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讯 日前，“18大与中国政治”学术研讨会在早稻田大学举行，与会者结合各自研究角度，对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大，围绕集体领导制、合法性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战略、中日关系等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赵宏伟（法政大学教授）、毛桂荣（明治学院大学教授）、王元（东北文化学园大学准教授）、刘迪（杏林大学准教授）、郑成（早稻田大学准教授）、张剑波（早稻田大学讲师）、黄斌（早稻田大学讲师）等出席了会议。会议由王元主持。
一 关于制度建设和设计：集体领导体制
【王元】我们先围绕集体领导体制这个主题谈一谈各自的看法。
首先我注意到了一点，就是跟16,17大相比这次的18大对外透明度有所降低。可能跟会前出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事件有关。大会対安全工作也谨慎得过度了点。虽然如此，从顺利完成了交接班这项基本任务这一点来说，大会取得了基本的成功。这一点值得强调，迄今为止的18次大会取得如此基本成功的其实不多。
【毛桂荣】18大的观察非常多，难以在此展开系统观察。有几点与大家共享。第1，上世纪80年代以后推进的废除终身制的改革，应该说成就不少。任期制，年龄限制基本上得到了保障。这个保障既是制度性的，也是在实践中形成的。18大的选举，其中央委员半数以上改选，政治局以及常委大部分改选，就是明证。第2，关于差额选举问题。虽然没有进步，差额有限，但是没有退步。不退步就是好事，就是进步。
【王元】我插一句，“不退步就是进步”这句话说到点子上去了。体制改革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还需要时间的检验。渐进改革的话不光要看到这一次改了什么，还要看到作为改革成果留下了什么，最终成为法律，成为制度了没有。
【毛桂荣】第3，中央委员等的选举，没有公布得票数。这对看惯了公开选举的人士来说，有些不习惯。但是也有进步。我看到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名单，不是按照姓氏笔画而是按照得票多少排列公布的。虽然没有公开具体得票数，这也是进步。被选的人，一定会介意得票的多少，得票数多少会产生政治含义的。希望下次不仅仅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都公布得票多少。再下一步公布政治局委员的得票，或者公开唱票。据传，政治局成员等的提名，会前有非正式的投票。虽然不规范，未公开，但是有进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选举公开化，制度化等等应该是以后的看头。党内的各种选举，只要是投票，就会有变化。
【赵宏伟】从制度变化上看人事结果。政治局常委人事的传言是最多的。传言不能成为论据，所以应该从既成制度的制约、制度变化的影响上来看能不能解释常委人事的结果。政治学中的制度和制度化不只是指明文化的制度，前例、约定俗成、惯行、共识等也可归类为制度和制度化。
【张剑波】对这次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交接班，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从胡锦涛到习近平，连续两届顺利交接班，除预定接班者外所有常委集体退出，常委实行集体领导，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规则，有利于政权的稳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实行差额选举，可以看作是党内民主进展的一小步。可以把减少选举环节，扩大差额额度作为改进党内民主的下一步措施。
【王元】対。我刚才讲到的透明度降低原因可能不止一个。投票等新方法的适用范围的扩大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以前的做法，即便是暗箱操作，原理上少数人的心理还是比较容易推测的。现在很多人参加的投票，偶然性增大，结果很难预测。今后我们搞中国政治研究的人有必要开发新的检测和预测方法，否则的话跟不上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
【刘迪】集体领导制度，相对于毛泽东时代，无疑有进步因素。但另一方面，今后中国面临更为艰巨的国内政治改革以及更为严峻的国际政治环境，还可能出现日益增多的突发、重大事件，如何保证中共最高权威迅速做出判断、果断采取措施，我们还应对这种制度进行进一步观察。
二 关于政治局常委人数缩减
【毛桂荣】政治局常委7名，其地方经历基本上在东部，中西部非常少。这与上届胡温体制的取向有些不同。有解读是利益政治的结果。诚如是，应该是好事，总比意识形态决定一切要好。但是，中国要解决地区不平衡问题，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希望政策取向要有平衡感。
【王元】政治局常委从9人减到7人不是单纯权力斗争的最终结果，而是既定方针。最初我对此没抱太大的希望，常委的位子人人想坐，人数增加容易，要想减少就难了。不过薄熙来空出来一个位子使事物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从9人减到7人属于高难动作。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活力尚在。
【毛桂荣】政治局常委由9人改为7人，其中的具体理由没有公开。各种推测很多。与此相关的是政法委书记不再是政治局常委，是偶然还制度设计不得而知。但是总归是一个好的现象。政治局或者说共产党要尽量避免干预司法。废除政法委应该是改革的方向。政治局常委由9人改为7人的好处是什么？
【王元】大有好处，政治局常委忙得满天飞，减到7人，容易凑到一起，这样的话会好开得多，而且4对3比5対4优势更加明显，决策也将更高效一些。前一阵子维基泄密透漏的信息表明，美国老爷也相当认可中国政治局这一级的民主性。这个级别上成功的经验今后会推广到其他各个级别的。
【黄斌】我也认为政治局常委改为7人大有好处。前面有人提到常委集体领导形成了“规则”。但是这个规则还在微调过程中，正在不断完善。集体领导可以防止个人的独断专行，避免毛泽东晚期那样的灾难性后果，但是容易互相扯皮，效率就成了问题。9个人实在是太多了。要是中国也遇到日本核泄漏这样的突发危机，把出国访问的、在地方视察的常委都找回来开会，恐怕已经失去了最佳时机。事实上，过去爆发“萨斯”疫情时，中国领导层虽然后期雷厉风行，但是在先期的反应就比较迟钝，错失了扑灭疫情的大好时机。很难说9人常委制度与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减少到7人，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增进效率，加强应对国内外危机的管理能力。
