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 原
3．11东日本大地震时，我正好回国。虽说身在北京，但看著电视和电脑屏幕上不断流动和变换的海啸吞没房屋的画面，触目惊心，悲从中来。
比起三年前的四川大地震，这次的毁灭性灾难带给我的心灵震撼是前所未有的。这种难以抚平的心灵伤痛我想会伴随到我生命的终止。因为震源之一的仙台不但与我休戚相关，更是我热爱和生活了七年之久的城市求求离我生命最近的地方。那些被海啸无情摧毁的仙台机场和受灾的沿海地区也是我光顾过很多次的地方。那里的房屋、树木和天空；那里人们的和蔼笑容和声音等等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但这种美好记忆却被海啸在瞬间夷为平地。
虽然身在远离灾区的中国，但地震和核辐射让我产生的歇斯底里的焦虑几乎在内心膨胀到爆炸的极限。那是一段苍白的日子，我几乎忘记了与家人和友人团聚的温暖和愉悦，悲痛和无力感以及绝望每天加剧著我心情的沉重。地震的翌日，我开始注意国内的媒体，无论大报小报，几乎都同时在最醒目的位置连续数日大篇幅地报道著这场灾难的信息和状况。稍后，我还发现一些报纸的副刊和杂志也开始刊登诗人和作家们撰写的与这场地震和核辐射有关的诗歌作品和文章。更有不少人在自己的博客里为这场地震留下了同情、悲伤、无奈和愿意伸出援助之手的心声。在巨大的大自然灾难面前，不论你是哪个民族持有何种语言，不论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宗教观；也不论你生活在地球的哪个角落，甚至彼此之间曾经存在过什么恩恩怨怨等等，灾难都会轻而易举地让你越过这些人性中的缺点，从而使你发现人性的良知，让你把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大自然施暴而过的灾区求求那无数的罹难者和避难者。引用中国救援队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所说的一句话：因为“自然灾害是人类的共同敌人”。
记得一个人独居在北京的公寓时，在忙于应付日本和国内媒体的约稿之余，这场来自大自然和人为的双重灾难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我曾经想奋笔疾书一口气创作一首长诗来记录我内心的悲痛和无奈。但我最终并没有轻率的去动笔，原因之一我觉得我太需要更多的时间去悲伤，去默祷，去思考，去沉淀。也对这种应景之作的浅薄之举的必要性抱有怀疑。在此，我突然想起德国哲学家阿多诺(Adorno，1903-1969)的那句名言：“在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作为一名诗人，我虽然无法完全赞同这句话，但我更愿意把它的真意理解为：第一，是对那些借著灾难带有写作投机心理和功利心的、那种陈词滥调的叫喊者的巨大讽刺；第二可诠释为：空洞、矫情、虚伪、粗制滥造的宣泄和没有任何文学艺术性可言的所谓诗歌写作就是一种“野蛮”行为。这种写作对罹难者和避难者以及幸存者既没有必要，对诗歌本身也毫无意义。
那么，在灾难面前，诗人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觉得短暂的沉默和悲伤(包括同情和愤慨)首先是必要的，之后才是思考和等待与缪斯的不期而遇。暂时的沉默只取决于诗人的写作态度，跟能力无关。诗人只有找到自己与众不同的凝视世界的角度并且邂逅只属于自己的修辞后，才能进入最佳写作状态。或许只有这样，才能够以更客观的巨视之眼在一首文字有限的诗歌中抵达问题的核心并表现出文学的本质，我总认为，诗歌创作中的新发现既是一首诗歌是否具有创造性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首诗成败的关键。无论你在一首诗外在的形式上玩的花样有多么得多样和巧妙，这些对诗歌都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作为语言和时间的艺术，诗歌更需要内在的力度支撑，它必须要经得起时间的淘汰，否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化为乌有。
四川大地震时，诗人谷川俊太郎的一首短诗我相信至今仍有不少读者还对它记忆犹新。这首短诗最初是我们俩应约为NKH主办的《电视中国语》(2008年8月号)杂志写下的，全诗只有五行：
蚂蚁因它们的小而幸存/蝴蝶因它们的轻而没有受伤/优美的语言也许能耐得住大地震/但此刻我们还是谨言慎行，将心中沉默的金/献给压在废墟下的人们吧
——谷川俊太郎《蚂蚁与蝴蝶》
诗人在这首短短的五行中使用了沉默这一修辞，某种意义上，沉默也是谷川俊太郎诗歌创作自始至终表现和揭示的一个主题。他似乎在做著一种努力求求攫取沉默和发现沉默的真实。他的不少代表作中都能让读者感受一种沉默的力量。基于此，一首诗中是否具有沉默的力量也应成为对它进行评价的一个关键条件。这首短诗翻译成汉语在中国的《诗歌月刊》发表后，随即被各种杂志和无数的个人博客转载，相当于NHK的中央电视台还在诗歌节目中朗诵了它。我觉得这首仅有五行的短诗的文学容量要远远胜于那些繁缛冗长的一首长诗甚至一本拙劣诗集的容量。
对于诗歌，突如其来的灾难也许会成为缪斯的母胎求求灵感之源，而诗歌对于灾难却是无用的。起码在停电停水缺食少衣和成千上万遇难者的尸体无处安置的状况下，诗歌甚至没有一瓶矿泉水和一个面包甚至一口简易的棺材所具有的现实价值，当我们看到一群处于垂危之中在死亡线上挣扎著亟待渴望救援的灾民出现在电视画面和我们的视野时，如果不在内心为他们的平安默祷，还要进行某种类似为写诗而写诗的功利性写作举动的话，那可真是“野蛮”之举。
地震过后将近两个月时，我又返回了久别的仙台。记得从仙台车站出来时，我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匆匆往家赶，拉著旅行箱在二楼的站前广场上，我伫立良久，环顾四周，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不知道当时是出于悲伤还是激动。天空和大地似乎什么都未曾发生过，恢复平静的大海似乎忘却了它的暴戾，天空的蓝和树木的绿依然，匆匆的行人依然，街道的喧哗依然……。仙台仍是我离开时的仙台，但直觉告诉我世界变了，从我途径的道路，从我友人的眼神，从我歇息过的公园，从广濑川的流水声中，从缠满了绷带似的建筑物，从我狼藉一片的室内和滚倒了三米多远的电视机以及全部被震碎的碗碟，我感到世界变了。变化的世界肯定会带给我写作灵感，但不是此刻，此刻我在内心仍渴望著拥有体会悲伤的时间，渴望著进入对灾难的深层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