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专题报道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3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3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两会”焦点引起在日华人学者热议，他们畅所欲言，谈了他们对 “两会”的看法与希望。
“大部制”是行政改革的方向
在本届“两会”上，以“大部制”为中心的行政改革成为热议话题。据了解，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广电总局将与新闻出版总署合并，计生委或并入卫生部，等等。通过国务院部门的合并、精简、放权，构筑“小政府大社会”成为改革的方向。针对中国的行政改革课题，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政治系教授、行政学专家毛桂荣接受《中文导报》访问，指出“大部制”行政改革的方向是必然的。
毛桂荣介绍称，中国实行“大部制”，在日本称为“巨大省”，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对的。在行政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控制幅度”，即一个人最多能够控制几个部下。如果日本的内阁下设50个、100个省厅，那么内阁总理大臣是管不过来的。同样，中国的国务院以前下设40-50个部委，国务院总理也是难以顾及的。虽然现在已经减至28个部委，还是有精简归并的必要。现在一般国家的职能部委都在20个左右，日本只有12个省厅，大臣全部加起来不过16-17人，这是当年桥本龙太郎进行行政改革，在2000年以后实行“省厅合并”的成果。
毛桂荣称，“大部制”方向对了，但实行的过程比较复杂，进程缓慢。比如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形成“大交通”体制，广电局、新闻出版署可与文化部合并，形成“大文化”体制，等等。铁道部原有几十万员工，转制后人员如何归并，公务员身份怎么办？其实，铁道部的合并方案在2008年就提出了，拖到现在才有了眉目。实行大部制后，会有过渡性政策，不会一步到位，可以先设立铁道总局，等到功能慢慢减下去以后再设立铁道局。
部委合并以后，规模太大人员太多，如何管理？毛桂荣建议称，部委合并后需要进行功能调整和功能转移，比如可以把原铁道部里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部门分开，前者留在部委，后者实施企业化，设立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设立行业协会、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等多种方法实现功能转移——在日本就是设立特别行政法人。
毛桂荣表示，从行政学角度来看，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提高效率，还能发挥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的作用。通俗地说，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下场打球。总得来说，“精兵简政”是大趋势，“小政府大社会”已是国际惯例。
另外，毛桂荣提出，中国政府面临改革的课题还有很多。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是个话题，建议户籍管理从公安部转到民政或人社部。
中国政府提出了“和谐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公共服务的提供，需要政府把握各个政府所服务对象，户籍是行政服务的基本。但是户籍的管理是公安部，公安利用户口的目的是治安管理。户籍改革要改革这个管理制度。
作为行政学的研究者，毛桂荣关注这个制度的利用问题。他认为，国内户籍改革的议论很多，主要是户籍移动、非农户口取得、农民市民化等问题。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实施需要许多制度建设，除户籍以外，有公民身份证，还有居住证，但是，这些制度都不能作为公共服务的基础。
公民身份证不能确认居住地，居住证不是每个人都有，还有，身份证等证件没有家属关系的证明能力。现在有买房问题，以后可能还有遗产税问题等，都需要有户籍制度的支撑。户籍改革的一个重要侧面是户籍要归民政或社保部门。
反腐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今年中国将制订出台《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中国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将进入又一个五年周期。反腐的也成为今年两会热议的焦点。
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表示，表面上看，反腐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内政问题，其实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的格局下，反腐不仅是一个国家问题。欧美在廉政制度建设上有几百年的历程，从国外反腐经验看，从制度上规范约束权力，强化监督，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反腐是个老话题，20多年来政治局委员下马多是因腐败问题，政治问题是其次。陈希同、陈良宇是，薄熙来也是，他们利用公权贪腐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今后谁再出问题估计还是同样的原因。
