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 凡

黄金周假期中有众多的志愿者奔赴灾区，在现场开展各种各样有意义的活动。其中一项是寻找、清洗、交还那些散失在泥泞、瓦砾、残骸中的珍贵的回忆——照片。这活动特别让我感动，同时还唤醒了我很久以前的一段珍贵的回忆。

那是在文革盛期，我还是个几岁的孩子。由于我在北京一起生活的姥姥老爷家遭受抄家、监禁等情况，爸爸妈妈不得不把我接到他们工作生活著的地方——太原。可是才到了没几天，爸爸妈妈的家也被抄了，人也被带走去挨批斗了。其实爸爸妈妈的那个家实在没什么可抄的，因为家里仅有的那几件家具还是从学校租来的。人也没什么可批的，因为他们当时刚刚30岁出头。爸爸不在家的日子里，我就每天跟著妈妈去学校上下班，在班上除了劳动就是去参加各种学习班、批斗会。

一天下班从大学的校门口路过，传达室看门的张大爷拉开小窗户招呼妈妈进去。我就在门口与张大爷的小女儿跳了一会儿皮筋，不一会儿妈妈抱著一个大信封出来了，带著我径直地回到家里。晚上妈妈锁好门，油灯下(那时太原常常停电)拿出大信封小心翼翼地打开。我以为是信件呢，结果妈妈从里面取出来的是一张张照片。

这些照片我都认得，因为这是我家的宝贝。我们的爸爸妈妈都喜欢照相，我家有一台爸爸从苏联留学时带回来的有著咖啡色皮套子的相机，在当时算是挺时髦的了。记得当时爸爸常常半夜在黑黑的屋子里鼓捣瓶瓶罐罐，第二天就会看到很多洗好的照片贴在窗户的玻璃或衣柜的镜子上。妈妈则会用棉棒把当时的黑白照片涂成彩色的。以致我给朋友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时会让朋友惊讶：你小时候就有彩色照片了？不光我小时候，还有我爸爸妈妈小时候，甚至还有更上一辈的小时候，更多的则是文革还没有开始，爸爸妈妈在山西铭贤学院时浪漫的校园生活及爸爸在苏联拍摄的异国风光。每次回到爸爸妈妈家里，由于当时没有什么好玩的，打开箱子搬出相册与爸爸妈妈一起分享这些照片，听他们讲述当年的美好回忆就成了我太原之行的一大乐趣。原来这个大信封里的照片是看门的张大爷在传达室附近的学生楼后面捡到的。估计可能是学生们抄家时从我家拿走，带回宿舍又觉得没用就从窗户或垃圾通道扔下来了。张大爷就这样连续几日把这些陆续从楼上扔下来的照片一张张地捡起来，擦拭好悄悄地还给了我的妈妈。

与这次灾区以及志愿者比，两个归还照片的行为，一个出于天灾，一个出于人祸，一个堂堂正正，一个偷偷摸摸。但都同样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类的真善美，都给我们留下了珍贵、而且美好的回忆。

话说文革过后，开始有了彩色照片。调回北京的爸爸妈妈更是举著相机到处“寻花觅草”，“捕风捉影”。而且还会把每次洗印出来的彩色照片分别寄给在日本的我和弟弟，看著信封上贴满的邮票我每每会心疼又让他们花费了如此昂贵的邮费。进入了数码相机时代，我刚教会爸爸如何摄影及保存，人家就更深地钻研到照片的加工里去了。我们每次随手从网上传送回去的照片，爸爸都会精心筛选加工成册，注明时间地点，有时还配上音乐做成光盘，再传送给我们。

爸爸不用再自己洗照片了，妈妈也不用再将黑白照片涂成彩色的了。但他们仍每次都一定要挑选几张好照片拿到外面去冲洗、加印，然后在照片的背后注明时间地点，有时还会写几笔当时的感受。最后装入相册，再收藏到相册柜子里。

我们有时劝说老两口，在电脑上看看就行了。可二老一直坚持著将数码照片挑选、加工、打印、加注最后入册的习惯。直到去年爸爸去世前还对我说：“我的相机里还有几张冬天住院时拍到的医院窗户上的冰花呢，你什么时候拿出来看看，挺漂亮的，每个花都不一样。”可是我至今还没敢动那个相机，因为一动我就心痛。而妈妈在爸爸去世后就再也没见她拿著储存卡去打印照片，更不见她戴著花镜趴在照片后面记录什么了。

那天我和弟弟聊天，当了一辈子教师的老两口，既没受过多大穷也没发过大财。能留给我们最值钱的遗产大概就是老两口的这个装满珍贵回忆的相册柜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