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后的战略策略
中文导报讯日前，“旅日华人学者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举行，与会者分⑴东亚文明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⑵中日关系中的国际因素，⑶中国今后的战略策略等三个部分对中日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参与讨论者：熊达云（山梨学院大学教授）、赵宏伟（法政大学教授）、于保田（日本女子大学教授）、毛桂荣（明治学院大学教授）、杨世英（东北学院大学教授）、刘迪（杏林大学准教授）、郑成（早稻田大学准教授）、王元（东北文化学园大学准教授）、张玉萍（东京大学非常勤讲师，第三届“山口一郎”纪念奖得主）、张剑波（早稻田大学非常勤讲师）、黄斌（早稻田大学非常勤讲师）、李若愚（复旦大学博士生）等参加了讨论。会议由王元主持。
⑴中国：和平崛起
【张剑波】前半王老师提到了“PSPs”，我对中国的定位是：发展中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复兴”是文明史意义上的复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六十多年，中国产业经济的发展速度年均达近10%，这在世界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近十年，中国经济由世界第八位上升为第二位，相继超过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每超越一个国家，中国与该国的关系便会出现一定的困难，但两、三年即得到基本恢复。如果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关系有可能在短期内恢复。
如何给中国定位是个基本问题。中国自身在自我定位时一般说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还不到日本、美国的十分之一，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八十九位，与发展中国家为伍。国内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非常严重，自顾不暇。但外部世界一般强调中国是大国甚至超级大国。事实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军费开支也是世界第二，虽只有世界第一的美国的约五分之一，但占世界第三位的俄国的两倍多。因此，中国既是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今天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将是个发展中的“超级大国”。
“改革开放”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冷战结束后，邓小平制订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中国“韬光养晦”了近二十年。近年来，中国由“韬光养晦”逐渐变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并重，“有所作为”的倾向越来越明显。“韬光养晦”意味着在一些问题上忍耐，甚至是忍辱，有些国家习惯了中国的这种姿态。近年中国的姿态有所变化，一些国家很惶惑。因此，中国需要向外部世界说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要昭明自己的哲学、理念、原则，多做说服工作。外部世界则需要适应新的变化，明白以往的经验、常识在失效，今后将会不断有“新情况”出现。鉴于下面将提到的原因，做到这一点对日本来说尤其困难。
【黄斌】中国的强势崛起已经不可阻挡，这是世人的共识。问题是中国的崛起能够走多远，是否能够成为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
【王元】我对中国成为美国那样的世界国家或者SP（超级大国）不看好。我不是说10，20年里实现不了，而是说即使有更长的时间也相当困难。实际上中国现在连美国的G2都没接茬。所以我虽然提出了“潜超”（PSPs，英文Potential Super Powers的缩写，即潜在的超级大国）这一概念，并不同时认为中国会更进一步抖落这个“潜”字，而成为一个美国那样的SP。其实美国之所以成为SP，主要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然。战后世界万马齐喑，美国一枝独秀。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成为SP也有瘸子里选将军的一面。事实上美国在1960年代以来一直在走下坡路，当然不是直线下降，而是呈几经波折的下降趋势。以前曾经有过一个叫做“趋同”的理论，我们看到，在世界大致和平的时代，各国各地区逐渐“趋平”。除非是实现世界大同了，趋同很难，但是趋平却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可能的。
前一段时间流传，因为南水北调不解北京之渴，武汉位于中国的正中间，而且水源丰富，所以武汉将成为中国的新首都。我就让学生在地图上把武汉的位置找出来。孩子们找来找去找不到，急得抓耳挠腮。我用红纸做了十面小旗，让他们毛估，把旗子插在他们认为应该在的地方。结果十个小孩中九个插在了西安和成都之间的九寨沟！的确从行政地图上看的话，汉中，天水，九寨沟一带位于中国的正中间。
从地理环境方面看，中国东边是大海，西边是高山，北边是大漠，国家重心所在的东南部的主要部分是一个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陆岛。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起，这块被称为“内中国”的土地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中国的版图看上去伸缩增减，历代都有变更，但是这些版图的变化对人口的影响不到一成。虽然现代世界，地政学的因素越来越小，越来越不成为问题，但是毕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尽管人口众多，但汉语的地区分布集中在中国大陆，其世界性远远低于英语。另一个不利的因素可能来自中国自身，这就是中国的食草性。尽管中国现在看上去比较食肉，实际上中国现在处于饥不择食的阶段，只不过是饿得久了，北极白冰，西域黄沙，南美绿树，抓来就往肚子里塞。但是这一阶段快要过去了，中国将逐渐恢复其食草本性。今后中国甚至会进入宋朝那样食不厌精的阶段，到那时候，中国人将沉溺于文化而不思“进取”成为世界国家，更不用说成为霸权国家了。
【赵宏伟】对于政治家，或说政客，他冷澈的心底一般认为，在中国民族问题没大事！13亿人口中，汉民族占92%，简直可以说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没被完全同化，所以还有时闹出点事的就是藏人600万，维族1000万，总和也就占全国人口1%多。其中大部分又已经被收买了和正在被同化。少数派的反抗精英又大都跑到了国外，在接受异国同化。
中国是安是乱，是和是分，自古以来是中国人自家在争天下。争来争去分分合合，数千年。每次分合都使大中国年轻一轮，扩大一圈。最后一次，天皇差点移驾北京，把日本也带进来。这就是老大中国，越老越大的轮回。翻翻世界史，天下独一份。我在一本书中把它称为“红洞”。
联邦制，可不是好玩的。我跟日本学者侃过：真搞成了那有可能演化成一个大中国威胁。联邦框架可以装入港澳台，也可以装下大东亚，新加坡会首当其中。那时，中原汉族推出一个秦始皇或汉武帝，应该是河南人吧，东亚就不知如何是好了。日本人很熟悉孙中山嘛，当年孙讲的联邦，就把印度支那呀缅甸兜进来了嘛。所以说，还是让老中只搞共和别兴联邦为好。
【王元】在今后很长的考历史时期里，中国恐怕都只是几个PSPs中之一而已。尽管可能会比较靠前，但是由于缺乏像美国当年那样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成为SP的可能性不大。一个人口问题就足以让中国裹足不前了。福山话说得偏了那么一点点，其实他的世界终结论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我猜想他本来想说的不是什么“民主主义”而是“美式超级大国”。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过是一件衣服而已，是一种做法而已，福山那么聪明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如果世界到“民主主义”就嘎然而止的话，那也太可悲了，不过如果改成“美式超级大国”的话，我想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会不会反对的。趋平并非绝对的趋平。而是一种与自然环境更相宜的，或者说相应的状态。是一种较少受到文化和政治因素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将会得到一个多中心的世界。
所以中国成为一般性的大国绰绰有余，但成为世界国家先天不足。跟20世纪前半的日本有些类似，处于上升期的中国现在也有一种想看一看自己到底能上升到多大高度的心情。但是跟日本不同，中国对自己大概能上升到多大高度心里是有底的，大致上知道自己的止境。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的速度一大部分来源于所谓的后发优势。中国的这种后发优势很不一般，它是一种中国作为PSPs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后形成的一种极其强劲的巨大应力。尽管如此，后发优势用完以后，中国必然会面临发展减速的问题。首先就是经济减速的问题。
【杨世英】现在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主要是受金融的影响和中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的结果。中国国内有大量的过剩流动资金。而且数量庞大在找不到出口的时候、会出现反弹。中国国内的金融系统很脆弱有不敢放债。现在的通货上涨、物价上涨已经导致了社会不安。所以减少向市场的资金排放是一个因素。此外、中国国内经济正处在由资源型经济成长向技术革新型经济成长过渡。早晚都会出现经济减速。因为技术革新技术进步的同时、企业有一个学习过程。在整体经济的表现就是减速。其实中国经济的超速时代不是正常的。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才会有效。
【黄斌】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虽然都是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基础的，但是同样需要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国古代的“尊王攘夷”、今天美国的“民主人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大国主导国际关系寻找政治合法性外衣。这个问题看来很虚幻，但是对于一个大国崛起的进程来说，它又是极为重要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所谓的“道”，可以说就是指这种政治上的合法性。那么中国是否“得道”了呢？
【赵宏伟】毫无疑问，习总开始了全面进攻外交。是什么外交理念？是否认为，只有咄咄逼人以攻为守，显示出对手无法忽视的外交实力，才能让老美识时务，才有可能搞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习总逼各国表态坚定相互支持核心利益。结果还没逼到头上，澳大利亚和印度外长就明确表态不会跟美日搞包围中国。这就跟当年要求各国承认一个中国似的，成为中国的外交主题。习总又扩大博鳌论坛，不只亚洲，把奥新墨西哥哈萨克赞比亚元首也都叫来了，缅甸总统也来，叫了十几国元首和总理。天朝愣邀，谁敢驳面子！大家来了，就成就了会盟，造出了势。这次南非峰会，南非也把非洲十几国元首和七个非洲组织主席也都叫来陪会了。这完全是老习风格，应是中国方面出的主意。借势迎美卿来访，再逼老美表一点什么态，从没想过包围中国之类的。这就彻底孤立了日本。习总在外交上挺玩命的。凤凰台讨论节目，用上了全方位、以我为主、以攻为守的词句，看来大家都用同样的词。
【张剑波】中国至少在近代以前的几千年里是基本保持了世界上最富有、最先进的地位，是人类代表性的几大文明之一。一百多年前，欧洲超越中国，几十年后，中国有望再次超越西方回归几千年一直保持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近现代以西方为中心的两百年只是一个“变则”，文明的重心正在回归到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