首先，反腐要确保社会稳定。中国反腐，要符合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发展阶段，也要符合老百姓的接受程度。中国面临着既要发展又要改革的多重社会需求，要看到腐败在现实中存在的基础，才能认识到腐败的艰巨性。反腐必然影响政治稳定，所以在反腐的同时要有保持社会稳定的大局。
其次，反腐应该是渐进式的。反腐要注意到社会的多种需求，要注意其复杂性，在中国反腐要和大局稳定结合起来，农民起义、革命式的反腐都是不可取的。从历史看，“革命式反腐”尽管一时轰轰烈烈，但终究难逃“人去政息”。
最终，反腐关键还是在于制度建设。腐败的源头是权力运行失范，从源头上厘清公权的边界，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基础。如果因制度不健全让少数人获得利益，那么对多数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社会也难以持续稳定发展。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刚刚起步，但政府已经清醒认识到这一点。“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这句话，被媒体解读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反腐路径将重在制度建设。
反腐要从运动式转向制度化，这也是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共识。但是，具体怎样用制度构建权力之“笼”？反腐制度建设的着力点应在哪里？这是中国未来的反腐之路必须面对的课题。
日美应该细读中国外交主线
杏林大学华人教授刘迪在谈到这次“两会”所展示的中国外交政策时指出：温家宝总理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过去5年的外交成绩，指出全方位外交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我们积极推进同各大国关系，加强与周边邻国的互利合作关系，顺利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合作机制发展，深化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与合作。
他说，我觉得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合作是过去5年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进展，顺利建成拥有20亿人口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对推动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了世界经贸合作的典范。
有人说中国现在受到周边国家的“C型包围”，也有的人受到了“U型包围”，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从国际政治角度看，有助于中国突破新型对华包围。今后中国可以通过该自贸区，逐渐与接壤国家建立“C型友好外交地区”。三年来，中国—东盟自贸区推动了该区域的域内贸易与人员往来，深化了该地区的相互信赖。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发展说明，重视、强化与周边地区的经贸、人员等关系，对中国稳定意义重大。中国一贯强调全方位外交，但是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周边安全更重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合作机制发展也是如此，这种合作机制的稳定、发展，不仅缓解了中国西部的压力，还证明中国是一个拥有建构、推进国际政治秩序能力的大国。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了加强海洋综合管理，发展海洋经济，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中国从辛亥革命开始从前近代国家过渡到近代国家，而近代国家的特征就是“领域国家”，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做到领域国家对周边海洋的经常性管控，过去5年，中国加强了对海洋的管控和利用，这是中国国家建设的一个进步。
刘迪说：温家宝总理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具体谈到中日关系，但是强调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虽然现在国内有些舆论预测“中日必有一战”，日本有些舆论也在强调“中国威胁论”，但是我觉得温家宝总理强调的“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这才是中国外交的主线。虽然他在报告中也提到“军事斗争准备不断深化”，但是养军队的目的就是准备打仗的，这是军队的职责，强调“军事斗争准备”并不说明战争不可避免。
