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

张石

伍子胥是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名员，字子胥，本是楚国（今属湖北监利）人。

伍子胥之父伍奢为楚平王太子建的太傅（辅佐太子的老师），无忌为少傅（辅佐太子之臣，级别小于太傅），楚平王命无忌为太子建娶妻于秦，因这位女子相貌特别姣好，无忌就跑去报告楚平王，说那女子是绝世美女，平王可拿来自己享用，平王听了他的话，娶此秦女为妻，并生子名轸，然后又给太子娶了另外的女子。而无忌因为以美女取悦了平王，得平王之宠，因此离开了太子去了平王那里。无忌觉得自己得罪了太子，如果平王死了，太子即位，非杀了自己不可，于是向平王进谗言使他疏远太子，平王因此疏远太子，令其去驻守边疆城父。

不久，无忌又开始成天到晚在平王面前说太子建坏话：“太子建因秦女的事，不能不怀有怨恨，希望国王有所防备，自从他到边疆后，领兵外交诸侯，似要入都作乱。”

楚平王招来太子老师伍奢查问，伍奢知到无忌欲谗毁太子，因此说：“大王为何因为进谗言的小人而疏远骨肉呢？”无忌又进谗言说：“大王如不先发制人，怕要束手被擒了。”平王一气之下囚禁了伍奢，并命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但奋扬先派人去到太子那里告密，使太子建闻讯后逃往宋国。

无忌这时又进谗言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很能干聪明，如不诛杀将成国家大患。”平王便派人告诉伍奢：“如果你把你的两个儿子叫来，就让你活，如果叫不来，你就死。”伍奢回答说：“大儿子尚为人仁慈，一定会来；小儿子员为人刚勇，能成大事，他知道来了将被擒，一定不来。”平王不信，使人去招两子来，并威胁到：“来，你们的父亲得生；不来，就杀了你们的父亲。”

伍尚欲去，其弟员（子胥）劝他说：“楚王招我俩去，并不是想让父亲活下去，是怕我两逃跑了成后患，所以以父亲为人质，如果前去，父子三人必同死，何不逃亡他国，借他国之力寻求复仇？”伍尚回答说；“我亦知此行并不能救父之命，但是父亲招我，如为求生而不去，今后无法雪耻，会被天下耻笑。”又说：“你可以逃走，因为你有能力报杀父之仇，但我将赴死。”于是伍尚在使者面前束手就擒。使者要抓捕伍员，伍员拉弓箭在弦，使者不敢近前，于是伍员逃跑。

伍子胥从楚国转展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闾重臣，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协同孙武带兵攻入楚都，但是楚平王已死，伍子胥掘楚平王墓暴尸，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伍子胥的评价颇高，他说：“怨恨如毒对人来说实在厉害，让人走极端，国王不能让臣下产生如此怨毒，更何况地位相同的人？如果伍子胥和他父亲伍奢同死，与蝼蚁有何分别？但他弃小义，雪大耻，让名声流传后世，可悲可叹啊！当其受困江边，沿路乞讨时，心中可能片刻未忘郢都仇恨，所以忍辱而成就功名，非壮士岂能成此伟业？

在日本的《古事记》中，有和伍子胥报父仇相类似的故事，但是其结果却完全不同。日本古代的一个时期由弟弟继承哥哥的皇位是皇位继承的惯例之一。在日本第20代天皇安康天皇即位（454年）以后，他的弟弟大泊濑皇子担心他的堂兄弟市边押盘皇和他争夺皇位，因此在和市边押盘皇子一起狩猎的时候将其杀害，自己作为第21代天皇雄略天皇即位（457年），雄略天皇逝世后，他的儿子白发大倭根子命作为第22代天皇清宁天皇即位（480年），但是清宁天皇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子，他的周围的人们都担心皇统是否能够延续下去。

有一天，一个叫小弢的到播磨国(日本古代令制国之一，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兵库县南部)出任长官，清宁天皇二年（481年）11月、当地的豪强为他接风，在宴会上，两个豪强的使唤人出现在宴席上，他们边舞边唱，唱词中表示他们就是被雄略天皇杀害的市边押盘皇子的两个儿子□□亿计王（后来的仁贤天皇）和弘计王（后来的显宗天皇）。清宁天皇派敕使前往播磨国的明石迎接两兄弟，翌年将二人迎入宫中，让亿计王做东宫王，立弘计王为太子。

这年5月，清宁天皇驾崩，弘计王作为显宗天皇登基。

显宗天皇即位以后，他们找到了埋葬父亲的地方，为他修墓。然后他们想向杀害父亲的凶手雄略天皇报仇，以慰父亲之灵，但是雄略天皇那时已经死了，于是显宗天皇想派人去破坏雄略天皇的坟墓。

这时亿计王说：如此重大的事情岂能派别人去呢？让我一个人去吧，保证按照天皇您所想的那样去做。

显宗天皇：好吧。你就去吧。务必要像你所说的那样去做。

亿计王到了雄略天皇的陵前，只在陵墓的旁边稍微挖了一点土，就回来了。

显宗天皇觉得亿计王回来得太快了，觉得可疑，就问他：你去毁陵毁得怎么样了？

亿计王说：只把陵墓旁边的土稍微翻了一下。

听他这么说，显宗天皇很不高兴，他说：如果要想为父亲报仇，就应该把他的陵墓全部毁掉，你就翻了一点土那是怎么回事？

亿计王回答说：是这个道理。为了给父亲报仇雪恨，想向大泊濑（雄略）天皇之灵复仇，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大泊濑（雄略）天皇一方面是和我们有杀父之仇的不共戴天的人，但也是和我们有血缘关系的叔叔，还曾是统治天下的天皇。如果现在只重为父报仇之志，完全毁坏了曾是治理天下之君的陵墓，后世的人们一定会诽谤并讥笑我们。但是父亲之仇必报不可，因此只在陵墓的旁边翻了一点土，以示其辱，以告后人，此乃足矣。

显宗天皇感慨地说：你所做的合情合理，就按照你说的做吧。

显宗天皇和伍子胥的不同做法，可以说揭示了中日文化在生死观，尤其是对待死者的文化的不同的原点。在日本人看来，不安定的“死灵”或曰“荒灵”，死后经过一定的时间，经过一定年数的供奉，“死灵”会逐渐失去个性，成为了完全失去了个性的，偌大无边的“善灵”——“祖灵”的一部分，这个祖灵是神圣的，它将呵护国家与万代子孙，而在中国人看来，“盖棺论定”，一个做恶的人，如果不在生前赎罪，最后作为一个恶人死去，就将万世不劫。死，不是一个由恶到善的转折点，而是“盖棺论定”之结论的延续，死，不能使恶人摆脱罪与罚。

同时，在日本人看来，死者与佛是同格，他们把死者称为“佛”，他们把献在墓前的花称为“佛花”，把供奉死者的牌位成为“佛龛”，日本镰仓时代净土真宗创始人亲鸾说：“连善人都能成佛，更何况恶人”，死不仅是一种全方位的肯定，更是一种无限的升华，这种升华接纳一起死者。而在中国人看来，作恶至死，是绝不能成佛的，而只能接受永远的审判与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