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社论 作者 申文
作为“东京—北京论坛”的重要组成环节，由日本NPO法人“言论NPO”与中国日报社共同实施的2012中日舆论调查，日前发布了结果。调查显示，“领土问题”压倒“历史认识”成为中日关系最大障碍；而日本人对中国无好感比例达84.3%；对中国有好感比例仅为15.6%，均创下2005年有调查以来最差纪录，显示日本社会对中印象持续恶化。从今年以来中日关系枝节横生、起伏不定的走势来看，这个民调结果也许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如果说，民间好感度的起落是国民情绪的感性指标，那么，两国民众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认同度则代表了社会的理性认识。多年调查结果显示，中日民众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今年也不例外。中方调查结果显示，78.4%的普通公众和87.9%的学生教师认为中日关系“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日方调查则显示，80.3%的公众和97.2%的知识分子认为中日关系“重要”或“比较重要”。显然，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此高的理性指数，应该成为民调的主流、成为中日关系的主流、成为防止两国关系恶化的社会阀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日关系总是被一些突发性的事件或话题所左右，从而失去理性的重心。比如，右翼政客随心随欲地否认“南京大屠杀”、媒体翻云覆雨地制造所谓“间谍事件”、石原慎太郎心血来潮地抛出“购买钓鱼岛”计划，等等，都在瞬间冲击着两国关系、刺激了国民感情，让迎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中日关系显得风雨飘摇。不过，中日共同舆论调查还是透露出中日关系的基盘和底色，那就是两国民众对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保持了高度共识。
过去20年里，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因受累于派阀政治而无以推进，始终处于停滞状态，而中国却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模范生。国际政治大格局的变化和中日两国实力和地位的变迁，无形中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在日本国内，持续的政治乱局和世代交替、政党轮替进程，也使中日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牺牲品。
目前，围绕着钓鱼岛等领土纠纷，一部分日本政客和右翼势力罔顾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断挑拨国民感情，挑战中国底线，积极加入遏制中国的新一轮国际大合唱，试图成为重要声部。日本国民对中好感度走低，与右翼好事者不断惹是生非刺激民意有很大关系——这可视为中日关系走过上升阶段、进入平稳运行时期也难以回避的乱气流。
今年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一系列不愉快事件，虽然发展现状呈现一波三则的复杂局面，但中日关系重要性仍被高度认可，两国国民对彼此的认识也越来越理性。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日国民基本看好中日关系发展，认同中日经济发展对彼此均有益处，两国国民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持乐观态度，民间交流受到双方重视，媒体仍是中日双方了解彼此的首选。
自2005年以来，中日共同舆论调查均显示，普通日本国民获得有关中国的情报主要来自新闻媒体的报道，其中八成以上依赖电视渠道，占压倒性多数；而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是通过新闻媒体获得有关日本的情报，当然还会通过电视剧、电影、出版物等来了解日本。尤其在网络发达、讯息同步的当今时代，互联网等新媒体在中日之间传递信息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迄今，中日国民的直接交流机会还不多，对媒体的高度依存构造没有实质性改变。
这样的认知构造，提醒媒体责任更为重大。在日本，大多数国民通过媒体来获得对中国的认识、改善对中国的印象。媒体是一只眼、一口窗、一扇门。在中国关联消息不断成为日本媒体重要卖点、版面要闻的今天，媒体的对中报道更需要脚踏实地的观察和体验、理性的分析和认识。固执的偏见和深重的敌意，不是媒体本来应该持有的立场；捕风捉影和肆意炒作，更不该成为媒体的报道手法。
复交40周年的中日关系，正面临两种力量的推拿：一方面是多达八、九成的民众理性认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部分右翼政客以中国为“假想敌”，毫无顾忌地扩大日中对立来伤害甚至破坏两国关系——前者是沉默的大多数，后者是不甘寂寞的政治表演者。对此，媒体究竟是与公共理性同行，还是与政治表演共舞，涉及到自身的价值理念、生存方式、报道手法、社会责任。但是，如果认真总结一下中日复交40年的成就、从容思考一下日本的现实需要和国家未来，结论已经不言自明。
对于中日关系而言，国民的亲近感和好感度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在亲近感和好感度的感性指数背后，更真实可信的还是关于中日关系重要性的理性认识，这构成了中日建立战略性互惠关系的基础和精髓。
