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 笔会专栏
亥鼻东瀛 万景路
日本战国时代也是商人活跃的时代，尤其是在地方，战国大名、守护大名们为了搞活领地经济，从而增强本地域实力，皆不遗余力地招纳商人来其属国发展，其结果就是在大名们的城下町逐渐形成了店铺林立的景象，像什么“油屋”（卖油的）、杂货店、“屋台（大排档）”、布店等等纷纷登场，街头巷尾还穿插着大声吆喝着“磨剪子来戗菜刀”、“大豆腐喽糖棒棒”的“行商”（走街串巷）助兴。可谓是各种“店卖”（实体店）发达，城下町也变得越来越繁荣起来。
商铺多了，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商人就开始琢磨组团儿做大买卖，于是，各种商业团体开始出现，战国时代称这类团体为“会合众”（即商会）。这些联合起来的“会合众”财大气粗，渐渐开始做起战国时期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粮食”和“武器”的买卖，成功者直接成为了大名的“御用商人”，在领国乃至全国呼风唤雨起来，据说日本今天的武器制造商们的背后就有着战国武器商人的影子。
上述这些一般是指在列岛内陆的主要商业模式，而在像堺（今堺市，位于大阪中部的港口城市，因在令制国时代属于摄津国、河内国和和泉国三国交界之处而得名）、博多（古属筑前国，今福冈博多区，是自古以来的重要港口，也是遣随使、遣唐使的出航地和日宋贸易、日明贸易的出港口）等港町地区，商人们面朝大海眼界自然开阔，他们在经营“店卖”、“行商”的同时，还琢磨起了赚外国人钱的海外贸易大事儿。比如在堺，就有三十六位豪商联合起来组成“会合众”，开始做起了“南蛮贸易”（指与明朝和明朝制下的南方蛮夷以及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了战国时期少见的自由都市。
博多也不遑多让，博多商人利用拥有自唐以来就与中国开始来往的博多港之优势，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尤其是日明贸易，一举成为战国时代日本大陆贸易的窗口城市，虽然表面上仍是在大名制下，但博多也以博多豪商们的巨大实力为博多争得了日本史上第一个“自治都市”的名号。
像堺与博多这些港口城市的商人们，自从他们合纵连横开始了南蛮贸易后，他们的商业行为就被冠以了“振卖”之称。所谓的“振卖”就是源出当时内陆地区的“行商”，前文说过，“行商”即挑担摇鼓沿街叫卖的小商贩，于是，因南蛮贸易也属于非实体店模式，日本人就极限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把南蛮贸易想象为升级版的走街过巷之“行商”，只不过挑担摇鼓变成了扬帆斩浪，沿街叫卖摇身为海上吆喝，“一担挑”买卖变身成为了“船盛り”（日料刺身的船型什锦装盘）而已，形式基本相似，只是规模远远不同了，就需要振着膀子使劲儿吆喝，“振卖”由此诞生。
“振卖”可不是一般的牛，因他们与大明王朝进行贸易所需要的商品如硫磺、铜等矿物质，以及扇子、刀剑、漆器、屏风等要从整个日本列岛收集，然后与明朝通过勘合（执照）贸易，或者海上走私贸易以换回日本需要的明钱（永乐通宝）、生丝、织物、书籍等日本紧缺的东西，这样，在收集与明朝贸易所需商品的同时，这些港町城市的商人们无疑也成为了日本全土最广泛、最全面的综合情报掌握者。鉴于此，他们的战略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也由此，这些“振卖”商人开始得到大名们的青睐……
当时在港町城市堺有位豪商吕宋助左御门，本来是街边练摊儿卖鱼的“店卖”小商贩儿，就因为做台湾和朝鲜半岛的南蛮贸易发了财，回来后。向丰臣秀吉献上了在当时的日本绝对属珍品的麝香、蜡烛、吕宋壶、唐伞和五花八门的情报等，立马博得了丰臣秀吉的赏识，从此平步青云成为了丰臣秀吉的侧近，受其保护，吕宋助左御门也迅速成为了战国时期屈指可数的豪商之一。
淀屋常安是大阪出身的通过海外贸易成功的豪商，就连丰臣秀吉都咂舌赞叹他的智慧，他先是依附丰臣秀吉，然后在“大阪之阵”中成功选择了依从德川家康，自此，在德川家康的照拂下，淀屋常安家的生意蒸蒸日上，不仅成为日本米市创设人，成功开设日本第一家米市交易所，左右了几乎整个日本的米市交易。并据此与天下大名、诸豪商奠定关系，发展到最后其家族共拥有商船250只，总资产达20亿两（合现在200兆日元），成为凌驾于百万石大名之上的豪商巨贾，并被后世誉为“奠定大阪经济发展基础之人”。
此外，如茶屋四郎次郎、鸿池新六幸元、住友政友、苏我理右卫门、津田宗及、今井宗久、角仓了以、岛井宗室等等，都是战国时代以“振卖”的南蛮贸易发家，最后成为战国时代另一类战场的风云儿，其中有许多都成为了今时日仍存世并得到了更辉煌发展的巨无霸商家，乃至国际知名企业，可谓是得祖荫庇护的典型代表了。不过，这也同时显示了古代南蛮贸易的成功，让我们感受到了日本人那持之以恒的执着心，而这些，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亥鼻东瀛 万景路