【王元】因为年龄跟业绩及声誉具有正相关关系，投票等所谓的“党内民主”的新做法特别对常委会成员平均年龄的增加影响较大。特别是增选的五位常委的年龄的增加可能会导致预想不到的后果。我曾经认为胡温体制下形成了“十年一大换，五年一小换”的规则，现在看来这一方程式部分崩溃了。这样下去的话今后逐渐过渡到纯5年一任制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现在只是一个苗头，今后是否真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很难说。另外，这一点其实我还不知道应该怎样评价。一方面，原来的那种通过构筑10年长期稳定政权以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的做法因此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的话，10年过长。虽然说权力斗争是最好的营养剂，10年还是长了一点，领袖们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证。
【黄斌】哈哈，说的是。这次的常委看起来健康状况都不错，不过五年后大部分都超过了70岁高龄。虽说政治家们往往生命不息，争斗不止，但是70多岁后掌掌舵把握把握方向还行，每天处理繁重的日常工作就有些超负荷了。目前还可以说是“老骥伏枥”“壮士暮年”，为“习-李“这一年轻的领导核心保驾护航，但是如果五年后继续恋栈权力中枢不去，就不是“保驾”而是“绑架”了。苏联后期曾出现过所谓的“老人政治”，领导人继任年龄越来越大，致使政权逐渐失去了活力。而目前中国正在蓬勃发展，国内外的机遇与挑战千头万绪，显然需要更为精力充沛的年轻领导阶层。
【王元】胡温体制上台大约7年以后疲劳明显加剧。那一段时间事情也太多了一些，奥林匹克，世博，亚运，四川大地震，还有西藏和新疆的骚乱。这使得政权整体上渐渐失去了一向见长的柔软性。稀土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政府强调是按照既定方针压缩出口份额。日本人不这样认为，一向是去北京找商务部或者请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通融一下就可以灵活处理了的。按既定方针办事，就是对日制裁。外交没有既定方针，野田政权按既定方针办事，结果在钓鱼岛问题上下不了台了。都是既定方针惹的祸。
不过如果缩短一些的话，最后几年反应迟钝的现象有可能因此得到较大的改观。不过这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5年以后也就是2017年又得调整班子，而且调整的规模很大。中国社会在6,7,8,9这四年因受“整十周年效应”影响将进入一个相对不稳定的时期。
【黄斌】我也认为本届政治局常委大部分可能会在五年后退居二线。什么“整十周年效应”？
【王元】1919,1927,1937,1946,1957-8,1966,1989,1999,2008-9，这是过去一百年里中国社会动乱多发的年份。这些年份的尾数集中在“6,7,8,9”这四年上。尽管每次“动乱”各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纪念整十周年的各项活动吸引眼球，刺激感觉，成为诱发新的动乱的季节性原因。算下来下一次是2016年开始。
三 关于党政关系
【赵宏伟】在中国官场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中国最大的权力关系是党政关系，最大的干部系统是党务干部系统和行政干部系统；党务干部要政治领导行政，行政干部不服“会说不会做”的党务干部。由此党政矛盾和党政团结始终是中国各个权力层的主题。反映在中央人事上，就看到了下述现象。从国务院出身的江泽民到党务干部出身的胡锦涛，再回到行政干部起家的习近平，而接班人又准备了一位党务出身的胡春华。再看看总书记和总理的党政关系。党务出身的胡和行政出身的温，行政出身的习和党务出身的李，党务出身的胡春华和行政出身的孙政才。正是：党政轮替，党政平衡，党政团结。
【王元】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党政关系，也就是政治和行政的关系。党政不分，党政分开，党政分离，党政分立，党政合作，党政协调，党政团结等等，不一而足。我去年重译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对这个问题又有新的认识。写了一个长序特别强调这一点。再看日本，也算是一个民主国家了，政治家跟媒体勾结起来大肆攻击霞关的行政官僚。老师不好好教书，教不会就怪学生笨，将军瞎指挥吃了败仗埋怨小喽罗们没有奋勇当前。这成什么体统了？提法多表明问题多，反复多。不过我很希望中国能够在这一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异想天开了。
【刘迪】 中共是从革命党走过来的，长期实行“以党治国”方针，这造成“党政不分”。上世纪80年代，中共寻求解决“党政不分”问题，最主要目的是防止权力过分集中，避免出现文革那种权力极端集中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有意义的。同时在许多领域，如司法以及许多高度专业部门，党政必须分开。但另外我们要考虑，既然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严格强调“党政分开”是否十分有意义。事实上，中共利用提名制、党组、党内生活等方式，全面控制政府。因此，过分强调“党政分开”，意义不大。
【赵宏伟】17大时的一个新制度是，由全国的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对同数的新任常委的候选人进行了人气投票，以人气投票的结果为参考，确定了习近平在前，李克强在后的定位。这让海内外的观察家们都跌破了眼镜，可这正符合了党政轮替。这个新程序的结果是确定了习近平在前的正当性。
18大前，上面的前例没有废止的理由，却有遵循和发展的责任。于是乎搞起了对新任常委的5个名额的差额人气投票。按“七上八下”的前例，67岁以下的八人成为候选人，投票的结果是党务干部系统的三人吊了车尾。他们都没能入常，这又让海内外观察家们跌破了眼镜。
【刘迪】中国的党政关系，从来就是“党高政低”，但从党政干部人数来看，全国纯粹从事党务工作的党员大约有50万，其余的党员高层干部多来自行政口。现实中，中国干部提拔日益要求政绩，党务口干部很难出政绩这也是事实。我觉得，过分强调“党政分开”，反而可能导致高级党务人员无法获得威信。
【赵宏伟】看一看行政系统干部的人多势众，想一想他们对党务系统干部的不太服气，差额人气投票的上述结果也是自然归属。人气投票，差额选举，当然是有比没有好，是进步。但客观结果是，5年10年后的展望会不会是打破党政轮替，党政平衡，党政团结；造成行政官僚的坐大。
四 关于元老干政，中国式伦理型政治
【王元】日本的媒体対所谓的“院政”即元老干政问题报道得很多，有的甚至说是“（江胡）双重院政”。其实日本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前不久的自民党总裁选就是如此。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社会，中国人即使在理智上力求摒弃家族主义，但还是会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共产党中央在毛泽东时代搞家长制，邓小平时代搞元老制，到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集体领导制才逐渐走上正轨。
