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祝君波谈收藏
人到一定的年纪，方知故友至交最难得。时光飞逝，米先生离开我们已两年，每次遥望北方想起他，总有一股悲凉之气涌上心头。
改革开放以来，我和米先生有很多次的相聚，在琉璃厂，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附近他的旧家，在首都机场不远的来广营，抑或在上海，大多是观看画展，品茗饮酒，倾心交谈，留下许多难忘和美好的回忆。后面几年他病了，很少到上海，我每次去京总去探望。很多次去他来广营新居探视、请教，又从那里就近去首都机场回上海，上了飞机感觉心里踏实了不少。
认识米先生，大概是在198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那时北京荣宝斋与日本西武百货店建立了经销联系，除安排中国画家去日本办展、卖画，每年还组织一批日本画家到国内旅行，其中重要的一站是到苏州一写生。完了以后日本画家必到上海，住几天再回国或转到其他城市。那时国内交通和酒店十分缺乏，在上海只有1949年前的几家旧饭店，外宾云集，一房难求。于是文化部外联局发文，指定北京由荣宝斋负责接待，上海由朵云轩负责接待，两家予日本画家以保障。当时我在朵云轩办公室负责具体接待任务，与米先生有了联系。有事常通电话，但从未见过面。这样持续了几年，我主要承办接送以及安排住宿的事，这就与米先生结下了友谊。
说起这段至深的友谊，除了我们之间气味相投以外，还在于两个单位之间的唯一性和独特性。中国有很多文化机构，但同在出版系统又同时拥有木版水印工坊、书画营业厅、文房四宝业务、出版社、外宾接待机构，后来又办拍卖行的，只有我们这两家，而且都是百年老字号。历史上荣宝斋在上海设过上海荣宝斋，与朵云轩一起被公私合营并入同一个机构。1960年恢复朵云轩时，有一批员工就来自老荣宝斋，我们师傅辈的徐庆儒、康瑞久先生就操一口浓重的北京话。所以，在新社会两家机构相隔千里，北荣南朵，说不上竞争，却有更多的合作而交相辉映，员工之间也有天生的往来。因为全国行业，只有我们两家有共同的话题和感情。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和米先生几十年亦师亦友的关系，就可以说是两个单位关系的一个历史见证和一段佳话了。说起来，米先生比我年长二十岁，又在北京生活，见多识广，是我国书画经营界的领军人物，是我的老师、前辈，但我们的相处又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我读过米先生赠我的《我在荣宝斋四十年》等书，在首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时，曾嘱石建邦兄对他作过长篇的专访，加上几十次见面交流，对他的人品、专长和成就有相当的了解。
米先生入荣宝斋是攻学木版水印技艺的，后来成为这行的专家。木版水印是我国发明于明代后期的彩印技术，俗称“饾版”水印。通过勾描、刻板和水印三个环节，能把书画印成画谱和笺纸，把古画印成仿真画。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有《十竹斋书画谱》和《萝轩变古笺谱》。近代鲁迅、郑振铎加以重视，荣宝斋重印过《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对传承这一传统技艺起过积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在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两个机构布点保留这一中华文明的活化石，以老带新，不断培养新艺人。说起来，荣宝斋木版水印力量很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五六十年代依托故宫藏品的优势，不断攻克技术难关，制作过《韩熙载夜宴图》和《清明上河图》等长卷巨作，使我国木版水印达到了一个高峰。
