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时评 作者 冯昭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和第6次《京都议定书》成员国大会在墨西哥坎昆召开。从11月30日坎昆会议开始至今，日本谈判官员多次公开表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日本都绝对不会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阶段承诺任何减排目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声称，“我们坚决反对就把《京都议定书》延长至第二承诺期展开辩论”，称第二承诺期“不公平且无效”。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上，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京都议定书》，经过长达八年时间的艰难谈判历程（其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俄罗斯则犹豫不决），《京都议定书》终于在2005年2月生效，并成为国际法，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抑制全球变暖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的国际公约。日本在《京都议定书》通过和生效的过程中可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京都议定书》第三条规定“附件一所列的缔约方”同意将1990年作为基准年，要求发达国家在2008年至2012年、即第一承诺期将CO2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比1990年平均削减5.2%，日本、美国、欧盟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比1990年分别削减6％、7%、8%。在2013年以后的第二承诺期发达国家进一步提高减排目标。
但是，随着《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之年日趋临近，日本越来越感到它难以达到议定书所规定的目标。2007年度日本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3%，这意味着日本为了实现比1990年度减少6％的目标，还需减少14.3％的排放量。显然，如果不采取有效的重大举措，日本连第一承诺期的承诺都无法实现，遑论在第二个承诺期提出更高的减排指标。
但是，发达国家要实现减排真是这么难么？其实并非如此。从国际比较看，2007年日本的实际排放13亿7100万吨，比1990基准年增加了1亿1000万吨，即增长了8.7%。与之对照，2007年德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基准年削减了22.4%，英国排放量比基准年削减了17.9%，法国比基准年削减了5.8%，这些国家的实际减排成果均超过了《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削减目标。然而，作为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约2%、温室气体排放却居世界第五位、又是《京都议定书》的诞生国的日本，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却比《京都议定书》基准年不减反增，对自己曾经推动实现的《京都议定书》表现出极不负责任的态度。2008年，一家环境非政府组织（NEO）对包括经合组织30个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57个国家的温暖化对策进行了评价，其中对日本的温暖化政策总评价很低，在57国中居第53位。
当然，日本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曾做出不少的努力。日本的节能技术堪称世界一流。1997年12月，日本政府成立了“全球变暖预防总部”，负责气候变化政策的协调与执行工作。1998年6月，日本制定了“阻止全球变暖措施指南”。1999年4月，实施了“全球变暖应对措施促进法”。2008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发表了题为“为实现低碳社会的日本而努力”的讲话，确立了在205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目前削减60%-80%的减排目标。2009年9月，在大选中胜出的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表示他领导的政府将兑现竞选承诺，使202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排25%，同时强调上述减排目标的前提是必须构筑一个包括世界上所有温室气体“主要排放国”在内的公平有效的国际框架。鸠山出任首相以后，在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时正式提出“鸠山倡议(HATOYAMA Initiative)”，表示要促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以减排为目的的技术转移，主张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官方和民间拿出大量资金对减排做出贡献。鸠山的这个倡议在国际社会获得高度的评价。
出人意料的是，在这次坎昆会议上，日本居然一反常态，破罐破摔，作为《京都议定书》的诞生国却坚决反对《议定书》延续，好像是一个母亲要杀死自己生下的孩子，这种恶劣态度招致日本获得了会场内非政府组织评选的“每日化石奖”，这个奖项每天颁发给阻碍谈判进程的最大的“绊脚石”。当然，在本次坎昆会议上，各国都苦口婆心地规劝日本不要做阻碍气候谈判的绊脚的化石，也不要在“中国因素”上做什么文章，不要忘记前些年日本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效应”，2008年度日本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包括非制造业）占海外法人销售总额的比例达到11.4％，日本企业在中国土地上单独或与中方合作进行的生产活动也在大量排放温室气体。换句话说，中国国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有一部分责任在日方，日本如果想跟中国继续进行或扩大经济合作，就应该责无旁贷地加强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危机方面的合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和第6次《京都议定书》成员国大会在墨西哥坎昆召开。从11月30日坎昆会议开始至今，日本谈判官员多次公开表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日本都绝对不会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阶段承诺任何减排目标”，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声称，“我们坚决反对就把《京都议定书》延长至第二承诺期展开辩论”，称第二承诺期“不公平且无效”。
