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名誉教授
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理事长 凌星光
自去年9月以来，中日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如何控制住事态、理顺两国关系成为重要课题。
我国的崛起正在使周边部分国家处于一种复杂的不安心态，特别是以亚洲唯一发达国家自居的日本的逆反心态极其严重。加上美国“再平衡”和“重返亚洲”的新战略使东亚和平形势遭到威胁。在这一形势下，我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国防政策如何应对为宜，亦成为非常重要的课题。当前中日关系的缓解，首先要看日本会采取什么态度，同时还要从我国政策本身去考虑问题。
一 过去40年的对日友好政策是否犯了错误？
现在国内有一种否定过去40年对日友好政策的论调，主要理由是日本没有反省侵略战争。的确，我国对日本的和平友好政策，没有导致日本政治的健康发展，不断地出现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没有做到像德国法国关系那样的国民和解。
笔者认为，中日关系尽管不断地出现过问题，但在中日两国政治家的关怀和两国人民的努力之下，不断地克服种种困难，在和平友好的环境下，两国关系得到很大发展，中日双方都得到很大好处，也为亚洲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非常正确的选择。特别是日本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和支援是不能忘记的。在80年代，不但得到日本政府巨额低息贷款，缓解了资金不足的困难，而且在智力方面也得到了很大帮助。我国在探索政府的作用和市场机制结合上，从日本战后高速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日本政府和有识之士，可以说毫无保留地给我们介绍了他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在政治外交上也得到了日本的支持和帮助。比如，六四风波之后，欧美日发达国家采取联合行动，对我国进行经济政治制裁，使我国改革开放政策面临重大困难。当时，日本在发达国家中第一个部长级要人（财相桥本龙太郎，90年1月）访问北京，海部首相还在七国首脑会议上为解除制裁而努力。尽管日本右翼势力始终设置种种障碍，使中日关系遇到阻力，但总的来说，日本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采取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
笔者认为，尽管我们有过对右翼势力的斗争不力的欠缺，但总的来说，对日本的和平友好政策是正确的，应该加以肯定和坚持的。
二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是否纸上谈兵？
现在国内有否定邓小平在南海和东海岛屿问题上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论调。
理由是那是理想，现实国际政治就是国家利益之争，它束缚了自己手脚，而对方国家得寸进尺，蚕食了中国领土，损害了国家利益。就钓鱼岛而论，日本企图加强实际控制，使我国越来越处于被动。
笔者认为，邓小平这一政策是以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和21世纪国际政治展望为基础提出来的，是超越于西方国家强加于世界的主权绝对化概念的。当然，现实国际政治是以国家为基础的，不能不考虑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但是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必须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利益，必须考虑到南北差距的缩小，必须有国际主义思想。因此，南海岛屿问题的处理既要考虑到我们党的国际主义理念，又要考虑到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在具体处理南海问题时，既要必须举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旗子，又要对不讲道理的行为采取必要措施，后者是为实现前者而做。
钓鱼岛问题与南海岛屿争议有所不同，是涉及到甲午战争中日本的窃取问题，但也是应该按照21世纪国际政治的新思维来应对为宜。周恩来、邓小平提出的先搁置起来的思想以及共同开发来化解领土主权争议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唯一正确路径是“搁置争议，危机管理，共同管理，共同开发”。
日本是在19世纪末加入到列强之一，从近现代国际政治中得到好处，主权意识非常强烈，难以接受新思想，这集中表现在近几年加强钓鱼岛实际控制的论调。但世界的潮流是淡化领土纠纷，多开展和平合作。在客观形势的要求之下，日本也一定会有转变的。这里需要的是，我们自己用新的理论武装自己头脑，并依此对日本展开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
三 日本何时、以何途径“清算日本军国主义”？
