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片寄浩纪
首次被派驻北京
1977年5月，我只身前往北京赴任，这也是我首次担任驻在员。办公室(兼宿舍)设在北京饭店东楼的4008号房间，职员只有我一个。外国驻华机构允许雇佣中国职员是1980年颁布《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暂行规定》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所有的日本驻华机构都只能由日本人运营。
首先困扰我的是“电话恐惧征”。当时的北京，连市内电话的声音都断断续续，好似从宇宙的尽头传来的电波。加上我的中文水平不高，对方说的事情无论如何都听不明白。只能答复“我马上拿文件过去”，然后乘出租车赶过去。
其次是乘出租车的烦恼。外出时要在饭店门口乘坐等候的出租车。但是用车客人在逐渐增加，可等候的车却怎么也不见增多。出租车长期不足，在赶时间的时候可真让人著急。
曾在74年元旦被我邀请来家做客的李天相先生已升任为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本协会理事长的访华安排也很顺利，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新年去西安旅行
7月7日，我和各商社的驻在员一起去了卢沟桥和周口店(北京猿人遗迹)游览了一天。当时去卢沟桥对面也需要办理“旅行证”。我委托对外贸易部(现商务部) 办理手续，竟然得到日本处的郭莉女士(现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的热情陪同。
当时的驻在员除了大使馆人员及新闻记者外大部分都是只身赴任，并且都是以宾馆为家。周末的娱乐成了问题。在宾馆的房间不能打麻将，那时也没有高尔夫球场。幸运的是佐藤正二大使是个围棋迷，大使官邸每月开放一次举办围棋会。后来此事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外交部日本处丁民处长的关照下，还举办了日中围棋交流大会。当年年底，还与驻在员中滞留在北京的“过年组”乘列车去西安旅行。去西安的这些人要同时申请“旅行证”，这在当时实属不易。个中滋味，至今难以忘怀。
文革和开放之间的夹缝
我的驻在时间到1978年2月末就结束了，虽然时期不长，但通过工作与几位中国友人的交流得以加深。孙鸿友先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联络部干部)是把我们协会所出版《日中贸易必携》的内容变得焕然一新的恩人；任建新先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部长，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长期以来对我们协会涉及法律领域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赵桐林先生(冶金工业部外事局处长)担任俄语和日语翻译，我们互相倾谈了翻译问题上遇到的烦恼。
只是，1977年是文革结束(76年)和对外开放(78年)的中间年份，这个时期中国人对国家的将来感到不安。而且内部和外部的隔阂还依然存在，我即使在北京也基本不明白中国的内部事情。可是，曾经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撤职的邓小平先生正式复出(7月22日)，这成为中国即将发生大变化的前兆。
作者简介：片寄浩纪，现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专务理事。1968年进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长期从事日中经济交流工作。
（本文以日文刊载于《国际贸易》报，孙辉翻译，朴文杰监译。）
连 载
首次被派驻北京
1977年5月，我只身前往北京赴任，这也是我首次担任驻在员。办公室(兼宿舍)设在北京饭店东楼的4008号房间，职员只有我一个。外国驻华机构允许雇佣中国职员是1980年颁布《关于管理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的暂行规定》以后的事，在此之前，所有的日本驻华机构都只能由日本人运营。
首先困扰我的是“电话恐惧征”。当时的北京，连市内电话的声音都断断续续，好似从宇宙的尽头传来的电波。加上我的中文水平不高，对方说的事情无论如何都听不明白。只能答复“我马上拿文件过去”，然后乘出租车赶过去。
其次是乘出租车的烦恼。外出时要在饭店门口乘坐等候的出租车。但是用车客人在逐渐增加，可等候的车却怎么也不见增多。出租车长期不足，在赶时间的时候可真让人著急。
曾在74年元旦被我邀请来家做客的李天相先生已升任为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本协会理事长的访华安排也很顺利，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新年去西安旅行
7月7日，我和各商社的驻在员一起去了卢沟桥和周口店(北京猿人遗迹)游览了一天。当时去卢沟桥对面也需要办理“旅行证”。我委托对外贸易部(现商务部) 办理手续，竟然得到日本处的郭莉女士(现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的热情陪同。
当时的驻在员除了大使馆人员及新闻记者外大部分都是只身赴任，并且都是以宾馆为家。周末的娱乐成了问题。在宾馆的房间不能打麻将，那时也没有高尔夫球场。幸运的是佐藤正二大使是个围棋迷，大使官邸每月开放一次举办围棋会。后来此事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外交部日本处丁民处长的关照下，还举办了日中围棋交流大会。当年年底，还与驻在员中滞留在北京的“过年组”乘列车去西安旅行。去西安的这些人要同时申请“旅行证”，这在当时实属不易。个中滋味，至今难以忘怀。
文革和开放之间的夹缝
我的驻在时间到1978年2月末就结束了，虽然时期不长，但通过工作与几位中国友人的交流得以加深。孙鸿友先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联络部干部)是把我们协会所出版《日中贸易必携》的内容变得焕然一新的恩人；任建新先生(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部长，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长期以来对我们协会涉及法律领域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赵桐林先生(冶金工业部外事局处长)担任俄语和日语翻译，我们互相倾谈了翻译问题上遇到的烦恼。
只是，1977年是文革结束(76年)和对外开放(78年)的中间年份，这个时期中国人对国家的将来感到不安。而且内部和外部的隔阂还依然存在，我即使在北京也基本不明白中国的内部事情。可是，曾经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被撤职的邓小平先生正式复出(7月22日)，这成为中国即将发生大变化的前兆。
作者简介：片寄浩纪，现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专务理事。1968年进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长期从事日中经济交流工作。
（本文以日文刊载于《国际贸易》报，孙辉翻译，朴文杰监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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