二战结束后已近70年了，世界一直都没有发生两次大战规模的战争。有人认为，某些利益需要通过战争才能调解，因此希望战争发生。不能否认，某些集团、某些势力希望通过战争获得利益。但是，中国国家外交的基本政策是“持久和平、共同繁荣”，这是一个不动不变的目标，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也为如何解决周边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方向。不能用一个点，比如说钓鱼岛问题等，曲解中国主要的外交政策。日本、美国的政治家及媒体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盼以现实态度迎接华侨归国服务
城西大学教授张纪浔教授对于“两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愿望。他表示：“这次两会对待侨务问题还是比较认真的，首先侨办主任要换了，要换成更年轻更有实干能力的专家，而侨办这个系统也会进行一定的改变。
海外华侨对于国内的侨务政策，尤其是和自身有关的问题，都十分关心。我关注国内侨务政策已经10多年了，比较注意的是子女教育问题。比如加入国籍的人和华侨子女要上国内的大学，目前采取不同的方法，希望能有新的政策让加入国籍的人和没有入籍的人差异缩小。比如上北大、清华，入籍了的子女考分就可比较低，而对华侨子女和国内子女要求是一样的。
此外，华侨在国内买房子和国内的人是一样的，反过来加入国籍的人在国内不能买房子。这两样是和侨民、华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期待领导能加以注意并解决。当然，这也不是侨办说了算，需要教委的支持，而房子问题需要得到中国更有强力的组织的支持。中国人现在都想买房子，外籍人员买房子不行。中国希望海外华人即使加入外国籍后，也心向中国，但又不给他好的条件，像对待外国人一样，很容易使他们对中国变得不感兴趣了。
国内这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引进新华侨的工作。老华侨吸引不了，都八九十岁了。国内希望新华侨在海外做出过一定贡献的能回国谈谈计划，希望新华侨团队回国服务，但是如果回国服务，就会出现刚才提到的子女上学问题，如果和国内的考生一起考，根本考不上。作为新华侨，除了自己的问题以外，更关注的是子女问题，不回国的很大原因是为了子女。比如国内一个大学你给100万或50万的安家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国内拼命搞这样的活动，其实收效不大，只不过一些镀金者被吸引过去了，但对国内不会有很大作用。比如在海外拿了硕士、博士的人，回中国并没有得到承认。读一个博士，起码在海外待8年，一年起码150万日元，这是对自己的投资。但回国后和国内的人工资一样，比如给3000人民币或者2000人民币就有人去。对博士来说，就是自己的投资得不到相应的待遇，不说回报吧，起码比国内的工资要高点儿。
侨办常举办呼吁国外中国人回国服务的活动，但起不到什么根本作用。国内希望海外的人带专利回去，但在日本公司工作的人，不可能有专利，那都是一个组织的专利。带回去，就是偷别人的专利。以前也出现过这种问题，有人把人家企业的专利给中国，不但他本人受影响，所有华侨的名声都受影响。
再就是关于回去参加活动的路费，现在还不能解决。住宿费其实不算什么，主要路费最贵。大学教授，或者公司的小组长，才是有一定成就的人， 和那些光镀金的人不一样。让他们牺牲大学教授等位置，光给几十万的安家费，解决不了国内买房或子女问题、工资差异问题，光是号召爱国是不够的，这和人的实际生活不是一码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3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13年3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两会”焦点引起在日华人学者热议，他们畅所欲言，谈了他们对 “两会”的看法与希望。
“大部制”是行政改革的方向
在本届“两会”上，以“大部制”为中心的行政改革成为热议话题。据了解，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广电总局将与新闻出版总署合并，计生委或并入卫生部，等等。通过国务院部门的合并、精简、放权，构筑“小政府大社会”成为改革的方向。针对中国的行政改革课题，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政治系教授、行政学专家毛桂荣接受《中文导报》访问，指出“大部制”行政改革的方向是必然的。
毛桂荣介绍称，中国实行“大部制”，在日本称为“巨大省”，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对的。在行政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控制幅度”，即一个人最多能够控制几个部下。如果日本的内阁下设50个、100个省厅，那么内阁总理大臣是管不过来的。同样，中国的国务院以前下设40-50个部委，国务院总理也是难以顾及的。虽然现在已经减至28个部委，还是有精简归并的必要。现在一般国家的职能部委都在20个左右，日本只有12个省厅，大臣全部加起来不过16-17人，这是当年桥本龙太郎进行行政改革，在2000年以后实行“省厅合并”的成果。
毛桂荣称，“大部制”方向对了，但实行的过程比较复杂，进程缓慢。比如铁道部与交通部合并，形成“大交通”体制，广电局、新闻出版署可与文化部合并，形成“大文化”体制，等等。铁道部原有几十万员工，转制后人员如何归并，公务员身份怎么办？其实，铁道部的合并方案在2008年就提出了，拖到现在才有了眉目。实行大部制后，会有过渡性政策，不会一步到位，可以先设立铁道总局，等到功能慢慢减下去以后再设立铁道局。
部委合并以后，规模太大人员太多，如何管理？毛桂荣建议称，部委合并后需要进行功能调整和功能转移，比如可以把原铁道部里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部门分开，前者留在部委，后者实施企业化，设立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设立行业协会、事业单位、企业单位等多种方法实现功能转移——在日本就是设立特别行政法人。