由于日本不同于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犯下的罪行没有反省，所以，中国以及亚洲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对日本在感情上有难以融合之处。最近，我国外交部长正式提出日本没有清算军国主义问题。言外之意是要像德国对待纳粹那样要清算日本军国主义。这种要求是完全正当的，对日本政治家来说必须认真考虑的。但从对日政策层面来看，期待日本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
其一是日本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没有得到追究。德国的最高战犯是希特勒，是彻底完蛋了。所以，战后德国政府定纳粹分子为战犯，一追到底，并且德国政治家，尽管他本人反对过希特勒，但代表德国国民向法国道歉，向犹太人下跪道歉，并支付了巨额赔款，因而得到周边国家的原谅和信任。但日本军国主义的统帅昭和天皇得到美国麦克阿瑟的原谅，日本的国体得到维护，军国主义的政治社会基础没有彻底垮台。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担心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而采取了扶植日本右翼势力的政策，也是未能彻底清算的重要因素。后来，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国实际上也认了日本昭和天皇免罪。
其二是时已晚矣！德国在20世纪后半期之内解决了战争遗留问题。当时还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明政治家，他们作为代表国家的政治家敢于承担战争责任。在日本也有过这样的政治家，但由于上述原因，日本失去了在20世纪内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现在的国民和政治家都没有经历过第二世界大战，不可能出现在侵略战争问题上下跪道歉的政治家。
那么，日本怎么样解决历史认识问题呢？笔者认为，随着中国和韩国等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战后第三代、四代日本人就会客观地面对过去历史。受害国的中国和韩国・朝鲜也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执政，也不会老算旧账。现在的问题是日本老是在历史问题上进行挑衅，使历史问题政治化。对此，我们要进行说理斗争，但不可扩大化，不可情绪化。一句话，只有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才能解决清算日本军国主义问题。
四 日本政治右倾化会不会导致军国主义复活？
日本政治确实是右倾化了，具体表现在否定侵略战争、否定战后和平发展（即和平宪法）的党派和舆论上升，而鸽派势力大为削弱，简直形不成力量。于是，在国内这一右倾化趋势与军国主义复活联系起来的主张盛行。但笔者认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性质不同于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化。简短地说，战前是进攻性的，而现在是防御性的，发展成为军国主义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复活军国主义要有经济基础，也要有社会基础和精神基础。日本经济虽然还保持着世界第三的经济大国地位，但经过20多年的经济停滞，已经没有昔日光辉，安倍内阁决定增加军费1000亿日元，也是很勉强。今后，为了对付中国将继续增加军费，但难以重振经济的日本像战前那样大规模地增加军费是不大可能的。日本已经进入“少子高龄化社会”，根本不同于战前年青人出路困难情况。就精神状态来说，为天皇而死的狂热情结几乎不存在，尽管为保卫自己国家而牺牲的人还存在，但战前那样的盲目性是不会重现的。
再说，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受国际环境的制约。首先中国的崛起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最大制约因素。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这不意味着日本准备与中国决战，只是为了保持日本面子。在我国来看，日本钓鱼岛国有化是对中国的严重挑衅，在日本来看，中国的一系列反制措施是对日本的挑衅。在国内舆论面前，中日双方都不能后退一步，但综合力量对比来看，彼此优劣是很明显的。
其次，还要考虑到来自美国的制约。美国对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是绝对不允许的，核武装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因此，日本只能在美国所允许的范围内加强军事力量，曾经遭受侵略的东南亚国家也就感觉不到来自日本的军事威胁。在美国的支持下，菲律宾等国家反而欢迎日本充实军事力量。
美国担心日本以日美安全条约为后盾向中国挑衅，使美国被日本钓鱼岛策略所绑架。如果日本真的重走军国主义道路，那么一定会出现中国和美国联合抑制日本的局面。总之，日本右倾化与军国主义复活联系起来的说法缺乏说服力，不会得到亚洲国家和世界各国的支持和共鸣。
五 人民外交是否必要，是否有效？
去年 9·18前后，国内发生了规模巨大的反日示威游行，并且出现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日本人或日本货就采取暴力行为的事件。尽管这是部分人的过激行为，不代表政府和中国人民，但是不能否认这是长期没有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和放任国粹爱国主义的结果。我们党一贯采取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加以区别的政策，但如今，在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有所加强之后，似乎忘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党一贯采取的正确政策，一度采取了不管是我们的好朋友或友好人士都加以置之不理的做法。
