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村上春树的一封信
编者按：中国作家陈希我发来一文，以回应村上春树关于“民族主义是醉于劣质酒”的说法，同时也表达了知识人置身东亚环境里的困惑。中文导报网特刊发此文，以供读者参考。
尊敬的村上先生：
看到了您在《朝日新闻》上的文章，我感觉复杂。想说什么，又说不好，直到现在才勉强理出个头绪来。这种情形，也许恰如您所说的喝了劣质酒吧！
您对中国下架日本作家书籍的事，虽然不肯表态，但意见已现。我很有同感。有人说，作家村上春树越来越关心政治了，言语之间带着的是否定，但是我不这么认为。今年年初伦敦笔会，在英国笔会和言论自由中心举办的活动上，主持人问我作家与政治的关系。她说：在英国，作家可以不关心政治，而关心政治会成为更好的作家。我答：“在中国，不关心政治的是伪作家，关心政治的才是真作家，中国作家还没有漠视政治的奢侈，这是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区别。”我想，在民主国家日本，您是朝着成为“更好的作家”方向走的。作为中国作家，我也渴望有朝一日可以在不需要谈政治的环境下谈政治。
在中国，政治无处不在。中国不是任何大国，只是政治大国。离开了政治，一切都不成其可能。比如GDP，也是政治之下的GDP。而又因为有了GDP，中国的政治才更加专制起来。这也如同您所说的喝劣质酒的状况吧？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难以跟世界对话了，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他们还觉得必须融入世界，虽然用了“中国特色”这个遮羞布；但这些年他们喜欢说：“西方对中国指手画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底气从何而来？就因为有钱了！这种扬眉吐气也出现在民众身上，虽然他们自己兜里并没有多少钱。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对发达国家基本是有共识的：学习。那时日本还是中国的最好榜样。这些年，我们常听到的却是“别以为外国什么都好！”这种变化是微妙的，也是深刻的。所以此次“反日”游行，民众是否受中国官方政治的主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众自己的情绪。
当然，这种情绪也可以是反官方政治的。据说某个城市抓了40多个游行中的“打砸抢”分子，问到钓鱼岛，有17个人不知道在哪里，被传为笑话。但我觉得没什么可笑的，那些上街“打砸抢”的，未必都是只对日不满，他们也对国内现实不满，钓鱼岛只是他们的舞台。当今中国社会充满了暴戾之气，这种戾气可以是为国家，也可以是为个人，或者明确说是因为不能操国家之心而实行的个人暴动。这种戾气发泄的目标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无目标，随便的谁，反正看起来都不顺眼。我曾经构思这样一个小说：一个人走上大街，对着陌生无辜者开枪。此次游行，发泄的目标固然是日本，但也是中国政府。这逻辑是再自然不过的，近代以来，中国的暴乱几乎都是在内外对照之下的，我本人在日本时感受到最多的是日本的先进与文明，但马上就会回头想到自己国家为什么不能做到？此次中国政府企图利用民众“反日”，但他们更怕引火烧身。实际情况也是，希望通过“钓鱼岛事件”来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大有人在。老实说，我也在其中。在一个政治不民主的国家，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因为政治就是生存；在一个腐败的国家，所有的外政都是内政。
当然，还有一些人利用政治达到私人目的，比如近一段时间，有人企图把他们所恨的方舟子推到政治虎口，说他曾经质疑某未来国家领导人。我不是方舟子的同党，对方舟子的言论我也有保留看法，但我不能赞成如此扳倒敌人，哪怕打着正义的旗号，哪怕是为了实质正义而不择手段。我祈祷这行为中没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影，不然，自由主义在中国，也不过是劣质政治的把戏。
按中国学者朱学勤先生分析，世界大国崛起一般可分为三种模式：英美模式、法俄模式、德日模式，中国“崛起”之梦是兼具后两种模式的。“德日模式”是长期受压制的民族的“崛起模式”，整个中国近现代史，都是衰败中国力图“崛起”的历史。这种“崛起”是依赖于专制制度的，这也是中国现政权所强调的他们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现在虽然不少人对现政权不满，但是在国家尊严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没有几个人敢说三道四。此次“钓鱼岛事件”，不知您是否发现，公共知识分子基本失语。也许正像有人对我说的，必须先有国，然后才谈得上国是否属于民。“崛起”对长期被压迫的国家是绝对的硬道理。作为日本人，您很清楚日本当年怎样“崛起”的，所以您也应该明白中日这么两个地缘接近利益相食的国家，和平基本是不可能的。对中、日、韩三国，您美好地看到了“圈”，我看到了“圈里斗”。固然都想着“共荣”，但谁都想着做这个“大东亚共荣圈”的霸主。