毛桂荣表示，从行政学角度来看，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提高效率，还能发挥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的作用。通俗地说，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下场打球。总得来说，“精兵简政”是大趋势，“小政府大社会”已是国际惯例。
另外，毛桂荣提出，中国政府面临改革的课题还有很多。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是个话题，建议户籍管理从公安部转到民政或人社部。
中国政府提出了“和谐社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公共服务的提供，需要政府把握各个政府所服务对象，户籍是行政服务的基本。但是户籍的管理是公安部，公安利用户口的目的是治安管理。户籍改革要改革这个管理制度。
作为行政学的研究者，毛桂荣关注这个制度的利用问题。他认为，国内户籍改革的议论很多，主要是户籍移动、非农户口取得、农民市民化等问题。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实施需要许多制度建设，除户籍以外，有公民身份证，还有居住证，但是，这些制度都不能作为公共服务的基础。
公民身份证不能确认居住地，居住证不是每个人都有，还有，身份证等证件没有家属关系的证明能力。现在有买房问题，以后可能还有遗产税问题等，都需要有户籍制度的支撑。户籍改革的一个重要侧面是户籍要归民政或社保部门。
反腐关键在于制度建设
今年中国将制订出台《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中国惩防腐败体系建设将进入又一个五年周期。反腐的也成为今年两会热议的焦点。
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表示，表面上看，反腐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内政问题，其实在当今世界一体化的格局下，反腐不仅是一个国家问题。欧美在廉政制度建设上有几百年的历程，从国外反腐经验看，从制度上规范约束权力，强化监督，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
反腐是个老话题，20多年来政治局委员下马多是因腐败问题，政治问题是其次。陈希同、陈良宇是，薄熙来也是，他们利用公权贪腐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今后谁再出问题估计还是同样的原因。
首先，反腐要确保社会稳定。中国反腐，要符合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发展阶段，也要符合老百姓的接受程度。中国面临着既要发展又要改革的多重社会需求，要看到腐败在现实中存在的基础，才能认识到腐败的艰巨性。反腐必然影响政治稳定，所以在反腐的同时要有保持社会稳定的大局。
其次，反腐应该是渐进式的。反腐要注意到社会的多种需求，要注意其复杂性，在中国反腐要和大局稳定结合起来，农民起义、革命式的反腐都是不可取的。从历史看，“革命式反腐”尽管一时轰轰烈烈，但终究难逃“人去政息”。
最终，反腐关键还是在于制度建设。腐败的源头是权力运行失范，从源头上厘清公权的边界，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基础。如果因制度不健全让少数人获得利益，那么对多数人来说是不公平的，社会也难以持续稳定发展。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刚刚起步，但政府已经清醒认识到这一点。“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这句话，被媒体解读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反腐路径将重在制度建设。
反腐要从运动式转向制度化，这也是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共识。但是，具体怎样用制度构建权力之“笼”？反腐制度建设的着力点应在哪里？这是中国未来的反腐之路必须面对的课题。
日美应该细读中国外交主线
杏林大学华人教授刘迪在谈到这次“两会”所展示的中国外交政策时指出：温家宝总理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过去5年的外交成绩，指出全方位外交取得新的重大进展。我们积极推进同各大国关系，加强与周边邻国的互利合作关系，顺利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合作机制发展，深化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与合作。
他说，我觉得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和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合作是过去5年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进展，顺利建成拥有20亿人口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对推动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了世界经贸合作的典范。