我们要自问，人民外交究竟是否正确？不容置疑，是正确的。人民外交究竟是有效无效？不容置疑，是有效的。归根到底，实现和谐世界或大同世界，靠的是人民外交，而决不是军事力量。我们党和人民决不能忘记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
在冷战时期，我国和日本处于敌对状态，政府间往来就不存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展“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之后，政府间往来频繁，在官民之间出现了互动良性关系。中日两国人民从中得到很大好处。但去年4月，日本老右派石原慎太郎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日本政府亦同流合污，实行了钓鱼岛国有化。这迫使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来应对。现在出现了“日本对中国”这一国家对立局面，仿佛回到40年以前的政府间对立状态。
目前，围绕钓鱼岛的分歧，很可能一时难以得到解决，要有长期化的思想准备。但为了化解矛盾、早日恢复正常关系，对经济交流、民间往来和地方政府间交流应该鼓励积极推进。这样就可以通过“以民促官”来重新建立官民互动关系。
六 举起经济制裁的拳头是否正确？
有一个时期，我国主流媒体大谈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其理由是“政冷经热”使日本始终没有端正政治态度，不断地制造参拜靖国神社、登陆钓鱼岛等事端，为彻底解决日本对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借购岛问题造成“政冷经冷”的局面，以教训日本右翼势力和促使日本人民觉悟。但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也是与我国的基本主张相违背的。
经济交流是互惠的关系，确实目前在数量上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大于中国经济对日本的依赖（中日贸易额占日本整个贸易的20%，而在中国仅占10%）。但是从质量上看，中国进口的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很高，不能片面地看中日两国的互惠贸易关系。即便是今后日本经济的地位更加下降而我国地位上升，也不能忽视日本这个国家。我们应该学习的日本长处还有很多呢。
在邦交正常化以前，我国在政治挂帅的指导思想下曾经用过经济手段来施压日本，在改革开放后反省过去，采取政经分离原则，获得了国际信任。通过30年努力，我国经济好容易得到发展，却又回到邦交正常化以前的状态，这怎么能够说服人家呢。
另外，我们不能忘记中国一贯是反对搞经济制裁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动不动就发动经济制裁，这是霸权主义的做法。在外交场合，我们曾经郑重宣告，经济制裁无助于解决政治问题，也有害于经济制裁国家，坚决反对采用这样做法。而今，我们对日本采取这种做法有什么好结果呢。日本是世界第三个经济大国，实力雄厚，尽管受到一些影响，但它的回旋余地比较大，不至于完全屈服。
我国曾经遭受经济制裁之害，但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度过了难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小国也好，日本这样国家也好，决不能采取使人感到“”霸权主义”的做法。
七 “中国威胁论”盛行有无我国自己方面的原因？
我国是世界大国，有些国家和人们对中国的崛起及其今后发展方向打个问号是可以理解的。当中，有些人别有用心也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要相信世界的大多数和有识之士，如果有很多的国家和人对中国持有质疑，就不得不反省自己了。为什么不能说服人家，是否自己的方面有欠缺的地方呢。
一个问题是“核心利益”扩大化合适不合适？核心利益这种提法本身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关系上行得通与否尚需要探讨。暂时搁置这个问题，就当今国际关系而论，干涉别国内政是违反国际准则的，不容置疑，台湾问题和西藏、新疆问题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但很难界定的“发展利益”也说成核心利益，就会使周边国家难以琢磨而感到担心。
再说，在国内和国外不断地听到国内矛盾转移到对外关系之说。尽管这种观点根本上与我国基本政策是相违背的，但国内学者到国外私下发表这种观点,而且能够看到这种迹象，就使人们不得不在这方面去找原因。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如果没有做好国内政治，社会矛盾重重，外交也就难以开展。我们党决不能有将国内矛盾转嫁到外交问题的驱动。
还有一点是近来经常听到必要时显示一下我军的“肌肉”，甚至经常用到“威慑”一词。这种显示实力重于说服力的倾向是容易引起周边国家的反感和忧虑的。我国一贯地反对行使武力和用武力恐吓，如今国防力量有所增强，就想显示一下武力，以威慑对方。这是与我们党一贯主张的和平发展论相违背的。有一种说法是，和平发展是战略，显示威慑是战术层次。即使是战术，它会影响到民心，会影响到战略，不可轻视。