那么也许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文化上？我注意到您提出的是“东亚文化圈”。文化是超然的，“虽然我们语言不同，却同为拥有同样感情和感动的人类”。但我仍然很怀疑这种“同”。作为文化使者的知识分子可以超然吗？他们即使可以超然于国家，也难以超然于理想。这就要谈到“法俄模式”，这模式就是革命。法兰西知识分子和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属于各自的国家，甚至有时还互为敌国，但他们把革命薪火相传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左派”，知识分子该死地极容易被卷入革命。某种意义上说，革命是文化的高级状态，革命是知识的终极追求。所以罗曼·罗兰们向往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现在西方一些知识分子还顽固地为中国现行政治辩护。记得我在日本时，媒体曾经采访一个“稻川会”成员，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暴力团”，回答是：喜欢那种红色的感觉！红色就是暴力，就是革命，就是理想。中国也是革命之国。此次反日游行，政府号召“理性爱国”，一些怯弱文化人特别赞成，他们的苟且有了正当的理由了，既能听政府话，又能有正当的理由，多好！可见“理性”是个什么东西。顺便说一下，中国现在革命的力量成了“右派”，是很可悲、也很滑稽的“中国特色”。其实猥琐的才是“右派”。
在日本对外侵略年代，相当多的日本作家成了“笔部队”成员。其中不乏很优秀的作家，甚至“冷艳文人”川端康成也难以超然脱身，甚至，无视战时大义而写风花雪月的谷崎润一郎，在日军占领新加坡之时也亢奋了。难道满腹经纶没有告诉他们是非曲直吗？有，但更告诉他们民族属性，更告诉他们理想。中国文化传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更难超越国家与政治。那么，如何做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对别国文化保持尊重”？老实说，对民主制度下的日本知识分子，我也是很怀疑的。其实，从您的谨慎的措辞中，也可以隐约觉察到难以避免的“日本立场”。
我曾经在日本呆了许多年，我现在教的是日本文学，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日本作家，我不遗余力写关于日本的文章，做关于日本的演讲，我被骂为“汉奸”，被密告到某部门，我的住处被搔扰，还有人警告我的导师跟我划清界限，否则我挨揍，我的导师也不能幸免。如此的我，扪心自问，如果中日战争爆发，我是否应该站在“卵的一边”？记得您曾经演讲说要站在“卵的一边”。也许有人会问：“卵的一边”是哪一边？一如当年的日本，“卵的一边”未必就不能是发动战争的一边；当战局开始，祖国就会自然被理解成是“卵的一边”，即正义的一边。我不能肯定我的选择，我对人绝望，对自己也绝望。我因此也不寄希望于他人来拯救了，特别是日本。我还记得23年前中国那场举世震惊的国殇，当时我在日本，日本政府并没有对中国伸出救援之手。在世界各民主国家中，日本对中国是最缺乏民主道义的。至于日本的知识人，对中国人的苦难又有多少发声？大江健三郎貌似发声了，但发的是什么声？
所以写这封信，是表达一个中国作家的迷惘。我们都喝着劣质的酒，我们都处在醉态，所以归根结底，沟通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日本所以还没有下架中国的书，当然是因为日本空气比中国清明，还因为在日本，下架中国的书无关痛痒。古籍除外，日本人已经把中国古籍看成是他自己的了。中日两国犹如一跟毒藤上的两颗毒瓜，所谓灵魂交流，不过是同床异梦。当然我仍然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我也希望能用自我清醒、自我批判，联络起文化交流的动脉。但那是很悲壮的努力，不是“千万不要采取什么报复举动”就可以解决的。报复在所难免，回避是不可能的。也许我们可以把自己投饲出去，来阻止报复的虎口？
说起悲壮，我想起我小时候读过的课文。就在我生长的福建省，1958年，此岸的共产党军队和彼岸的国民党军队为争夺金门岛激战，此岸几个少年发现军用电话线被敌方炮火炸断五米之远，他们手拉手，用自己的身体连接起电话线。后来当事人回忆：“当电流通过每个人的身体时，大家都感觉一阵发麻，身子有些抽搐，脑子里嗡嗡作响，但我们还是紧紧咬着牙坚持着。”他们悲壮地联络起的是战争的动脉。我们是否可以努力联络起和平的动脉？他们的行为是来自那时代劣质教育的醉态，我们能否能从“劣质酒缸”中挣脱出来？
希望能够。
中国作家 陈希我
2012年此国之国庆
陈希我，作家，曾赴日本留学，现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随笔《日本人的表情》等。部分作品被介绍到法、英、美、日等国家及港台地区。