米先生于1956年二十几岁时入水印学徒，凭着绘画天赋和手中硬功，成为一名优秀的勾描艺人（行业称为编辑属干部编制，刻板和水印称为技师属工人编制）。勾描的工作一是要把握和理解每幅画的整体及笔墨，再分成若干分板，描在皮纸上交付刻工刻制；二是要有绘画基础和手中硬功，尤其在线条方面要求极高，要达到刚柔相济、绵长挺拔的效果，一笔下去如有神助。米先生在前辈们的指导下，技艺大进，成为专家。尤因为人正派，学有所成，还被前辈大家陈少梅夫人冯忠莲女士相中招为女婿，成为一段佳话。米先生从事木版水印勾描达20年之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非遗传承人（出版人）。他最早勾描过的两幅是《齐白石海棠》《徐悲鸿群马图》。他对这项工作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感情。我和他见面，他很多次问我，朵云轩还在坚持木版水印吗？还有几位师傅呀？甚为关切其命运。然后会加一句：“如果你们也放弃了，那荣宝斋就太孤独了。”我注意到，他后来担任荣宝斋副总经理分管业务，一直坚持木版水印高端和普及相结合的路子，精品以外，也出品了很多适销对路的产品，包括吴冠中、范曾先生比较新派的画作。
米先生也是一位成功的艺术经营家、海内外知名的实力派人物。荣宝斋经营艺术品主要分成两大类，一是近代名人书画，包括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刘继卣、陈少梅那代名人的字画；二是当代的名家作品。改革开放之初，米先生被调到门市部负责书画行销。当时，日本和香港地区是两大出货的码头，文化交流、经营和创外汇，都是荣宝斋非常重要的任务。由于他有独到的鉴赏能力、经营天赋，善于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为国家建功立业。
历史上琉璃厂是古董商集中的地方，但新中国那一代的经营者实际上是为国家打工的干部，米先生也保持了正派的风范、严谨的纪律，为国家也为客户把好品质关。那时他一方面组织卖旧画；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新画市场。旧画货源紧缺、真伪难辨、经营风险大，好在米先生从20岁起在荣宝斋的历练，有一双火眼金睛，善于思考，为荣宝斋做出了一单又一单的生意。那时我去看他，总是引我进精品馆，看一些难得一见的旧物。这是荣宝斋的强项。此外，他有交友的天赋，与知名书画家有共同语言，所以能“众里寻他千百度”，挖出一些潜在的大家。
如最初荣宝斋打开日本市场后，曾于1979年组织二十多位名家访问日本，把这些画家团结在荣宝斋周围。1980年起，他除了经营北派李可染、黄胄、董寿平的书画的同时，还重点开发上海、南京、广东的画家。例如，1980年5月他陪上海程十发先生去日本办展览，获得成功。又把宋文治（两次）、范曾（两次）、启功、亚明、董寿平等众多画家介绍去日本办展，开拓市场，传播中国文化。荣宝斋和朵云轩的性质是艺术品经营，以卖出的方式传播文化，与单纯的事业性质去海外办展有很大不同，更有难度，但传播文化力度更大。
说起来朵云轩在上海地盘有画家资源，但米先生也深入上海认识了很多画家，他与程十发、关良、朱屺瞻、唐云等交谊很深。与广东的黎雄才、关山月也有密切关系。那个时期荣宝斋开疆拓土比朵云轩面更广，这是与米先生的功劳密不可分的，因为他是文商两道都擅长的能人。记得我当社长时，他说你们上海的颜梅华作品真不错；卖得也好，特地推荐给我。由于他的推荐，我后来在朵云轩和香港集古斋办了颜老的书画展。我讲这一点的意思是说他作为荣宝斋的领导，四处交友，善于发现新的经营增长点（画家）；加以推广、促其成交，这种眼光和魄力，正是艺术品经营者应该具备的优良素养。而米先生无疑是改革开放年代一位成功的经营者。当代两位非常重要的艺术家吴冠中、范曾的水墨画在荣宝斋打开销路，持续多年，与他的开创和坚持是分不开的。一个重要画家就是一片市场，所以就一个机构而言，发现画家是很重要的。
