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教授谈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理想和未来中国的形象
中文导报讯 记者 杨文凯
作为日本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的序幕活动，日中两国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在11月3日举办了主题为“孙文的理想和东亚共同体”国际研讨会。与会人士探讨了孙文的理想和现代东亚共同体构想之间的共同之处，再次确认了那个年代提出的问题，并将其作为当今的课题去努力解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在论坛上发表了“构筑有先见之明的东亚安全保障关系”，以现代的眼光回顾了孙文的伟大理想，并对新时期的中日关系和中国应有的国家形象发表了真知灼见。
王逸舟教授把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要点概括为三点：一是强调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而欧美主义以霸道为强权基础；二是推崇明治维新，肯定日本是亚洲真正独立的、打败西方强手的国家；三是主张亚洲联合起来，恢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地位。他认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在当今时代需要扬长避短。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构成。王逸舟指出，若从孙中山 “三民主义”的启示出发，新时期的中日关系应该具备如下特质：第一，增强国民对本民族发展的信心，有利于东亚地区整体的稳定和繁荣，而且有利于全球不同地区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协调(全球化时代的新民族主义)；第二，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断倾听社会的批评，满足其增长变化的需求，通过各自国家适合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改革与开放条件下的新民权主义)；第三，在保持政府间对话与协调畅通的同时，更加注重民众间的彼此认知和深度交往，比如旅游事业的拓展、青少年交流的扩大、企业界的多重互补、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切磋(新民生主义)。王逸舟认为，中日关系应该提升至更高水平，应当有更大视野，应当推动亚洲和世界的进步，这恰好是百年之前孙中山先生的最伟大遗训之一。
王逸舟指出，当前的东亚地区处于一种创造性的紧张之中，许多国家、很多朋友都关心中国今后的形象到底是王道的形象还是霸道的形象。王逸舟为此提供了一个理解当代中国的角度。他说：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争论的时代。这个时代只有春秋战国时期和五四运动时期可以比拟，但如今的中国又处于更高更新的发展层次上。许多外国朋友和日本朋友对中国发生的大分化、大发展、大争论的激烈程度的认识是不够的。当今的中国，一方面在物质力量上迅速扩展，经济、科技、文化、军事、金融等各种力量的扩展速度和规模在世界史上也是少见的；另一方面，我们的体制、思想、观念、学说、战略都还没有跟上。比如，胡锦涛这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发展”，最近又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互利共赢”的理念与孙中山的“王道理想”是符合的，但在中国的资源战略、外交战略、国防战略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落实，也就是说还停留在学说阶段还是哲学层面的东西，没有彻底进入到实际操作层面。
王逸舟表示，中共刚刚召开的17届5中全会，确立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大目标，确定了新领导集体的核心。也有不少外国舆论担心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转向，他认为中国走改革开放、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道路是不会改变的。中国外交强硬论，某种程度上是媒体炒作的产物。
事实上，中国的领导人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也有自己的担心。从国内看，担心地区差别扩大、阶层收入差距拉大、腐败现象继续滋生，担心社会矛盾酿成群体性事件、边疆地区面临“三股势力”的挑战等等；从国际看，担心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中，周边国家会引入外来势力，担心国际社会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同前苏联和朝鲜划上等号，从而对中国实行封锁、压制、反对，对中国的发展造成瓶颈，担心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具备的与时俱进能力理解不够等等。
回到东亚共同体构想，王逸舟对中国和亚洲的前途表示乐观。他指出，孙中山理想中的繁荣、进步、发展的中国和亚洲都是可以实现的。中日关系虽然处于困难中，但阴云总会过去，中日关系还会走上新的高地。中日关系能否恢复变好、健康发展，将是对亚洲主义的一块试金石。
对于国际社会广泛争论的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王逸舟描绘并说明了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他说，全球化在新世纪带来的挑战一点也不少于带来的好处，今天的我们需要象孙中山那样用真正跨世纪的目光去看问题，不能短视野和就事论事。世界变化太快，对于不太搞得清楚的事，首先要保持一种谨慎、谦虚的态度。
他说：活跃在美国MBA的姚明，被认为是新世纪中国人的形象代表。我愿意借姚明来说明我所理解的中国的国家形象，那就是“自身强大而胸怀谦逊，行事仁义又不受欺辱”的形象。希望中国能成为风范大国，日本也一样。风范大国的国民不能只想到本国的利益，还要考虑亚洲和世界的利益。当然，目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还没有形成一致共识，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是成长的烦恼和发展的阵痛，我坚信中国将会成为负责任的王道大国。