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次缔约方大会上，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京都议定书》，经过长达八年时间的艰难谈判历程（其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俄罗斯则犹豫不决），《京都议定书》终于在2005年2月生效，并成为国际法，成为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抑制全球变暖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的国际公约。日本在《京都议定书》通过和生效的过程中可以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京都议定书》第三条规定“附件一所列的缔约方”同意将1990年作为基准年，要求发达国家在2008年至2012年、即第一承诺期将CO2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比1990年平均削减5.2%，日本、美国、欧盟的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比1990年分别削减6％、7%、8%。在2013年以后的第二承诺期发达国家进一步提高减排目标。
但是，随着《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之年日趋临近，日本越来越感到它难以达到议定书所规定的目标。2007年度日本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3%，这意味着日本为了实现比1990年度减少6％的目标，还需减少14.3％的排放量。显然，如果不采取有效的重大举措，日本连第一承诺期的承诺都无法实现，遑论在第二个承诺期提出更高的减排指标。
但是，发达国家要实现减排真是这么难么？其实并非如此。从国际比较看，2007年日本的实际排放13亿7100万吨，比1990基准年增加了1亿1000万吨，即增长了8.7%。与之对照，2007年德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基准年削减了22.4%，英国排放量比基准年削减了17.9%，法国比基准年削减了5.8%，这些国家的实际减排成果均超过了《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削减目标。然而，作为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约2%、温室气体排放却居世界第五位、又是《京都议定书》的诞生国的日本，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却比《京都议定书》基准年不减反增，对自己曾经推动实现的《京都议定书》表现出极不负责任的态度。2008年，一家环境非政府组织（NEO）对包括经合组织30个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57个国家的温暖化对策进行了评价，其中对日本的温暖化政策总评价很低，在57国中居第53位。
当然，日本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曾做出不少的努力。日本的节能技术堪称世界一流。1997年12月，日本政府成立了“全球变暖预防总部”，负责气候变化政策的协调与执行工作。1998年6月，日本制定了“阻止全球变暖措施指南”。1999年4月，实施了“全球变暖应对措施促进法”。2008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发表了题为“为实现低碳社会的日本而努力”的讲话，确立了在205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目前削减60%-80%的减排目标。2009年9月，在大选中胜出的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表示他领导的政府将兑现竞选承诺，使2020年日本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排25%，同时强调上述减排目标的前提是必须构筑一个包括世界上所有温室气体“主要排放国”在内的公平有效的国际框架。鸠山出任首相以后，在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时正式提出“鸠山倡议(HATOYAMA Initiative)”，表示要促进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以减排为目的的技术转移，主张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官方和民间拿出大量资金对减排做出贡献。鸠山的这个倡议在国际社会获得高度的评价。
出人意料的是，在这次坎昆会议上，日本居然一反常态，破罐破摔，作为《京都议定书》的诞生国却坚决反对《议定书》延续，好像是一个母亲要杀死自己生下的孩子，这种恶劣态度招致日本获得了会场内非政府组织评选的“每日化石奖”，这个奖项每天颁发给阻碍谈判进程的最大的“绊脚石”。当然，在本次坎昆会议上，各国都苦口婆心地规劝日本不要做阻碍气候谈判的绊脚的化石，也不要在“中国因素”上做什么文章，不要忘记前些年日本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效应”，2008年度日本企业在中国的销售额（包括非制造业）占海外法人销售总额的比例达到11.4％，日本企业在中国土地上单独或与中方合作进行的生产活动也在大量排放温室气体。换句话说，中国国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有一部分责任在日方，日本如果想跟中国继续进行或扩大经济合作，就应该责无旁贷地加强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环境危机方面的合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