经营书画，真伪是绕不过去的难关。一个机构，倒不在于有多少鉴定师，这不是数量概念，而是在团队里，应该有位高权重的鉴定家，这是很重要的。很长时间，米先生担负起了这项工作，就是为荣宝斋把好品质关。机构、岗位和个人努力，养成了他的眼光。尤其在晚清民国时期书画及古旧文房四宝的鉴定方面，他在全国经营界也是一位权威性的人物。后来艺术品拍卖起来，他还担任文化部艺术品鉴定评估中心的顾问，退休后也为多家拍卖行和收藏家们提供咨询服务，这是他人生的一个亮点。成功的鉴定家自己会创作、有慧眼以及实践机会多，这三者契合了，才会出大家，这一点在米先生身上得到了印证。
米先生无疑也是一位收藏家。他的收藏源于喜欢和当时的市价便宜。刚参加工作，他的工资是38元，但齐白石的普通作品也就二三十元一张。而他喜欢的王雪涛、于非闇、赵少昂就更便宜了。他总问自己，这些名人字画怎么这么便宜。1958年他在“北京市第四届中国画展”看中于非闇画的《柱顶红》，非常精彩，定价才15元，而此时自己的工资已有45元，就买了人生的第一张画。后来又买了一张于非闇四尺整纸的瘦金体书法精品，才5元钱。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开启了一位年轻人的收藏之路。
我和米先生交往久了彼此信任，晚年他给我看过一些藏品，主要是近代书画和文房四宝。他的收藏斋名为“十墨山房”，起之于他收藏的一批康熙、乾隆的御墨，包括朱砂御墨，极为罕见。记得还有一盒珍贵的乾隆石鼓套墨，墨沉如石，光泽圆润，是他的心爱之物。他还收有一批近代名家的画。2012年秋我在收藏家大会工作时曾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过“京沪收藏家藏品邀请展”，共有400余件藏品，米先生友情支持，供给我们80件名人字画，让展览满堂生辉。我明白这也是他给足了我面子，让展览在海内外华人面前不至于丢人。对此，我心存感激。我要说，他的藏品后来在南通展览过一次，我自己去旅游时看到的。由于收藏的特殊性，恕我在此不一一详述展品，但确知米先生是靠自己的工资及书画收入，节衣缩食，从事着有意义的收藏事业，见证了特殊历史时期一个人的成长及其收藏，令人感动！
最后，因为这篇文章将收入《米景扬重彩水墨集》，是为画集出版而撰，自然要写到他作为画家的定位。画家的成长也具有多样性。有的美院毕业分在画院成为职业画家，也有很多主业在出版社、文化团体兼职为画家。而以我所知荣宝斋、朵云轩木版水印勾描岗位，历史上也是出画家的地方。以朵云轩为例，胡也佛先生、刘仕庸、郁慕贞、郁慕洁老师（张大千大风堂亲授弟子）以及后从学校毕业的吕清华、刘慧芳、李慧珠、孙杨，都是画家。其中胡也佛先生在全国影响极大，特别是工笔仕女，连张大千也给予尊重和认可。
米先生20岁进勾描部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画画，其实已有相当的积累和良好的基础，其中20世纪60年代被派往故宫临习古画，有宋马远《孔子像》为证。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未入美院，却在荣宝斋这所大学堂见了世面，日日浸润艺术之中。现在看他存世的一两百幅作品，可知他的花鸟出于对名家王雪涛的仰慕，临摹不缀和谦虚请教使他技艺大进，花卉和禽鸟的创作出自传统，具有本真和自然的气息。他的画以传统小写意见长，作品造型准确生动，构图完整，讲究禽鸟与花卉的搭配，色彩鲜亮能抓人眼球，追求“禽鸟之毕肖，花卉之清丽”，是他个人的特色。
尤其令人佩服的是，他当年工作那么忙，还能花时间临习古画、实地写生，从前人和生活中汲取艺术元素，使笔下的禽鸟有鲜活的生命，花卉有自然的风姿。这不靠勤奋过人是不可能的。他描摹和表现的物件不单一，常见的有雄鸡、仙鹤、孔雀、苍鹰、飞鸟等，千姿百态，活灵活现。此外还有各色花卉，信手拈来，植入画中。米先生的作品已出版多本画册，这本新的画集与原有的不同，作品更全、更精、更有代表性，是传承研究他艺术的重要资料。在此，衷心恭贺画集出版，希望米先生的人品、画品流传后世，尽得风流和芬芳！
