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石 

文革中，我父亲作为一个医生，从省城医院被下放到Ａ县下面的一个公社卫生院，后来又被抽调到Ａ县医院，这也可以说是“退两步进一步”，象跳“华尔兹”一样，许多中国人就是这样，在人生中跳上这么几步“华尔兹”，一生也就交代了。

那时我自然也要随父亲Ａ县城，在许多乡下人眼里，那也算个很了不起的城市了，但我当时对那“城市”实在是不敢恭维，没到那里时我就听有人编了顺口溜贬低那个“城市”，说是：“一个公园两个猴，一个警察两岗楼。”到了那个“城市”，我对它的“市容”的感觉就更差，那马路一到阴天下雨，就变成了“水泥”大马路－－不是混凝土，而是满是脏水和稀泥，走上去令人要唱起“红军不怕远征难”，一条街上没有几个商店，偶尔走进去，会看见几个男女店员，手操一把算盘，在那里怒目圆睁，对着顾客“同仇敌忾”，听说如有人胆敢不老实，那大算盘肯定会掴到你的脑袋上，来个“大珠小珠落玉盘”。我第一次走进去时就把我吓了一跳，以为我走错了地方，是进了看守所。

这个县城的一条主要大街上，岗楼确实很少，大约也就两个，但是经常看不见顺口溜中说的那一个警察，至于“一个公园两个猴”，那确实是“不顾事实恶意中伤”，如果上纲上线来认识，可以说就是“攻击大好形势”，因为那里不只有两个猴，而是三只，不仅有三只猴，竟然还有一只孔雀！据说是从哪个大城市弄来的。不过那家伙一副“昭君出塞”，沦落边陲，明珠暗投，悲愤难抑的样子，每天不梳头不洗脸，弄得灰不溜秋，蓬头垢面。那天中学的王老师听说公园里来了孔雀，兴致勃勃地领着拖着鼻涕的儿子来园欣赏。

王老师四十多岁，非常之瘦，整个人看上去也就二十多公斤，眼镜却是非常之大，非常之厚，圈套圈象个啤酒瓶子腚，看上去象是有五公斤，抻着王老师的脖子向前一点一点，象鸡啄米一样。

那孔雀看见王老师和他儿子走近笼子，表现得很不耐烦，最后干脆“自暴自弃”，趴在那里把脑袋插进了土堆里。结果王老师回家后对他老婆说：没看见什么孔雀，只看见一只其大无比的老鼠在笼子里关着，不过老鼠能长得那么大，也算得上“珍奇动物”了。

别看那孔雀对王老师之流不理不睬，但如果哪个“花姑娘”穿着花衣裙来到它的笼子前，它的“争奇斗艳”之心则是丝毫不减的，它会“噌”地从地上跳起，跌跌撞撞地跑到笼子的“最前线”，抖擞起头上那几根残破不堪的“冠”－－实在不敢恭维它那几根冠，三根半冠有两根半带屎球子。然后就听“哗”地一声，它来了个“孔雀开屏”，人家孔雀的“屏”都是圆圆的一扇，它到好，只剩了半扇，那半扇不知被它弄到哪里去了，而且满是泥土，灰不溜秋，毫无色彩。每当它开屏之时我都想幸亏王老师没在旁边，要不然他准会回家和他老婆说：他在公园的孔雀笼子里看见有半扇破锅盖戳在了一个发霉的草堆上。

那天县城里的唐二傻子偷了他嫂子的大花被单裹在身上混入公园，躺在孔雀笼子前睡着了，那只孔雀兴奋得象打了吗啡，展开半扇破屏跑来颠去，过了两个小时还不肯罢休，两只脏腿跑得一瘸一拐的，累得它脸红脖子粗，嗓子里“呼噜呼噜”象得了气管炎，要不是公园里的李主任象踢破皮球一样几脚把唐二傻子卷出公园，那只孔雀非累死不可。

再说那三只猴（那时教我武术的刘师父在公园工作，所以我对它们也很熟悉），经过我的调查，确实这个公园中原来只有两只猴，一个叫榆大小子，是个公猴；一个叫榆二丫头，是只母猴，二猴本是夫唱妇随，恩爱夫妻。但天有不测风云，省城胜利公园猴山发生“反革命政变”，原猴王“敢斗争”被“革命猴众”推翻，下放至Ａ城公园。那猴下放至此不思“卧薪尝胆”，总结刘忠敏强占陈圆圆李自成痛失北京城甲申三百年祭之教训，而是一味纵欲，继续作恶，别看它在胜利公园已一败涂地，来到Ａ县公园，整治个榆大小子之流还是绰绰有余，更何况当时省妇联还没有讨论将“第三者插足”定为犯罪，提交省人大常委会讨论，敢斗争更是“有恃无恐”。来到Ａ县公园不到两天，就把榆大小子打得“猴血喷头”，并把榆二丫头霸为己有。榆大小子每天战战兢兢，蹲在猴笼子里的一个角落中顾头不顾腚。敢斗争每天吃饱喝足后就去强奸榆二丫头，然后还对榆大小子非打即挠，非撕即踹，有时还据高临下，对准榆大小子伤痕累累的头尿上一泡猴尿，榆大小子倒眉闭眼，一副忍辱负重的样子，脑袋上升起一团白蒙蒙的骚气，象一个烧开了的茶壶。我想要是猴笼子里有点豆腐的卤水，那猴一定会象杨白劳一样喝卤水自杀。看到这样的情景，我知道了原来猴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一样丑恶，因此我“归返自然”的理想严重受挫，进化论思想也因此轰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