【张剑波】有些研究中国家父长制度的大学教授认为，中国有尊老的传统，最高领导层退休的制度化和最高领导层经验者协商接班人选的做法有利于权力的顺利交接和稳定，可以说是在目前情况下的一种中国特色。
【王元】対，元老干政有很复杂的背景，元老个人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元老身边的人。据我所知江泽民留名青史的愿望还是很强烈的，他对共产党在他手上第一次顺利交接班这一点很自豪，很有成就感。伦理色彩不是短时期就褪色的。新上来的人对老人谦恭一些，不然会被指责“人一走茶就凉”。同样，退下去的老人们对年轻人表示欣赏，扶上马再送一程，或者在适当的时候，这通常是奥运会，世博，以及交接班等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典礼仪式上露露面，捧捧场，这在中国虽然不能说是国之常理，但却是人之常情。我感觉中国共产党显然在进行某种努力，试图把一些伦理色彩融入到中国的现代政治体制中来。
【黄斌】家长制角度应该继续深入下去。我个人认为，家长制下上台的领导人本身对家长制有利用，有反抗，有温情，也有妥协。华国锋、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代领导人各有不同特点。顺应家长制的领导人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低姿态尊重元老，显得虚怀若谷，另一方面又会高姿态向世人宣示权威，自认天命所归，不容忤逆。一软一硬两方面是相互联系，互为表里的。目前为止，习近平扮演了出色的长子继承人的角色。对胡锦涛、江泽民两代领导人的尊重，绝不仅仅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单纯源于力量冲突达成的妥协，而是由于习近平在家长制的政治文化中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有意识地延续并加强这一传统。而另一方面，在薄希来事件中，处理结果反应了作为皇储的习近平的意愿，显示出其隐露的锋芒。我觉得，随着习近平领导核心的进一步巩固，在继续扮演尊老角色的同时，对威胁政权地位的各种挑战，习近平可能会给予更加严厉的打击。首当其冲的很可能是腐败问题。
【王元】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体制基本上可以说是确立了。不过今后可能还会有调整修正。有些东西其实本来就是两可，有些则是两不可。按照我们的书里的政治局入常惯例，总书记和总理是当然成员，所以称江朱体制，称胡温体制。但是按照政治学原理，人代会在国务院之上，所以吴邦国第二，温家宝第三。学生来，说老师您排错了吧，刚想改，这不，李克强又排到了第二了。还有几个地方，书记处也是如此，今后还会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大反复应该不多了。
五 关于合法性问题
【毛桂荣】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30年的发展，市场经济有所发展。现在需要的是相关法律规范的建设，市场秩序的建设等等。市场经济下，经济的发展要靠政府和市场，而不是执政党的政治口号。作为执政党，共产党依然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的内容应该有所变化了。一个中心应该由“经济建设”上升为“制度建设”了。“经济建设”是政府的工作，是市场的事，而不是执政党的中心工作。“制度建设”应该是执政党的工作重心了。制度建设有许多内容，有许多需要做。
【王元】中国政治问题还是不少，有些还越来越严重。我有时想，如果不是他老婆出事，还真拿薄熙来没有办法。那将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结果呢？这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还存在重大隐患。
【毛桂荣】薄熙来的问题，有个人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如何防止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事实上中国没有任何机制控制这个问题的。党政分开，司法独立等等都是制度建设的要求。党政分开要需要废除政法委，废除党组。至少法院的党组要废除。司法独立，审判独立要追求。
【张剑波】没有经过选举的政权难以获得国民的认同，其合法性和统治能力都会存在疑问，中国国内严重的腐败问题、格差问题也很难解决。
【王元】提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我想还有两点得注意。一个党内民主的扩大能不能跟上社会要求的问题。现在的做法，差额从7%扩大到8%似乎不够。其实我对投票的评价不高，认为它是懒省事。政客前面说话后面摆手，百姓愿打愿挨，后悔也怪不得别人。其实日本算是好的了，允许大家每年翻悔一次，美国至少要等四年。选举不一定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印度不比中国不腐败。但是很明显，是最简单易行的方式。中国说不定什么时候投起票来了也未可知。对中国来讲，投票选举可以作为一个没有办法的时候的办法。
【张剑波】日本等国政权经过了选举，却仍存在严重的“政治不信”，国民认为政治家并不为民办事，且政治一直不安定，严重影响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因此，重要的是结果，是执政的结果是否对社会和国民起到了应起的作用。
【王元】対。我在想，可能中国日本都是汉字民主主义，强调的是 “人民主权”“人民当家做主”，是人民利益愿望得到实现的“民主”，而不是三权分立，两党制的“德莫克拉西”。当然中日两国在这方面也不尽相同，不可同日而语。日本人现在改口说两党制可有可无，也不在乎什么一票格差违反宪法。中国人更直接，要政治民主，不要民主政治。
回到我刚才的话上去。另一点是未来十年新政权有可能拿到什么支持其合法性的政绩的问题。现在看来GDP超美可能是一个，不过这一点可能意思不大。人对加速度的感觉是敏感的，対速度的感觉并不敏感，即使是高速。过去三十年的超速发展已经使我们在这方面麻木了。国家的饼子已经做得够大的了，现在百姓更多地追求切身利益。自己能得到什么，能得到多少。不光跟过去比，还跟周围比。还一个有可能得到支持的是整治腐败，这当然不是抓几个贪官污吏了事的问题。因为中国的一部分速度实际上来源于腐败，而且现在是全社会性腐败，所以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刘迪】1949年后至今，中共曾面临两次重大合法性危机，前两次危机，都是靠邓小平的高速发展经济理论克服了。这次18大，中共以“人均收入倍增”和“反腐”应对合法性危机。关于前者，基本上还是邓小平的方式，即高速发展生产力。不过，因为今天中国社会日益复杂，即使经济今后仍可高速增长，但复杂的社会结构，也很难保障人民可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因此，维持一个政权的稳定，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其社会政策如何实施。关于后者，彻底实施，无疑可以广泛回应社会期待，但其力度、范围以及效果都有待观察。
六 关于军事，外交，中日关系