中文导报讯 记者 杨文凯
作为日本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的序幕活动，日中两国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在11月3日举办了主题为“孙文的理想和东亚共同体”国际研讨会。与会人士探讨了孙文的理想和现代东亚共同体构想之间的共同之处，再次确认了那个年代提出的问题，并将其作为当今的课题去努力解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在论坛上发表了“构筑有先见之明的东亚安全保障关系”，以现代的眼光回顾了孙文的伟大理想，并对新时期的中日关系和中国应有的国家形象发表了真知灼见。
王逸舟教授把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要点概括为三点：一是强调大亚洲主义以王道为基础，而欧美主义以霸道为强权基础；二是推崇明治维新，肯定日本是亚洲真正独立的、打败西方强手的国家；三是主张亚洲联合起来，恢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地位。他认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在当今时代需要扬长避短。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构成。王逸舟指出，若从孙中山 “三民主义”的启示出发，新时期的中日关系应该具备如下特质：第一，增强国民对本民族发展的信心，有利于东亚地区整体的稳定和繁荣，而且有利于全球不同地区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协调(全球化时代的新民族主义)；第二，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断倾听社会的批评，满足其增长变化的需求，通过各自国家适合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改革与开放条件下的新民权主义)；第三，在保持政府间对话与协调畅通的同时，更加注重民众间的彼此认知和深度交往，比如旅游事业的拓展、青少年交流的扩大、企业界的多重互补、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切磋(新民生主义)。王逸舟认为，中日关系应该提升至更高水平，应当有更大视野，应当推动亚洲和世界的进步，这恰好是百年之前孙中山先生的最伟大遗训之一。
王逸舟指出，当前的东亚地区处于一种创造性的紧张之中，许多国家、很多朋友都关心中国今后的形象到底是王道的形象还是霸道的形象。王逸舟为此提供了一个理解当代中国的角度。他说：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争论的时代。这个时代只有春秋战国时期和五四运动时期可以比拟，但如今的中国又处于更高更新的发展层次上。许多外国朋友和日本朋友对中国发生的大分化、大发展、大争论的激烈程度的认识是不够的。当今的中国，一方面在物质力量上迅速扩展，经济、科技、文化、军事、金融等各种力量的扩展速度和规模在世界史上也是少见的；另一方面，我们的体制、思想、观念、学说、战略都还没有跟上。比如，胡锦涛这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以人为本”、“和谐发展”，最近又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互利共赢”的理念与孙中山的“王道理想”是符合的，但在中国的资源战略、外交战略、国防战略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落实，也就是说还停留在学说阶段还是哲学层面的东西，没有彻底进入到实际操作层面。
王逸舟表示，中共刚刚召开的17届5中全会，确立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大目标，确定了新领导集体的核心。也有不少外国舆论担心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转向，他认为中国走改革开放、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道路是不会改变的。中国外交强硬论，某种程度上是媒体炒作的产物。
事实上，中国的领导人承担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也有自己的担心。从国内看，担心地区差别扩大、阶层收入差距拉大、腐败现象继续滋生，担心社会矛盾酿成群体性事件、边疆地区面临“三股势力”的挑战等等；从国际看，担心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中，周边国家会引入外来势力，担心国际社会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同前苏联和朝鲜划上等号，从而对中国实行封锁、压制、反对，对中国的发展造成瓶颈，担心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具备的与时俱进能力理解不够等等。
回到东亚共同体构想，王逸舟对中国和亚洲的前途表示乐观。他指出，孙中山理想中的繁荣、进步、发展的中国和亚洲都是可以实现的。中日关系虽然处于困难中，但阴云总会过去，中日关系还会走上新的高地。中日关系能否恢复变好、健康发展，将是对亚洲主义的一块试金石。
对于国际社会广泛争论的中国的国家形象问题，王逸舟描绘并说明了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他说，全球化在新世纪带来的挑战一点也不少于带来的好处，今天的我们需要象孙中山那样用真正跨世纪的目光去看问题，不能短视野和就事论事。世界变化太快，对于不太搞得清楚的事，首先要保持一种谨慎、谦虚的态度。
他说：活跃在美国MBA的姚明，被认为是新世纪中国人的形象代表。我愿意借姚明来说明我所理解的中国的国家形象，那就是“自身强大而胸怀谦逊，行事仁义又不受欺辱”的形象。希望中国能成为风范大国，日本也一样。风范大国的国民不能只想到本国的利益，还要考虑亚洲和世界的利益。当然，目前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对自我身份的认同还没有形成一致共识，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是成长的烦恼和发展的阵痛，我坚信中国将会成为负责任的王道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