【杨世英】十八大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且现在是最接近的时期。这可能是看在中国的经济力(GDP总值)的全世界第二、我不敢说。但是30年以来的经济高度成长给中国增强了信心这一点是无疑的。而再当今世界国际政治格局下、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很重要。像日本韩国。日美中或者日韩中的美国。最终还是美国牌。
【黄斌】建国初期，中国输出革命，意识形态对抗带来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这自然是一种“得道”，但是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同样引来了无数的敌视，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失道”。得失相较，“失道”显然大于“得道”。此后中国被迫放弃了输出革命，大力提倡“和平共处”，顺应了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的世界潮流，这自然也是一种“得道”。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的这一立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和平共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理念固然保护了自己，团结了众多不甘超级大国随意控制的国家，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理念无疑成为了中国进一步发挥影响力的桎梏。中国需要为自己的强势崛起寻找新的政治合法性理念。
前面有人提到中国需要成为“文化大国”，还提到中国应该更多地树立自古以来不侵害他国的“素食性”形象。这些无疑可以成为中国发挥国际影响力的合法性依据，我都是极为赞同的。不过，中国迈向“文化大国”的努力能否取得成功，自古以来的“素食者”形象能够在其他国家取得多大程度上的共鸣仍然存在着许多的未知数，形势不容乐观。
【王元】说中国的复兴是文明史意义上的复兴恐怕有多层的意义。首先，中国这样的巨大国家的复兴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凑到一起很不容易。这种文明史意义上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而一旦这些因素凑到一起，那么有可能就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而是一批跟中国类似的国家和地区一起或接二连三地复兴。有必要把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今天的中国的崛起联系在一起看待，它们是一个连续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其次，我们看到，日本之所以在这里没能取得进一步成功的原因跟其曾经一度很成功的原因是类似的，日本在亚洲问题上三心两意不够坚定。近代以来，日本的现代化被日本人自己也被别人认为是“脱亚入欧”。中国同样也从欧美以及日本大量引进现代文化成分，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相当程度上被欧化或西化了。但是尽管中国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也不少，但是中国被认为“入欧”不“脱亚”。现实中中国不需要主观上致力于扎根亚洲，不需要以亚洲为荣，因为中国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亚洲。因此中国不试图成为什么亚洲跟世界之间的桥梁，更不试图从亚洲搬出去。这样的话，这种以中国为代表的文明的复兴本身会成为一项指标。中国这样的巨大国家的复兴会产生巨大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其结果有可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产生一定的作用。
我们常常不自觉地把超级大国(Super Power）跟霸权(Hegemony盟主权)混在一起用。但实际上，我们这里混用的是超级大国跟霸权(supremacy至高权)。因为美国身兼二者，在现实世界上这二者是一个东西，所以被别的国家混为一谈对美国来说可以说是既冤又不冤。今后的中国不妨朝“不称霸的超级大国”发展，中国古代“天下”等概念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做的还不够好，如果加上我们前半提到的“素食”概念，应该是一个方向。中国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被人称为超级大国，中国应淡然处之。超级大国只不过是一个超级的大国而已，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霸权主义。
⑵以史为鉴
【李若愚】我们在中日关系中每每呼吁日本应“以史为鉴”，然而日方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却往往令人失望，我想这与日本的历史观是分不开的。日本史学中所谓“东大学派”脱胎于德国的“实证主义史学”，最早由“实证主义史学”开山鼻祖兰克的忠实弟子里斯传入日本，又经白鸟库吉发扬光大，其理性主义史学之色彩是十分浓厚的。而理性主义史学的基本观点正如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所说“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个民族和各个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因此历史在中日关系中与其说是一面镜子，不如说是屈从于现实充当了“幌子”的角色。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一点在日本对于争议领土的处理上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结果，历史在政客手里与其说是一种依据，不如是一种“工具”。在政客手里，历史就变成了胡适先生所说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此我们更要认清政客嘴里的“历史”并非学术上的“历史”，而应从现实的历害关系中对其加以考察。
【熊达云】就是有些所谓对华理解比较深的中国通，有时也会带着一副有色眼镜看中国，这副有色眼镜就是西方价值观或者说西方的文明理论。中国这么一个有十三亿人口、五千年文明史、文化传统互异的几十个民族组成的东方大国，在近代100多年的摸索过程中，吸收引进了很多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西方文明，例如中国抛弃具有2000多年传统的中华法系，采用以德法为中心的大陆法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那一套，适当地保留、或者经过改造传承一些历经数千年形成的政治、文化智慧，是中华民族赖以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在用西方价值观武装起来的一些日本的中国通看来，现行中国的几乎一切都与西方文明不合，因而都是不妥甚至是错误的，需要对之进行理论批判。作为中国民众需要虚怀若谷，倾听任何理性甚至非理性的批判和建议。
【王元】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日之间的“友好外交”彻底失败了。其实，始于毛泽东周恩来时代的“友好外交”是一个长期执行下来的政策，既有失败的部分也有成功的部分，不能一概而论。“友好外交”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中日之间“有仇非敌，仇消即友”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意识的背景下，中日关系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科技交流，文化教育交流发展到今天的水平，这一政策功不可没。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日本没有追随西方，继续维持了跟中国政府之间的高水平关系，这对后来中国跟西方之间迅速恢复关系，WTO加盟，北奥以及上海世博申请以及成功，都是有意义的。中国有今天的经济水平，与跟日本之间维持了比较良好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应该肯定这一点。
但是，无需讳言，“友好外交”的最初的目的之一即“消仇”的部分显然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这一点，我觉得两个国家都有一些责任。不过两个国家的责任是不同的。中国一度在精英阶层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在一般国民层次上失败了。政府结果发现在改变民众仇日心理上困难重重。日本则主要是精英阶层中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处于分裂的状态。而随着中国强势崛起，一度有所进步的日本民众阶层现在则出现了后退，其结果呈现为日本社会总体上的右倾化。
总的来说，“友好外交”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特殊的外交战略，属于一种依赖来自精英阶层高度控制性质的外交战略。21世纪以来中日之间面临着从友好外交向一般外交转型的压力，两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变化都使这种战略的执行越来越困难，今后战略互惠是必然方向。这是现实，也是历史趋势。问题在于这个外交转型的时期，由于旧的体系趋于崩溃，新的体制尚未确立，各种危机潜伏，特别需要注意。
【黄斌】韩国现在有一股翻案风。比如重新审视当年的亲日派。说他们当初对于推动韩国现代化的作用，还有就是说当时他们也是受骗了，对日本的侵略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但是他们本心还是要推动韩国的现代化的。动机跟结果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差距，很难准确评价等等。
【王元】一些韩国的学者，包括一些在韩国的日本学者，他们把韩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重新整理了一下以后认为，如果当年不是被日本中断的话，朝鲜半岛也能通过自身的力量像日本那样实现现代化，因为韩国的文化中并不缺乏构成现代社会与文化的因素。这一点跟中国国内最近的一些议论很相似，我们也同样认为自己是一个被中断的现代化过程。如果有个50年连续不断的发展，中国说不定也会怎样怎样。可事实上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李若愚】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历史不能假设。
【王元】但实际上我们同时又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如果真的不能假设的话，历史学就成了单纯的考古记事的学问了。我一直怀疑说历史不能假设的原因是因为偶然的因素太多，人力无法穷尽。我记得国内以前经常讲“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很难解释，不过我想这里的“就要”是“就会”的意思，而不是“应该”的意思。然而“就会”也是相当刺耳的一个词，因为这个词中包含了很重的宿命色彩。历史学里的宿命论同样也经常被批判，原因就在于宿命论走到了了假设的另一个极端。学术研究避免不了假设，重要的是不能把假设前提下得到的结论当成历史的必然，它只不过是一种可能而已。
【李若愚】我们现在是在已经知道了结果的情况下对历史进行评价的。但是历史上的人物却实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行动的。所以一味地批评古人似乎不够公允，也需要抱有一种理解他们的态度。