八 能否以更有说服力的方法阐述军事战略目标和战略战术？
日本媒体大力渲染我国国防费20年来以双位数增长率增长，正在形成对美国、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威胁。实际上，我国国防费20年前的基数很小，不到100亿美元，去年才达到约1000多亿美元，是美国军费的六分之一。但如今基数比较大，假设每年实际增长8%，10年后将达到2500亿美元，如果美国军费有所下降，在2022年便将达到美国军费的一半。考虑到美国军队在全球展开，而我军主要守住于西太平洋，则中美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对比将趋于势均力敌。
在中国的迅速追赶之下，美国有点着急，担心美国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发生动摇，便在前年提出回归亚洲，并加强美军在亚洲的海军部署。日本就紧跟美国，积极开展旨在围堵中国的价值观外交。东盟部分国家，如越南和菲律宾也紧跟，印度也加强与美日的军事联系，以牵制中国。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应该调整战略战术，以软实力攻破“包围圈”为宜。
首先我国加强国防力量的最终目标宜设定为建立联合国军。未能设立联合国军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不愿意放弃军事霸权地位，不愿意放弃强大美军统帅权。但随着我军和俄罗斯军力的发展，美国也就不得不就座谈判桌，以平等方式磋商建立联合国军事宜。
以联合国军为中心的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进程可分为约30年的初期阶段和60年的中期阶段。在初期阶段，一方面规范双边军事同盟，另方面建立地区集体安全保障体系，并对核武器、航空母舰、宇航武器等进行规范。我国国防力量尽管现在远远不如美国，但从中长期来看有充分的发言权。因此，我们现在就提出安全保障方面的建设性建议，以争取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及周边国家有识之士的支持为要。
世界的人们担心，美国的霸权地位已去不复返，而世界陷入无极的不稳定状态。我国提出这一建设性建议，就可以向世界指明正确的方向，就可以使世界人民感到放心。
九 组成中韩俄对日统一战线有无可能？
在美日印和部分东盟国家的包围圈进逼的情况之下，国内有结成中韩俄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牵制的论调。的确，日本与韩国、俄罗斯之间也有领土纠纷，去年一度出现了日本与三方闹矛盾的情况。但当今世界不是拉一派来打击另一派的时代，当前东北亚形势更是联合部分国家对付另一个国家的旧做法行不通。
笔者认为，要使日本正确对待钓鱼岛问题，就必须对日本人做工作。这是正攻法，是以理服人的做法。那些联合俄韩来压日本是属小动作之类。当然，就共同性问题，比如日本对抗战后秩序问题，如果中韩俄能够采取统一行动，自然是个好事情，但问题在于，战后秩序问题是我国提出来了，俄韩两国却没有相呼应，以我国的一厢情愿而告终。
中日关系处于紧张，俄国便认为在经济上是拉日本的好机会，正呈现日俄关系改善的迹象。韩国也是在美国的斡旋之下，正在改善日韩关系。我们不能忘记，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目前还是相当稳固的，不会那么容易地发生动摇。
安倍内阁正在展开价值观外交，想加强日美安全条约来拉住美国，并加强同印度和东盟国家关系来迫使中国让步。这是小人做的小动作外交，非碰壁不可。而我们中国决不能仿效安倍之为。
为了缓解东北亚的紧张关系，各种各样的三角关系多搞起来，以促进整体关系的稳定为宜。比如，加强日中韩货币关系、开展美中日战略对话、新开美韩中对话等来补充现有的美日韩对话。
十 能否引导日本对华舆论向健康方向发展？
过去40年来，我国对日本政界在中国问题上的不好倾向采取了克制态度，却使日本舆论未能向健康方向发展而产生了不耐烦情绪。然而，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是日本舆论的右倾化为基础的，是日本右翼政客及其智囊与媒体联合起来人为地搞起来的。看起来其势凶猛，但实际上其基础并不牢固，只要是我们的对日政策和做法妥当，在今后几年内一定会扭转过来的。
去年9月以来，即我国采取强烈反制措施之后，一方面日本一般舆论对我国的好感度下降,另方面那些嚣张一时的要加强钓鱼岛“实效支配”的声音销声匿迹，而要承认有争议的事实来进行对话的声音开始升高。比如，东京新闻社论明确提出“不存在领土问题的主张，如今，在国际上没有说服力”，“要承认外交上的争议”（13年1月8日）
尽管我国对购岛闹剧的反制措施冲击了日本舆论，特别是海面和空域巡逻的常态化使石原慎太郎等右派政客处于被动地位，但要使日本舆论向健康方向发展就需要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公明党委员长山口那津男，并接受安倍首相亲笔信，使日本社会舆论松了一口气，为我们开展对日说服工作创造了好氛围。
如今，我们如何展开说理攻势，打击右派为好呢。1)让日本有识之士认识到国际政治潮流，2)通过日本朋友来介绍我国真实情况，3)对我国外交政策的歪曲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解释说服，4)虚心听取日本朋友的意见和建议。
日本神奈川县前副知事久保孝雄最近撰写了题为“世界的结构性变化和日本生存之道”的文章，很有说服力，正在网上广泛流传。这样的声音，今后一定会上升，我们就要与这样的日本朋友团结起来去共同努力!
