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社论 作者 申文
日本311重震海啸发生已近三周，社会渐趋平稳，秩序已经恢复，救援陆续到位，情况不断好转。尽管对应福岛第一核电站泄露事故的抢修工作依然陷于一进一退的攻防阶段，现实的危机和心理的恐慌尚未彻底消除，但日本政府的工作重心和社会整体的关注焦点已经转向了灾后重建和复兴。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而言，灾后的复兴离不开物资支援和心理重建两大层面，走出灾难性恐慌的心理重建将是重要的第一步。
本次日本遭遇千年一遇的重灾，被形容为国家面临战后65年以来最大的危机。日本在这次灾难中遭受了“四重苦”，即地震的打击、海啸的吞噬、核电站泄漏的辐射危害，以及由揣测、谣言和传闻引发的群体性心理恐慌。后者即所谓 “风评被害”，虽无影无形，却是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打击力度深的重度伤害，其所导致的社会恐慌和心理戒备堪为“苦中苦”，可能对救援和复兴造成重大障碍。
“风评被害”的传播和扩大，与当今信息传播手段的畅通、公开和便利密切相关。1995年，日本遭遇过阪神大地震。当时，日本的手机普及率只有3%，刚刚出现的互联网成不了信息传播的主体，来自政府和主流媒体的权威情报有效抑制了“风评被害”可能对灾后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但16年后的今天，世界已今非昔比。手机通信、国际连线、博客上传、微博直播，还有各路媒体纷纷在第一时间派员进入混乱的灾区现场，或眼见耳闻，或道听途说……这一切汇合起来形成了超越灾害本身的信息核弹，并且瞬间爆炸，辐射力无远弗届。由此，一种有趣的信息传播现象出现了：处在重灾区的民众因通讯中断而一时间置身信息真空，反而是外界，乃至海外的报道和传闻不断升级，对日本和灾区形成了信息合围。事实上，在日外国人恐慌性撤离的最大理由就源于信息合围，是“风评被害”的具体表现之一。
“风评被害”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形成了另一股看不见的汹涌的信息海啸，造成了社会的群体性恐慌。首先，有关核电站泄漏危害的分析和报道不断高涨，促使饮用水、日用品和大米等被抢购一空，更引发大批日本人辗转至关西避难，让关东地区人去楼空陷入萧条，而多达25家各国大使馆的临时迁徙更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许多外国人，尤其是在日中国人在家人和亲朋的召唤、鼓励，甚至是威胁下，毅然中止了在日生活、学业、工作，乃至事业，仓惶回国。他们在遭受经济损失之余，还被视为“来自日本的灾民”，承受了心理压力；其三，日本测量灾区附近的核辐射量发现超标，致使人们对饮用水和食品安全抱有重大不安。相关四县以“一刀切”的方式禁止出货，拖累许多辐射水平正常的农产品和蔬菜也一并被销毁，不仅损失惨重，更制造了人为的市场恐慌。诸如此类的“风评被害”不胜枚举，对灾后复兴进程造成了障碍。
311大地震之后，有关地震、海啸，尤其是核污染的小道消息不仅在日本蔓延，也席卷了周边国家和全世界。中国爆发了“抢盐潮”和“辐射云”的恐慌；欧美国家掀起了“核电站存废”大讨论；网络上更是不乏专家解人，争先恐后地描述核污染的灾难后果，为日本猛开药方。面对灾难效应被不断叠加放大的现实，日本政府和自治体、日本国民、生活在日本的在日华人都需要有所作为，因为只有事实和真相才能粉碎谣言和恐慌，为灾后复习开辟通路。
首先，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必须稳住阵脚而不是一日三变。政府应该及时、准确、公开地发布有关信息，更需要通过主流的有效渠道传播信息，让世界了解真相而不是如坠五里雾中。同时，政府和自治体也需要展现积极姿态以表明危害的受控程度。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兴匆匆跑到葛饰的金町净水厂，拿起水杯就喝，以示东京水道水对人体健康无碍；相比之下，菅直人首相迄今没有现身灾区视察被认为过于自保，这与他1996年担任厚生大臣时猛吃“受污”萝卜秧的表现有天壤之别。
其次，生活、工作在日本的个人需要获得正确知识、调整自我心态，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理性的判断。大部分日本民众在震灾发生后表现出的秩序、镇定、从容和日常生活的井井有条，就是由此而来。正确的知识和安定的心态，是抗御大灾的有效手段，也是迅速恢复灾后重建的基本前提。
虽然在日中国人在大地震之后，爆发了第一波归国潮，在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又掀起了第二波返乡潮，但毕竟还有更多的华侨华人选择留在了日本。日本是在日华人的第二故乡，也是生活和工作的家园。“患难与共就在今朝，真情关怀爱心无疆”。如果说，华侨华人旅日20年应该对日本有所回馈，那么投身灾后重建和复兴的洪流是最好的机会和选择。克服“风评被害”，每个人从自己做起，才可能推动社会以最小成本跨入灾后的重建和复兴。