最后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人口众多，文艺界能人荟集。但米先生这样在非遗传承、出版、经营、拍卖、鉴定、收藏以及绘画方面作出这么多贡献，全面而又多样化的人才，当属凤毛麟角，令我仰视！
2024年2月20日于海上锦安楼
人到一定的年纪，方知故友至交最难得。时光飞逝，米先生离开我们已两年，每次遥望北方想起他，总有一股悲凉之气涌上心头。
改革开放以来，我和米先生有很多次的相聚，在琉璃厂，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附近他的旧家，在首都机场不远的来广营，抑或在上海，大多是观看画展，品茗饮酒，倾心交谈，留下许多难忘和美好的回忆。后面几年他病了，很少到上海，我每次去京总去探望。很多次去他来广营新居探视、请教，又从那里就近去首都机场回上海，上了飞机感觉心里踏实了不少。
认识米先生，大概是在198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那时北京荣宝斋与日本西武百货店建立了经销联系，除安排中国画家去日本办展、卖画，每年还组织一批日本画家到国内旅行，其中重要的一站是到苏州一写生。完了以后日本画家必到上海，住几天再回国或转到其他城市。那时国内交通和酒店十分缺乏，在上海只有1949年前的几家旧饭店，外宾云集，一房难求。于是文化部外联局发文，指定北京由荣宝斋负责接待，上海由朵云轩负责接待，两家予日本画家以保障。当时我在朵云轩办公室负责具体接待任务，与米先生有了联系。有事常通电话，但从未见过面。这样持续了几年，我主要承办接送以及安排住宿的事，这就与米先生结下了友谊。
说起这段至深的友谊，除了我们之间气味相投以外，还在于两个单位之间的唯一性和独特性。中国有很多文化机构，但同在出版系统又同时拥有木版水印工坊、书画营业厅、文房四宝业务、出版社、外宾接待机构，后来又办拍卖行的，只有我们这两家，而且都是百年老字号。历史上荣宝斋在上海设过上海荣宝斋，与朵云轩一起被公私合营并入同一个机构。1960年恢复朵云轩时，有一批员工就来自老荣宝斋，我们师傅辈的徐庆儒、康瑞久先生就操一口浓重的北京话。所以，在新社会两家机构相隔千里，北荣南朵，说不上竞争，却有更多的合作而交相辉映，员工之间也有天生的往来。因为全国行业，只有我们两家有共同的话题和感情。
在这样的基础上，我和米先生几十年亦师亦友的关系，就可以说是两个单位关系的一个历史见证和一段佳话了。说起来，米先生比我年长二十岁，又在北京生活，见多识广，是我国书画经营界的领军人物，是我的老师、前辈，但我们的相处又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我读过米先生赠我的《我在荣宝斋四十年》等书，在首届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时，曾嘱石建邦兄对他作过长篇的专访，加上几十次见面交流，对他的人品、专长和成就有相当的了解。
米先生入荣宝斋是攻学木版水印技艺的，后来成为这行的专家。木版水印是我国发明于明代后期的彩印技术，俗称“饾版”水印。通过勾描、刻板和水印三个环节，能把书画印成画谱和笺纸，把古画印成仿真画。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有《十竹斋书画谱》和《萝轩变古笺谱》。近代鲁迅、郑振铎加以重视，荣宝斋重印过《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对传承这一传统技艺起过积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在北京荣宝斋、上海朵云轩两个机构布点保留这一中华文明的活化石，以老带新，不断培养新艺人。说起来，荣宝斋木版水印力量很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五六十年代依托故宫藏品的优势，不断攻克技术难关，制作过《韩熙载夜宴图》和《清明上河图》等长卷巨作，使我国木版水印达到了一个高峰。