【张剑波】关于今后中国的国家战略，有学者分析了从十四大到十八大总书记做的报告，发现所有报告都认为世界情势严峻，且在发生深刻变化，但只有十五大和十八大报告同时认为发展机遇也前所未有。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开放、合作、共赢的发展，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家战略。以往的报告把发展经济，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历史任务”，但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三大历史任务”：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第一次把国家统一和对外关系作为与现代化建设同等的任务提出来，是个值得注目的重大变化。
【郑成】更为牵动人心的恐怕是今后日子怎么过。我个人比较在意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习近平上台后在政治局的第一次发言以及在参观革命展览后的发言，其发出的信息缺乏明确性，很难让人通过其发言感受到具体的执政纲领。诚然，习提到了反腐的必要性，但反腐本身早已不是新课题，习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却并没有提示出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让司法系统真正独立执法当然是最为理想的，但短期内恐怕不太现实。但如果不作出让司法系统独立这样的大动作，共产党的反贪工作还是无法从长久以来的怪圈中跳不出来。另外，习近平在参观革命展览后的作的讲话突出强调了到目前为之改革取得的巨大成绩，将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阐述，符合了当前众多国民的精神需求。但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信心自然必不可缺，也更需要谦虚的心态，而这一点却没有提及。
二是眼花缭乱的军方的活动。辽宁号的舰载机成功运营，中国军方在各海域的演习，在世人面前展示了一支日益强大的军队。辽宁号的登场所象征的强军路线，在习近平上台后愈发热闹，让人有点担心，不知新的领导核心能够真正控制住军方的行动。
【张剑波】中国的基本前提仍然是发展经济，其国际认识是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并坚持和平发展，这些也是中国对日关系的基本框架。不过，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今后中国面向海洋的发展将进一步加速，但日本国内有一种主张是与美国联手把中国压制在第一岛链内，遏制中国的海洋发展，如果这种主张成为日本的对华战略，中日之间有可能发生严重对立。中日两国都存在自我重新定位的课题，都存在对对方认识失衡的问题，需要多方面加强沟通，在日华人学者在这方面负有特殊责任。
【黄斌】外交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是政治的手段。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外交还是军事，中国的对外交往都深受国内政治的影响。从18大的人事布局来看，外交和军事领域被边缘化，这一倾向将更趋明显。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到国内政治、经济日趋强大的影响，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很可能失去更多的灵活和弹性。虽然在总体上，中国仍将保持与美日等国不远不近、不冷不热的合作关系，但是以“不折腾论”闻名的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对来自外界的干涉和挑战逐渐失去了耐心，而在中央发言权有所下降的军方则试图通过强势姿态提高自身的价值。围绕外交问题，将可能时不时出现新的热点。
【赵宏伟】中日关系会在长期低迷之中尽量追求政经分离，这样一种低级关系。只讲一个分析。从道理上说，回到搁置争议轨道上来，中日关系才能改善。但是，曾经的搁置争议的原状是，在中国实际承认日本单独实际控制钓鱼岛这一状态下的搁置争议；可是中国已经退不回去了，已经不能退到那个曾经的搁置争议的原状。
【王元】民族主义问题既复杂又简单。其实大家争的都是一口气。中日两国都是世界大国，不缺一个钓鱼岛。日本以前讲“满蒙”是生命线，为了保卫“满蒙”在华北设防，为了保卫华北在华东设防，防不胜防，最后防线扩大到东南亚去了。争的时候称宝山，宝岛，宝盆，弃的时候称“鸟不语，花不香”。钓鱼岛那点资源对中日两国来讲不过沧海一粟。失去了东南亚，失去了华东，失去了满蒙，失去了朝鲜，从此一身轻，从而才有了今天的日本。潇洒一点，再搁置100年，换来东亚的百年和平。其实50年足够了，过去50年东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再有50年的和平发展，东亚在世界上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景象！退半步海阔天空。
七今后的展望，其他
【毛桂荣】再过几个月人大要开会了。1年只开2到3星期的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吗。没有人相信吧。中国的年度预算1月开始执行，全国人大在3月才开会讨论预算。这与19世纪就确立的财政民主原理相悖。人大代表的常任制度是否可行要探讨，人数太多要削减。至少，全国人大是否可以从3个星期的会期改为1个月，其后再改为3月，如此等等。执政党在过去的30年，坚持“经济建设”这个基本点，有其重要的战略意义。问题是，更重要的制度建设要提上议事日程了。立法，司法，执法制度的制度建设等等。“亡党亡国”不能靠经济建设来避免。制度建设才能“不亡党不亡国”。
【郑成】作为一个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所能够得到的有价值的情报有限，说的东西还停留于观感层次。
世人瞩目的18大如同一场新人的婚礼，再热闹，也得结束，接下来的就是怎么过日子了。总的看来，这次领导人交替实现得较为平稳，虽然背后发生了很多让普通老百姓难以想象的惊心动魄权力斗争。既然现在已经胜负已成定局，似乎也就没有太多的需要去搞清那些权力斗争了，事实上这也不是吾辈想搞清就能搞清的事情。
【黄斌】身在日本，对18大的各种议论难免有雾里看花，隔靴搔痒的惶惑，但同时也存在着跳出庐山始见山的豁然。仅就我而言，日本政治中枢的混乱凸现了中国政治中枢的稳定，在这点上我觉得中国政治制度可圈可点。然而贴近民众生活的日本政治家的低姿态也凸现出中国各级领导人的傲慢与“只唯上，不唯下”的丑陋，因此，对于迟迟裹足不前的中国基层民主制度的改革，不免充满期待。而尤为让我感到焦虑的是，日本深陷高龄少子化泥潭迟迟难以实现社会和经济转型的教训在中国得不到应有的回应，经过胡温的黄金十年，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恶化等问题非但未能得以解决，而且愈演愈烈。这些都是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领域。希望习-李新领导核心能够在这些问题上走出关键一步，避免病入沉疴、积重难返。
