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0月22日，邓小平副总理访日，23日，中日交换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当天，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首相官邸欢迎访日的邓小平。同年12月，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共同社照片
作者:雪舟
编者按：经历了去年9月11日日本政府施行钓鱼岛“国有化”政策后，中日关系跌至邦交正常化40年以来最低点。在中共十八大完成权利交接、日本大选促成自民党重新执政、安倍晋三上台，再加上美国和韩国的大选也已水落石出，中日两国、东北亚乃至世界政治在2013年都进入了新时期。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之际，如何评估中日钓鱼岛事件发生以来的过程和得失？如何看待后钓鱼岛时代的中日关系？如何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资深外交评论家雪舟先生接受《中文导报》采访，提出了建言十二策，颇有参考价值，值得思考。
一、中国人都坚持“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这是讨论问题的大前提。同时，也必须认真探讨中国所处的时代有没有发生本质变化，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对日关系看法和战略思想有没有过时？首先，当前中国仍然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没有变；其次，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没有变；其三，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整体国际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其四，中日两国关系的大背景也没有本质性变化。为此，邓小平提出的 “韬光养晦”战略思想仍然适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后提出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外交思路应该成为我们研讨战略、制定政策的前提。
二、对钓鱼岛问题的认识，必须坚持几个常识。首先，钓鱼岛纷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两国领土问题，不是新的外来侵略；其次，处理中日关系必须以两国历代领导人确立的四个政治文件为准则；其三，必须深刻认识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性，钓鱼岛问题涉及到中日关系、中美关系、日美关系、两岸关系等方方面面，不能很简单地去处理。中国不能因为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以战胜国自居，认为在对日问题上不适用于一般的外交原则；其四，钓鱼岛是中日之间一个非常严肃的外交问题，不能靠发动群众运动、靠街头示威、靠经济制裁来解决外交问题；其五，目前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内外环境和条件并不成熟，还只能按照邓小平当年确定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来处理。
三、自从1998年江泽民前主席访问日本以来，中国发生过三次反日高潮，分别源于2005年小泉纯一郎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申请入常、2010年中日在钓鱼岛水域发生舰船碰撞事件、2012年日本实施钓鱼岛“国有化”方针后引发中国反弹。三次反日高潮和游行示威，都严重冲击了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和日本驻华企业，造成损害。中国发生反日游行，当然有日方的原因，但中方采取的手段超出了理智范畴，也没有保护好日本的外交机构和企业，事后也没有做好善后工作，造成后果很严重。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保护外交使团的在华安全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保护外国企业在华的安全及正当权益是中国改革开放向全世界的承诺。即使在文革的极左混乱期间，红卫兵火烧了英国代办处，周总理还曾亲自过问，向英方道歉，中国赔偿了一切损失，这可资借鉴。
四、自钓鱼岛事件发生以来，中国有解放军某退休少将等公然主张“抗日战争仍在继续，还没有结束”，公开提议解放军攻打钓鱼岛云云。这是完全无视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无视国家的发展战略的法盲的言论，也是与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再次强调 “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的指示精神背道而驰的，不利于和平解决问题。最近，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中国要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这对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侨华人是极大的鼓舞。但是中国必须要尽快制定出配套的内外政策方针，要顾及到周边国家的感受，要增加透明度，更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努力展现和平的形象。
