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讯 （记者 京野） 4月13日，日本政府就“周休三日工作制”的导入和普及问题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上首次展开了讨论。今年2月，自民党因新冠疫情以来日本社会向远距离工作方式改变的趋势，以及就少子化和高龄化下亟待解决的劳动力不足问题等，面向民间企业，提出了员工“一周工作四天休息三天”弹性工作制的提案。在13日当天的会议上，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中西宏明会长等人也发表了“为了应对随着数字化的发展而引起的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必要大胆进行人力投资和劳动转移”的相关主张。

三十年前，日本的泡沫经济时代诞生了“社畜”（しゃちく）一词，是日本上班族的自嘲或互嘲用语，指为了工作而放弃身为人类的尊严，对待睡眠、饮食、与家人共处，与朋友社交都草草了事，不论是否在上班时间都只是拼命卖力地为公司效劳。由“会社”+“家畜”组成“公司的牲畜”，简称“社畜”，因为太过形象随后在东亚广为流行。近年来，在“996”（朝9晚9一周工作六天的工作方式）盛行的中国，也有很多年轻人以“社畜”自居。

日本人一直给世间以根深蒂固的“加班狂”印象，普遍工作时长过长，“过劳死”案件层出不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19年日本全体就业者的年平均实际工作时间为1644小时，比1985年减少了2成，居世界第22位。与排在第1位的墨西哥(2137小时)、第2位的哥斯达黎加(2060小时)、第3位的韩国(1967小时)相比，并不算多。但为什么日本人会给人以工作狂的印象呢？

日本上班族的工作潜规则是“上班打卡制，下班责任制，加班无薪制”，虽然法律规定加班要支付加班费，但很多人本来该6点下班却非要磨蹭到7点多，看到别人走了才肯走，其实未到达加班标准也拿不到钱。这种不为工作效率，只为让人觉得自己一直在“敬业地工作”的职场文化，使得不少日本人无法获得足够的休息和照顾家庭，被工作的形式绑架而处于沉重的生活负担中。

2019年大热的日剧《我要准时下班》就是探讨日本企业过度的加班文化

近些年来，日本社会人口老龄化少子化严重，外来劳力人数不足，面对有限的劳动人口，低效的社畜工作方式正成为拖累经济的隐形沉船。据统计，日本15至64岁的劳动力人数，在1995年到达高峰的有8700万人，随后逐年缩减，预计在2030年减少至7000万以下。尤其这次疫情产生大量倒闭企业和失业人群，如何让他们再就业和刺激生产力也是政府思考的重中之重。疫情之下许多企业不得不改变了传统的工作模式，让大量员工成为远程工作的一员，成为这次“周休三日工作制”改革的契机。

在全世界，很多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早已引入了弹性工作制，据科学研究统计，在没有减少酬劳的条件下，这样既提高了工作效率，还让员工生活的幸福度也有了提升。西班牙政府就预计于今年九月开展该国的“周休三日工作制”测试，邀请全国200间企业参与，参加企业可以获得来自政府的三年的补助，以补贴公司可能产生的亏损。

在日本，引入弹性工作制的公司也在不断增加。2016年，日本有2.5%的企业缩减员工的工作时间，而到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倍到了 8.3%，疫情之下，预计该趋势还会扩大。例如瑞穗金融自2020年12月起便允许4.5万名员工在减薪的情况下一周工作三天到四天，系统研发公司Encourage Technologies则从4月开始在保持不降薪不减工时的前提下，让员工自由选择一周休息一至三天。水利公司Meta Water虽然从2019年便允许员工每周休假三天，但目前只有约10％到20％的员工使用，可见要改变日本员工固有的思维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月5日，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表示，将研究引进“周休三日工作制”，13日的会议讨论，则旨在细化如何为国民制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在大学院之类的研修机构进修的宽松环境，如何让企业帮助员工通过重新学习来提高专业技能，同时也兼顾育儿和看护、副业等多种工作方式的目的。政府并有意将其纳入夏季的骨太方针中（骨太方针：表示经济、政权的重要课题和下一年度预算编制方向的方针）。菅义伟首相对此表示，这是为了让国民进一步掌握和提高能跳槽到新工作岗位的技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