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文导报
作者：王智新
日本圣托马斯大学教授
旅日华人教科书问题思考会代表
一
1997年成立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认为日本战后使用的教科书充满“自虐史观”，并表示要积极编撰和推广自己编纂的新教科书，同时与日本富士产经集团下属的一家保守色彩浓重的出版社--“扶桑社”联手发行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辑的中学历史和公民教科书。他们企图通过编写历史教科书，鼓吹侵略有理，殖民地统治有功,将这些反人类文明史观灌输给下一代。该会编撰的教科书中存在大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错误。这类教科书虽然在右翼人士的主导下，得以通过日本文部省审定，但是却遭到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和日本国内许多人士的强烈反对，令日本与中、韩等邻国之间围绕历史问题龃龉不断，在日本国内极少被学校采用。惨淡的销量促使“扶桑社”决意抛弃“编撰会”另觅编辑团体。“编撰会”内部也因此产生严重对立，结果是首任会长西尾干二退会，会长八木秀次和副会长藤冈信胜也于2006年3月被迫辞职，前宝马东京公司总经理种子岛经担任会长。2007年2月，“扶桑社”以“编撰会”的历史教科书难以扩大销路为由停止与其合作。“编撰会”虽请求“扶桑社”重新考虑，但没有成功。“扶桑社”在给该会的通告中指出，“编撰会组织内部发生混乱，事实上处于分裂状态，无法得到广泛的推荐”。“扶桑社”与被编撰会开除的前会长八木秀次等人设立的“日本教育再生机构”进行合作，成立“教科书改善之会”，继续编写教科书由扶桑社下属的育鹏社出面发行。
留在“编撰会”内的前会长藤冈信彦理事强调该会编撰历史教科书的套路与众不同，表示不论发生什么变故，都将将继续保持下去。经过一番艰难的挣扎后拜倒在日本前外相松冈洋右秘书，外交评论家加濑英明经营的出版社--自由社门下，继续编撰和发行中学《新历史》，《新公民》教科书。
今年的历史教科书采用攻防战主要围绕着上述两家出版社展开。去年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期间，育鹏社和自由社的历史/公民教科书全部获得文部科学省的检定合格。今年4月初起在全国各大采用区开始前期的教科书巡回展览。之后又不断传出育鹏社教科书剽窃其他出版社的图片资料等丑闻，到8月初又突然爆出自由社盗用其他出版社年表的消息。暴露了日本教科书审定制度上的缺陷。
尽管如此，在8月4日举行的2012年春季4月开始的4年的教科书选用会上，由6名委员组成的横滨市教育委员会，以4比2的选票决定从明年起在该市18个区147所公立初中全部采用育鹏社的教科书。
育鹏社出的就是原来的扶桑社的教科书，该教科书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区战事称为“大东亚战争”，称“这场战争旨在为日本求生存和自卫”。其《公民》科目教科书除了要求学生有爱国心，加强和充实了对日本宪法第9条“非武力”条款和日本国旗国歌、领土问题记述外，还极力煽动对华恐惧心理，说什么“近年来中国一直有大幅度扩充军事力量的行动，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形成威胁。” 据一直打着“支持历史观多样化”旗号支持横浜采用右翼教科书的《产经新闻》解释，此举的目的在于“让学生知道东亚局势很紧迫，清楚日本周边到底正在发生着什么变化”。
从明年4月起，横浜市将有10万名学生使用这一教科书，拥有世界著名的中华街，山下公园等名胜古迹的横浜也因此成为日本全国使用这类教科书人数最多的地区。旅日侨胞的子女如果上横滨市立初中的话，也将面临如何面对这种篡改历史，诬蔑和丑化自己祖国的难题。
为此育鹏社得意忘形地宣称自己获得辉煌战果：除横滨以外，还有东京都都立初高中一贯制学校、神奈川县藤泽市教育当局和栃木县大田原市教育当局，已都决定采用该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而东京都杉并区和爱媛县今治市的公立中学，从上次检定以来就一直在使用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
二
