达程度密切相关。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一方面资本市场是直接融资、未结合调整，拓展了资金来源。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并购为促进行业整合和产业升级提供重要手段，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理论令人非常关注。克鲁格曼的经典思想是，全球化推动了自由贸易的发展，而其主导者则是跨国垄断企业，所形成的跨国产业内贸易超过了产业间贸易，构成了全球贸易的主渠道。我认为克鲁格曼的思想，为日本企业展开内外一体化并购提供了理论依据。特别是危机后，日本企业的内外并购、重组规模之大，频率之高，战略性之强，为以往所罕见。日本企业瞄准新兴市场的并购，必将对未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以及全球产业竞争态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并购交易历来占据了PE（Private Equity又称私募股权投资，或私人股本投资）市场的半壁江山，全球的并购高峰期2007年曾经达到4万亿美元。今年的8月份，全球的并购总额创下了全年的最高纪录，达到了2850亿美元。就PE而言，由于中国的金融改革滞后，金融产品创新不足，投融资双方用权益性融资的经验、效果和规模普遍不高，在中国投融资总量中，PE的比例较小。另一方面，中国存在长期和大规模的流动性过剩，所以可以预期未来的中国的PE规模将会持续、大规模的增长。在PE的发展中，我认为发展的关键在于GP(General Partner为PE管理人的普通合伙人)。
中国的GE短期内更多会从过去拥私营投资业绩的企业家中产生，因为只有这些成功企业家，才真的拥有投资全球的增值服务能力。对于他们所做的每一笔投资，他们有能力整合各种资源，确保成功退出。衡量海外并购是否成功，并不是看并购交易是否能够完成，而是看完成后的数年内能否实现有效整合，平稳运营并实现盈利，提升价值。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目标，或者协同效应，实现项目多元。
日本民主党政府提出的新增长战略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的十二五规划可以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推动今后合作转型升级。在这样的背景下科瑞集团正在探讨中日合作的模式，一是与日本的PE投资机构合作，促进两国的中小企业相互合作，构建双方的共赢关系。二是充分发挥日本综合商社在产业、金融、商业立体化的优势，促进两国大型企业的并购重组，从而使金融与产业互动、投资与管理互动，国内与国际相结合。 （本报记者孙辉记录整理 有删节）
（万洪春简介：科瑞基金创始合伙人，投资委员会成员。万洪春先生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有著30年的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曾参加或主持过血多项目，包括世界银行贷款、信托公司、大型国有企业债-转-股权项目、资产重组以及不良贷款处理项目。万洪春先生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投资有限公司常务董事，长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以及深圳经济特区有限公司以及深圳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第一家基金管理公司）监事会主席，在此期间他负责200亿资产和5亿人民币的投资基金，分布于上市和非上市各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江西财经大学金融学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