有人说中国现在受到周边国家的“C型包围”，也有的人受到了“U型包围”，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从国际政治角度看，有助于中国突破新型对华包围。今后中国可以通过该自贸区，逐渐与接壤国家建立“C型友好外交地区”。三年来，中国—东盟自贸区推动了该区域的域内贸易与人员往来，深化了该地区的相互信赖。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发展说明，重视、强化与周边地区的经贸、人员等关系，对中国稳定意义重大。中国一贯强调全方位外交，但是在现在的国际形势下，周边安全更重要。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合作机制发展也是如此，这种合作机制的稳定、发展，不仅缓解了中国西部的压力，还证明中国是一个拥有建构、推进国际政治秩序能力的大国。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提出了加强海洋综合管理，发展海洋经济，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中国从辛亥革命开始从前近代国家过渡到近代国家，而近代国家的特征就是“领域国家”，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做到领域国家对周边海洋的经常性管控，过去5年，中国加强了对海洋的管控和利用，这是中国国家建设的一个进步。
刘迪说：温家宝总理在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具体谈到中日关系，但是强调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虽然现在国内有些舆论预测“中日必有一战”，日本有些舆论也在强调“中国威胁论”，但是我觉得温家宝总理强调的“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这才是中国外交的主线。虽然他在报告中也提到“军事斗争准备不断深化”，但是养军队的目的就是准备打仗的，这是军队的职责，强调“军事斗争准备”并不说明战争不可避免。
二战结束后已近70年了，世界一直都没有发生两次大战规模的战争。有人认为，某些利益需要通过战争才能调解，因此希望战争发生。不能否认，某些集团、某些势力希望通过战争获得利益。但是，中国国家外交的基本政策是“持久和平、共同繁荣”，这是一个不动不变的目标，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出发点，也为如何解决周边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方向。不能用一个点，比如说钓鱼岛问题等，曲解中国主要的外交政策。日本、美国的政治家及媒体应该注意到这一点。
盼以现实态度迎接华侨归国服务
城西大学教授张纪浔教授对于“两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愿望。他表示：“这次两会对待侨务问题还是比较认真的，首先侨办主任要换了，要换成更年轻更有实干能力的专家，而侨办这个系统也会进行一定的改变。
海外华侨对于国内的侨务政策，尤其是和自身有关的问题，都十分关心。我关注国内侨务政策已经10多年了，比较注意的是子女教育问题。比如加入国籍的人和华侨子女要上国内的大学，目前采取不同的方法，希望能有新的政策让加入国籍的人和没有入籍的人差异缩小。比如上北大、清华，入籍了的子女考分就可比较低，而对华侨子女和国内子女要求是一样的。
此外，华侨在国内买房子和国内的人是一样的，反过来加入国籍的人在国内不能买房子。这两样是和侨民、华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期待领导能加以注意并解决。当然，这也不是侨办说了算，需要教委的支持，而房子问题需要得到中国更有强力的组织的支持。中国人现在都想买房子，外籍人员买房子不行。中国希望海外华人即使加入外国籍后，也心向中国，但又不给他好的条件，像对待外国人一样，很容易使他们对中国变得不感兴趣了。
国内这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引进新华侨的工作。老华侨吸引不了，都八九十岁了。国内希望新华侨在海外做出过一定贡献的能回国谈谈计划，希望新华侨团队回国服务，但是如果回国服务，就会出现刚才提到的子女上学问题，如果和国内的考生一起考，根本考不上。作为新华侨，除了自己的问题以外，更关注的是子女问题，不回国的很大原因是为了子女。比如国内一个大学你给100万或50万的安家费，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国内拼命搞这样的活动，其实收效不大，只不过一些镀金者被吸引过去了，但对国内不会有很大作用。比如在海外拿了硕士、博士的人，回中国并没有得到承认。读一个博士，起码在海外待8年，一年起码150万日元，这是对自己的投资。但回国后和国内的人工资一样，比如给3000人民币或者2000人民币就有人去。对博士来说，就是自己的投资得不到相应的待遇，不说回报吧，起码比国内的工资要高点儿。
侨办常举办呼吁国外中国人回国服务的活动，但起不到什么根本作用。国内希望海外的人带专利回去，但在日本公司工作的人，不可能有专利，那都是一个组织的专利。带回去，就是偷别人的专利。以前也出现过这种问题，有人把人家企业的专利给中国，不但他本人受影响，所有华侨的名声都受影响。
再就是关于回去参加活动的路费，现在还不能解决。住宿费其实不算什么，主要路费最贵。大学教授，或者公司的小组长，才是有一定成就的人， 和那些光镀金的人不一样。让他们牺牲大学教授等位置，光给几十万的安家费，解决不了国内买房或子女问题、工资差异问题，光是号召爱国是不够的，这和人的实际生活不是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