具有360万人口的横滨市是日本除了东京之外的第二大城市。几年前当选横滨市长的中田宏大刀阔斧的改革旧制度，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整套治理横滨的新举措，让横滨这个城市在短短的几年内大变样。但是如此最具国际化的港口城市横滨，这次大规模的采用遭到近邻国家强烈反对的教科书，这是自1980年代发生历史教科书事件以来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
日本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大幅度滑坡，国内政治长期动荡不定，走马灯似地更换总理也不见效，前年彻底抛弃了执政半个多世纪的自民党，改由民主党执政。谁知民主党竟是捧不起的刘阿斗，自上台以来不仅没有整治好国家，而且还搞坏了与邻国的关系，弄得天怒人怨，“3/11”东日本大地震/巨大海啸和核辐射更是雪上加霜，使得整个日本国民陷入在重灾磨难中饱受天灾与人祸的双重碾压下。民主党菅直人政府混乱无力的领导下，灾区的复兴重建尚无眉目，数万灾民依然过着难熬的避难生活。福岛核电站事故处理迟迟不见进展，为救灾重建而设的复兴大臣走马上任9天后便因“心力交瘁”而下台。2011年《日本外交蓝皮书》不得不承认：“日本正面临着战后最大的国家危机”。民望尽失的首相菅直人还在顽强地死赖在首相之位不肯下台，给近代以来的经历过一次次“国难”，并已经习惯对应“天灾”的日本民族ＤＮＡ中，又植入了相当坚韧的“人祸”的成分，天灾人祸酿成了这次“战后最大的国难”。与明治维新、二战战败同样，日本国民是不会允许如此“笨拙”的政权再持续多久的，但问题是谁来引领日本国民走出这片混乱地带。此时此刻人们不能忘记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国内政局动荡，导致军阀篡权走上对外侵略扩张之途的教训。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中央政界一片混乱中，具有地方自治色彩的地方政权首长显得特别活跃；在前不久举行的地方长官选举中大阪府知事桥下彻领导的“大阪维新之会”与名古屋市长河村隆的“减税日本会”等地方首长主持的新党派出现大跃进，标志着地方势力崛起。大阪府知事，名古屋市长等甚至公开叫板中央，提出要成立地方自治联合体，大有“踢开中央闹革命”的气概，倡议把名古屋和爱知县改成“中京都”，声称“东京都、中京都、（大阪府/市合并成）大阪都，3个都市将成为推动日本前进的引擎。地方革新首长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市民阶层的壮大。早在1960年代后期起日本市民阶层就开始在政坛推举自己的代表，那就是一批被称作“革新首长”的地方行政长官的崛起，此后不断壮大，直至推动政党更替洗牌。
在日本政坛上，40岁出头的前横滨市长中田宏也是一位具有极高期待值的地方革新首长。虽然在这次东京都知事竞选中败走州麦城，但37岁就成为日本最年轻的市长的田中，在横滨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和亲民化措施得到了公共管理专家的欢呼，是一位很有潜力的政界新星。但是，他在横滨的华丽的改革进行曲中埋下了不为人知的祸根。《朝日新闻》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横浜市教育委员会的6名成员中，包括委员长今田忠彦在内的4人都是横浜市前市长中田宏任命的。而就是在中田宏执政时期，横浜市教育委员会通过了让横浜市8个区的市立中学采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自由社出版的初级中学历史教科书。这次正是这4名位员主导了这次选用，该委员会委员长今田忠彦在选用会上公开称赞育鹏社的教科书“突出了‘深化爱国情感’的指导要领，具体描写了日本历史上优秀的前人，传达了历史现场感”。《朝日新闻》尖锐地指出，这就是所谓“革新市长”留下的“遗产”。
《每日新闻》评论说，横浜市采用“自我主义历史观的教科书”势必引发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尽管“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教材的全国使用比重很小，但一次性推广成一个中心城市的教材“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也意味着，在日本，激进的历史观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在这样的形势下，革新首长是否能带领日本新一代走向正确的方向，世人不能掉以轻心。