米先生于1956年二十几岁时入水印学徒，凭着绘画天赋和手中硬功，成为一名优秀的勾描艺人（行业称为编辑属干部编制，刻板和水印称为技师属工人编制）。勾描的工作一是要把握和理解每幅画的整体及笔墨，再分成若干分板，描在皮纸上交付刻工刻制；二是要有绘画基础和手中硬功，尤其在线条方面要求极高，要达到刚柔相济、绵长挺拔的效果，一笔下去如有神助。米先生在前辈们的指导下，技艺大进，成为专家。尤因为人正派，学有所成，还被前辈大家陈少梅夫人冯忠莲女士相中招为女婿，成为一段佳话。米先生从事木版水印勾描达20年之久，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非遗传承人（出版人）。他最早勾描过的两幅是《齐白石海棠》《徐悲鸿群马图》。他对这项工作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感情。我和他见面，他很多次问我，朵云轩还在坚持木版水印吗？还有几位师傅呀？甚为关切其命运。然后会加一句：“如果你们也放弃了，那荣宝斋就太孤独了。”我注意到，他后来担任荣宝斋副总经理分管业务，一直坚持木版水印高端和普及相结合的路子，精品以外，也出品了很多适销对路的产品，包括吴冠中、范曾先生比较新派的画作。
米先生也是一位成功的艺术经营家、海内外知名的实力派人物。荣宝斋经营艺术品主要分成两大类，一是近代名人书画，包括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刘继卣、陈少梅那代名人的字画；二是当代的名家作品。改革开放之初，米先生被调到门市部负责书画行销。当时，日本和香港地区是两大出货的码头，文化交流、经营和创外汇，都是荣宝斋非常重要的任务。由于他有独到的鉴赏能力、经营天赋，善于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会，为国家建功立业。
历史上琉璃厂是古董商集中的地方，但新中国那一代的经营者实际上是为国家打工的干部，米先生也保持了正派的风范、严谨的纪律，为国家也为客户把好品质关。那时他一方面组织卖旧画；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新画市场。旧画货源紧缺、真伪难辨、经营风险大，好在米先生从20岁起在荣宝斋的历练，有一双火眼金睛，善于思考，为荣宝斋做出了一单又一单的生意。那时我去看他，总是引我进精品馆，看一些难得一见的旧物。这是荣宝斋的强项。此外，他有交友的天赋，与知名书画家有共同语言，所以能“众里寻他千百度”，挖出一些潜在的大家。
如最初荣宝斋打开日本市场后，曾于1979年组织二十多位名家访问日本，把这些画家团结在荣宝斋周围。1980年起，他除了经营北派李可染、黄胄、董寿平的书画的同时，还重点开发上海、南京、广东的画家。例如，1980年5月他陪上海程十发先生去日本办展览，获得成功。又把宋文治（两次）、范曾（两次）、启功、亚明、董寿平等众多画家介绍去日本办展，开拓市场，传播中国文化。荣宝斋和朵云轩的性质是艺术品经营，以卖出的方式传播文化，与单纯的事业性质去海外办展有很大不同，更有难度，但传播文化力度更大。
说起来朵云轩在上海地盘有画家资源，但米先生也深入上海认识了很多画家，他与程十发、关良、朱屺瞻、唐云等交谊很深。与广东的黎雄才、关山月也有密切关系。那个时期荣宝斋开疆拓土比朵云轩面更广，这是与米先生的功劳密不可分的，因为他是文商两道都擅长的能人。记得我当社长时，他说你们上海的颜梅华作品真不错；卖得也好，特地推荐给我。由于他的推荐，我后来在朵云轩和香港集古斋办了颜老的书画展。我讲这一点的意思是说他作为荣宝斋的领导，四处交友，善于发现新的经营增长点（画家）；加以推广、促其成交，这种眼光和魄力，正是艺术品经营者应该具备的优良素养。而米先生无疑是改革开放年代一位成功的经营者。当代两位非常重要的艺术家吴冠中、范曾的水墨画在荣宝斋打开销路，持续多年，与他的开创和坚持是分不开的。一个重要画家就是一片市场，所以就一个机构而言，发现画家是很重要的。
