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 强
上大学时，我们没用固定的教室，没有固定的座位，自然也就没有固定的同桌，同桌这个词已经属于相当遥远的记忆了。我没想到在北海道留学时又重新有了同桌。那时候，研究室里每个学生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与其说是教室，感觉更像是公司的写字间，我和E君挨着，拆掉我们两个中间的那块板子，彼此就是不折不扣的同桌。
当时我们身后是一位S姓大姐，如果我和E君稍有交谈，哪怕声音比蚊子哼哼还小，S姓大姐都会转过来义正词严地斥责我们俩说研究室是学习的地方不是聊天的地方。由于自知理亏，尽管我和E君相距不到30厘米，一直是通过网络聊天软件、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交流。当时我们左边还有一位L姓大姐，每当有电话，她都会旁若无人地一边说“毛西毛西”一边往外走，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正好经过我们俩的桌子。L嗓门大还不是问题，要命的是声带振动频率极高，高得超出普通生物的承受能力，经常吓得我一个小时之后才能让心跳恢复正常，而E君就是和我一起承受这种摧残和蹂躏、并且随时准备为我叫救护车的人。我一直认为L的声音不能叫噪声，要叫冲击波才够贴切。但是奇怪的是S大姐却从未像对我和E君那样对L姓大姐义正词严地斥责。也许L的冲击波让整栋教学楼的蟑螂全部死翘翘，S大姐多少心存感激吧。整整两年，我和E都蜷缩在一起，忍受着鸡蛋里挑骨头一般的指责还有令人汗毛孔发冷的“毛西毛西”。
E君厨艺非凡，而我则当之无愧属于先天没有做饭天赋后天又不肯努力的类型。我经常跟他说的一句话是“去我家吃饭吧——你做饭”。本山大叔带着孙女在春晚吃“苏格兰打卤面”的那一年，E君跟我说他会用水豆腐做豆腐脑，随后在我家里一展身手，而且专门强调“卤不要钱”。我惊叹原来人类的智慧真的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化水豆腐为豆腐脑。我们两个在多种意义上“赤膊上阵”，大快朵颐了一次。我一直以为自己饭量很小，实践证明不是饭量小而是没遇到伯乐。在我的印象里，似乎很久没有吃东西吃得那么痛快，吃得那么香，以至于在之后的几年里，常常想起当时的场面，以致口水横流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回国经过北京时，专程吃了一次正宗的豆腐脑，却远远没有记忆里的那么好吃。那时我才明白，可能我真正珍惜的不是豆腐脑本身，而是和E远在异国他乡，用水豆腐以假乱真做豆腐脑的那段时光。
两年转瞬即逝。除去在研究室埋头苦读的日子，做其它事情的时间并不多。我和E之间的回忆，大多就是结伴回家，一起吃夜宵等琐事。我们两个共同的损友G君毕业离开学校之后，俩个人似乎隐隐约约的觉得这也预示着我们的各奔东西也是迟早的事情。那段时间一起结伴回家一起吃夜宵的时候特别多，俩人一起吃的夜宵似乎也格外美味。
因为一些原因，我提前完成论文，提前来了东京。我走得急急匆匆，除了随身的行李，什么都没带，在札幌租的房子也是乱糟糟的没来得及收拾。是E君在写完自己的论文之后，马不停蹄地帮我把房子里大个头的电视机、伤痕累累的电冰箱、肢体不全的洗衣机、乌烟瘴气的微波炉、支离破碎的储物架，一个一个送人，因为不送人的话，垃圾处理费需要花费一大笔钱。也是他帮我把满房间的垃圾一点一点分类，一点一点扔出去，把我大逃亡之后的混乱景象收拾得像个样子，所以我那慈祥善良的老房东走进房间回收房子的时候没有吐血倒地一命呜呼。一个月后，我回札幌几天参加论文答辩，还是E君为我张罗住处，还在我离开札幌之前，作为对第二故乡的回忆，在雪地里为我拍了几十张照片，那也是我在札幌拍的最后一批照片。我有时候想，什么叫好兄弟，每天拍肩膀搂脖子的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因为那有可能是虚情假意；每天在一次吃吃喝喝的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因为那有可能是酒肉朋友。但是，能不辞辛劳、毫无怨言为另一个人收拾烂摊子的人，就肯定是好兄弟。我甚至不记得当时有没有向E君好好说声谢谢，应该是没有吧，东北的老爷们，不流行说谢谢。
我和E君在毕业之后就没再见过。
命运是如此神奇，可以让两个人近在咫尺，也可以让两个人远在天涯。现如今，我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追忆那个雪花飞舞的北国，那顿香味扑鼻的豆腐脑，那段同桌相伴的读书岁月。追忆完之后，还是一个人走在漫长的回家路上，一个人嚼着毫无味道的夜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