日本战国时代也是商人活跃的时代，尤其是在地方，战国大名、守护大名们为了搞活领地经济，从而增强本地域实力，皆不遗余力地招纳商人来其属国发展，其结果就是在大名们的城下町逐渐形成了店铺林立的景象，像什么“油屋”（卖油的）、杂货店、“屋台（大排档）”、布店等等纷纷登场，街头巷尾还穿插着大声吆喝着“磨剪子来戗菜刀”、“大豆腐喽糖棒棒”的“行商”（走街串巷）助兴。可谓是各种“店卖”（实体店）发达，城下町也变得越来越繁荣起来。
商铺多了，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商人就开始琢磨组团儿做大买卖，于是，各种商业团体开始出现，战国时代称这类团体为“会合众”（即商会）。这些联合起来的“会合众”财大气粗，渐渐开始做起战国时期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粮食”和“武器”的买卖，成功者直接成为了大名的“御用商人”，在领国乃至全国呼风唤雨起来，据说日本今天的武器制造商们的背后就有着战国武器商人的影子。
上述这些一般是指在列岛内陆的主要商业模式，而在像堺（今堺市，位于大阪中部的港口城市，因在令制国时代属于摄津国、河内国和和泉国三国交界之处而得名）、博多（古属筑前国，今福冈博多区，是自古以来的重要港口，也是遣随使、遣唐使的出航地和日宋贸易、日明贸易的出港口）等港町地区，商人们面朝大海眼界自然开阔，他们在经营“店卖”、“行商”的同时，还琢磨起了赚外国人钱的海外贸易大事儿。比如在堺，就有三十六位豪商联合起来组成“会合众”，开始做起了“南蛮贸易”（指与明朝和明朝制下的南方蛮夷以及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了战国时期少见的自由都市。
博多也不遑多让，博多商人利用拥有自唐以来就与中国开始来往的博多港之优势，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尤其是日明贸易，一举成为战国时代日本大陆贸易的窗口城市，虽然表面上仍是在大名制下，但博多也以博多豪商们的巨大实力为博多争得了日本史上第一个“自治都市”的名号。
像堺与博多这些港口城市的商人们，自从他们合纵连横开始了南蛮贸易后，他们的商业行为就被冠以了“振卖”之称。所谓的“振卖”就是源出当时内陆地区的“行商”，前文说过，“行商”即挑担摇鼓沿街叫卖的小商贩，于是，因南蛮贸易也属于非实体店模式，日本人就极限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把南蛮贸易想象为升级版的走街过巷之“行商”，只不过挑担摇鼓变成了扬帆斩浪，沿街叫卖摇身为海上吆喝，“一担挑”买卖变身成为了“船盛り”（日料刺身的船型什锦装盘）而已，形式基本相似，只是规模远远不同了，就需要振着膀子使劲儿吆喝，“振卖”由此诞生。
“振卖”可不是一般的牛，因他们与大明王朝进行贸易所需要的商品如硫磺、铜等矿物质，以及扇子、刀剑、漆器、屏风等要从整个日本列岛收集，然后与明朝通过勘合（执照）贸易，或者海上走私贸易以换回日本需要的明钱（永乐通宝）、生丝、织物、书籍等日本紧缺的东西，这样，在收集与明朝贸易所需商品的同时，这些港町城市的商人们无疑也成为了日本全土最广泛、最全面的综合情报掌握者。鉴于此，他们的战略价值就体现出来了，也由此，这些“振卖”商人开始得到大名们的青睐……
当时在港町城市堺有位豪商吕宋助左御门，本来是街边练摊儿卖鱼的“店卖”小商贩儿，就因为做台湾和朝鲜半岛的南蛮贸易发了财，回来后。向丰臣秀吉献上了在当时的日本绝对属珍品的麝香、蜡烛、吕宋壶、唐伞和五花八门的情报等，立马博得了丰臣秀吉的赏识，从此平步青云成为了丰臣秀吉的侧近，受其保护，吕宋助左御门也迅速成为了战国时期屈指可数的豪商之一。
淀屋常安是大阪出身的通过海外贸易成功的豪商，就连丰臣秀吉都咂舌赞叹他的智慧，他先是依附丰臣秀吉，然后在“大阪之阵”中成功选择了依从德川家康，自此，在德川家康的照拂下，淀屋常安家的生意蒸蒸日上，不仅成为日本米市创设人，成功开设日本第一家米市交易所，左右了几乎整个日本的米市交易。并据此与天下大名、诸豪商奠定关系，发展到最后其家族共拥有商船250只，总资产达20亿两（合现在200兆日元），成为凌驾于百万石大名之上的豪商巨贾，并被后世誉为“奠定大阪经济发展基础之人”。
此外，如茶屋四郎次郎、鸿池新六幸元、住友政友、苏我理右卫门、津田宗及、今井宗久、角仓了以、岛井宗室等等，都是战国时代以“振卖”的南蛮贸易发家，最后成为战国时代另一类战场的风云儿，其中有许多都成为了今时日仍存世并得到了更辉煌发展的巨无霸商家，乃至国际知名企业，可谓是得祖荫庇护的典型代表了。不过，这也同时显示了古代南蛮贸易的成功，让我们感受到了日本人那持之以恒的执着心，而这些，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