经营书画，真伪是绕不过去的难关。一个机构，倒不在于有多少鉴定师，这不是数量概念，而是在团队里，应该有位高权重的鉴定家，这是很重要的。很长时间，米先生担负起了这项工作，就是为荣宝斋把好品质关。机构、岗位和个人努力，养成了他的眼光。尤其在晚清民国时期书画及古旧文房四宝的鉴定方面，他在全国经营界也是一位权威性的人物。后来艺术品拍卖起来，他还担任文化部艺术品鉴定评估中心的顾问，退休后也为多家拍卖行和收藏家们提供咨询服务，这是他人生的一个亮点。成功的鉴定家自己会创作、有慧眼以及实践机会多，这三者契合了，才会出大家，这一点在米先生身上得到了印证。
米先生无疑也是一位收藏家。他的收藏源于喜欢和当时的市价便宜。刚参加工作，他的工资是38元，但齐白石的普通作品也就二三十元一张。而他喜欢的王雪涛、于非闇、赵少昂就更便宜了。他总问自己，这些名人字画怎么这么便宜。1958年他在“北京市第四届中国画展”看中于非闇画的《柱顶红》，非常精彩，定价才15元，而此时自己的工资已有45元，就买了人生的第一张画。后来又买了一张于非闇四尺整纸的瘦金体书法精品，才5元钱。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时代，开启了一位年轻人的收藏之路。
我和米先生交往久了彼此信任，晚年他给我看过一些藏品，主要是近代书画和文房四宝。他的收藏斋名为“十墨山房”，起之于他收藏的一批康熙、乾隆的御墨，包括朱砂御墨，极为罕见。记得还有一盒珍贵的乾隆石鼓套墨，墨沉如石，光泽圆润，是他的心爱之物。他还收有一批近代名家的画。2012年秋我在收藏家大会工作时曾在上海展览中心举办过“京沪收藏家藏品邀请展”，共有400余件藏品，米先生友情支持，供给我们80件名人字画，让展览满堂生辉。我明白这也是他给足了我面子，让展览在海内外华人面前不至于丢人。对此，我心存感激。我要说，他的藏品后来在南通展览过一次，我自己去旅游时看到的。由于收藏的特殊性，恕我在此不一一详述展品，但确知米先生是靠自己的工资及书画收入，节衣缩食，从事着有意义的收藏事业，见证了特殊历史时期一个人的成长及其收藏，令人感动！
最后，因为这篇文章将收入《米景扬重彩水墨集》，是为画集出版而撰，自然要写到他作为画家的定位。画家的成长也具有多样性。有的美院毕业分在画院成为职业画家，也有很多主业在出版社、文化团体兼职为画家。而以我所知荣宝斋、朵云轩木版水印勾描岗位，历史上也是出画家的地方。以朵云轩为例，胡也佛先生、刘仕庸、郁慕贞、郁慕洁老师（张大千大风堂亲授弟子）以及后从学校毕业的吕清华、刘慧芳、李慧珠、孙杨，都是画家。其中胡也佛先生在全国影响极大，特别是工笔仕女，连张大千也给予尊重和认可。
米先生20岁进勾描部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画画，其实已有相当的积累和良好的基础，其中20世纪60年代被派往故宫临习古画，有宋马远《孔子像》为证。用他自己的话说虽然未入美院，却在荣宝斋这所大学堂见了世面，日日浸润艺术之中。现在看他存世的一两百幅作品，可知他的花鸟出于对名家王雪涛的仰慕，临摹不缀和谦虚请教使他技艺大进，花卉和禽鸟的创作出自传统，具有本真和自然的气息。他的画以传统小写意见长，作品造型准确生动，构图完整，讲究禽鸟与花卉的搭配，色彩鲜亮能抓人眼球，追求“禽鸟之毕肖，花卉之清丽”，是他个人的特色。
尤其令人佩服的是，他当年工作那么忙，还能花时间临习古画、实地写生，从前人和生活中汲取艺术元素，使笔下的禽鸟有鲜活的生命，花卉有自然的风姿。这不靠勤奋过人是不可能的。他描摹和表现的物件不单一，常见的有雄鸡、仙鹤、孔雀、苍鹰、飞鸟等，千姿百态，活灵活现。此外还有各色花卉，信手拈来，植入画中。米先生的作品已出版多本画册，这本新的画集与原有的不同，作品更全、更精、更有代表性，是传承研究他艺术的重要资料。在此，衷心恭贺画集出版，希望米先生的人品、画品流传后世，尽得风流和芬芳！
最后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人口众多，文艺界能人荟集。但米先生这样在非遗传承、出版、经营、拍卖、鉴定、收藏以及绘画方面作出这么多贡献，全面而又多样化的人才，当属凤毛麟角，令我仰视！
2024年2月20日于海上锦安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