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社论 作者 申文
过去20年来，日本一直经历着战后、甚至是明治以来最激烈的动荡和变化。但是，这种变化迄今尚无结论。民主党实现了政权更替，却在“政治主导”的名义下面临翻船的危机。新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而曾经极富成效的官僚行政系统正在走向崩溃。20年的时间不算短，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发展有如沧海桑田，但日本政治变动的方向性依然模糊不清，其始作俑者和幕后的最大推手小泽一郎正面临着政治生命的最后一搏。
政治何为？对于今天的日本而言，这是一个大问题。政治应该为经济护航、做民生保障，这是一种基本的常识。尽管日本政治有属于自己的世界，再加上年代久远、世代相传的世袭政治，导致政界灰暗复杂，关系盘根错节，但政治运作和政党斗争毕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不幸的是，日本的政治把手段当成了目标，把政治运营的唯一目标设定为胜选，设定为保住政权或夺取政权，却忽略了拥有政权的目的是为了推行政策，而推行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20年来，日本的政治没有成为经济成长的推手和动力，反而成为最大的阻力和拖累。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时代里，在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实现突飞猛进的强烈对照下，日本政治的无力、无奈和不知所措显得一目了然。日本政治为了变动而变动，却没有跳出旧有框架，更没有在变动中诞生有利于经济民生的有效体制。就像民主党新政权推动普天间基地搬迁一样，为了搬迁而搬迁，却没有计算清楚其中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民意成本，最后导致基地还没搬，而付出的成本已是百身莫赎。
日本从1993年自民党政权短暂下台以来，“改革”成为政党斗争和政治家上台惯用的旗号。日本实施以政治为中心的改革，到了民主党政权达到登峰造极。但是，每一次或大或小的改革，最终都得不到体制的保证，无不在民选制度下折戟沉沙。政局动荡不安、政权有如旋转门、政策前立后否缺乏持续性和连贯性、政治没有宏观视野和战略眼光，这些都是日本现行体制下结出的恶果。日本政治从社会发展的前引沦为了后缀，从提供信心的保障变成了令人厌恶、失去信赖的勾当，成为国民的恶梦、国家的悲哀。
中国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成熟的发达国家。中日立国的政治基础不同，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分歧，例如麻生太郎担任日本外相期间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日本等待一个民主的中国》，称中国曾实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错误政策，至今还未在理想和现实中找到平衡。他居高临下地教导说：中国早晚会成为民主国家。中国应从日本过去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控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避免走向“帝国化”。但是，民主不是万能药，从政治为经济服务的角度出发，中国的政治发挥了积极作用，而日本的政治则给人作茧自缚的印象。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曾经以学习和追赶日本为目标，包括日本的经济实力、现代化水平，还有政治运作、人事制度、官僚体制等。中国曾经全面学习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蓝本提出了“GDP翻两番”的发展路径和目标；中国通过各种专业领域的对日交流，向日本学习了规划、运营、管理的制度体系；中日之间的政党交流还探讨过自民党的党内有派模式和一党长期执政的经验。但中国在发展、在进步，而日本则在停滞、在失去。今天的日本在政治寸步难行、经济萎靡不振之际，反而看到了中国政治安定的作用，羡慕起中国体制化的力量。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体制和政治制度不再按意识形态原则来站队划分排优劣，而是通过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实践来检验是否有用。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中国政改的方式是与时俱进，目的是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这是超越一切论争的最高目标。尽管中国的体制和制度少不了中国特色，但这种特色正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也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关注和重视。
很长时间以来，在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中国与日本是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是学习与传授的关系。即使到今天，日本避免社会利益冲突、缓解中央与地方自治体矛盾、解决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采用的协商对话方法，借用的议会机制和媒体渠道，依然值得中国学习。
不过，随着中日进入东亚两强时代，中日互相借鉴、彼此提携正在成为关系主流。日本有识之士中涌现出称羡中国体制的声音，表明日本在反思的同时也在逐步完成对中关系角色和位置的转换。
今天，日本的再生企业渴望中国的资金；日本经产省也借鉴中国经验，开设了经济特区。同样，日本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也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和成果，包括那些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
