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履历造价事件爆出后，过去几年追捧的中国舆论又出现了一窝蜂的打压。其实“加藤嘉一”的出现应该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但被“拔高”的加藤嘉一又值得中国社会尤其是媒体反思。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关心国际信息和国际社会如何看中国是中国受众的必然心理。一个外国人活跃在中国媒体用中文直接和受众交流正是这种心理的体现。
加藤嘉一
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2011年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超过了29万人。能流利掌握中文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也有不少外国人开始活跃在中国的媒体上。但在时政评论领域，能流畅用中文和受众直接沟通的似乎还只有加藤嘉一。在某种意义上“加藤嘉一”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在日本也有资深的华人教授、学者活跃在媒体上，解读中国和中日关系。据说这个领域的竞争很激烈。流畅的日语、言简意赅的表达是理所当然的，内容和观点必须新鲜。如果只停留在媒体已报道内容，而没有对中国社会深刻的了解、研究的积累、敏锐的洞察力很难被日本媒体和社会认可。
一位华人教授几年前曾经在日本媒体上非常活跃，只要是和中国有关的事，都会在日本电视或纸媒上看到他的身影，但最近几年却很少看到。一位知情的朋友说：“这名教授原来能在中国查阅一些比较前端的资料，而现在做不到了。”
再来看看加藤嘉一。这个日本小伙儿是在05、06年开始在中国媒体上发表文章的。那时正好是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冷却，加藤的文章也是作为一个日本“80后”年轻人眼中的中日关系为中心。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和中国对日本关心程度的上升，加藤嘉一接受采访的内容、发表的文章不仅仅是局限在对中日关系的思考，谈论的话题涉及日本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还包括核电站、性文化。之后虽然还涉及到中国社会、国际关系等，但加藤嘉一的言论始终没有脱离日本这个主题，也逐渐成了“日本符号”。
笔者在中国媒体工作遇到中日关系或者日本问题选题时，同事们总会提出“采访加藤嘉一怎么样？”据媒体报道加藤在中国一年要接受300多次采访。估计和日本外相不相上下。
加藤嘉一是18岁高中刚毕业就到中国留学的，可以说还没有更多机会让他接触和了解日本社会，他如何承受得起解读日本的“重任”？其实看看他解读日本的文章和电视节目，就可以发现大多是日本的公开信息和观点。加藤嘉一的过人之处是能敏锐地捕捉中国人的心理，用通俗易懂的中文直接表达给中国受众。可以说一些本应由中国媒体做的工作让加藤嘉一承担了。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中国媒体的日本报道了。最近中日关系紧张，中国媒体大篇幅的报道日本信息，10月的一天笔者看CCTV的新闻节目，主播指着当时的日本法务相田中庆秋的照片说：“这是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最近的《环球时报》经常引用“日本《新闻日报》”的报道，可笔者前后在日本生活了近15年，从没听说过这个媒体。
从这两个小例子不难看出中国媒体的日本报道只停留在表面，甚至有时连正确都很难说。长期面对这样的媒体环境，中国受众对日本的信息自然是一团雾水。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媒体为什么几乎每天都要采访加藤嘉一了。“加藤嘉一现象”也就不难解释了。
履历造假事件爆出后，加藤嘉一对自己的“幼稚与不成熟，傲慢与无知”表示了歉意，难道对这几个形容词，中国媒体就不该深思吗？（王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转型，关心国际信息和国际社会如何看中国是中国受众的必然心理。一个外国人活跃在中国媒体用中文直接和受众交流正是这种心理的体现。
加藤嘉一
据中国教育部的统计，2011年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人员超过了29万人。能流利掌握中文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也有不少外国人开始活跃在中国的媒体上。但在时政评论领域，能流畅用中文和受众直接沟通的似乎还只有加藤嘉一。在某种意义上“加藤嘉一”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在日本也有资深的华人教授、学者活跃在媒体上，解读中国和中日关系。据说这个领域的竞争很激烈。流畅的日语、言简意赅的表达是理所当然的，内容和观点必须新鲜。如果只停留在媒体已报道内容，而没有对中国社会深刻的了解、研究的积累、敏锐的洞察力很难被日本媒体和社会认可。
一位华人教授几年前曾经在日本媒体上非常活跃，只要是和中国有关的事，都会在日本电视或纸媒上看到他的身影，但最近几年却很少看到。一位知情的朋友说：“这名教授原来能在中国查阅一些比较前端的资料，而现在做不到了。”
再来看看加藤嘉一。这个日本小伙儿是在05、06年开始在中国媒体上发表文章的。那时正好是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冷却，加藤的文章也是作为一个日本“80后”年轻人眼中的中日关系为中心。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和中国对日本关心程度的上升，加藤嘉一接受采访的内容、发表的文章不仅仅是局限在对中日关系的思考，谈论的话题涉及日本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还包括核电站、性文化。之后虽然还涉及到中国社会、国际关系等，但加藤嘉一的言论始终没有脱离日本这个主题，也逐渐成了“日本符号”。
笔者在中国媒体工作遇到中日关系或者日本问题选题时，同事们总会提出“采访加藤嘉一怎么样？”据媒体报道加藤在中国一年要接受300多次采访。估计和日本外相不相上下。
加藤嘉一是18岁高中刚毕业就到中国留学的，可以说还没有更多机会让他接触和了解日本社会，他如何承受得起解读日本的“重任”？其实看看他解读日本的文章和电视节目，就可以发现大多是日本的公开信息和观点。加藤嘉一的过人之处是能敏锐地捕捉中国人的心理，用通俗易懂的中文直接表达给中国受众。可以说一些本应由中国媒体做的工作让加藤嘉一承担了。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中国媒体的日本报道了。最近中日关系紧张，中国媒体大篇幅的报道日本信息，10月的一天笔者看CCTV的新闻节目，主播指着当时的日本法务相田中庆秋的照片说：“这是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最近的《环球时报》经常引用“日本《新闻日报》”的报道，可笔者前后在日本生活了近15年，从没听说过这个媒体。
从这两个小例子不难看出中国媒体的日本报道只停留在表面，甚至有时连正确都很难说。长期面对这样的媒体环境，中国受众对日本的信息自然是一团雾水。这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媒体为什么几乎每天都要采访加藤嘉一了。“加藤嘉一现象”也就不难解释了。
履历造假事件爆出后，加藤嘉一对自己的“幼稚与不成熟，傲慢与无知”表示了歉意，难道对这几个形容词，中国媒体就不该深思吗？（王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