日本311重震海啸发生已近三周，社会渐趋平稳，秩序已经恢复，救援陆续到位，情况不断好转。尽管对应福岛第一核电站泄露事故的抢修工作依然陷于一进一退的攻防阶段，现实的危机和心理的恐慌尚未彻底消除，但日本政府的工作重心和社会整体的关注焦点已经转向了灾后重建和复兴。无论对于社会还是个人而言，灾后的复兴离不开物资支援和心理重建两大层面，走出灾难性恐慌的心理重建将是重要的第一步。
本次日本遭遇千年一遇的重灾，被形容为国家面临战后65年以来最大的危机。日本在这次灾难中遭受了“四重苦”，即地震的打击、海啸的吞噬、核电站泄漏的辐射危害，以及由揣测、谣言和传闻引发的群体性心理恐慌。后者即所谓 “风评被害”，虽无影无形，却是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打击力度深的重度伤害，其所导致的社会恐慌和心理戒备堪为“苦中苦”，可能对救援和复兴造成重大障碍。
“风评被害”的传播和扩大，与当今信息传播手段的畅通、公开和便利密切相关。1995年，日本遭遇过阪神大地震。当时，日本的手机普及率只有3%，刚刚出现的互联网成不了信息传播的主体，来自政府和主流媒体的权威情报有效抑制了“风评被害”可能对灾后社会造成的巨大冲击。但16年后的今天，世界已今非昔比。手机通信、国际连线、博客上传、微博直播，还有各路媒体纷纷在第一时间派员进入混乱的灾区现场，或眼见耳闻，或道听途说……这一切汇合起来形成了超越灾害本身的信息核弹，并且瞬间爆炸，辐射力无远弗届。由此，一种有趣的信息传播现象出现了：处在重灾区的民众因通讯中断而一时间置身信息真空，反而是外界，乃至海外的报道和传闻不断升级，对日本和灾区形成了信息合围。事实上，在日外国人恐慌性撤离的最大理由就源于信息合围，是“风评被害”的具体表现之一。
“风评被害”的杀伤力是巨大的，形成了另一股看不见的汹涌的信息海啸，造成了社会的群体性恐慌。首先，有关核电站泄漏危害的分析和报道不断高涨，促使饮用水、日用品和大米等被抢购一空，更引发大批日本人辗转至关西避难，让关东地区人去楼空陷入萧条，而多达25家各国大使馆的临时迁徙更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次，许多外国人，尤其是在日中国人在家人和亲朋的召唤、鼓励，甚至是威胁下，毅然中止了在日生活、学业、工作，乃至事业，仓惶回国。他们在遭受经济损失之余，还被视为“来自日本的灾民”，承受了心理压力；其三，日本测量灾区附近的核辐射量发现超标，致使人们对饮用水和食品安全抱有重大不安。相关四县以“一刀切”的方式禁止出货，拖累许多辐射水平正常的农产品和蔬菜也一并被销毁，不仅损失惨重，更制造了人为的市场恐慌。诸如此类的“风评被害”不胜枚举，对灾后复兴进程造成了障碍。
311大地震之后，有关地震、海啸，尤其是核污染的小道消息不仅在日本蔓延，也席卷了周边国家和全世界。中国爆发了“抢盐潮”和“辐射云”的恐慌；欧美国家掀起了“核电站存废”大讨论；网络上更是不乏专家解人，争先恐后地描述核污染的灾难后果，为日本猛开药方。面对灾难效应被不断叠加放大的现实，日本政府和自治体、日本国民、生活在日本的在日华人都需要有所作为，因为只有事实和真相才能粉碎谣言和恐慌，为灾后复习开辟通路。
首先，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必须稳住阵脚而不是一日三变。政府应该及时、准确、公开地发布有关信息，更需要通过主流的有效渠道传播信息，让世界了解真相而不是如坠五里雾中。同时，政府和自治体也需要展现积极姿态以表明危害的受控程度。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兴匆匆跑到葛饰的金町净水厂，拿起水杯就喝，以示东京水道水对人体健康无碍；相比之下，菅直人首相迄今没有现身灾区视察被认为过于自保，这与他1996年担任厚生大臣时猛吃“受污”萝卜秧的表现有天壤之别。
其次，生活、工作在日本的个人需要获得正确知识、调整自我心态，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出理性的判断。大部分日本民众在震灾发生后表现出的秩序、镇定、从容和日常生活的井井有条，就是由此而来。正确的知识和安定的心态，是抗御大灾的有效手段，也是迅速恢复灾后重建的基本前提。
虽然在日中国人在大地震之后，爆发了第一波归国潮，在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又掀起了第二波返乡潮，但毕竟还有更多的华侨华人选择留在了日本。日本是在日华人的第二故乡，也是生活和工作的家园。“患难与共就在今朝，真情关怀爱心无疆”。如果说，华侨华人旅日20年应该对日本有所回馈，那么投身灾后重建和复兴的洪流是最好的机会和选择。克服“风评被害”，每个人从自己做起，才可能推动社会以最小成本跨入灾后的重建和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