编者按：中国作家陈希我发来一文，以回应村上春树关于“民族主义是醉于劣质酒”的说法，同时也表达了知识人置身东亚环境里的困惑。中文导报网特刊发此文，以供读者参考。
尊敬的村上先生：
看到了您在《朝日新闻》上的文章，我感觉复杂。想说什么，又说不好，直到现在才勉强理出个头绪来。这种情形，也许恰如您所说的喝了劣质酒吧！
您对中国下架日本作家书籍的事，虽然不肯表态，但意见已现。我很有同感。有人说，作家村上春树越来越关心政治了，言语之间带着的是否定，但是我不这么认为。今年年初伦敦笔会，在英国笔会和言论自由中心举办的活动上，主持人问我作家与政治的关系。她说：在英国，作家可以不关心政治，而关心政治会成为更好的作家。我答：“在中国，不关心政治的是伪作家，关心政治的才是真作家，中国作家还没有漠视政治的奢侈，这是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的区别。”我想，在民主国家日本，您是朝着成为“更好的作家”方向走的。作为中国作家，我也渴望有朝一日可以在不需要谈政治的环境下谈政治。
在中国，政治无处不在。中国不是任何大国，只是政治大国。离开了政治，一切都不成其可能。比如GDP，也是政治之下的GDP。而又因为有了GDP，中国的政治才更加专制起来。这也如同您所说的喝劣质酒的状况吧？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难以跟世界对话了，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他们还觉得必须融入世界，虽然用了“中国特色”这个遮羞布；但这些年他们喜欢说：“西方对中国指手画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底气从何而来？就因为有钱了！这种扬眉吐气也出现在民众身上，虽然他们自己兜里并没有多少钱。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对发达国家基本是有共识的：学习。那时日本还是中国的最好榜样。这些年，我们常听到的却是“别以为外国什么都好！”这种变化是微妙的，也是深刻的。所以此次“反日”游行，民众是否受中国官方政治的主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众自己的情绪。
当然，这种情绪也可以是反官方政治的。据说某个城市抓了40多个游行中的“打砸抢”分子，问到钓鱼岛，有17个人不知道在哪里，被传为笑话。但我觉得没什么可笑的，那些上街“打砸抢”的，未必都是只对日不满，他们也对国内现实不满，钓鱼岛只是他们的舞台。当今中国社会充满了暴戾之气，这种戾气可以是为国家，也可以是为个人，或者明确说是因为不能操国家之心而实行的个人暴动。这种戾气发泄的目标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无目标，随便的谁，反正看起来都不顺眼。我曾经构思这样一个小说：一个人走上大街，对着陌生无辜者开枪。此次游行，发泄的目标固然是日本，但也是中国政府。这逻辑是再自然不过的，近代以来，中国的暴乱几乎都是在内外对照之下的，我本人在日本时感受到最多的是日本的先进与文明，但马上就会回头想到自己国家为什么不能做到？此次中国政府企图利用民众“反日”，但他们更怕引火烧身。实际情况也是，希望通过“钓鱼岛事件”来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大有人在。老实说，我也在其中。在一个政治不民主的国家，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因为政治就是生存；在一个腐败的国家，所有的外政都是内政。
当然，还有一些人利用政治达到私人目的，比如近一段时间，有人企图把他们所恨的方舟子推到政治虎口，说他曾经质疑某未来国家领导人。我不是方舟子的同党，对方舟子的言论我也有保留看法，但我不能赞成如此扳倒敌人，哪怕打着正义的旗号，哪怕是为了实质正义而不择手段。我祈祷这行为中没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影，不然，自由主义在中国，也不过是劣质政治的把戏。
按中国学者朱学勤先生分析，世界大国崛起一般可分为三种模式：英美模式、法俄模式、德日模式，中国“崛起”之梦是兼具后两种模式的。“德日模式”是长期受压制的民族的“崛起模式”，整个中国近现代史，都是衰败中国力图“崛起”的历史。这种“崛起”是依赖于专制制度的，这也是中国现政权所强调的他们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现在虽然不少人对现政权不满，但是在国家尊严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没有几个人敢说三道四。此次“钓鱼岛事件”，不知您是否发现，公共知识分子基本失语。也许正像有人对我说的，必须先有国，然后才谈得上国是否属于民。“崛起”对长期被压迫的国家是绝对的硬道理。作为日本人，您很清楚日本当年怎样“崛起”的，所以您也应该明白中日这么两个地缘接近利益相食的国家，和平基本是不可能的。对中、日、韩三国，您美好地看到了“圈”，我看到了“圈里斗”。固然都想着“共荣”，但谁都想着做这个“大东亚共荣圈”的霸主。