【王元】现在国内国际上对中国党大会的瞩目和要求越来越高了。尽管从结果上看18大的组织工作不如上两次，但总的来说算是一次成功的党代会。问题在于，中国经过过去30年的巨大发展，社会上积累了大量深层次的矛盾，社会差距扩大，贪官污吏猖獗，爱国贼跋扈。这些问题都不是一次成功的党代会所能够解决的。胡锦涛的10年是中国坐大的10年，胡锦涛政治的特征是守成，创业难，守成更难。胡锦涛全退対推进集体领导体制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今后如果能够制度化的话会把这一体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赵宏伟】习近平登台即讲：中华复兴（而不用振兴中华），重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落后挨打”；这些不应是他没想到要有点新意。他的10年是GDP超美的10年，他的历史定位是在他任内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中国曾经就是超级大国，现在要复兴。
（以上内容由王元整理）
一 关于制度建设和设计：集体领导体制
【王元】我们先围绕集体领导体制这个主题谈一谈各自的看法。
首先我注意到了一点，就是跟16,17大相比这次的18大对外透明度有所降低。可能跟会前出了几件不大不小的事件有关。大会対安全工作也谨慎得过度了点。虽然如此，从顺利完成了交接班这项基本任务这一点来说，大会取得了基本的成功。这一点值得强调，迄今为止的18次大会取得如此基本成功的其实不多。
【毛桂荣】18大的观察非常多，难以在此展开系统观察。有几点与大家共享。第1，上世纪80年代以后推进的废除终身制的改革，应该说成就不少。任期制，年龄限制基本上得到了保障。这个保障既是制度性的，也是在实践中形成的。18大的选举，其中央委员半数以上改选，政治局以及常委大部分改选，就是明证。第2，关于差额选举问题。虽然没有进步，差额有限，但是没有退步。不退步就是好事，就是进步。
【王元】我插一句，“不退步就是进步”这句话说到点子上去了。体制改革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还需要时间的检验。渐进改革的话不光要看到这一次改了什么，还要看到作为改革成果留下了什么，最终成为法律，成为制度了没有。
【毛桂荣】第3，中央委员等的选举，没有公布得票数。这对看惯了公开选举的人士来说，有些不习惯。但是也有进步。我看到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的名单，不是按照姓氏笔画而是按照得票多少排列公布的。虽然没有公开具体得票数，这也是进步。被选的人，一定会介意得票的多少，得票数多少会产生政治含义的。希望下次不仅仅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都公布得票多少。再下一步公布政治局委员的得票，或者公开唱票。据传，政治局成员等的提名，会前有非正式的投票。虽然不规范，未公开，但是有进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选举公开化，制度化等等应该是以后的看头。党内的各种选举，只要是投票，就会有变化。
【赵宏伟】从制度变化上看人事结果。政治局常委人事的传言是最多的。传言不能成为论据，所以应该从既成制度的制约、制度变化的影响上来看能不能解释常委人事的结果。政治学中的制度和制度化不只是指明文化的制度，前例、约定俗成、惯行、共识等也可归类为制度和制度化。
【张剑波】对这次中共最高领导层的交接班，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从胡锦涛到习近平，连续两届顺利交接班，除预定接班者外所有常委集体退出，常委实行集体领导，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规则，有利于政权的稳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实行差额选举，可以看作是党内民主进展的一小步。可以把减少选举环节，扩大差额额度作为改进党内民主的下一步措施。
【王元】対。我刚才讲到的透明度降低原因可能不止一个。投票等新方法的适用范围的扩大可能也是原因之一。以前的做法，即便是暗箱操作，原理上少数人的心理还是比较容易推测的。现在很多人参加的投票，偶然性增大，结果很难预测。今后我们搞中国政治研究的人有必要开发新的检测和预测方法，否则的话跟不上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
【刘迪】集体领导制度，相对于毛泽东时代，无疑有进步因素。但另一方面，今后中国面临更为艰巨的国内政治改革以及更为严峻的国际政治环境，还可能出现日益增多的突发、重大事件，如何保证中共最高权威迅速做出判断、果断采取措施，我们还应对这种制度进行进一步观察。
二 关于政治局常委人数缩减
【毛桂荣】政治局常委7名，其地方经历基本上在东部，中西部非常少。这与上届胡温体制的取向有些不同。有解读是利益政治的结果。诚如是，应该是好事，总比意识形态决定一切要好。但是，中国要解决地区不平衡问题，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希望政策取向要有平衡感。
【王元】政治局常委从9人减到7人不是单纯权力斗争的最终结果，而是既定方针。最初我对此没抱太大的希望，常委的位子人人想坐，人数增加容易，要想减少就难了。不过薄熙来空出来一个位子使事物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从9人减到7人属于高难动作。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活力尚在。
【毛桂荣】政治局常委由9人改为7人，其中的具体理由没有公开。各种推测很多。与此相关的是政法委书记不再是政治局常委，是偶然还制度设计不得而知。但是总归是一个好的现象。政治局或者说共产党要尽量避免干预司法。废除政法委应该是改革的方向。政治局常委由9人改为7人的好处是什么？
【王元】大有好处，政治局常委忙得满天飞，减到7人，容易凑到一起，这样的话会好开得多，而且4对3比5対4优势更加明显，决策也将更高效一些。前一阵子维基泄密透漏的信息表明，美国老爷也相当认可中国政治局这一级的民主性。这个级别上成功的经验今后会推广到其他各个级别的。
【黄斌】我也认为政治局常委改为7人大有好处。前面有人提到常委集体领导形成了“规则”。但是这个规则还在微调过程中，正在不断完善。集体领导可以防止个人的独断专行，避免毛泽东晚期那样的灾难性后果，但是容易互相扯皮，效率就成了问题。9个人实在是太多了。要是中国也遇到日本核泄漏这样的突发危机，把出国访问的、在地方视察的常委都找回来开会，恐怕已经失去了最佳时机。事实上，过去爆发“萨斯”疫情时，中国领导层虽然后期雷厉风行，但是在先期的反应就比较迟钝，错失了扑灭疫情的大好时机。很难说9人常委制度与其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减少到7人，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增进效率，加强应对国内外危机的管理能力。