中文导报 第908期 2012.6.28
作为“东京—北京论坛”的重要组成环节，由日本NPO法人“言论NPO”与中国日报社共同实施的2012中日舆论调查，日前发布了结果。调查显示，“领土问题”压倒“历史认识”成为中日关系最大障碍；而日本人对中国无好感比例达84.3%；对中国有好感比例仅为15.6%，均创下2005年有调查以来最差纪录，显示日本社会对中印象持续恶化。从今年以来中日关系枝节横生、起伏不定的走势来看，这个民调结果也许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如果说，民间好感度的起落是国民情绪的感性指标，那么，两国民众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认同度则代表了社会的理性认识。多年调查结果显示，中日民众对中日关系重要性的认识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今年也不例外。中方调查结果显示，78.4%的普通公众和87.9%的学生教师认为中日关系“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日方调查则显示，80.3%的公众和97.2%的知识分子认为中日关系“重要”或“比较重要”。显然，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此高的理性指数，应该成为民调的主流、成为中日关系的主流、成为防止两国关系恶化的社会阀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日关系总是被一些突发性的事件或话题所左右，从而失去理性的重心。比如，右翼政客随心随欲地否认“南京大屠杀”、媒体翻云覆雨地制造所谓“间谍事件”、石原慎太郎心血来潮地抛出“购买钓鱼岛”计划，等等，都在瞬间冲击着两国关系、刺激了国民感情，让迎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中日关系显得风雨飘摇。不过，中日共同舆论调查还是透露出中日关系的基盘和底色，那就是两国民众对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保持了高度共识。
过去20年里，日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因受累于派阀政治而无以推进，始终处于停滞状态，而中国却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模范生。国际政治大格局的变化和中日两国实力和地位的变迁，无形中影响着中日关系的发展。在日本国内，持续的政治乱局和世代交替、政党轮替进程，也使中日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牺牲品。
目前，围绕着钓鱼岛等领土纠纷，一部分日本政客和右翼势力罔顾中日关系的重要性，不断挑拨国民感情，挑战中国底线，积极加入遏制中国的新一轮国际大合唱，试图成为重要声部。日本国民对中好感度走低，与右翼好事者不断惹是生非刺激民意有很大关系——这可视为中日关系走过上升阶段、进入平稳运行时期也难以回避的乱气流。
今年以来，中日关系出现了一系列不愉快事件，虽然发展现状呈现一波三则的复杂局面，但中日关系重要性仍被高度认可，两国国民对彼此的认识也越来越理性。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日国民基本看好中日关系发展，认同中日经济发展对彼此均有益处，两国国民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持乐观态度，民间交流受到双方重视，媒体仍是中日双方了解彼此的首选。
自2005年以来，中日共同舆论调查均显示，普通日本国民获得有关中国的情报主要来自新闻媒体的报道，其中八成以上依赖电视渠道，占压倒性多数；而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是通过新闻媒体获得有关日本的情报，当然还会通过电视剧、电影、出版物等来了解日本。尤其在网络发达、讯息同步的当今时代，互联网等新媒体在中日之间传递信息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迄今，中日国民的直接交流机会还不多，对媒体的高度依存构造没有实质性改变。
这样的认知构造，提醒媒体责任更为重大。在日本，大多数国民通过媒体来获得对中国的认识、改善对中国的印象。媒体是一只眼、一口窗、一扇门。在中国关联消息不断成为日本媒体重要卖点、版面要闻的今天，媒体的对中报道更需要脚踏实地的观察和体验、理性的分析和认识。固执的偏见和深重的敌意，不是媒体本来应该持有的立场；捕风捉影和肆意炒作，更不该成为媒体的报道手法。
复交40周年的中日关系，正面临两种力量的推拿：一方面是多达八、九成的民众理性认识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部分右翼政客以中国为“假想敌”，毫无顾忌地扩大日中对立来伤害甚至破坏两国关系——前者是沉默的大多数，后者是不甘寂寞的政治表演者。对此，媒体究竟是与公共理性同行，还是与政治表演共舞，涉及到自身的价值理念、生存方式、报道手法、社会责任。但是，如果认真总结一下中日复交40年的成就、从容思考一下日本的现实需要和国家未来，结论已经不言自明。
对于中日关系而言，国民的亲近感和好感度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在亲近感和好感度的感性指数背后，更真实可信的还是关于中日关系重要性的理性认识，这构成了中日建立战略性互惠关系的基础和精髓。
中文导报 第908期 2012.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