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四

■张石

但是从上文的大月薰的回忆和温惠臣的回忆来看，孙中山那时住的房子，并不是“那七扭八转的楼梯上肮脏、潮湿的小屋”，而是楼下很宽敞的大房子。可能这是作者根据15年以后的这座或已许久没人居住的房子的状况的联想。

至于大同学校的事，确实维新派和革命派发生了争执，也发生过校方和信仰基督教的学生发生冲突的事，但是似不应该发生在“明治三十年”，而所谓“他遂与身为基督徒的中华会馆的董事等共谋，成了火烧大同学校的急先锋”，则不见史料记载。

横滨大同学校是现在横滨山手中华学校的前身，是在1898年在革命党人孙中山、陈少白等人倡议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大力协助下，由横滨华侨自己创办、自己经营管理的全日制学校。孙中山还为学校其了校名叫“中西学校”。当时革命党人和改良派的对立还没有呈现出来，陈少白托学校董事去上海找正在办“时务报” 的梁启超，求他向大同学校派教员。当时正值康有为也在上海访问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推荐下，其高足许勤、林奎、陈荫农一起来到横滨。

据冯自由《革命逸史》介绍:"(康有为)所谓公车上书以后，声名渐著，过两年再到北京，创办一会，叫强学会，交结日广，他还私下见光绪帝，光绪颇为他所动，他自然兴致勃勃，野心亦从兹发动，知道他的学生在横滨，与革命党人交游密迩,于是他前途有所不利，就写信给徐勤等，说不日我有大拜之望，尔等务宜与革命党人断绝来往。遮免受其所累”。

“同时校内董事多人，以及许多商人，听到康有为要做宰相，也都偏向那边去，对于孙先生非常冷淡，就是支会会长冯镜如和他的兄弟冯紫珊，也改变了态度。”(冯自由《革命逸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23页)

“戊戌（一八九八年）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徐勤等先后逃亡日本，有大同学校及《清议报》为其宣传机关，实为旅日保皇党徒之全盛时代。是时横滨兴中会员多受康、梁煽惑，存者无几，只有尤列所创中和堂尚能别树一帜，此外三江帮及基督教徒因其子弟为大同学校所排斥咸怀不满。盖大同学校原属全体侨商集款建设。教员徐勤、陈荫农等囿于地方主义及孔教思想，遂有排斥他省及基督教之行动。于是江浙派之郭外峰，基督徒之赵峄琴、赵明乐、关国义，中和堂之翟美徒、杨少佳、廖翼朋，中立派之鲍伟昭、卢荣彬诸人，乃募款另创华侨学校，与大同学校互相对立。总董为华俄道胜银行买办郭外峰，而赵峄琴、廖翼朋副之，前后所延教员有廖卓庵、杨计伯、胡毅生、桂少伟、梁博君、陆霭云诸人，均与兴中会略有关系。”(搜狐读书http://lz.book.sohu.com/chapter-11994-111115317.html)

据说有一天孙中山前往大同学校，桌子上放有“孙文到，不接待”的字条，学校的校名也从“中西学校”改为“大同学校”。孙中山此后也没有再来过大同学校。

而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1月18日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写给当时的外务大臣青木周藏的秘密报告“(秘甲第三十二号)有关清国人的报告”中写道∶

横滨居留地在留清国人设立的大同学校的总理及其它董事的任期结束，预定进行改选，为此有两派正处于对立状态。一派是康有为派，这一派希望现在的董事等连任，也就是所谓维持现状派。另一派是抱有比康有为更加激进见解的孙逸仙派。也就是所谓通过董事改选的机会，把自己的同志选上，策划改革的所谓改革派。本月十五号，维持现状派的有志者汇集在中华会馆，确定了有选举董事资格的人为二百多人，包括在外国馆里经营商业的和经营规模很大的清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