作者：王智新
日本圣托马斯大学教授
旅日华人教科书问题思考会代表
一
1997年成立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认为日本战后使用的教科书充满“自虐史观”，并表示要积极编撰和推广自己编纂的新教科书，同时与日本富士产经集团下属的一家保守色彩浓重的出版社--“扶桑社”联手发行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辑的中学历史和公民教科书。他们企图通过编写历史教科书，鼓吹侵略有理，殖民地统治有功,将这些反人类文明史观灌输给下一代。该会编撰的教科书中存在大量歪曲历史事实、美化日本侵略战争的错误。这类教科书虽然在右翼人士的主导下，得以通过日本文部省审定，但是却遭到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和日本国内许多人士的强烈反对，令日本与中、韩等邻国之间围绕历史问题龃龉不断，在日本国内极少被学校采用。惨淡的销量促使“扶桑社”决意抛弃“编撰会”另觅编辑团体。“编撰会”内部也因此产生严重对立，结果是首任会长西尾干二退会，会长八木秀次和副会长藤冈信胜也于2006年3月被迫辞职，前宝马东京公司总经理种子岛经担任会长。2007年2月，“扶桑社”以“编撰会”的历史教科书难以扩大销路为由停止与其合作。“编撰会”虽请求“扶桑社”重新考虑，但没有成功。“扶桑社”在给该会的通告中指出，“编撰会组织内部发生混乱，事实上处于分裂状态，无法得到广泛的推荐”。“扶桑社”与被编撰会开除的前会长八木秀次等人设立的“日本教育再生机构”进行合作，成立“教科书改善之会”，继续编写教科书由扶桑社下属的育鹏社出面发行。
留在“编撰会”内的前会长藤冈信彦理事强调该会编撰历史教科书的套路与众不同，表示不论发生什么变故，都将将继续保持下去。经过一番艰难的挣扎后拜倒在日本前外相松冈洋右秘书，外交评论家加濑英明经营的出版社--自由社门下，继续编撰和发行中学《新历史》，《新公民》教科书。
今年的历史教科书采用攻防战主要围绕着上述两家出版社展开。去年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期间，育鹏社和自由社的历史/公民教科书全部获得文部科学省的检定合格。今年4月初起在全国各大采用区开始前期的教科书巡回展览。之后又不断传出育鹏社教科书剽窃其他出版社的图片资料等丑闻，到8月初又突然爆出自由社盗用其他出版社年表的消息。暴露了日本教科书审定制度上的缺陷。
尽管如此，在8月4日举行的2012年春季4月开始的4年的教科书选用会上，由6名委员组成的横滨市教育委员会，以4比2的选票决定从明年起在该市18个区147所公立初中全部采用育鹏社的教科书。
育鹏社出的就是原来的扶桑社的教科书，该教科书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区战事称为“大东亚战争”，称“这场战争旨在为日本求生存和自卫”。其《公民》科目教科书除了要求学生有爱国心，加强和充实了对日本宪法第9条“非武力”条款和日本国旗国歌、领土问题记述外，还极力煽动对华恐惧心理，说什么“近年来中国一直有大幅度扩充军事力量的行动，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形成威胁。” 据一直打着“支持历史观多样化”旗号支持横浜采用右翼教科书的《产经新闻》解释，此举的目的在于“让学生知道东亚局势很紧迫，清楚日本周边到底正在发生着什么变化”。
从明年4月起，横浜市将有10万名学生使用这一教科书，拥有世界著名的中华街，山下公园等名胜古迹的横浜也因此成为日本全国使用这类教科书人数最多的地区。旅日侨胞的子女如果上横滨市立初中的话，也将面临如何面对这种篡改历史，诬蔑和丑化自己祖国的难题。
为此育鹏社得意忘形地宣称自己获得辉煌战果：除横滨以外，还有东京都都立初高中一贯制学校、神奈川县藤泽市教育当局和栃木县大田原市教育当局，已都决定采用该出版社的历史教科书。而东京都杉并区和爱媛县今治市的公立中学，从上次检定以来就一直在使用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
二
具有360万人口的横滨市是日本除了东京之外的第二大城市。几年前当选横滨市长的中田宏大刀阔斧的改革旧制度，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整套治理横滨的新举措，让横滨这个城市在短短的几年内大变样。但是如此最具国际化的港口城市横滨，这次大规模的采用遭到近邻国家强烈反对的教科书，这是自1980年代发生历史教科书事件以来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