过去20年来，日本一直经历着战后、甚至是明治以来最激烈的动荡和变化。但是，这种变化迄今尚无结论。民主党实现了政权更替，却在“政治主导”的名义下面临翻船的危机。新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而曾经极富成效的官僚行政系统正在走向崩溃。20年的时间不算短，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发展有如沧海桑田，但日本政治变动的方向性依然模糊不清，其始作俑者和幕后的最大推手小泽一郎正面临着政治生命的最后一搏。
政治何为？对于今天的日本而言，这是一个大问题。政治应该为经济护航、做民生保障，这是一种基本的常识。尽管日本政治有属于自己的世界，再加上年代久远、世代相传的世袭政治，导致政界灰暗复杂，关系盘根错节，但政治运作和政党斗争毕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不幸的是，日本的政治把手段当成了目标，把政治运营的唯一目标设定为胜选，设定为保住政权或夺取政权，却忽略了拥有政权的目的是为了推行政策，而推行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20年来，日本的政治没有成为经济成长的推手和动力，反而成为最大的阻力和拖累。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时代里，在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实现突飞猛进的强烈对照下，日本政治的无力、无奈和不知所措显得一目了然。日本政治为了变动而变动，却没有跳出旧有框架，更没有在变动中诞生有利于经济民生的有效体制。就像民主党新政权推动普天间基地搬迁一样，为了搬迁而搬迁，却没有计算清楚其中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民意成本，最后导致基地还没搬，而付出的成本已是百身莫赎。
日本从1993年自民党政权短暂下台以来，“改革”成为政党斗争和政治家上台惯用的旗号。日本实施以政治为中心的改革，到了民主党政权达到登峰造极。但是，每一次或大或小的改革，最终都得不到体制的保证，无不在民选制度下折戟沉沙。政局动荡不安、政权有如旋转门、政策前立后否缺乏持续性和连贯性、政治没有宏观视野和战略眼光，这些都是日本现行体制下结出的恶果。日本政治从社会发展的前引沦为了后缀，从提供信心的保障变成了令人厌恶、失去信赖的勾当，成为国民的恶梦、国家的悲哀。
中国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成熟的发达国家。中日立国的政治基础不同，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分歧，例如麻生太郎担任日本外相期间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日本等待一个民主的中国》，称中国曾实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错误政策，至今还未在理想和现实中找到平衡。他居高临下地教导说：中国早晚会成为民主国家。中国应从日本过去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控制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避免走向“帝国化”。但是，民主不是万能药，从政治为经济服务的角度出发，中国的政治发挥了积极作用，而日本的政治则给人作茧自缚的印象。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曾经以学习和追赶日本为目标，包括日本的经济实力、现代化水平，还有政治运作、人事制度、官僚体制等。中国曾经全面学习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经验，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为蓝本提出了“GDP翻两番”的发展路径和目标；中国通过各种专业领域的对日交流，向日本学习了规划、运营、管理的制度体系；中日之间的政党交流还探讨过自民党的党内有派模式和一党长期执政的经验。但中国在发展、在进步，而日本则在停滞、在失去。今天的日本在政治寸步难行、经济萎靡不振之际，反而看到了中国政治安定的作用，羡慕起中国体制化的力量。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社会体制和政治制度不再按意识形态原则来站队划分排优劣，而是通过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实践来检验是否有用。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进。中国政改的方式是与时俱进，目的是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这是超越一切论争的最高目标。尽管中国的体制和制度少不了中国特色，但这种特色正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也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关注和重视。
很长时间以来，在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中国与日本是学生与老师的关系，是学习与传授的关系。即使到今天，日本避免社会利益冲突、缓解中央与地方自治体矛盾、解决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采用的协商对话方法，借用的议会机制和媒体渠道，依然值得中国学习。
不过，随着中日进入东亚两强时代，中日互相借鉴、彼此提携正在成为关系主流。日本有识之士中涌现出称羡中国体制的声音，表明日本在反思的同时也在逐步完成对中关系角色和位置的转换。
今天，日本的再生企业渴望中国的资金；日本经产省也借鉴中国经验，开设了经济特区。同样，日本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也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和成果，包括那些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