日中科学技术文化中心理事长 凌星光
自去年9月以来，中日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如何控制住事态、理顺两国关系成为重要课题。
我国的崛起正在使周边部分国家处于一种复杂的不安心态，特别是以亚洲唯一发达国家自居的日本的逆反心态极其严重。加上美国“再平衡”和“重返亚洲”的新战略使东亚和平形势遭到威胁。在这一形势下，我国对外政策，尤其是国防政策如何应对为宜，亦成为非常重要的课题。当前中日关系的缓解，首先要看日本会采取什么态度，同时还要从我国政策本身去考虑问题。
一 过去40年的对日友好政策是否犯了错误？
现在国内有一种否定过去40年对日友好政策的论调，主要理由是日本没有反省侵略战争。的确，我国对日本的和平友好政策，没有导致日本政治的健康发展，不断地出现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没有做到像德国法国关系那样的国民和解。
笔者认为，中日关系尽管不断地出现过问题，但在中日两国政治家的关怀和两国人民的努力之下，不断地克服种种困难，在和平友好的环境下，两国关系得到很大发展，中日双方都得到很大好处，也为亚洲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非常正确的选择。特别是日本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和支援是不能忘记的。在80年代，不但得到日本政府巨额低息贷款，缓解了资金不足的困难，而且在智力方面也得到了很大帮助。我国在探索政府的作用和市场机制结合上，从日本战后高速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日本政府和有识之士，可以说毫无保留地给我们介绍了他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在政治外交上也得到了日本的支持和帮助。比如，六四风波之后，欧美日发达国家采取联合行动，对我国进行经济政治制裁，使我国改革开放政策面临重大困难。当时，日本在发达国家中第一个部长级要人（财相桥本龙太郎，90年1月）访问北京，海部首相还在七国首脑会议上为解除制裁而努力。尽管日本右翼势力始终设置种种障碍，使中日关系遇到阻力，但总的来说，日本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采取的态度是非常友好的。
笔者认为，尽管我们有过对右翼势力的斗争不力的欠缺，但总的来说，对日本的和平友好政策是正确的，应该加以肯定和坚持的。
二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是否纸上谈兵？
现在国内有否定邓小平在南海和东海岛屿问题上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政策的论调。
理由是那是理想，现实国际政治就是国家利益之争，它束缚了自己手脚，而对方国家得寸进尺，蚕食了中国领土，损害了国家利益。就钓鱼岛而论，日本企图加强实际控制，使我国越来越处于被动。
笔者认为，邓小平这一政策是以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和21世纪国际政治展望为基础提出来的，是超越于西方国家强加于世界的主权绝对化概念的。当然，现实国际政治是以国家为基础的，不能不考虑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但是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必须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利益，必须考虑到南北差距的缩小，必须有国际主义思想。因此，南海岛屿问题的处理既要考虑到我们党的国际主义理念，又要考虑到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在具体处理南海问题时，既要必须举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旗子，又要对不讲道理的行为采取必要措施，后者是为实现前者而做。
钓鱼岛问题与南海岛屿争议有所不同，是涉及到甲午战争中日本的窃取问题，但也是应该按照21世纪国际政治的新思维来应对为宜。周恩来、邓小平提出的先搁置起来的思想以及共同开发来化解领土主权争议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唯一正确路径是“搁置争议，危机管理，共同管理，共同开发”。
日本是在19世纪末加入到列强之一，从近现代国际政治中得到好处，主权意识非常强烈，难以接受新思想，这集中表现在近几年加强钓鱼岛实际控制的论调。但世界的潮流是淡化领土纠纷，多开展和平合作。在客观形势的要求之下，日本也一定会有转变的。这里需要的是，我们自己用新的理论武装自己头脑，并依此对日本展开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
三 日本何时、以何途径“清算日本军国主义”？
由于日本不同于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犯下的罪行没有反省，所以，中国以及亚洲曾经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对日本在感情上有难以融合之处。最近，我国外交部长正式提出日本没有清算军国主义问题。言外之意是要像德国对待纳粹那样要清算日本军国主义。这种要求是完全正当的，对日本政治家来说必须认真考虑的。但从对日政策层面来看，期待日本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主要有以下两个理由。