日本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大幅度滑坡，国内政治长期动荡不定，走马灯似地更换总理也不见效，前年彻底抛弃了执政半个多世纪的自民党，改由民主党执政。谁知民主党竟是捧不起的刘阿斗，自上台以来不仅没有整治好国家，而且还搞坏了与邻国的关系，弄得天怒人怨，“3/11”东日本大地震/巨大海啸和核辐射更是雪上加霜，使得整个日本国民陷入在重灾磨难中饱受天灾与人祸的双重碾压下。民主党菅直人政府混乱无力的领导下，灾区的复兴重建尚无眉目，数万灾民依然过着难熬的避难生活。福岛核电站事故处理迟迟不见进展，为救灾重建而设的复兴大臣走马上任9天后便因“心力交瘁”而下台。2011年《日本外交蓝皮书》不得不承认：“日本正面临着战后最大的国家危机”。民望尽失的首相菅直人还在顽强地死赖在首相之位不肯下台，给近代以来的经历过一次次“国难”，并已经习惯对应“天灾”的日本民族ＤＮＡ中，又植入了相当坚韧的“人祸”的成分，天灾人祸酿成了这次“战后最大的国难”。与明治维新、二战战败同样，日本国民是不会允许如此“笨拙”的政权再持续多久的，但问题是谁来引领日本国民走出这片混乱地带。此时此刻人们不能忘记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国内政局动荡，导致军阀篡权走上对外侵略扩张之途的教训。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中央政界一片混乱中，具有地方自治色彩的地方政权首长显得特别活跃；在前不久举行的地方长官选举中大阪府知事桥下彻领导的“大阪维新之会”与名古屋市长河村隆的“减税日本会”等地方首长主持的新党派出现大跃进，标志着地方势力崛起。大阪府知事，名古屋市长等甚至公开叫板中央，提出要成立地方自治联合体，大有“踢开中央闹革命”的气概，倡议把名古屋和爱知县改成“中京都”，声称“东京都、中京都、（大阪府/市合并成）大阪都，3个都市将成为推动日本前进的引擎。地方革新首长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市民阶层的壮大。早在1960年代后期起日本市民阶层就开始在政坛推举自己的代表，那就是一批被称作“革新首长”的地方行政长官的崛起，此后不断壮大，直至推动政党更替洗牌。
在日本政坛上，40岁出头的前横滨市长中田宏也是一位具有极高期待值的地方革新首长。虽然在这次东京都知事竞选中败走州麦城，但37岁就成为日本最年轻的市长的田中，在横滨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革和亲民化措施得到了公共管理专家的欢呼，是一位很有潜力的政界新星。但是，他在横滨的华丽的改革进行曲中埋下了不为人知的祸根。《朝日新闻》揭示了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横浜市教育委员会的6名成员中，包括委员长今田忠彦在内的4人都是横浜市前市长中田宏任命的。而就是在中田宏执政时期，横浜市教育委员会通过了让横浜市8个区的市立中学采用“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自由社出版的初级中学历史教科书。这次正是这4名位员主导了这次选用，该委员会委员长今田忠彦在选用会上公开称赞育鹏社的教科书“突出了‘深化爱国情感’的指导要领，具体描写了日本历史上优秀的前人，传达了历史现场感”。《朝日新闻》尖锐地指出，这就是所谓“革新市长”留下的“遗产”。
《每日新闻》评论说，横浜市采用“自我主义历史观的教科书”势必引发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尽管“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教材的全国使用比重很小，但一次性推广成一个中心城市的教材“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这也意味着，在日本，激进的历史观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在这样的形势下，革新首长是否能带领日本新一代走向正确的方向，世人不能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