【王元】因为年龄跟业绩及声誉具有正相关关系，投票等所谓的“党内民主”的新做法特别对常委会成员平均年龄的增加影响较大。特别是增选的五位常委的年龄的增加可能会导致预想不到的后果。我曾经认为胡温体制下形成了“十年一大换，五年一小换”的规则，现在看来这一方程式部分崩溃了。这样下去的话今后逐渐过渡到纯5年一任制也不是没有可能。当然现在只是一个苗头，今后是否真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很难说。另外，这一点其实我还不知道应该怎样评价。一方面，原来的那种通过构筑10年长期稳定政权以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的做法因此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的话，10年过长。虽然说权力斗争是最好的营养剂，10年还是长了一点，领袖们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证。
【黄斌】哈哈，说的是。这次的常委看起来健康状况都不错，不过五年后大部分都超过了70岁高龄。虽说政治家们往往生命不息，争斗不止，但是70多岁后掌掌舵把握把握方向还行，每天处理繁重的日常工作就有些超负荷了。目前还可以说是“老骥伏枥”“壮士暮年”，为“习-李“这一年轻的领导核心保驾护航，但是如果五年后继续恋栈权力中枢不去，就不是“保驾”而是“绑架”了。苏联后期曾出现过所谓的“老人政治”，领导人继任年龄越来越大，致使政权逐渐失去了活力。而目前中国正在蓬勃发展，国内外的机遇与挑战千头万绪，显然需要更为精力充沛的年轻领导阶层。
【王元】胡温体制上台大约7年以后疲劳明显加剧。那一段时间事情也太多了一些，奥林匹克，世博，亚运，四川大地震，还有西藏和新疆的骚乱。这使得政权整体上渐渐失去了一向见长的柔软性。稀土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政府强调是按照既定方针压缩出口份额。日本人不这样认为，一向是去北京找商务部或者请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通融一下就可以灵活处理了的。按既定方针办事，就是对日制裁。外交没有既定方针，野田政权按既定方针办事，结果在钓鱼岛问题上下不了台了。都是既定方针惹的祸。
不过如果缩短一些的话，最后几年反应迟钝的现象有可能因此得到较大的改观。不过这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5年以后也就是2017年又得调整班子，而且调整的规模很大。中国社会在6,7,8,9这四年因受“整十周年效应”影响将进入一个相对不稳定的时期。
【黄斌】我也认为本届政治局常委大部分可能会在五年后退居二线。什么“整十周年效应”？
【王元】1919,1927,1937,1946,1957-8,1966,1989,1999,2008-9，这是过去一百年里中国社会动乱多发的年份。这些年份的尾数集中在“6,7,8,9”这四年上。尽管每次“动乱”各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是纪念整十周年的各项活动吸引眼球，刺激感觉，成为诱发新的动乱的季节性原因。算下来下一次是2016年开始。
三 关于党政关系
【赵宏伟】在中国官场有点经验的人都知道，中国最大的权力关系是党政关系，最大的干部系统是党务干部系统和行政干部系统；党务干部要政治领导行政，行政干部不服“会说不会做”的党务干部。由此党政矛盾和党政团结始终是中国各个权力层的主题。反映在中央人事上，就看到了下述现象。从国务院出身的江泽民到党务干部出身的胡锦涛，再回到行政干部起家的习近平，而接班人又准备了一位党务出身的胡春华。再看看总书记和总理的党政关系。党务出身的胡和行政出身的温，行政出身的习和党务出身的李，党务出身的胡春华和行政出身的孙政才。正是：党政轮替，党政平衡，党政团结。
【王元】中国政治最大的问题就是党政关系，也就是政治和行政的关系。党政不分，党政分开，党政分离，党政分立，党政合作，党政协调，党政团结等等，不一而足。我去年重译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对这个问题又有新的认识。写了一个长序特别强调这一点。再看日本，也算是一个民主国家了，政治家跟媒体勾结起来大肆攻击霞关的行政官僚。老师不好好教书，教不会就怪学生笨，将军瞎指挥吃了败仗埋怨小喽罗们没有奋勇当前。这成什么体统了？提法多表明问题多，反复多。不过我很希望中国能够在这一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异想天开了。
【刘迪】 中共是从革命党走过来的，长期实行“以党治国”方针，这造成“党政不分”。上世纪80年代，中共寻求解决“党政不分”问题，最主要目的是防止权力过分集中，避免出现文革那种权力极端集中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有意义的。同时在许多领域，如司法以及许多高度专业部门，党政必须分开。但另外我们要考虑，既然中国是一党执政的国家，严格强调“党政分开”是否十分有意义。事实上，中共利用提名制、党组、党内生活等方式，全面控制政府。因此，过分强调“党政分开”，意义不大。
【赵宏伟】17大时的一个新制度是，由全国的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对同数的新任常委的候选人进行了人气投票，以人气投票的结果为参考，确定了习近平在前，李克强在后的定位。这让海内外的观察家们都跌破了眼镜，可这正符合了党政轮替。这个新程序的结果是确定了习近平在前的正当性。
18大前，上面的前例没有废止的理由，却有遵循和发展的责任。于是乎搞起了对新任常委的5个名额的差额人气投票。按“七上八下”的前例，67岁以下的八人成为候选人，投票的结果是党务干部系统的三人吊了车尾。他们都没能入常，这又让海内外观察家们跌破了眼镜。
【刘迪】中国的党政关系，从来就是“党高政低”，但从党政干部人数来看，全国纯粹从事党务工作的党员大约有50万，其余的党员高层干部多来自行政口。现实中，中国干部提拔日益要求政绩，党务口干部很难出政绩这也是事实。我觉得，过分强调“党政分开”，反而可能导致高级党务人员无法获得威信。
【赵宏伟】看一看行政系统干部的人多势众，想一想他们对党务系统干部的不太服气，差额人气投票的上述结果也是自然归属。人气投票，差额选举，当然是有比没有好，是进步。但客观结果是，5年10年后的展望会不会是打破党政轮替，党政平衡，党政团结；造成行政官僚的坐大。
四 关于元老干政，中国式伦理型政治
【王元】日本的媒体対所谓的“院政”即元老干政问题报道得很多，有的甚至说是“（江胡）双重院政”。其实日本自己也有同样的问题，前不久的自民党总裁选就是如此。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中国是一个伦理型社会，中国人即使在理智上力求摒弃家族主义，但还是会不知不觉地受其影响。共产党中央在毛泽东时代搞家长制，邓小平时代搞元老制，到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集体领导制才逐渐走上正轨。
【张剑波】有些研究中国家父长制度的大学教授认为，中国有尊老的传统，最高领导层退休的制度化和最高领导层经验者协商接班人选的做法有利于权力的顺利交接和稳定，可以说是在目前情况下的一种中国特色。
【王元】対，元老干政有很复杂的背景，元老个人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元老身边的人。据我所知江泽民留名青史的愿望还是很强烈的，他对共产党在他手上第一次顺利交接班这一点很自豪，很有成就感。伦理色彩不是短时期就褪色的。新上来的人对老人谦恭一些，不然会被指责“人一走茶就凉”。同样，退下去的老人们对年轻人表示欣赏，扶上马再送一程，或者在适当的时候，这通常是奥运会，世博，以及交接班等那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典礼仪式上露露面，捧捧场，这在中国虽然不能说是国之常理，但却是人之常情。我感觉中国共产党显然在进行某种努力，试图把一些伦理色彩融入到中国的现代政治体制中来。