其一是日本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没有得到追究。德国的最高战犯是希特勒，是彻底完蛋了。所以，战后德国政府定纳粹分子为战犯，一追到底，并且德国政治家，尽管他本人反对过希特勒，但代表德国国民向法国道歉，向犹太人下跪道歉，并支付了巨额赔款，因而得到周边国家的原谅和信任。但日本军国主义的统帅昭和天皇得到美国麦克阿瑟的原谅，日本的国体得到维护，军国主义的政治社会基础没有彻底垮台。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美国担心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而采取了扶植日本右翼势力的政策，也是未能彻底清算的重要因素。后来，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国实际上也认了日本昭和天皇免罪。
其二是时已晚矣！德国在20世纪后半期之内解决了战争遗留问题。当时还有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明政治家，他们作为代表国家的政治家敢于承担战争责任。在日本也有过这样的政治家，但由于上述原因，日本失去了在20世纪内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现在的国民和政治家都没有经历过第二世界大战，不可能出现在侵略战争问题上下跪道歉的政治家。
那么，日本怎么样解决历史认识问题呢？笔者认为，随着中国和韩国等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战后第三代、四代日本人就会客观地面对过去历史。受害国的中国和韩国・朝鲜也是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执政，也不会老算旧账。现在的问题是日本老是在历史问题上进行挑衅，使历史问题政治化。对此，我们要进行说理斗争，但不可扩大化，不可情绪化。一句话，只有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才能解决清算日本军国主义问题。
四 日本政治右倾化会不会导致军国主义复活？
日本政治确实是右倾化了，具体表现在否定侵略战争、否定战后和平发展（即和平宪法）的党派和舆论上升，而鸽派势力大为削弱，简直形不成力量。于是，在国内这一右倾化趋势与军国主义复活联系起来的主张盛行。但笔者认为，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性质不同于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化。简短地说，战前是进攻性的，而现在是防御性的，发展成为军国主义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复活军国主义要有经济基础，也要有社会基础和精神基础。日本经济虽然还保持着世界第三的经济大国地位，但经过20多年的经济停滞，已经没有昔日光辉，安倍内阁决定增加军费1000亿日元，也是很勉强。今后，为了对付中国将继续增加军费，但难以重振经济的日本像战前那样大规模地增加军费是不大可能的。日本已经进入“少子高龄化社会”，根本不同于战前年青人出路困难情况。就精神状态来说，为天皇而死的狂热情结几乎不存在，尽管为保卫自己国家而牺牲的人还存在，但战前那样的盲目性是不会重现的。
再说，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受国际环境的制约。首先中国的崛起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最大制约因素。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这不意味着日本准备与中国决战，只是为了保持日本面子。在我国来看，日本钓鱼岛国有化是对中国的严重挑衅，在日本来看，中国的一系列反制措施是对日本的挑衅。在国内舆论面前，中日双方都不能后退一步，但综合力量对比来看，彼此优劣是很明显的。
其次，还要考虑到来自美国的制约。美国对日本重走军国主义道路是绝对不允许的，核武装也是绝对不允许的。因此，日本只能在美国所允许的范围内加强军事力量，曾经遭受侵略的东南亚国家也就感觉不到来自日本的军事威胁。在美国的支持下，菲律宾等国家反而欢迎日本充实军事力量。
美国担心日本以日美安全条约为后盾向中国挑衅，使美国被日本钓鱼岛策略所绑架。如果日本真的重走军国主义道路，那么一定会出现中国和美国联合抑制日本的局面。总之，日本右倾化与军国主义复活联系起来的说法缺乏说服力，不会得到亚洲国家和世界各国的支持和共鸣。
五 人民外交是否必要，是否有效？
去年 9·18前后，国内发生了规模巨大的反日示威游行，并且出现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日本人或日本货就采取暴力行为的事件。尽管这是部分人的过激行为，不代表政府和中国人民，但是不能否认这是长期没有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和放任国粹爱国主义的结果。我们党一贯采取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日本人民加以区别的政策，但如今，在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有所加强之后，似乎忘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党一贯采取的正确政策，一度采取了不管是我们的好朋友或友好人士都加以置之不理的做法。