【熊达云】作为研究者来说，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否也应该有一种敬畏精神，对于被研究对象形成的历史、存在的必然性和现实意义作一番考证和分析呢？我个人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对研究对象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才能让被研究的对象心悦诚服，受众也能从中分享学者的智慧，对现实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日本的一部分对华研究缺少的似乎就是这种对研究对象的敬畏精神。迎合媒体口味、迎合部分政治家反华、排华心理的所谓中国研究只能起到破坏两国人民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努力的作用。
【王元】熊老师指出的这种现象现在越来越明显。其结果之一就是，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在自由民主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上有了一定长进，日本社会对中国的评价反而降低了。不过我觉得对此我们恐怕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更多的视角。之所以会如此的原因恐怕不止一个，另外的一个可能跟日本社会的时代变换有关。老一辈的有战争经验的，渴望和平，积极反省战争原因人陆续过世。跟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新一代成长起来，成为日本社会的主体。要求这一代人向上一代人那样，不仅有一个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恐怕也还有一个合适不合适的问题。赎罪意识可不是一种可以遗传的基因，而且罪本身也不及他人。当年我们都没有怎么追及，现在今后恐怕就更难了。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一天早晚会来到。现在和今后的日本新一代不会向他们的祖辈和父辈那样看待中国。我觉得我们现在站到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上，我相信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我们也照样能够获得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世人的尊敬。
【于保田】熊老师指出的现象反过来也可以用到研究日本的中国学者身上。不过我觉得对中国来讲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有一类在日本大唱皇军经营满洲国，讴歌侵华颂辞，在国内则是比谁都更爱国的的两面派。彼国踩黑，本国趋红，左右逢源，红白两道，都不耽误。这种人不仅误国而且误己，天下哪有这等好事，其得益不过一时，五颜六色去化妆，抹来抹去也盖不住瘢痕，更黑。
⑶钓鱼岛问题
【黄斌】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领土争端，即便是美国和加拿大那样的亲密盟友之间也存在着北极海航道等主权归属问题悬而未决。由于往往被视为民族主义的象征符号，伴随着强烈的民族对立情绪，领土争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到目前为止，得以成功解决的案例少之又少，而且往往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例如阿尔萨斯地区的主权曾经反复易手，法德两国对它的争夺长达几世纪，牺牲了无数生命才最终达成了妥协。中日两国都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遵循老一代领导人在事实上达成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共识，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符合实际利益的明智选择。
【王元】领土争端难以解决是因为大家看问题的立场方法各不相同。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双方主观认识上有所不同，而且也有客观现实本身不断变迁异化的问题。领土争端大多是历史留下来的问题，各种不同的因素交织其中，而各国只关注其中对己方有利的因素。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领土争端悬而未决并不一定就会妨碍两国之间交好。问题在于常常会出现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爱国贼，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以爱国的面目出现，不惜利用领土争端制造更大争端甚至把双方引入战争。
邓小平说他们那一代人脑子不好使，下一代人或许聪明，能够想出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方法。现在看来，我们这一代人在智慧上不仅没进步反而退步了。东京都上演购岛闹剧，民主党政权想来想去居然想出了一个国有化的下下策，声称这样就可以阻止东京都的购岛案了。当世人都是傻子。国会里的三百个臭皮匠也没凑出来一个诸葛亮，可见中国的有些老话有的时候说的也不准。日本偌大一个国家，连一个购岛案都阻挡不住，当年为什么会一错再错，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之路，看了这件事后也该明白一二了。中国也一样，一看日本马失前蹄，认为机会到了，叫嚷“一举拿下钓鱼岛”。既然我们这一代还不如上一代人聪明，想不出什么解决的法子来，那么不如还是回到上一代人的搁置方案去来的省事一些。
【李若愚】对于中日领土问题的解决，我很赞同小平同志提出的搁置争议的原则。就中国而言，我们已有通过搁置争议最终解决领土纠纷的先例。中日间的领土问题所涉及的范围还远小于中苏（俄）间的领土问题。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双方要回到谈判桌上来，遵循原有的共识，通过谈判开诚布公地解决当下之分歧。我们强调过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就是要面向未来避免悲剧的重演。中日两国的和平相处，不仅有利于两国当下之利益，更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历史责任。
【黄斌】中国这几代领导人在解决领土问题上，还是非常有魄力和诚意的。我在十年前初来日本的时候读过中岛岭雄的一本书，认为日益崛起的中国不足为虑，因为中国与周边各国的边界线大部分没有划定，存在着众多的领土争端，当时给我的感觉比较震撼。然而十年后，中国已经将长期悬而未决，甚至爆发过流血冲突的漫长陆上边界基本划定，北部湾等海上边界的划定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大为改善。而与此相反，日本却在领土问题上裹足不前，甚至搅弄得局势非常紧张。现在某些日本媒体还在天天渲染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一些政客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去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煽风点火，不得不说他们缺乏大局观，看不到近十几年来中国在和平解决领土问题上的诚意和已经取得的巨大成果。
【王元】所以中日领土纷争问题的解决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说容易是因为钓鱼岛毕竟只不过是一些面积很小实利不大的岛屿，问题在于现在正在势头上，双方都头脑发热，谁也不肯让一步。
当年两国政府之间有没有搁置的默契？如果有的话就应该遵守，不愿意的话，应该先废掉这个约定。约定就是约定，你可以先废掉它然后才不遵守它。天底下没有想遵守的时候说有不想遵守的时候说没有的道理。日本现在说要改宪，想要修改和平宪法。我就不反对。这是日本人的内部事务，我作为一个外人不能说三到四。日本现在总在说德国已经多少次改宪了，为什么日本不能改？其实日本应该反过来自问，为什么德国多次改宪都没有人反对，日本还没改呢，周边国家就叫起来了？
【毛桂荣】邓小平记者会见等场合说“搁置争议”，日本似乎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没有表态，没有见到公开的资料说日本赞成或反对“搁置争议”。
【王元】中日之间有没有搁置一说？应该说是有。不过，确切地应该说是日本默认了中国方面提出的搁置方案。中国当年说搁置，日本并没有反对，不光是嘴上没反对，并且还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不反对。这些事实几十年来全世界人都看到了，美国最近表扬日本的“品格”，我想指的就是日本在搁置争端这一点上比较合作。2010年的“撞船事件”之后民主党的前原诚一曾经否认过有搁置一说，我并不认为这标志着日本翻悔了。我们看到，被人在媒体上批了无知以后，前原也没有再提。而且民主党政权把中国船长释放遣返，应该说这也是本着搁置原则作出的结论。这次民主党政权也没有否认这一点。媒体上混赖的家伙也有，说是日本并没有跟中国达成搁置协议。但是遭遇有关人士的反驳之后就沉默下去了。加藤紘一，田中真纪子，野中广务，福田康夫，熟知当时情况的有关人士现在大多还都建在，而且敢于挺身而出。想靠胡赖恐怕赖不掉。我们看到，石原慎太郎虽然右但是并不赖账，11月30号他在日本记者俱乐部被追问钓鱼岛搞成这个样子（指中国公船在钓鱼岛连日公然巡航），责任何在时，就曾回答过，说是责任在当时的自民党，因为是自民党政权跟中国之间达成了搁置妥协。石原也是熟知当时情况的有关人士，他对搁置愤恨不已。中日之间不能连这条底线都没有了。以前阿扁曾经否认过“九二共识”，下场如何，有目共睹。
钓鱼岛问题在我看来有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日本当年把钓鱼岛占为己有的法理不足。来自冲绳的一些资料対日本不利。我读过一则，当时明治政府想把钓鱼岛划到冲绳去，跟冲绳人商议，要他们站出来主张钓鱼岛是冲绳的，结果冲绳人回答说，钓鱼岛是冲绳的，但是我们听说清国也拥有同名的岛屿。读了以后很有感触，冲绳人长期夹在中日之间，深具外交智慧。而现在则是吞下去的吐不出来，结果卡在那里。二是日本几十年来实效支配，功劳不多苦劳不少。所以我觉得钓鱼岛问题，妥协的余地还是很大的。继续搁置也可以，再次搁置也可以，实在不行，委托第三者代管，比如请联合国托管也可以。
现在国内有一种舆论，认为石原购岛案使民主党政权马失前蹄，认为机会到了，可以趁机一举拿下钓鱼岛了。我反对这种乘人之危的想法，日本人必将怀恨在心，这会引起无穷的后患。当然这一次是日本单方面毁约，因该承担一定的毁约责任。不过中国方面也不应该乘胜追击，还是回到搁置原状去比较好。中国应该记住，承担一定的毁约责任为的是汲取教训，避免今后出现同类事情，而不是最终解决岛屿的最终归属问题。
【刘迪】总的来看，挑起钓鱼岛争端，对日本保守集团凝聚人气有利。日本民族，在没有“外压”的时代，很难实行“举国体制”，中央权威也很难号令天下。这次钓鱼岛争端势态扩大，尽管存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但最大黑幕就是石原慎太郎。他的意图首先是挑起中美对立，他希望看到日本表面上站在美国一方，其实不过是想渔翁得利。我个人觉得，中国高层正在摸索软着陆的时机，但日本统治集团认为中日目前这种紧张状态，可以将其描绘成为一种对日本国民的“外压”，这更便于自民党推行其独断政治，维持其民调支持率。因此日本不会从这场争端中撤出。维持这种状态，对日本有利。这种事态如果长期发展令人担心。
【黄斌】我也认为石原等人的真正目的，并不仅仅在于通过购岛宣示主权，而是希望通过挑衅引起中国的反击，人为制造“外压”，以实现将日本社会舆论整体推向右倾化的目标，事实上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过去石原的老朋友李登辉曾经向日本学者坦诚，自己挑动海峡两岸紧张局势引来大陆的强烈反击，从而激起岛内民众对大陆的反感，为其竞选台湾总统铺路，这一策略取得了预期的成果。看来石原同样深蕴此道。
如何回击这种挑衅呢？当然不能给这些政客可趁之机，因此必须在原则问题上站住脚跟，但是同时又不能一味地猛攻猛打。那样的话很可能会适得其反，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误中对方的圈套，被对方借力实现误导国内舆论的目的。关于这一点，希望中国的外交部、国家海洋局和军队等相关部门能够加强横向合作和纵向领导，把握好反击的力度和方式，真正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郑成】从历史上来看，邻国关系容易发生战争，因为冲突较多。今后需要找出一些共同点，大的方向，就像刚才张老师讲的文化。当然，文化是否真有那么大的力量很难说。不一定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王元】解决的方案，方针在于搁置争端。还是我刚才说过的，两国政府之间到底当初有没有搁置这一说？如有，那么就简单的很了，履行就是了。当然，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拿出不输于上一代人的勇气，一举妥善解决钓鱼岛问题的话也不会有人反对。不过我想这个“一举解决问题”里不存在军事占领的选项。