【黄斌】家长制角度应该继续深入下去。我个人认为，家长制下上台的领导人本身对家长制有利用，有反抗，有温情，也有妥协。华国锋、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等历代领导人各有不同特点。顺应家长制的领导人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低姿态尊重元老，显得虚怀若谷，另一方面又会高姿态向世人宣示权威，自认天命所归，不容忤逆。一软一硬两方面是相互联系，互为表里的。目前为止，习近平扮演了出色的长子继承人的角色。对胡锦涛、江泽民两代领导人的尊重，绝不仅仅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单纯源于力量冲突达成的妥协，而是由于习近平在家长制的政治文化中准确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有意识地延续并加强这一传统。而另一方面，在薄希来事件中，处理结果反应了作为皇储的习近平的意愿，显示出其隐露的锋芒。我觉得，随着习近平领导核心的进一步巩固，在继续扮演尊老角色的同时，对威胁政权地位的各种挑战，习近平可能会给予更加严厉的打击。首当其冲的很可能是腐败问题。
【王元】中共中央的集体领导体制基本上可以说是确立了。不过今后可能还会有调整修正。有些东西其实本来就是两可，有些则是两不可。按照我们的书里的政治局入常惯例，总书记和总理是当然成员，所以称江朱体制，称胡温体制。但是按照政治学原理，人代会在国务院之上，所以吴邦国第二，温家宝第三。学生来，说老师您排错了吧，刚想改，这不，李克强又排到了第二了。还有几个地方，书记处也是如此，今后还会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大反复应该不多了。
五 关于合法性问题
【毛桂荣】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30年的发展，市场经济有所发展。现在需要的是相关法律规范的建设，市场秩序的建设等等。市场经济下，经济的发展要靠政府和市场，而不是执政党的政治口号。作为执政党，共产党依然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的内容应该有所变化了。一个中心应该由“经济建设”上升为“制度建设”了。“经济建设”是政府的工作，是市场的事，而不是执政党的中心工作。“制度建设”应该是执政党的工作重心了。制度建设有许多内容，有许多需要做。
【王元】中国政治问题还是不少，有些还越来越严重。我有时想，如果不是他老婆出事，还真拿薄熙来没有办法。那将会是什么样的一种结果呢？这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还存在重大隐患。
【毛桂荣】薄熙来的问题，有个人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设。如何防止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事实上中国没有任何机制控制这个问题的。党政分开，司法独立等等都是制度建设的要求。党政分开要需要废除政法委，废除党组。至少法院的党组要废除。司法独立，审判独立要追求。
【张剑波】没有经过选举的政权难以获得国民的认同，其合法性和统治能力都会存在疑问，中国国内严重的腐败问题、格差问题也很难解决。
【王元】提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我想还有两点得注意。一个党内民主的扩大能不能跟上社会要求的问题。现在的做法，差额从7%扩大到8%似乎不够。其实我对投票的评价不高，认为它是懒省事。政客前面说话后面摆手，百姓愿打愿挨，后悔也怪不得别人。其实日本算是好的了，允许大家每年翻悔一次，美国至少要等四年。选举不一定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印度不比中国不腐败。但是很明显，是最简单易行的方式。中国说不定什么时候投起票来了也未可知。对中国来讲，投票选举可以作为一个没有办法的时候的办法。
【张剑波】日本等国政权经过了选举，却仍存在严重的“政治不信”，国民认为政治家并不为民办事，且政治一直不安定，严重影响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因此，重要的是结果，是执政的结果是否对社会和国民起到了应起的作用。
【王元】対。我在想，可能中国日本都是汉字民主主义，强调的是 “人民主权”“人民当家做主”，是人民利益愿望得到实现的“民主”，而不是三权分立，两党制的“德莫克拉西”。当然中日两国在这方面也不尽相同，不可同日而语。日本人现在改口说两党制可有可无，也不在乎什么一票格差违反宪法。中国人更直接，要政治民主，不要民主政治。
回到我刚才的话上去。另一点是未来十年新政权有可能拿到什么支持其合法性的政绩的问题。现在看来GDP超美可能是一个，不过这一点可能意思不大。人对加速度的感觉是敏感的，対速度的感觉并不敏感，即使是高速。过去三十年的超速发展已经使我们在这方面麻木了。国家的饼子已经做得够大的了，现在百姓更多地追求切身利益。自己能得到什么，能得到多少。不光跟过去比，还跟周围比。还一个有可能得到支持的是整治腐败，这当然不是抓几个贪官污吏了事的问题。因为中国的一部分速度实际上来源于腐败，而且现在是全社会性腐败，所以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刘迪】1949年后至今，中共曾面临两次重大合法性危机，前两次危机，都是靠邓小平的高速发展经济理论克服了。这次18大，中共以“人均收入倍增”和“反腐”应对合法性危机。关于前者，基本上还是邓小平的方式，即高速发展生产力。不过，因为今天中国社会日益复杂，即使经济今后仍可高速增长，但复杂的社会结构，也很难保障人民可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因此，维持一个政权的稳定，更重要的，还是要看其社会政策如何实施。关于后者，彻底实施，无疑可以广泛回应社会期待，但其力度、范围以及效果都有待观察。
六 关于军事，外交，中日关系
【张剑波】关于今后中国的国家战略，有学者分析了从十四大到十八大总书记做的报告，发现所有报告都认为世界情势严峻，且在发生深刻变化，但只有十五大和十八大报告同时认为发展机遇也前所未有。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开放、合作、共赢的发展，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家战略。以往的报告把发展经济，建设小康社会作为“历史任务”，但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三大历史任务”：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第一次把国家统一和对外关系作为与现代化建设同等的任务提出来，是个值得注目的重大变化。