我们要自问，人民外交究竟是否正确？不容置疑，是正确的。人民外交究竟是有效无效？不容置疑，是有效的。归根到底，实现和谐世界或大同世界，靠的是人民外交，而决不是军事力量。我们党和人民决不能忘记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
在冷战时期，我国和日本处于敌对状态，政府间往来就不存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开展“以民促官”的人民外交，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1972年之后，政府间往来频繁，在官民之间出现了互动良性关系。中日两国人民从中得到很大好处。但去年4月，日本老右派石原慎太郎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挑衅，日本政府亦同流合污，实行了钓鱼岛国有化。这迫使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来应对。现在出现了“日本对中国”这一国家对立局面，仿佛回到40年以前的政府间对立状态。
目前，围绕钓鱼岛的分歧，很可能一时难以得到解决，要有长期化的思想准备。但为了化解矛盾、早日恢复正常关系，对经济交流、民间往来和地方政府间交流应该鼓励积极推进。这样就可以通过“以民促官”来重新建立官民互动关系。
六 举起经济制裁的拳头是否正确？
有一个时期，我国主流媒体大谈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其理由是“政冷经热”使日本始终没有端正政治态度，不断地制造参拜靖国神社、登陆钓鱼岛等事端，为彻底解决日本对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借购岛问题造成“政冷经冷”的局面，以教训日本右翼势力和促使日本人民觉悟。但这种做法是不合适的，也是与我国的基本主张相违背的。
经济交流是互惠的关系，确实目前在数量上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赖大于中国经济对日本的依赖（中日贸易额占日本整个贸易的20%，而在中国仅占10%）。但是从质量上看，中国进口的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对日本的依赖程度很高，不能片面地看中日两国的互惠贸易关系。即便是今后日本经济的地位更加下降而我国地位上升，也不能忽视日本这个国家。我们应该学习的日本长处还有很多呢。
在邦交正常化以前，我国在政治挂帅的指导思想下曾经用过经济手段来施压日本，在改革开放后反省过去，采取政经分离原则，获得了国际信任。通过30年努力，我国经济好容易得到发展，却又回到邦交正常化以前的状态，这怎么能够说服人家呢。
另外，我们不能忘记中国一贯是反对搞经济制裁的。美国和欧洲国家动不动就发动经济制裁，这是霸权主义的做法。在外交场合，我们曾经郑重宣告，经济制裁无助于解决政治问题，也有害于经济制裁国家，坚决反对采用这样做法。而今，我们对日本采取这种做法有什么好结果呢。日本是世界第三个经济大国，实力雄厚，尽管受到一些影响，但它的回旋余地比较大，不至于完全屈服。
我国曾经遭受经济制裁之害，但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度过了难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小国也好，日本这样国家也好，决不能采取使人感到“”霸权主义”的做法。
七 “中国威胁论”盛行有无我国自己方面的原因？
我国是世界大国，有些国家和人们对中国的崛起及其今后发展方向打个问号是可以理解的。当中，有些人别有用心也是难免的。但是，我们要相信世界的大多数和有识之士，如果有很多的国家和人对中国持有质疑，就不得不反省自己了。为什么不能说服人家，是否自己的方面有欠缺的地方呢。
一个问题是“核心利益”扩大化合适不合适？核心利益这种提法本身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关系上行得通与否尚需要探讨。暂时搁置这个问题，就当今国际关系而论，干涉别国内政是违反国际准则的，不容置疑，台湾问题和西藏、新疆问题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但很难界定的“发展利益”也说成核心利益，就会使周边国家难以琢磨而感到担心。
再说，在国内和国外不断地听到国内矛盾转移到对外关系之说。尽管这种观点根本上与我国基本政策是相违背的，但国内学者到国外私下发表这种观点,而且能够看到这种迹象，就使人们不得不在这方面去找原因。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如果没有做好国内政治，社会矛盾重重，外交也就难以开展。我们党决不能有将国内矛盾转嫁到外交问题的驱动。
还有一点是近来经常听到必要时显示一下我军的“肌肉”，甚至经常用到“威慑”一词。这种显示实力重于说服力的倾向是容易引起周边国家的反感和忧虑的。我国一贯地反对行使武力和用武力恐吓，如今国防力量有所增强，就想显示一下武力，以威慑对方。这是与我们党一贯主张的和平发展论相违背的。有一种说法是，和平发展是战略，显示威慑是战术层次。即使是战术，它会影响到民心，会影响到战略，不可轻视。
八 能否以更有说服力的方法阐述军事战略目标和战略战术？