五、中国提倡爱国主义，同时也必须提倡国际主义，并要对国际主义赋予新的内涵。今天的国际主义，不再是以前的“输出革命”和“单方面援助”，就像中国过去曾经对北朝鲜、越南、古巴、阿尔巴尼亚所做的那样，而是要承担起大国的责任，要对弱小国家谦让。中国经济发展，曾经获得过别国的支援，而中国在全球各地获得资源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资源提供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感受，这是中国与旧殖民主义国家不同的地方，要严格要求国企在世界各地维护中国的形象。
六、狭隘的民族主义，即偏离正确方向的爱国主义，就是民粹主义，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把一场严肃的外交斗争引导为街头的暴力行为，将严重威胁到执政者的地位、危及中国国内的稳定和发展、干扰中央的内外政策的实施。不能认为只要打着“爱国”的旗号就可以违法乱纪、胡作非为。事实上，盲目排外就是破坏改革开放的大局；打着爱国旗号而行扰乱治安、违法乱纪之实的人必须得到严惩。新中国建国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袭击外国大使专车的事件，这给国家带来耻辱，不严惩不足以说服世界舆论。
七、钓鱼岛事件发生至今已经半年，评估中国的所得所失，可圈可点。中国向全世界再次明确宣示了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中国船机进入钓鱼岛12海里巡航已成常态，打破了日本单方面的“实效支配”，是为所得；不过，中国没有顾及到周边国家的感受，特别没有顾及到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是为所失。所以，一方面，在主权问题上的斗争要坚决不含糊；另一方面，对捣乱分子也必须严惩不殆。
八、需要认清，钓鱼岛问题只是中日关系的一个局部，不是全部。自2005年以来，每次中日关系发生问题，中方都采取千篇一律的停止交流、中断往来的做法，造成了中日国民感情越来越疏远，两国民众越来越陌生。这一次更是把两国国民推到了互相抵触，甚至仇恨的边缘，两国政府难辞其咎。例如，日本商务客人在中国被酒店拒绝入宿、出租汽车不拉日本人、商店里的日本商品全部下架、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而准备的友好交流活动几乎都被中止或取消。我们没有严格区分政府交往与民间交往的界线，采取了“一刀切”的粗暴做法，连旅游客都不放过。甚至世界银行和IMF在日本举办的年会，中方也拒绝派代表正式出席，给世界留下了不好的影响。中方这样的一刀切做法，对日本民间积极主张与中国友好交往人士的感情造成了伤害，给日本极右翼希望增强日本独立军事力量的右倾势力提供了口舌，也给美国战略东移、进一步加强在日美军基地提供了可趁之机，客观上帮助美国完成了战略东移的环境整备。
九、从前一段时间的钓鱼岛事件来看，中国对日本的国内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调研并不充分。中方把石原慎太郎这样极端的右翼民族主义者等同于社会整体，把部分右翼议员的言论等同于政府立场，把政治上的保守倾向看成是军国主义复活。事实上，日本政府是承认侵华历史、承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小泉前首相尽管参拜了靖国神社，但他也承认日本的侵略历史、承认甲级战犯是东京审判的结果，也是到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向中国死难同胞献花致意的首位自民党的日本首相。刚刚上台的安倍新政权，也已经由官房长官表明继承承认侵略历史的“村山谈话”的立场。所以，把日本在政治上的保守立场，特别是把日本人民要求改变美国占领现状、包括要修改由美国占领当局起草的日本宪法的言行都归结为军国主义，太过于简单了。
十、有关钓鱼岛问题，老一辈革命家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非常高瞻远瞩，蕴含了很深刻的战略思想。在海峡两岸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在中日关系没有达到充分互信的情况下，要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是困难的。同时，钓鱼岛在地理位置上属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的管辖范围，钓鱼岛问题的尖锐化与美国战略东移及其全球战略密切相关，蕴含着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把中日两国推向尖锐对立的险恶用心。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对日方针历来是该斗争的斗争、该团结的团结，从来都是着眼大局、斗而不破，但这一次的中日关系被斗破了。很多日本朋友说，这次为了钓鱼岛而使中日关系倒退了50年，日本企业界的朋友们甚至说倒退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LT贸易以前的长崎国旗事件的年代。
十一、国与国的关系，靠一方努力是不行的，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外交就是妥协，不妥协就是战争。无论如何，战争是不可取的，中日双方都必须妥协。中俄边界问题、中越边界问题，甚至仍在谈判的中印边界问题，都要靠双方妥协才能得以解决。60年代发生中印战争时，中方即使在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仍然退回到了麦克马洪线以北。周总理在中印开战的紧张时刻仍然访问了新德里；文革期间，中俄为了边界问题而爆发了珍宝岛战役，周总理当时亲自在北京首都机场与出访越南而路过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举行了会谈；中越边界战争之后，中方也是主动撤离了谅山，等等，都说明了中国的大国气度与处理外交的高度技巧和高瞻远瞩，博得了世界好评。这些处理边界纷争和外交问题的历史性范例，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当选后的去年12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向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表示：“中国永远不会称霸，绝不搞扩张”，还提出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重要指示，明确了新一届党中央外交政策的精髓。