【黄斌】解决钓鱼岛问题无外乎军事、外交以及国际法院裁决等途径。用军事手段解决且不说双方会出现人员伤亡，严重影响中日两国间巨大的贸易、投资等共同利益，而且有美国因素介入中国很难取得军事优势，即使在军事上控制了该岛也是后患无穷。因此虽然说军事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后盾，但是最终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外交途径的解决，第一步就是回到搁置争议的共识上。选择权在日本方面。但是仅就日本目前的国内政治氛围来看，我个人并不乐观。日本频繁的政权更迭和饱受经济低迷、政治混乱以及外交失败之苦的脆弱民心，使日本政府领导人近期在这个问题上，很难从日本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回到搁置争议这一共识。
最后还有一种解决的方式，就是国际法院的裁决。事实上几十年来依靠这种方式成功解决领土争端的案例并不多，不过近年似乎有增加的趋势。目前还很难断定这种方式的利弊。不过我觉得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1、如果中国提议将钓鱼岛问题提交国际法院裁决，日本有可能不得不接受，从而使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存在争议的荒谬立场不攻自破。在独岛问题上，日本也曾向韩国提议将这一问题拿到国际法院裁决，却被韩国以不存在争议为由拒绝。现在情况反过来，如果日本拒绝的话，势必在独岛问题上陷入被动，遭韩国耻笑。2、提交国际法院裁决能够减轻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在中国日益崛起的过程中避免给周边国家带来以力服人、以强凌弱的印象，有利于树立“草食国家”的形象。
当然，政治是现实的。是否提交国际法院裁决，需要从中国外交的整体环境方面权衡利弊，不可匆匆得出结论。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值得进一步探讨。目前围绕钓鱼岛争端，学者们主要从历史角度寻找资料。然而这些历史资料在国际法上是否能够成为主权要求的根据，却较少有人进行系统论证。我个人非常希望看到更多这方面的研究。
【郑成】听了几位老师讲的，我有一些模糊的感觉。比如中国跟日本的关系会不会是一种零和关系（Zero-Sum Games），就想刚才王老师说的那样，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两次以后，会不会有第三次。这次结束以后，消解以后还会不断地有，还会进行下去吗？
另外我们现在处于这么一个时代，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各种各样的想法，有点像日本锁国时代，当时是根据那个时代的认识做出了那样的决策，那样的选择，今后如果能跳出这个圈子的限制，很多东西可能就会豁然开朗了。
【刘迪】迄今为止，人们都对韬光养晦的政策做了过多的阐释。其实，我们在选择自己行动之前，还是应该确定一下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今天的中国，是处于历史的V字上升期。这个期间的主要特点是经济迅速增长。尽管中国经济政治发展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国仍有可能在经济上超越美国。今天对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而是在价值观、政治体制、世界秩序方面怎样才能发展、设计一个魅力四射的模式。只要我们存在这样一个东西，我们的路就会很宽，很光明。至于钓鱼岛问题，今天我们把它看得很重，但是如果再过20年、30年回头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问题其实很小。这是因为，对于今天的中国，最缺乏的是一种文明模式的创造。中国知识界、政治家，应该以高度的见识与耐心，努力创造一种新型亚洲文明。
【王元】现在世界已经跟20，3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大国之间已经不存在征服被征服的可能。其实，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就能看出，连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都无法一举拿下阿富汗。我说错了，是拿得起来放不下。日本吞下了钓鱼岛却又消化不了，卡在那里不上不下，挺不好受的吧。所以我说，不管是现在，10年20年之内，还是今后，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大国都需要老实一点。现代战争，对所有的参战国都是得不偿失。
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山二虎关系”最典型的是甲午战争时期。鸦片战争后东亚传统的国际秩序崩溃，这一地区出现了新的群龙无首的局面，中日两国都在为成为新的蜂王做准备。由于路窄，结果当时两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迎头相撞，为了争夺世界强权俱乐部的出线权而大打出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时的时代，世界强权结构不可能给东亚更多的出线权。但是，今天随着世界的不断草食化，世界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日关系的零和性质已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各个国家都发现了自己的发展目标，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现在东亚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中日两国已经不必像从前那样狭路相逢了。这一点对我们认识今天的两国关系很重要。
【赵宏伟】大家也都掌握着的习兄的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以前，中国只是为了自辩没有中国威胁的事，而强调自己在走和平发展道路，恳求各位老少爷们放心吧。现在的习兄之言，倒过来解释就是，中国的和平发展是有条件的，老少爷们也都要对中国来和平发展才行，否则就没有跟中国共同发展，和平相处的事了。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王元】我觉得今后中国的战略策略可能会很简单：不战不和，不依不饶。其实拖延战术正是草食国家的长项，时间对中国有利。但是，如果日方有诚意比较合作的话，我觉得也不妨顺手解决一些问题。而日本相反应该是越早认识到这一点越好。以后日本的话语权有可能越来越小，现在确定游戏规则对日本越有利。中国对东南亚会让步，对日本让步的可能性很小。
⑷结语：在国内要自信不盲信，在国际要因变和乘隙
【王元】最后，有请熊达云老师作总结性发言
【熊达云】回想起来，日本总是在我们中国人由迷惘而觉醒，由觉醒而奋斗，由奋斗而向好的爬坡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来。每次中国都是瘁不及防，难以招架，最终败北。对于日本的这种勾当中国人当然应该口诛笔伐。但是我们还要在义愤填膺之后静思反省：日本为什么总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甲午战争之际，经营了2百多年的清朝虽说康乾盛世已成过眼云烟，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年英国人劝日本的军阀领袖山县有朋不要对华冒险就是基于这种判断。日俄战争双方力量悬殊，无论是国土面积、财政税收、兵力武器，无一项不是俄罗斯占据优势。然而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庞然大国都相继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除了日本善于旁大款，与当时世界最强国家结盟狐假虎威的外交狡诈外，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当时的清朝和俄罗斯的国内政治混乱、官僚腐败、民心离散。因此可以说，这两场战争的失败者乃是败于自己！
日本挑起对外事端很善于打舆论战和心理战。抢占“道德”高地，悲情演出，以获取不明真相者的同情。甲午战争日本打出的旗号是帮助朝鲜实现近代化，仍然坚持封建专制的中国妨害日本的“义举”自然应该受到严惩。与俄国开战使用的名义是帮助中国自立和独立，就连当事者的中国都对日本刮目相看，俨然以日本为打抱不平的好兄弟，更遑论毫无干系的外国了。结果如何有史为证，用不着我们再费笔舌。
应该说日本现在的套路并没有什么创新，还是历史上的那一套。在时机选择上、舆论导向上都能忽隐忽现地看到历史的陈迹。现在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内贫富差距巨大、官民矛盾尖锐、阶层对立激烈、社会共识撕裂，因此他们估算此时挑起领土纠纷，可以引发中国国内的矛盾，自乱阵脚而无暇他顾。在舆论、心理战上他们推行价值观外交，企图形成一个反华包围圈，孤立中国。
面对日本的组合拳，我们应该怎样应对？
首先，我们应该有定力。我们要扎紧篱笆，马备鞍，人披甲，以静制动，观其虚实。面对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应以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这是对的。但是自信不能盲信。我们要随时检视自己，改善自己，完善自己。现在中国社会呈现结构性腐败，已经到了处理不好就会亡党亡国的地步，说明我们的制度还存在缺陷；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状况恶化，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了偏差；社会共识难以达成一致，左右之争愈演愈烈，说明写入我国宪法以及执政党党章的指导思想还难以指导、统领当下情况复杂的中国。这就需要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社会精英、我们的普罗大众拧成一股绳，结成一条心，面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摈弃左右，捐弃前嫌，创造和完善适合于中国的现状、同时又符合世界大势的理论、道路和制度。这其中执政党的作用尤为重要。一个党、一个政府如果能够主动而不是被动、真心实意地而不是表演作秀式地体察民情、倾听呼声，不断地修正错误、改革自己、完善自己，就一定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历史的教训需要牢记。清朝之所以崩溃，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晚清政府不能主动、及时地倾听民意、顺应潮流，改革完善自己，待到不改不行，仓促应对的时候，老百姓已然等得不耐烦了，哪有心思跟着你一摆三摇地蹉跎前行，垮台乃成宿命。
中国现在的执政党不是晚清政府，党内虽有不少腐败分子和蛀虫，但总体上还是优秀分子占主流，人民与党的关系虽远不如战争时期的鱼水情深，但还没有蜕变为油水不相融。党的高层还能保持清醒，人民对党还怀抱热情期待。
