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孙辉）主题为“克服当前困难局面——如何恢复中日信赖关系”的国际研讨会9月14日在东京举行。中日两国学者、专家就如何重建中日互信，避免因钓鱼岛争端引发的两国对抗升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此次论坛由日本日中关系学会、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共同主办。论坛分两部进行。第一部、“跨越政治困局”中，前日本驻华大使、日中关系学会会长宫本雄二、前中国驻大阪大使级总领事王泰平、日中关系学会理事、每日新闻社专门编辑委员金子秀敏、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龙谷大学客座研究员倪志敏等就各自的观点进行了论述。

前日本驻华大使、日中关系学会会长宫本雄二就“如何重建日中关系”进行了演讲。他表示，以往在日中关系问题上，往往是出现问题后再急忙采取解决问题的对策，也就是“打地鼠外交”（治标不治本），如果真正认为日中关系重要，就应该认真追究为什么日中关系陷入目前困难局面的原因，同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并且需要在新的时代环境中重新认识引导日中关系的基本原则。其实，不需要等待调查研究的结果，几项事情已是自明的，我们应该迅速采取措施。第1点，两国相互对于对方社会的误解及理解不足十分显著，其结果出现了很多问题。在这领域的日中合作极为重要；第2点，努力减少导致否定对方国家的国民及社会形象的报道或映像；第3点，重新激活民间交流。

宫本雄二还说，日中关系虽然处于严峻的状况，但与100年前相比状况还是十分优越的。围绕日中的客观国际形势也比100年前显著良好。只要我们以透彻的历史观和大局观对应，必定能够开创未来。因为我们的应对是符合国家民族要求的。只要相互对自己抱有信心、尊重对方、相互确认共同利益，和平与共存、协调与合作的世界就一定能够展现在面前。

前中国驻大阪大使级总领事、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王泰平重申了中方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指出“信义是国家交往之本”。他表示，钓鱼岛问题虽然只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问题，而不是两国关系的全部，但它是当前两国关系的征结所在，欲改善关系，这是回避不了的问题，是绕不过的一道槛。钓鱼岛问题一直以来是两国关系的一个悬案。鉴于这个问题涉及到国家主权，十分敏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在1972年的关系正常化谈判和1978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中方领导人周恩来和邓小平都不同意把这个问题作为议题来谈判，而主张留待以后解决。他们的建议是得到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福田赳夫首相和园田直外相响应了的。正因为双方都本著“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同意把这个问题挂起来了，而没有把它作为谈判的议题，所以，钓鱼岛问题没有成为邦交正常化和缔约的障碍。历史证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当时的决定是著眼于两国大局而做出的明智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对两国关系长期、稳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令人遗憾的是，2010年发生撞船事件后，日本方面高调宣称“日中间不存在领土纠纷”。进而，在2012年9月11日，野田政权以此为依据，竟将钓鱼岛“国有化”，点燃了中日对抗的“燎原之火”。围绕钓鱼岛问题，中日两国的对抗从政府蔓延至民间，中日紧张关系达到极点。

王泰平还列举了日本龙谷大学民际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倪志敏先生对史料的考证结果，还原了历史真相。

王泰平指出，日本民主党政权竟然罔顾历史，无视两国政府曾经达成的共识和默契，不顾中方的戒告，采取了错误的购岛行动。自民党现政权上台后，不仅没有改弦更张，纠正民主党的错误，反而变本加厉，一口咬定“尖阁列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不存在争议”，“从来没有过搁置争议的共识”，从而关闭了理性解决争议的大门。与此同时，一方面利用钓鱼岛问题制造“中国威胁论”，为国内政治服务；一方面又不断地做出希望同中国举行高层对话的外交姿态，并不断制造舆论，混淆视听，宣传“不能实现首脑会谈是因为中方预设了前提条件”，把不能恢复关系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面对日方的做法，人们不禁产生这样的疑问：日本这样一个堂堂的世界大国的领导人怎么可以随意抹杀历史，背信弃义？

王泰平说，中国政府重视中日关系的发展。为使中日关系能够长期、健康、稳定地发展，我们应该著眼于大局，把握好方向，迅速、适当地处理好两国间存在的敏感问题。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通过翔实、确凿的史资料论证了中国对钓鱼岛的历史主权。对日方近年来提出的所谓“历史证据”进行了驳论。

第二部则围绕“经济影响”的主题展开。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濑口清之就“钓鱼岛问题对日中经济关系的影响”发表了论述。他指出，中国的发展就是日本的发展，日本的发展同样会带动中国的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姜跃春从经贸、金融、旅游等角度详尽分析了岛争对两国经济的巨大负面影响，但中日经济关系在困境中仍在发展。他还指出了影响中日经济关系未来走势的几个重要因素，强调中日应从战略高度为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