日本媒体大力渲染我国国防费20年来以双位数增长率增长，正在形成对美国、日本和周边国家的威胁。实际上，我国国防费20年前的基数很小，不到100亿美元，去年才达到约1000多亿美元，是美国军费的六分之一。但如今基数比较大，假设每年实际增长8%，10年后将达到2500亿美元，如果美国军费有所下降，在2022年便将达到美国军费的一半。考虑到美国军队在全球展开，而我军主要守住于西太平洋，则中美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对比将趋于势均力敌。
在中国的迅速追赶之下，美国有点着急，担心美国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发生动摇，便在前年提出回归亚洲，并加强美军在亚洲的海军部署。日本就紧跟美国，积极开展旨在围堵中国的价值观外交。东盟部分国家，如越南和菲律宾也紧跟，印度也加强与美日的军事联系，以牵制中国。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应该调整战略战术，以软实力攻破“包围圈”为宜。
首先我国加强国防力量的最终目标宜设定为建立联合国军。未能设立联合国军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不愿意放弃军事霸权地位，不愿意放弃强大美军统帅权。但随着我军和俄罗斯军力的发展，美国也就不得不就座谈判桌，以平等方式磋商建立联合国军事宜。
以联合国军为中心的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进程可分为约30年的初期阶段和60年的中期阶段。在初期阶段，一方面规范双边军事同盟，另方面建立地区集体安全保障体系，并对核武器、航空母舰、宇航武器等进行规范。我国国防力量尽管现在远远不如美国，但从中长期来看有充分的发言权。因此，我们现在就提出安全保障方面的建设性建议，以争取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及周边国家有识之士的支持为要。
世界的人们担心，美国的霸权地位已去不复返，而世界陷入无极的不稳定状态。我国提出这一建设性建议，就可以向世界指明正确的方向，就可以使世界人民感到放心。
九 组成中韩俄对日统一战线有无可能？
在美日印和部分东盟国家的包围圈进逼的情况之下，国内有结成中韩俄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牵制的论调。的确，日本与韩国、俄罗斯之间也有领土纠纷，去年一度出现了日本与三方闹矛盾的情况。但当今世界不是拉一派来打击另一派的时代，当前东北亚形势更是联合部分国家对付另一个国家的旧做法行不通。
笔者认为，要使日本正确对待钓鱼岛问题，就必须对日本人做工作。这是正攻法，是以理服人的做法。那些联合俄韩来压日本是属小动作之类。当然，就共同性问题，比如日本对抗战后秩序问题，如果中韩俄能够采取统一行动，自然是个好事情，但问题在于，战后秩序问题是我国提出来了，俄韩两国却没有相呼应，以我国的一厢情愿而告终。
中日关系处于紧张，俄国便认为在经济上是拉日本的好机会，正呈现日俄关系改善的迹象。韩国也是在美国的斡旋之下，正在改善日韩关系。我们不能忘记，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目前还是相当稳固的，不会那么容易地发生动摇。
安倍内阁正在展开价值观外交，想加强日美安全条约来拉住美国，并加强同印度和东盟国家关系来迫使中国让步。这是小人做的小动作外交，非碰壁不可。而我们中国决不能仿效安倍之为。
为了缓解东北亚的紧张关系，各种各样的三角关系多搞起来，以促进整体关系的稳定为宜。比如，加强日中韩货币关系、开展美中日战略对话、新开美韩中对话等来补充现有的美日韩对话。
十 能否引导日本对华舆论向健康方向发展？
过去40年来，我国对日本政界在中国问题上的不好倾向采取了克制态度，却使日本舆论未能向健康方向发展而产生了不耐烦情绪。然而，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是日本舆论的右倾化为基础的，是日本右翼政客及其智囊与媒体联合起来人为地搞起来的。看起来其势凶猛，但实际上其基础并不牢固，只要是我们的对日政策和做法妥当，在今后几年内一定会扭转过来的。
去年9月以来，即我国采取强烈反制措施之后，一方面日本一般舆论对我国的好感度下降,另方面那些嚣张一时的要加强钓鱼岛“实效支配”的声音销声匿迹，而要承认有争议的事实来进行对话的声音开始升高。比如，东京新闻社论明确提出“不存在领土问题的主张，如今，在国际上没有说服力”，“要承认外交上的争议”（13年1月8日）
尽管我国对购岛闹剧的反制措施冲击了日本舆论，特别是海面和空域巡逻的常态化使石原慎太郎等右派政客处于被动地位，但要使日本舆论向健康方向发展就需要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接见公明党委员长山口那津男，并接受安倍首相亲笔信，使日本社会舆论松了一口气，为我们开展对日说服工作创造了好氛围。
如今，我们如何展开说理攻势，打击右派为好呢。1)让日本有识之士认识到国际政治潮流，2)通过日本朋友来介绍我国真实情况，3)对我国外交政策的歪曲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解释说服，4)虚心听取日本朋友的意见和建议。
日本神奈川县前副知事久保孝雄最近撰写了题为“世界的结构性变化和日本生存之道”的文章，很有说服力，正在网上广泛流传。这样的声音，今后一定会上升，我们就要与这样的日本朋友团结起来去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