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北京）
2013年7月30日，日本现代中国学重镇、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Minoro Takeuchi）于京都市内一家医院去世，享年九十岁。闻此讣报，笔者当即发了一条微博：日本汉学又少了一座巅峰。即使在英才荟萃的东瀛汉学界，竹内教授也是屈指可数的泰斗级大家，其对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开创之功，更被学界誉为“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无论是资历、声望，还是学术视野之广博，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理解之精深，竹内堪称是不世出的俊才。
1923年6月12日，竹内实出生于中国山东省张店（今淄博市）的一个日侨家庭，镇上住着二十来户日本人。父母均出身于爱知县的农家，只受过高小教育，很早便来中国谋生。待竹内实出生时，夫妇共同经营着一家和式小旅馆。竹内实记得，旅馆大门是日本传统的书院风格，迎面装饰着鲜花。里面有整洁的榻榻米房间，房间里有厚厚的坐垫、靠椅、铜制火钵等，一应俱全。客人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还曾住过土匪头子。竹内实五岁失怙，母亲坚韧而有远见，且粗通汉语，对底层中国人富于同情心。竹内实虽然读的是日本人学校，但从小学三年级起，便开始跟中国家庭教师修习汉语，力求学地道的中文：“那位教师叫萧国栋，虽然不是北京人，可是用北京话教课。他对我发音上的错误校正得很严格。”
十一岁时，全家迁居到“满洲国”的“新京”（即长春），直至在那儿受完初高中教育。1942年回日本后，入二松学舍专门学校（今二松学舍大学前身）。虽然在中国出生，且长到十九岁，但碍于家庭背景，竹内实在中国并未见过什么“大世面”。他晚年回忆说：“直到战后的1955年，即昭和30年，我初次去上海和北京，才知道中国竟也有那么大的城市，觉得很是吃惊。”
竹内实的“幸运”在于，二松学舍时代虽然经历过“学徒出阵”，却因病未上前线。战后，于1946年考入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科，开始走上汉学之路，并加入日共。京大毕业后，入东京大学研究院深造，师从仓石武四郎研究中国文学。东大毕业后，先在中国研究所做研究员，后在东大和东京都立大学任教，同时从事中日友好活动。1960年，正值安保斗争的节骨眼上，随作家野间宏率领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华，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回国后，他发表了《与毛泽东主席的一个半小时》：“握手时，他的手实在太柔软了，我的心很是一惊。因为革命家的手持枪握镐，想必是粗糙的……”从第一印象得出的结论是，毛“与其说革命家，毋宁说更是一个读书人”。拜会毛是一个契机，竹内后来成了日本首屈一指的毛泽东专家，著有三种毛的传记，并成为毛语录和毛诗词的权威翻译、阐释者。
1964年，因参加志贺（义雄）的“结构改革派”，竹内被日共除名。或许是这次党内挫折的缘故，他对七十年代的大学纷争感到厌倦，遂辞掉了东京都立大学副教授的教职。这件事，反映了竹内对政治的超然一面。1973年，竹内再度杀回京都，并终老在那里。历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即“人文研”）教授、所长和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同时兼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及多家中国大学的客座教授。竹内长期执教、主导的“人文研”，历来是“京都学派”的学术“牙城”。尽管“京都学派”主要是一个战前的概念，但竹内对注重资料研究、一切让文献说话，自由空气浓厚、全无“学阀”味道的“京都学派”仍充满了温情，并深受熏陶。
作为顶尖的毛泽东研究权威，竹内始终享有访中的“特惠”，甚至在邻国最黑暗的年代，也不止一次访问北京。因此，他远比一般汉学者拥有更多的一手情报，这也许是他免于盲目的一个重要原因。旷日持久的安保运动中，在东京和京都主要大学的校园里都打出“造反有理”的标语、狂热的Maoism横扫东洋知识界的时候，竹内反而是警觉的，甚至对“文革”持怀疑态度。1968年，以《诉诸毛泽东》的著名长篇论文，肯定毛在“终结近代中国屈辱历史”中的历史功绩的同时，批判了“文革”造成的国家荒废，在左派思潮“一边倒”的状况下，不啻为空谷足音。
竹内当然是铁杆的中日友好派，早在两国建交前的“民间外交”时代起，便数度访华，不懈推动邦交正常化。但建交的“悲愿”终于达成后，他却在建交翌日（1972年9月30日）发表于公明党机关刊物《公明新闻》的一篇论文中，明言“应慎用‘友好’二字”，指出“今后的中日关系，无疑取决于我们对近代以来日本的历史的认识”，“再不必去描绘那玫瑰色的梦”，主张日本应高调承担战争责任。其后，即使尚未走出七八十年代的“蜜月”期，竹内却看到在意识形态化的“日中友好”的思维定势下，中日关系骤冷骤热的“打摆子”初期症状，屡屡质疑“日中友好”的提法，并高远地预见了“友好易，理解难”的现实发展，提出“改大声的‘友好’为小声的‘喜欢’”，力主展开“作为文化问题的日中关系”研究，以期两国关系的客观化落地。在“‘日中友好’还是不”的非此即彼时代，竹内的超越“友好”论确实是醒脑的解毒剂。
晚年的竹内实，目睹中日关系从“蜜月”走向“迷惑”，进而深陷泥沼的现实，同时感到了“中国崛起”的张力，进而指出：所谓“中国”，本质是一个“中华世界”。再次提醒日国内部分“日中友好原教旨”主义者，切勿放纵对中国的想象，“敷衍”对中国的理解。