其次，我们要善于抓住并利用战略机遇。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10几年前美国对我驻前南斯拉夫使馆的“误炸”，这一颗直贯地下三层的重磅炸弹，把我们国人从和平幻想中炸醒，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神州、沈阳和黑豹。我们应该感谢美国的反恐，正是本拉登劫持的两架民航飞机与纽约的双子座国贸大厦的激烈碰撞，延缓了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10年折腾，使中国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感谢WTO，正是WTO拥抱了中国，才使得中国可以堂堂正正的拥抱世界。中国虽然为此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但物有所值，我们不应该抱怨。但是上帝对中国的眷恋不会持久。这不，美国一宣布要重返亚太（严格地说不是重返，而是增强其在亚太的力量），它的小兄弟们马上欢呼雀跃，纷纷要跟随老大分一杯羹。我们现在的困难在于既要对付跳梁，又要预防背后的大佬。对于中国人民和政府而言，目前所处国际国内环境应该说是空前紧迫，时不我待，必须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妥善处理好国际国内的两个大局，中国才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国内问题已经讲过，不重复。在国际上，我们一方面要“有理有利有节”地揭露和遏制主要反华势力对中国的一切挑衅，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理解；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借势打势，灵活运用孙子兵法中的“因变”“乘隙”战术，待蛇出洞，狠打七寸。日本有些政客不是喧嚣修改宪法，重建国防军，否定日本军国主义战前所犯滔天罪恶吗，我们就放手让他们表演，反正天塌不下来，没有必要善意地提醒他们去注意什么后果。只有他们的表演淋漓尽致，全世界的人就能知道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那时我们就有了最好的靶子！
中文导报讯日前，“旅日华人学者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举行，与会者分⑴东亚文明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⑵中日关系中的国际因素，⑶中国今后的战略策略等三个部分对中日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参与讨论者：熊达云（山梨学院大学教授）、赵宏伟（法政大学教授）、于保田（日本女子大学教授）、毛桂荣（明治学院大学教授）、杨世英（东北学院大学教授）、刘迪（杏林大学准教授）、郑成（早稻田大学准教授）、王元（东北文化学园大学准教授）、张玉萍（东京大学非常勤讲师，第三届“山口一郎”纪念奖得主）、张剑波（早稻田大学非常勤讲师）、黄斌（早稻田大学非常勤讲师）、李若愚（复旦大学博士生）等参加了讨论。会议由王元主持。
⑴中国：和平崛起
【张剑波】前半王老师提到了“PSPs”，我对中国的定位是：发展中的“超级大国”。中国的“复兴”是文明史意义上的复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六十多年，中国产业经济的发展速度年均达近10%，这在世界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近十年，中国经济由世界第八位上升为第二位，相继超过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每超越一个国家，中国与该国的关系便会出现一定的困难，但两、三年即得到基本恢复。如果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关系有可能在短期内恢复。
如何给中国定位是个基本问题。中国自身在自我定位时一般说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还不到日本、美国的十分之一，在世界各国中排名第八十九位，与发展中国家为伍。国内贫富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等等非常严重，自顾不暇。但外部世界一般强调中国是大国甚至超级大国。事实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军费开支也是世界第二，虽只有世界第一的美国的约五分之一，但占世界第三位的俄国的两倍多。因此，中国既是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是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今天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将是个发展中的“超级大国”。
“改革开放”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冷战结束后，邓小平制订了“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中国“韬光养晦”了近二十年。近年来，中国由“韬光养晦”逐渐变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并重，“有所作为”的倾向越来越明显。“韬光养晦”意味着在一些问题上忍耐，甚至是忍辱，有些国家习惯了中国的这种姿态。近年中国的姿态有所变化，一些国家很惶惑。因此，中国需要向外部世界说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要昭明自己的哲学、理念、原则，多做说服工作。外部世界则需要适应新的变化，明白以往的经验、常识在失效，今后将会不断有“新情况”出现。鉴于下面将提到的原因，做到这一点对日本来说尤其困难。
【黄斌】中国的强势崛起已经不可阻挡，这是世人的共识。问题是中国的崛起能够走多远，是否能够成为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
【王元】我对中国成为美国那样的世界国家或者SP（超级大国）不看好。我不是说10，20年里实现不了，而是说即使有更长的时间也相当困难。实际上中国现在连美国的G2都没接茬。所以我虽然提出了“潜超”（PSPs，英文Potential Super Powers的缩写，即潜在的超级大国）这一概念，并不同时认为中国会更进一步抖落这个“潜”字，而成为一个美国那样的SP。其实美国之所以成为SP，主要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然。战后世界万马齐喑，美国一枝独秀。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成为SP也有瘸子里选将军的一面。事实上美国在1960年代以来一直在走下坡路，当然不是直线下降，而是呈几经波折的下降趋势。以前曾经有过一个叫做“趋同”的理论，我们看到，在世界大致和平的时代，各国各地区逐渐“趋平”。除非是实现世界大同了，趋同很难，但是趋平却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可能的。
前一段时间流传，因为南水北调不解北京之渴，武汉位于中国的正中间，而且水源丰富，所以武汉将成为中国的新首都。我就让学生在地图上把武汉的位置找出来。孩子们找来找去找不到，急得抓耳挠腮。我用红纸做了十面小旗，让他们毛估，把旗子插在他们认为应该在的地方。结果十个小孩中九个插在了西安和成都之间的九寨沟！的确从行政地图上看的话，汉中，天水，九寨沟一带位于中国的正中间。
从地理环境方面看，中国东边是大海，西边是高山，北边是大漠，国家重心所在的东南部的主要部分是一个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陆岛。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起，这块被称为“内中国”的土地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中国的版图看上去伸缩增减，历代都有变更，但是这些版图的变化对人口的影响不到一成。虽然现代世界，地政学的因素越来越小，越来越不成为问题，但是毕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尽管人口众多，但汉语的地区分布集中在中国大陆，其世界性远远低于英语。另一个不利的因素可能来自中国自身，这就是中国的食草性。尽管中国现在看上去比较食肉，实际上中国现在处于饥不择食的阶段，只不过是饿得久了，北极白冰，西域黄沙，南美绿树，抓来就往肚子里塞。但是这一阶段快要过去了，中国将逐渐恢复其食草本性。今后中国甚至会进入宋朝那样食不厌精的阶段，到那时候，中国人将沉溺于文化而不思“进取”成为世界国家，更不用说成为霸权国家了。
【赵宏伟】对于政治家，或说政客，他冷澈的心底一般认为，在中国民族问题没大事！13亿人口中，汉民族占92%，简直可以说是单一民族国家。还没被完全同化，所以还有时闹出点事的就是藏人600万，维族1000万，总和也就占全国人口1%多。其中大部分又已经被收买了和正在被同化。少数派的反抗精英又大都跑到了国外，在接受异国同化。
中国是安是乱，是和是分，自古以来是中国人自家在争天下。争来争去分分合合，数千年。每次分合都使大中国年轻一轮，扩大一圈。最后一次，天皇差点移驾北京，把日本也带进来。这就是老大中国，越老越大的轮回。翻翻世界史，天下独一份。我在一本书中把它称为“红洞”。
联邦制，可不是好玩的。我跟日本学者侃过：真搞成了那有可能演化成一个大中国威胁。联邦框架可以装入港澳台，也可以装下大东亚，新加坡会首当其中。那时，中原汉族推出一个秦始皇或汉武帝，应该是河南人吧，东亚就不知如何是好了。日本人很熟悉孙中山嘛，当年孙讲的联邦，就把印度支那呀缅甸兜进来了嘛。所以说，还是让老中只搞共和别兴联邦为好。
【王元】在今后很长的考历史时期里，中国恐怕都只是几个PSPs中之一而已。尽管可能会比较靠前，但是由于缺乏像美国当年那样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成为SP的可能性不大。一个人口问题就足以让中国裹足不前了。福山话说得偏了那么一点点，其实他的世界终结论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我猜想他本来想说的不是什么“民主主义”而是“美式超级大国”。任何政治制度都不过是一件衣服而已，是一种做法而已，福山那么聪明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如果世界到“民主主义”就嘎然而止的话，那也太可悲了，不过如果改成“美式超级大国”的话，我想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会不会反对的。趋平并非绝对的趋平。而是一种与自然环境更相宜的，或者说相应的状态。是一种较少受到文化和政治因素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将会得到一个多中心的世界。
所以中国成为一般性的大国绰绰有余，但成为世界国家先天不足。跟20世纪前半的日本有些类似，处于上升期的中国现在也有一种想看一看自己到底能上升到多大高度的心情。但是跟日本不同，中国对自己大概能上升到多大高度心里是有底的，大致上知道自己的止境。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的速度一大部分来源于所谓的后发优势。中国的这种后发优势很不一般，它是一种中国作为PSPs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后形成的一种极其强劲的巨大应力。尽管如此，后发优势用完以后，中国必然会面临发展减速的问题。首先就是经济减速的问题。
【杨世英】现在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主要是受金融的影响和中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的结果。中国国内有大量的过剩流动资金。而且数量庞大在找不到出口的时候、会出现反弹。中国国内的金融系统很脆弱有不敢放债。现在的通货上涨、物价上涨已经导致了社会不安。所以减少向市场的资金排放是一个因素。此外、中国国内经济正处在由资源型经济成长向技术革新型经济成长过渡。早晚都会出现经济减速。因为技术革新技术进步的同时、企业有一个学习过程。在整体经济的表现就是减速。其实中国经济的超速时代不是正常的。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才会有效。
【黄斌】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虽然都是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基础的，但是同样需要政治上的合法性。中国古代的“尊王攘夷”、今天美国的“民主人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大国主导国际关系寻找政治合法性外衣。这个问题看来很虚幻，但是对于一个大国崛起的进程来说，它又是极为重要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所谓的“道”，可以说就是指这种政治上的合法性。那么中国是否“得道”了呢？