【郑成】更为牵动人心的恐怕是今后日子怎么过。我个人比较在意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习近平上台后在政治局的第一次发言以及在参观革命展览后的发言，其发出的信息缺乏明确性，很难让人通过其发言感受到具体的执政纲领。诚然，习提到了反腐的必要性，但反腐本身早已不是新课题，习强调了问题的严重性，却并没有提示出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让司法系统真正独立执法当然是最为理想的，但短期内恐怕不太现实。但如果不作出让司法系统独立这样的大动作，共产党的反贪工作还是无法从长久以来的怪圈中跳不出来。另外，习近平在参观革命展览后的作的讲话突出强调了到目前为之改革取得的巨大成绩，将此同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阐述，符合了当前众多国民的精神需求。但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信心自然必不可缺，也更需要谦虚的心态，而这一点却没有提及。
二是眼花缭乱的军方的活动。辽宁号的舰载机成功运营，中国军方在各海域的演习，在世人面前展示了一支日益强大的军队。辽宁号的登场所象征的强军路线，在习近平上台后愈发热闹，让人有点担心，不知新的领导核心能够真正控制住军方的行动。
【张剑波】中国的基本前提仍然是发展经济，其国际认识是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并坚持和平发展，这些也是中国对日关系的基本框架。不过，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今后中国面向海洋的发展将进一步加速，但日本国内有一种主张是与美国联手把中国压制在第一岛链内，遏制中国的海洋发展，如果这种主张成为日本的对华战略，中日之间有可能发生严重对立。中日两国都存在自我重新定位的课题，都存在对对方认识失衡的问题，需要多方面加强沟通，在日华人学者在这方面负有特殊责任。
【黄斌】外交是政治的延续，军事是政治的手段。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外交还是军事，中国的对外交往都深受国内政治的影响。从18大的人事布局来看，外交和军事领域被边缘化，这一倾向将更趋明显。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到国内政治、经济日趋强大的影响，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很可能失去更多的灵活和弹性。虽然在总体上，中国仍将保持与美日等国不远不近、不冷不热的合作关系，但是以“不折腾论”闻名的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对来自外界的干涉和挑战逐渐失去了耐心，而在中央发言权有所下降的军方则试图通过强势姿态提高自身的价值。围绕外交问题，将可能时不时出现新的热点。
【赵宏伟】中日关系会在长期低迷之中尽量追求政经分离，这样一种低级关系。只讲一个分析。从道理上说，回到搁置争议轨道上来，中日关系才能改善。但是，曾经的搁置争议的原状是，在中国实际承认日本单独实际控制钓鱼岛这一状态下的搁置争议；可是中国已经退不回去了，已经不能退到那个曾经的搁置争议的原状。
【王元】民族主义问题既复杂又简单。其实大家争的都是一口气。中日两国都是世界大国，不缺一个钓鱼岛。日本以前讲“满蒙”是生命线，为了保卫“满蒙”在华北设防，为了保卫华北在华东设防，防不胜防，最后防线扩大到东南亚去了。争的时候称宝山，宝岛，宝盆，弃的时候称“鸟不语，花不香”。钓鱼岛那点资源对中日两国来讲不过沧海一粟。失去了东南亚，失去了华东，失去了满蒙，失去了朝鲜，从此一身轻，从而才有了今天的日本。潇洒一点，再搁置100年，换来东亚的百年和平。其实50年足够了，过去50年东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再有50年的和平发展，东亚在世界上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景象！退半步海阔天空。
七今后的展望，其他
【毛桂荣】再过几个月人大要开会了。1年只开2到3星期的全国人大是最高权力机构吗。没有人相信吧。中国的年度预算1月开始执行，全国人大在3月才开会讨论预算。这与19世纪就确立的财政民主原理相悖。人大代表的常任制度是否可行要探讨，人数太多要削减。至少，全国人大是否可以从3个星期的会期改为1个月，其后再改为3月，如此等等。执政党在过去的30年，坚持“经济建设”这个基本点，有其重要的战略意义。问题是，更重要的制度建设要提上议事日程了。立法，司法，执法制度的制度建设等等。“亡党亡国”不能靠经济建设来避免。制度建设才能“不亡党不亡国”。
【郑成】作为一个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所能够得到的有价值的情报有限，说的东西还停留于观感层次。
世人瞩目的18大如同一场新人的婚礼，再热闹，也得结束，接下来的就是怎么过日子了。总的看来，这次领导人交替实现得较为平稳，虽然背后发生了很多让普通老百姓难以想象的惊心动魄权力斗争。既然现在已经胜负已成定局，似乎也就没有太多的需要去搞清那些权力斗争了，事实上这也不是吾辈想搞清就能搞清的事情。
【黄斌】身在日本，对18大的各种议论难免有雾里看花，隔靴搔痒的惶惑，但同时也存在着跳出庐山始见山的豁然。仅就我而言，日本政治中枢的混乱凸现了中国政治中枢的稳定，在这点上我觉得中国政治制度可圈可点。然而贴近民众生活的日本政治家的低姿态也凸现出中国各级领导人的傲慢与“只唯上，不唯下”的丑陋，因此，对于迟迟裹足不前的中国基层民主制度的改革，不免充满期待。而尤为让我感到焦虑的是，日本深陷高龄少子化泥潭迟迟难以实现社会和经济转型的教训在中国得不到应有的回应，经过胡温的黄金十年，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恶化等问题非但未能得以解决，而且愈演愈烈。这些都是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领域。希望习-李新领导核心能够在这些问题上走出关键一步，避免病入沉疴、积重难返。
【王元】现在国内国际上对中国党大会的瞩目和要求越来越高了。尽管从结果上看18大的组织工作不如上两次，但总的来说算是一次成功的党代会。问题在于，中国经过过去30年的巨大发展，社会上积累了大量深层次的矛盾，社会差距扩大，贪官污吏猖獗，爱国贼跋扈。这些问题都不是一次成功的党代会所能够解决的。胡锦涛的10年是中国坐大的10年，胡锦涛政治的特征是守成，创业难，守成更难。胡锦涛全退対推进集体领导体制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今后如果能够制度化的话会把这一体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赵宏伟】习近平登台即讲：中华复兴（而不用振兴中华），重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落后挨打”；这些不应是他没想到要有点新意。他的10年是GDP超美的10年，他的历史定位是在他任内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中国曾经就是超级大国，现在要复兴。
（以上内容由王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