那么也许应该把希望寄托在文化上？我注意到您提出的是“东亚文化圈”。文化是超然的，“虽然我们语言不同，却同为拥有同样感情和感动的人类”。但我仍然很怀疑这种“同”。作为文化使者的知识分子可以超然吗？他们即使可以超然于国家，也难以超然于理想。这就要谈到“法俄模式”，这模式就是革命。法兰西知识分子和俄罗斯知识分子，他们属于各自的国家，甚至有时还互为敌国，但他们把革命薪火相传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左派”，知识分子该死地极容易被卷入革命。某种意义上说，革命是文化的高级状态，革命是知识的终极追求。所以罗曼·罗兰们向往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现在西方一些知识分子还顽固地为中国现行政治辩护。记得我在日本时，媒体曾经采访一个“稻川会”成员，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暴力团”，回答是：喜欢那种红色的感觉！红色就是暴力，就是革命，就是理想。中国也是革命之国。此次反日游行，政府号召“理性爱国”，一些怯弱文化人特别赞成，他们的苟且有了正当的理由了，既能听政府话，又能有正当的理由，多好！可见“理性”是个什么东西。顺便说一下，中国现在革命的力量成了“右派”，是很可悲、也很滑稽的“中国特色”。其实猥琐的才是“右派”。
在日本对外侵略年代，相当多的日本作家成了“笔部队”成员。其中不乏很优秀的作家，甚至“冷艳文人”川端康成也难以超然脱身，甚至，无视战时大义而写风花雪月的谷崎润一郎，在日军占领新加坡之时也亢奋了。难道满腹经纶没有告诉他们是非曲直吗？有，但更告诉他们民族属性，更告诉他们理想。中国文化传统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更难超越国家与政治。那么，如何做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对别国文化保持尊重”？老实说，对民主制度下的日本知识分子，我也是很怀疑的。其实，从您的谨慎的措辞中，也可以隐约觉察到难以避免的“日本立场”。
我曾经在日本呆了许多年，我现在教的是日本文学，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日本作家，我不遗余力写关于日本的文章，做关于日本的演讲，我被骂为“汉奸”，被密告到某部门，我的住处被搔扰，还有人警告我的导师跟我划清界限，否则我挨揍，我的导师也不能幸免。如此的我，扪心自问，如果中日战争爆发，我是否应该站在“卵的一边”？记得您曾经演讲说要站在“卵的一边”。也许有人会问：“卵的一边”是哪一边？一如当年的日本，“卵的一边”未必就不能是发动战争的一边；当战局开始，祖国就会自然被理解成是“卵的一边”，即正义的一边。我不能肯定我的选择，我对人绝望，对自己也绝望。我因此也不寄希望于他人来拯救了，特别是日本。我还记得23年前中国那场举世震惊的国殇，当时我在日本，日本政府并没有对中国伸出救援之手。在世界各民主国家中，日本对中国是最缺乏民主道义的。至于日本的知识人，对中国人的苦难又有多少发声？大江健三郎貌似发声了，但发的是什么声？
所以写这封信，是表达一个中国作家的迷惘。我们都喝着劣质的酒，我们都处在醉态，所以归根结底，沟通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日本所以还没有下架中国的书，当然是因为日本空气比中国清明，还因为在日本，下架中国的书无关痛痒。古籍除外，日本人已经把中国古籍看成是他自己的了。中日两国犹如一跟毒藤上的两颗毒瓜，所谓灵魂交流，不过是同床异梦。当然我仍然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我也希望能用自我清醒、自我批判，联络起文化交流的动脉。但那是很悲壮的努力，不是“千万不要采取什么报复举动”就可以解决的。报复在所难免，回避是不可能的。也许我们可以把自己投饲出去，来阻止报复的虎口？
说起悲壮，我想起我小时候读过的课文。就在我生长的福建省，1958年，此岸的共产党军队和彼岸的国民党军队为争夺金门岛激战，此岸几个少年发现军用电话线被敌方炮火炸断五米之远，他们手拉手，用自己的身体连接起电话线。后来当事人回忆：“当电流通过每个人的身体时，大家都感觉一阵发麻，身子有些抽搐，脑子里嗡嗡作响，但我们还是紧紧咬着牙坚持着。”他们悲壮地联络起的是战争的动脉。我们是否可以努力联络起和平的动脉？他们的行为是来自那时代劣质教育的醉态，我们能否能从“劣质酒缸”中挣脱出来？
希望能够。
中国作家 陈希我
2012年此国之国庆
陈希我，作家，曾赴日本留学，现任教于福建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主要作品有小说《抓痒》、《冒犯书》、《我爱我妈》，随笔《日本人的表情》等。部分作品被介绍到法、英、美、日等国家及港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