【赵宏伟】毫无疑问，习总开始了全面进攻外交。是什么外交理念？是否认为，只有咄咄逼人以攻为守，显示出对手无法忽视的外交实力，才能让老美识时务，才有可能搞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习总逼各国表态坚定相互支持核心利益。结果还没逼到头上，澳大利亚和印度外长就明确表态不会跟美日搞包围中国。这就跟当年要求各国承认一个中国似的，成为中国的外交主题。习总又扩大博鳌论坛，不只亚洲，把奥新墨西哥哈萨克赞比亚元首也都叫来了，缅甸总统也来，叫了十几国元首和总理。天朝愣邀，谁敢驳面子！大家来了，就成就了会盟，造出了势。这次南非峰会，南非也把非洲十几国元首和七个非洲组织主席也都叫来陪会了。这完全是老习风格，应是中国方面出的主意。借势迎美卿来访，再逼老美表一点什么态，从没想过包围中国之类的。这就彻底孤立了日本。习总在外交上挺玩命的。凤凰台讨论节目，用上了全方位、以我为主、以攻为守的词句，看来大家都用同样的词。
【张剑波】中国至少在近代以前的几千年里是基本保持了世界上最富有、最先进的地位，是人类代表性的几大文明之一。一百多年前，欧洲超越中国，几十年后，中国有望再次超越西方回归几千年一直保持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近现代以西方为中心的两百年只是一个“变则”，文明的重心正在回归到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
【杨世英】十八大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复兴、而且现在是最接近的时期。这可能是看在中国的经济力(GDP总值)的全世界第二、我不敢说。但是30年以来的经济高度成长给中国增强了信心这一点是无疑的。而再当今世界国际政治格局下、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很重要。像日本韩国。日美中或者日韩中的美国。最终还是美国牌。
【黄斌】建国初期，中国输出革命，意识形态对抗带来了政治上的合法性，这自然是一种“得道”，但是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同样引来了无数的敌视，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失道”。得失相较，“失道”显然大于“得道”。此后中国被迫放弃了输出革命，大力提倡“和平共处”，顺应了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的世界潮流，这自然也是一种“得道”。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的这一立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和平共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理念固然保护了自己，团结了众多不甘超级大国随意控制的国家，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理念无疑成为了中国进一步发挥影响力的桎梏。中国需要为自己的强势崛起寻找新的政治合法性理念。
前面有人提到中国需要成为“文化大国”，还提到中国应该更多地树立自古以来不侵害他国的“素食性”形象。这些无疑可以成为中国发挥国际影响力的合法性依据，我都是极为赞同的。不过，中国迈向“文化大国”的努力能否取得成功，自古以来的“素食者”形象能够在其他国家取得多大程度上的共鸣仍然存在着许多的未知数，形势不容乐观。
【王元】说中国的复兴是文明史意义上的复兴恐怕有多层的意义。首先，中国这样的巨大国家的复兴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凑到一起很不容易。这种文明史意义上的机会，可遇而不可求。而一旦这些因素凑到一起，那么有可能就不仅是中国一个国家，而是一批跟中国类似的国家和地区一起或接二连三地复兴。有必要把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今天的中国的崛起联系在一起看待，它们是一个连续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其次，我们看到，日本之所以在这里没能取得进一步成功的原因跟其曾经一度很成功的原因是类似的，日本在亚洲问题上三心两意不够坚定。近代以来，日本的现代化被日本人自己也被别人认为是“脱亚入欧”。中国同样也从欧美以及日本大量引进现代文化成分，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在相当程度上被欧化或西化了。但是尽管中国主张“全盘西化”的人也不少，但是中国被认为“入欧”不“脱亚”。现实中中国不需要主观上致力于扎根亚洲，不需要以亚洲为荣，因为中国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亚洲。因此中国不试图成为什么亚洲跟世界之间的桥梁，更不试图从亚洲搬出去。这样的话，这种以中国为代表的文明的复兴本身会成为一项指标。中国这样的巨大国家的复兴会产生巨大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其结果有可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产生一定的作用。
我们常常不自觉地把超级大国(Super Power）跟霸权(Hegemony盟主权)混在一起用。但实际上，我们这里混用的是超级大国跟霸权(supremacy至高权)。因为美国身兼二者，在现实世界上这二者是一个东西，所以被别的国家混为一谈对美国来说可以说是既冤又不冤。今后的中国不妨朝“不称霸的超级大国”发展，中国古代“天下”等概念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当然我们做的还不够好，如果加上我们前半提到的“素食”概念，应该是一个方向。中国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被人称为超级大国，中国应淡然处之。超级大国只不过是一个超级的大国而已，并不一定就意味着霸权主义。
⑵以史为鉴
【李若愚】我们在中日关系中每每呼吁日本应“以史为鉴”，然而日方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却往往令人失望，我想这与日本的历史观是分不开的。日本史学中所谓“东大学派”脱胎于德国的“实证主义史学”，最早由“实证主义史学”开山鼻祖兰克的忠实弟子里斯传入日本，又经白鸟库吉发扬光大，其理性主义史学之色彩是十分浓厚的。而理性主义史学的基本观点正如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所说“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个民族和各个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法则，毫无裨益。回忆过去的同样情形，也是徒劳无功。”因此历史在中日关系中与其说是一面镜子，不如说是屈从于现实充当了“幌子”的角色。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一点在日本对于争议领土的处理上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结果，历史在政客手里与其说是一种依据，不如是一种“工具”。在政客手里，历史就变成了胡适先生所说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此我们更要认清政客嘴里的“历史”并非学术上的“历史”，而应从现实的历害关系中对其加以考察。
【熊达云】就是有些所谓对华理解比较深的中国通，有时也会带着一副有色眼镜看中国，这副有色眼镜就是西方价值观或者说西方的文明理论。中国这么一个有十三亿人口、五千年文明史、文化传统互异的几十个民族组成的东方大国，在近代100多年的摸索过程中，吸收引进了很多有利于中国发展的西方文明，例如中国抛弃具有2000多年传统的中华法系，采用以德法为中心的大陆法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的那一套，适当地保留、或者经过改造传承一些历经数千年形成的政治、文化智慧，是中华民族赖以继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在用西方价值观武装起来的一些日本的中国通看来，现行中国的几乎一切都与西方文明不合，因而都是不妥甚至是错误的，需要对之进行理论批判。作为中国民众需要虚怀若谷，倾听任何理性甚至非理性的批判和建议。
【王元】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日之间的“友好外交”彻底失败了。其实，始于毛泽东周恩来时代的“友好外交”是一个长期执行下来的政策，既有失败的部分也有成功的部分，不能一概而论。“友好外交”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中日之间“有仇非敌，仇消即友”的思想。正是在这种意识的背景下，中日关系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科技交流，文化教育交流发展到今天的水平，这一政策功不可没。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日本没有追随西方，继续维持了跟中国政府之间的高水平关系，这对后来中国跟西方之间迅速恢复关系，WTO加盟，北奥以及上海世博申请以及成功，都是有意义的。中国有今天的经济水平，与跟日本之间维持了比较良好的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应该肯定这一点。
但是，无需讳言，“友好外交”的最初的目的之一即“消仇”的部分显然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这一点，我觉得两个国家都有一些责任。不过两个国家的责任是不同的。中国一度在精英阶层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在一般国民层次上失败了。政府结果发现在改变民众仇日心理上困难重重。日本则主要是精英阶层中在这个问题上始终处于分裂的状态。而随着中国强势崛起，一度有所进步的日本民众阶层现在则出现了后退，其结果呈现为日本社会总体上的右倾化。
总的来说，“友好外交”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特殊的外交战略，属于一种依赖来自精英阶层高度控制性质的外交战略。21世纪以来中日之间面临着从友好外交向一般外交转型的压力，两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变化都使这种战略的执行越来越困难，今后战略互惠是必然方向。这是现实，也是历史趋势。问题在于这个外交转型的时期，由于旧的体系趋于崩溃，新的体制尚未确立，各种危机潜伏，特别需要注意。
【黄斌】韩国现在有一股翻案风。比如重新审视当年的亲日派。说他们当初对于推动韩国现代化的作用，还有就是说当时他们也是受骗了，对日本的侵略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但是他们本心还是要推动韩国的现代化的。动机跟结果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差距，很难准确评价等等。
【王元】一些韩国的学者，包括一些在韩国的日本学者，他们把韩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重新整理了一下以后认为，如果当年不是被日本中断的话，朝鲜半岛也能通过自身的力量像日本那样实现现代化，因为韩国的文化中并不缺乏构成现代社会与文化的因素。这一点跟中国国内最近的一些议论很相似，我们也同样认为自己是一个被中断的现代化过程。如果有个50年连续不断的发展，中国说不定也会怎样怎样。可事实上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李若愚】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历史不能假设。
【王元】但实际上我们同时又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如果真的不能假设的话，历史学就成了单纯的考古记事的学问了。我一直怀疑说历史不能假设的原因是因为偶然的因素太多，人力无法穷尽。我记得国内以前经常讲“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很难解释，不过我想这里的“就要”是“就会”的意思，而不是“应该”的意思。然而“就会”也是相当刺耳的一个词，因为这个词中包含了很重的宿命色彩。历史学里的宿命论同样也经常被批判，原因就在于宿命论走到了了假设的另一个极端。学术研究避免不了假设，重要的是不能把假设前提下得到的结论当成历史的必然，它只不过是一种可能而已。
【李若愚】我们现在是在已经知道了结果的情况下对历史进行评价的。但是历史上的人物却实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行动的。所以一味地批评古人似乎不够公允，也需要抱有一种理解他们的态度。