2013年7月30日，日本现代中国学重镇、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Minoro Takeuchi）于京都市内一家医院去世，享年九十岁。闻此讣报，笔者当即发了一条微博：日本汉学又少了一座巅峰。即使在英才荟萃的东瀛汉学界，竹内教授也是屈指可数的泰斗级大家，其对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开创之功，更被学界誉为“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无论是资历、声望，还是学术视野之广博，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理解之精深，竹内堪称是不世出的俊才。
1923年6月12日，竹内实出生于中国山东省张店（今淄博市）的一个日侨家庭，镇上住着二十来户日本人。父母均出身于爱知县的农家，只受过高小教育，很早便来中国谋生。待竹内实出生时，夫妇共同经营着一家和式小旅馆。竹内实记得，旅馆大门是日本传统的书院风格，迎面装饰着鲜花。里面有整洁的榻榻米房间，房间里有厚厚的坐垫、靠椅、铜制火钵等，一应俱全。客人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还曾住过土匪头子。竹内实五岁失怙，母亲坚韧而有远见，且粗通汉语，对底层中国人富于同情心。竹内实虽然读的是日本人学校，但从小学三年级起，便开始跟中国家庭教师修习汉语，力求学地道的中文：“那位教师叫萧国栋，虽然不是北京人，可是用北京话教课。他对我发音上的错误校正得很严格。”
十一岁时，全家迁居到“满洲国”的“新京”（即长春），直至在那儿受完初高中教育。1942年回日本后，入二松学舍专门学校（今二松学舍大学前身）。虽然在中国出生，且长到十九岁，但碍于家庭背景，竹内实在中国并未见过什么“大世面”。他晚年回忆说：“直到战后的1955年，即昭和30年，我初次去上海和北京，才知道中国竟也有那么大的城市，觉得很是吃惊。”
竹内实的“幸运”在于，二松学舍时代虽然经历过“学徒出阵”，却因病未上前线。战后，于1946年考入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科，开始走上汉学之路，并加入日共。京大毕业后，入东京大学研究院深造，师从仓石武四郎研究中国文学。东大毕业后，先在中国研究所做研究员，后在东大和东京都立大学任教，同时从事中日友好活动。1960年，正值安保斗争的节骨眼上，随作家野间宏率领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华，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回国后，他发表了《与毛泽东主席的一个半小时》：“握手时，他的手实在太柔软了，我的心很是一惊。因为革命家的手持枪握镐，想必是粗糙的……”从第一印象得出的结论是，毛“与其说革命家，毋宁说更是一个读书人”。拜会毛是一个契机，竹内后来成了日本首屈一指的毛泽东专家，著有三种毛的传记，并成为毛语录和毛诗词的权威翻译、阐释者。
1964年，因参加志贺（义雄）的“结构改革派”，竹内被日共除名。或许是这次党内挫折的缘故，他对七十年代的大学纷争感到厌倦，遂辞掉了东京都立大学副教授的教职。这件事，反映了竹内对政治的超然一面。1973年，竹内再度杀回京都，并终老在那里。历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即“人文研”）教授、所长和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同时兼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及多家中国大学的客座教授。竹内长期执教、主导的“人文研”，历来是“京都学派”的学术“牙城”。尽管“京都学派”主要是一个战前的概念，但竹内对注重资料研究、一切让文献说话，自由空气浓厚、全无“学阀”味道的“京都学派”仍充满了温情，并深受熏陶。
作为顶尖的毛泽东研究权威，竹内始终享有访中的“特惠”，甚至在邻国最黑暗的年代，也不止一次访问北京。因此，他远比一般汉学者拥有更多的一手情报，这也许是他免于盲目的一个重要原因。旷日持久的安保运动中，在东京和京都主要大学的校园里都打出“造反有理”的标语、狂热的Maoism横扫东洋知识界的时候，竹内反而是警觉的，甚至对“文革”持怀疑态度。1968年，以《诉诸毛泽东》的著名长篇论文，肯定毛在“终结近代中国屈辱历史”中的历史功绩的同时，批判了“文革”造成的国家荒废，在左派思潮“一边倒”的状况下，不啻为空谷足音。
竹内当然是铁杆的中日友好派，早在两国建交前的“民间外交”时代起，便数度访华，不懈推动邦交正常化。但建交的“悲愿”终于达成后，他却在建交翌日（1972年9月30日）发表于公明党机关刊物《公明新闻》的一篇论文中，明言“应慎用‘友好’二字”，指出“今后的中日关系，无疑取决于我们对近代以来日本的历史的认识”，“再不必去描绘那玫瑰色的梦”，主张日本应高调承担战争责任。其后，即使尚未走出七八十年代的“蜜月”期，竹内却看到在意识形态化的“日中友好”的思维定势下，中日关系骤冷骤热的“打摆子”初期症状，屡屡质疑“日中友好”的提法，并高远地预见了“友好易，理解难”的现实发展，提出“改大声的‘友好’为小声的‘喜欢’”，力主展开“作为文化问题的日中关系”研究，以期两国关系的客观化落地。在“‘日中友好’还是不”的非此即彼时代，竹内的超越“友好”论确实是醒脑的解毒剂。
晚年的竹内实，目睹中日关系从“蜜月”走向“迷惑”，进而深陷泥沼的现实，同时感到了“中国崛起”的张力，进而指出：所谓“中国”，本质是一个“中华世界”。再次提醒日国内部分“日中友好原教旨”主义者，切勿放纵对中国的想象，“敷衍”对中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