【熊达云】作为研究者来说，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否也应该有一种敬畏精神，对于被研究对象形成的历史、存在的必然性和现实意义作一番考证和分析呢？我个人认为只有在此基础上对研究对象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才能让被研究的对象心悦诚服，受众也能从中分享学者的智慧，对现实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日本的一部分对华研究缺少的似乎就是这种对研究对象的敬畏精神。迎合媒体口味、迎合部分政治家反华、排华心理的所谓中国研究只能起到破坏两国人民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努力的作用。
【王元】熊老师指出的这种现象现在越来越明显。其结果之一就是，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在自由民主等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上有了一定长进，日本社会对中国的评价反而降低了。不过我觉得对此我们恐怕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更多的视角。之所以会如此的原因恐怕不止一个，另外的一个可能跟日本社会的时代变换有关。老一辈的有战争经验的，渴望和平，积极反省战争原因人陆续过世。跟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新一代成长起来，成为日本社会的主体。要求这一代人向上一代人那样，不仅有一个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恐怕也还有一个合适不合适的问题。赎罪意识可不是一种可以遗传的基因，而且罪本身也不及他人。当年我们都没有怎么追及，现在今后恐怕就更难了。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一天早晚会来到。现在和今后的日本新一代不会向他们的祖辈和父辈那样看待中国。我觉得我们现在站到了一条新的起跑线上，我相信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我们也照样能够获得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世人的尊敬。
【于保田】熊老师指出的现象反过来也可以用到研究日本的中国学者身上。不过我觉得对中国来讲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有一类在日本大唱皇军经营满洲国，讴歌侵华颂辞，在国内则是比谁都更爱国的的两面派。彼国踩黑，本国趋红，左右逢源，红白两道，都不耽误。这种人不仅误国而且误己，天下哪有这等好事，其得益不过一时，五颜六色去化妆，抹来抹去也盖不住瘢痕，更黑。
⑶钓鱼岛问题
【黄斌】世界上存在着无数的领土争端，即便是美国和加拿大那样的亲密盟友之间也存在着北极海航道等主权归属问题悬而未决。由于往往被视为民族主义的象征符号，伴随着强烈的民族对立情绪，领土争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到目前为止，得以成功解决的案例少之又少，而且往往需要漫长的历史过程。例如阿尔萨斯地区的主权曾经反复易手，法德两国对它的争夺长达几世纪，牺牲了无数生命才最终达成了妥协。中日两国都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遵循老一代领导人在事实上达成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共识，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符合实际利益的明智选择。
【王元】领土争端难以解决是因为大家看问题的立场方法各不相同。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双方主观认识上有所不同，而且也有客观现实本身不断变迁异化的问题。领土争端大多是历史留下来的问题，各种不同的因素交织其中，而各国只关注其中对己方有利的因素。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领土争端悬而未决并不一定就会妨碍两国之间交好。问题在于常常会出现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爱国贼，这些极端民族主义者以爱国的面目出现，不惜利用领土争端制造更大争端甚至把双方引入战争。
邓小平说他们那一代人脑子不好使，下一代人或许聪明，能够想出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方法。现在看来，我们这一代人在智慧上不仅没进步反而退步了。东京都上演购岛闹剧，民主党政权想来想去居然想出了一个国有化的下下策，声称这样就可以阻止东京都的购岛案了。当世人都是傻子。国会里的三百个臭皮匠也没凑出来一个诸葛亮，可见中国的有些老话有的时候说的也不准。日本偌大一个国家，连一个购岛案都阻挡不住，当年为什么会一错再错，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之路，看了这件事后也该明白一二了。中国也一样，一看日本马失前蹄，认为机会到了，叫嚷“一举拿下钓鱼岛”。既然我们这一代还不如上一代人聪明，想不出什么解决的法子来，那么不如还是回到上一代人的搁置方案去来的省事一些。
【李若愚】对于中日领土问题的解决，我很赞同小平同志提出的搁置争议的原则。就中国而言，我们已有通过搁置争议最终解决领土纠纷的先例。中日间的领土问题所涉及的范围还远小于中苏（俄）间的领土问题。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双方要回到谈判桌上来，遵循原有的共识，通过谈判开诚布公地解决当下之分歧。我们强调过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就是要面向未来避免悲剧的重演。中日两国的和平相处，不仅有利于两国当下之利益，更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历史责任。
【黄斌】中国这几代领导人在解决领土问题上，还是非常有魄力和诚意的。我在十年前初来日本的时候读过中岛岭雄的一本书，认为日益崛起的中国不足为虑，因为中国与周边各国的边界线大部分没有划定，存在着众多的领土争端，当时给我的感觉比较震撼。然而十年后，中国已经将长期悬而未决，甚至爆发过流血冲突的漫长陆上边界基本划定，北部湾等海上边界的划定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使中国的国际环境大为改善。而与此相反，日本却在领土问题上裹足不前，甚至搅弄得局势非常紧张。现在某些日本媒体还在天天渲染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一些政客甚至不惜赤膊上阵，去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煽风点火，不得不说他们缺乏大局观，看不到近十几年来中国在和平解决领土问题上的诚意和已经取得的巨大成果。
【王元】所以中日领土纷争问题的解决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说容易是因为钓鱼岛毕竟只不过是一些面积很小实利不大的岛屿，问题在于现在正在势头上，双方都头脑发热，谁也不肯让一步。
当年两国政府之间有没有搁置的默契？如果有的话就应该遵守，不愿意的话，应该先废掉这个约定。约定就是约定，你可以先废掉它然后才不遵守它。天底下没有想遵守的时候说有不想遵守的时候说没有的道理。日本现在说要改宪，想要修改和平宪法。我就不反对。这是日本人的内部事务，我作为一个外人不能说三到四。日本现在总在说德国已经多少次改宪了，为什么日本不能改？其实日本应该反过来自问，为什么德国多次改宪都没有人反对，日本还没改呢，周边国家就叫起来了？
【毛桂荣】邓小平记者会见等场合说“搁置争议”，日本似乎没有“反对”，也没有“赞成”。没有表态，没有见到公开的资料说日本赞成或反对“搁置争议”。
【王元】中日之间有没有搁置一说？应该说是有。不过，确切地应该说是日本默认了中国方面提出的搁置方案。中国当年说搁置，日本并没有反对，不光是嘴上没反对，并且还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不反对。这些事实几十年来全世界人都看到了，美国最近表扬日本的“品格”，我想指的就是日本在搁置争端这一点上比较合作。2010年的“撞船事件”之后民主党的前原诚一曾经否认过有搁置一说，我并不认为这标志着日本翻悔了。我们看到，被人在媒体上批了无知以后，前原也没有再提。而且民主党政权把中国船长释放遣返，应该说这也是本着搁置原则作出的结论。这次民主党政权也没有否认这一点。媒体上混赖的家伙也有，说是日本并没有跟中国达成搁置协议。但是遭遇有关人士的反驳之后就沉默下去了。加藤紘一，田中真纪子，野中广务，福田康夫，熟知当时情况的有关人士现在大多还都建在，而且敢于挺身而出。想靠胡赖恐怕赖不掉。我们看到，石原慎太郎虽然右但是并不赖账，11月30号他在日本记者俱乐部被追问钓鱼岛搞成这个样子（指中国公船在钓鱼岛连日公然巡航），责任何在时，就曾回答过，说是责任在当时的自民党，因为是自民党政权跟中国之间达成了搁置妥协。石原也是熟知当时情况的有关人士，他对搁置愤恨不已。中日之间不能连这条底线都没有了。以前阿扁曾经否认过“九二共识”，下场如何，有目共睹。
钓鱼岛问题在我看来有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日本当年把钓鱼岛占为己有的法理不足。来自冲绳的一些资料対日本不利。我读过一则，当时明治政府想把钓鱼岛划到冲绳去，跟冲绳人商议，要他们站出来主张钓鱼岛是冲绳的，结果冲绳人回答说，钓鱼岛是冲绳的，但是我们听说清国也拥有同名的岛屿。读了以后很有感触，冲绳人长期夹在中日之间，深具外交智慧。而现在则是吞下去的吐不出来，结果卡在那里。二是日本几十年来实效支配，功劳不多苦劳不少。所以我觉得钓鱼岛问题，妥协的余地还是很大的。继续搁置也可以，再次搁置也可以，实在不行，委托第三者代管，比如请联合国托管也可以。
现在国内有一种舆论，认为石原购岛案使民主党政权马失前蹄，认为机会到了，可以趁机一举拿下钓鱼岛了。我反对这种乘人之危的想法，日本人必将怀恨在心，这会引起无穷的后患。当然这一次是日本单方面毁约，因该承担一定的毁约责任。不过中国方面也不应该乘胜追击，还是回到搁置原状去比较好。中国应该记住，承担一定的毁约责任为的是汲取教训，避免今后出现同类事情，而不是最终解决岛屿的最终归属问题。
【刘迪】总的来看，挑起钓鱼岛争端，对日本保守集团凝聚人气有利。日本民族，在没有“外压”的时代，很难实行“举国体制”，中央权威也很难号令天下。这次钓鱼岛争端势态扩大，尽管存在国际国内各种因素，但最大黑幕就是石原慎太郎。他的意图首先是挑起中美对立，他希望看到日本表面上站在美国一方，其实不过是想渔翁得利。我个人觉得，中国高层正在摸索软着陆的时机，但日本统治集团认为中日目前这种紧张状态，可以将其描绘成为一种对日本国民的“外压”，这更便于自民党推行其独断政治，维持其民调支持率。因此日本不会从这场争端中撤出。维持这种状态，对日本有利。这种事态如果长期发展令人担心。
【黄斌】我也认为石原等人的真正目的，并不仅仅在于通过购岛宣示主权，而是希望通过挑衅引起中国的反击，人为制造“外压”，以实现将日本社会舆论整体推向右倾化的目标，事实上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达到了目的。过去石原的老朋友李登辉曾经向日本学者坦诚，自己挑动海峡两岸紧张局势引来大陆的强烈反击，从而激起岛内民众对大陆的反感，为其竞选台湾总统铺路，这一策略取得了预期的成果。看来石原同样深蕴此道。
如何回击这种挑衅呢？当然不能给这些政客可趁之机，因此必须在原则问题上站住脚跟，但是同时又不能一味地猛攻猛打。那样的话很可能会适得其反，不仅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误中对方的圈套，被对方借力实现误导国内舆论的目的。关于这一点，希望中国的外交部、国家海洋局和军队等相关部门能够加强横向合作和纵向领导，把握好反击的力度和方式，真正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郑成】从历史上来看，邻国关系容易发生战争，因为冲突较多。今后需要找出一些共同点，大的方向，就像刚才张老师讲的文化。当然，文化是否真有那么大的力量很难说。不一定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王元】解决的方案，方针在于搁置争端。还是我刚才说过的，两国政府之间到底当初有没有搁置这一说？如有，那么就简单的很了，履行就是了。当然，如果我们这一代人能够拿出不输于上一代人的勇气，一举妥善解决钓鱼岛问题的话也不会有人反对。不过我想这个“一举解决问题”里不存在军事占领的选项。
【黄斌】解决钓鱼岛问题无外乎军事、外交以及国际法院裁决等途径。用军事手段解决且不说双方会出现人员伤亡，严重影响中日两国间巨大的贸易、投资等共同利益，而且有美国因素介入中国很难取得军事优势，即使在军事上控制了该岛也是后患无穷。因此虽然说军事力量是必不可少的后盾，但是最终采取军事手段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外交途径的解决，第一步就是回到搁置争议的共识上。选择权在日本方面。但是仅就日本目前的国内政治氛围来看，我个人并不乐观。日本频繁的政权更迭和饱受经济低迷、政治混乱以及外交失败之苦的脆弱民心，使日本政府领导人近期在这个问题上，很难从日本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回到搁置争议这一共识。
最后还有一种解决的方式，就是国际法院的裁决。事实上几十年来依靠这种方式成功解决领土争端的案例并不多，不过近年似乎有增加的趋势。目前还很难断定这种方式的利弊。不过我觉得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1、如果中国提议将钓鱼岛问题提交国际法院裁决，日本有可能不得不接受，从而使日本政府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不存在争议的荒谬立场不攻自破。在独岛问题上，日本也曾向韩国提议将这一问题拿到国际法院裁决，却被韩国以不存在争议为由拒绝。现在情况反过来，如果日本拒绝的话，势必在独岛问题上陷入被动，遭韩国耻笑。2、提交国际法院裁决能够减轻引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在中国日益崛起的过程中避免给周边国家带来以力服人、以强凌弱的印象，有利于树立“草食国家”的形象。
当然，政治是现实的。是否提交国际法院裁决，需要从中国外交的整体环境方面权衡利弊，不可匆匆得出结论。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值得进一步探讨。目前围绕钓鱼岛争端，学者们主要从历史角度寻找资料。然而这些历史资料在国际法上是否能够成为主权要求的根据，却较少有人进行系统论证。我个人非常希望看到更多这方面的研究。
【郑成】听了几位老师讲的，我有一些模糊的感觉。比如中国跟日本的关系会不会是一种零和关系（Zero-Sum Games），就想刚才王老师说的那样，甲午战争和抗日战争两次以后，会不会有第三次。这次结束以后，消解以后还会不断地有，还会进行下去吗？
另外我们现在处于这么一个时代，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各种各样的想法，有点像日本锁国时代，当时是根据那个时代的认识做出了那样的决策，那样的选择，今后如果能跳出这个圈子的限制，很多东西可能就会豁然开朗了。
【刘迪】迄今为止，人们都对韬光养晦的政策做了过多的阐释。其实，我们在选择自己行动之前，还是应该确定一下我们所处的历史位置。今天的中国，是处于历史的V字上升期。这个期间的主要特点是经济迅速增长。尽管中国经济政治发展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中国仍有可能在经济上超越美国。今天对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经济，而是在价值观、政治体制、世界秩序方面怎样才能发展、设计一个魅力四射的模式。只要我们存在这样一个东西，我们的路就会很宽，很光明。至于钓鱼岛问题，今天我们把它看得很重，但是如果再过20年、30年回头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问题其实很小。这是因为，对于今天的中国，最缺乏的是一种文明模式的创造。中国知识界、政治家，应该以高度的见识与耐心，努力创造一种新型亚洲文明。
【王元】现在世界已经跟20，30年前有很大的不同。大国之间已经不存在征服被征服的可能。其实，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就能看出，连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都无法一举拿下阿富汗。我说错了，是拿得起来放不下。日本吞下了钓鱼岛却又消化不了，卡在那里不上不下，挺不好受的吧。所以我说，不管是现在，10年20年之内，还是今后，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大国都需要老实一点。现代战争，对所有的参战国都是得不偿失。
中日两国之间的“一山二虎关系”最典型的是甲午战争时期。鸦片战争后东亚传统的国际秩序崩溃，这一地区出现了新的群龙无首的局面，中日两国都在为成为新的蜂王做准备。由于路窄，结果当时两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迎头相撞，为了争夺世界强权俱乐部的出线权而大打出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当时的时代，世界强权结构不可能给东亚更多的出线权。但是，今天随着世界的不断草食化，世界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日关系的零和性质已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各个国家都发现了自己的发展目标，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现在东亚的道路越走越宽广，中日两国已经不必像从前那样狭路相逢了。这一点对我们认识今天的两国关系很重要。
【赵宏伟】大家也都掌握着的习兄的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以前，中国只是为了自辩没有中国威胁的事，而强调自己在走和平发展道路，恳求各位老少爷们放心吧。现在的习兄之言，倒过来解释就是，中国的和平发展是有条件的，老少爷们也都要对中国来和平发展才行，否则就没有跟中国共同发展，和平相处的事了。所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王元】我觉得今后中国的战略策略可能会很简单：不战不和，不依不饶。其实拖延战术正是草食国家的长项，时间对中国有利。但是，如果日方有诚意比较合作的话，我觉得也不妨顺手解决一些问题。而日本相反应该是越早认识到这一点越好。以后日本的话语权有可能越来越小，现在确定游戏规则对日本越有利。中国对东南亚会让步，对日本让步的可能性很小。
⑷结语：在国内要自信不盲信，在国际要因变和乘隙
【王元】最后，有请熊达云老师作总结性发言
【熊达云】回想起来，日本总是在我们中国人由迷惘而觉醒，由觉醒而奋斗，由奋斗而向好的爬坡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来。每次中国都是瘁不及防，难以招架，最终败北。对于日本的这种勾当中国人当然应该口诛笔伐。但是我们还要在义愤填膺之后静思反省：日本为什么总能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甲午战争之际，经营了2百多年的清朝虽说康乾盛世已成过眼云烟，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当年英国人劝日本的军阀领袖山县有朋不要对华冒险就是基于这种判断。日俄战争双方力量悬殊，无论是国土面积、财政税收、兵力武器，无一项不是俄罗斯占据优势。然而两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庞然大国都相继败于蕞尔小国的日本。除了日本善于旁大款，与当时世界最强国家结盟狐假虎威的外交狡诈外，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当时的清朝和俄罗斯的国内政治混乱、官僚腐败、民心离散。因此可以说，这两场战争的失败者乃是败于自己！
日本挑起对外事端很善于打舆论战和心理战。抢占“道德”高地，悲情演出，以获取不明真相者的同情。甲午战争日本打出的旗号是帮助朝鲜实现近代化，仍然坚持封建专制的中国妨害日本的“义举”自然应该受到严惩。与俄国开战使用的名义是帮助中国自立和独立，就连当事者的中国都对日本刮目相看，俨然以日本为打抱不平的好兄弟，更遑论毫无干系的外国了。结果如何有史为证，用不着我们再费笔舌。
应该说日本现在的套路并没有什么创新，还是历史上的那一套。在时机选择上、舆论导向上都能忽隐忽现地看到历史的陈迹。现在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国内贫富差距巨大、官民矛盾尖锐、阶层对立激烈、社会共识撕裂，因此他们估算此时挑起领土纠纷，可以引发中国国内的矛盾，自乱阵脚而无暇他顾。在舆论、心理战上他们推行价值观外交，企图形成一个反华包围圈，孤立中国。
面对日本的组合拳，我们应该怎样应对？
首先，我们应该有定力。我们要扎紧篱笆，马备鞍，人披甲，以静制动，观其虚实。面对所谓的价值观外交，应以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这是对的。但是自信不能盲信。我们要随时检视自己，改善自己，完善自己。现在中国社会呈现结构性腐败，已经到了处理不好就会亡党亡国的地步，说明我们的制度还存在缺陷；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状况恶化，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了偏差；社会共识难以达成一致，左右之争愈演愈烈，说明写入我国宪法以及执政党党章的指导思想还难以指导、统领当下情况复杂的中国。这就需要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社会精英、我们的普罗大众拧成一股绳，结成一条心，面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摈弃左右，捐弃前嫌，创造和完善适合于中国的现状、同时又符合世界大势的理论、道路和制度。这其中执政党的作用尤为重要。一个党、一个政府如果能够主动而不是被动、真心实意地而不是表演作秀式地体察民情、倾听呼声，不断地修正错误、改革自己、完善自己，就一定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历史的教训需要牢记。清朝之所以崩溃，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晚清政府不能主动、及时地倾听民意、顺应潮流，改革完善自己，待到不改不行，仓促应对的时候，老百姓已然等得不耐烦了，哪有心思跟着你一摆三摇地蹉跎前行，垮台乃成宿命。
中国现在的执政党不是晚清政府，党内虽有不少腐败分子和蛀虫，但总体上还是优秀分子占主流，人民与党的关系虽远不如战争时期的鱼水情深，但还没有蜕变为油水不相融。党的高层还能保持清醒，人民对党还怀抱热情期待。
其次，我们要善于抓住并利用战略机遇。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10几年前美国对我驻前南斯拉夫使馆的“误炸”，这一颗直贯地下三层的重磅炸弹，把我们国人从和平幻想中炸醒，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神州、沈阳和黑豹。我们应该感谢美国的反恐，正是本拉登劫持的两架民航飞机与纽约的双子座国贸大厦的激烈碰撞，延缓了美国打压中国的时间，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的10年折腾，使中国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感谢WTO，正是WTO拥抱了中国，才使得中国可以堂堂正正的拥抱世界。中国虽然为此付出了不菲的代价，但物有所值，我们不应该抱怨。但是上帝对中国的眷恋不会持久。这不，美国一宣布要重返亚太（严格地说不是重返，而是增强其在亚太的力量），它的小兄弟们马上欢呼雀跃，纷纷要跟随老大分一杯羹。我们现在的困难在于既要对付跳梁，又要预防背后的大佬。对于中国人民和政府而言，目前所处国际国内环境应该说是空前紧迫，时不我待，必须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妥善处理好国际国内的两个大局，中国才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国内问题已经讲过，不重复。在国际上，我们一方面要“有理有利有节”地揭露和遏制主要反华势力对中国的一切挑衅，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理解；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借势打势，灵活运用孙子兵法中的“因变”“乘隙”战术，待蛇出洞，狠打七寸。日本有些政客不是喧嚣修改宪法，重建国防军，否定日本军国主义战前所犯滔天罪恶吗，我们就放手让他们表演，反正天塌不下来，没有必要善意地提醒他们去注意什么后果。只有他们的表演淋漓尽致，全世界的人就能知道他们的终极目标是什么，那时我们就有了最好的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