十二、希望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2012年被中断的各项交流活动，能够在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35周年的2013年全面恢复起来。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对日关系上需要摆脱残存的冷战思维和大国主义。中国可以采取主动，更应该采取把广大日本人民与少数极右翼分子区别开来的做法。我们建议：1、尽快促成中日两国新领导人的互访，探讨签署习近平时代的中日关系的第五个政治文件；2、对去年在反日暴力中受损的日本企业给予道歉和赔偿，继续鼓励中日经济界和企业界加强合作；3、两国领导人都要认真学习和落实中日关系四个政治文件，尤其需要深刻领会“中日不再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矛盾纷争”的原则；4、加强对两国年轻一代认识中日友好重要性的教育；5、中日两国共同承担起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推动世界安全稳定与和平发展的历史责任，真正把东海建成友好的地区、合作的海洋、和平的典范，并以此为范例来指导解决南海问题。
作者:雪舟
编者按：经历了去年9月11日日本政府施行钓鱼岛“国有化”政策后，中日关系跌至邦交正常化40年以来最低点。在中共十八大完成权利交接、日本大选促成自民党重新执政、安倍晋三上台，再加上美国和韩国的大选也已水落石出，中日两国、东北亚乃至世界政治在2013年都进入了新时期。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之际，如何评估中日钓鱼岛事件发生以来的过程和得失？如何看待后钓鱼岛时代的中日关系？如何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资深外交评论家雪舟先生接受《中文导报》采访，提出了建言十二策，颇有参考价值，值得思考。
一、中国人都坚持“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这是讨论问题的大前提。同时，也必须认真探讨中国所处的时代有没有发生本质变化，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对日关系看法和战略思想有没有过时？首先，当前中国仍然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没有变；其次，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没有变；其三，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整体国际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其四，中日两国关系的大背景也没有本质性变化。为此，邓小平提出的 “韬光养晦”战略思想仍然适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后提出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外交思路应该成为我们研讨战略、制定政策的前提。
二、对钓鱼岛问题的认识，必须坚持几个常识。首先，钓鱼岛纷争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两国领土问题，不是新的外来侵略；其次，处理中日关系必须以两国历代领导人确立的四个政治文件为准则；其三，必须深刻认识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性，钓鱼岛问题涉及到中日关系、中美关系、日美关系、两岸关系等方方面面，不能很简单地去处理。中国不能因为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以战胜国自居，认为在对日问题上不适用于一般的外交原则；其四，钓鱼岛是中日之间一个非常严肃的外交问题，不能靠发动群众运动、靠街头示威、靠经济制裁来解决外交问题；其五，目前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内外环境和条件并不成熟，还只能按照邓小平当年确定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来处理。
三、自从1998年江泽民前主席访问日本以来，中国发生过三次反日高潮，分别源于2005年小泉纯一郎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日本申请入常、2010年中日在钓鱼岛水域发生舰船碰撞事件、2012年日本实施钓鱼岛“国有化”方针后引发中国反弹。三次反日高潮和游行示威，都严重冲击了日本驻华外交机构和日本驻华企业，造成损害。中国发生反日游行，当然有日方的原因，但中方采取的手段超出了理智范畴，也没有保护好日本的外交机构和企业，事后也没有做好善后工作，造成后果很严重。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保护外交使团的在华安全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保护外国企业在华的安全及正当权益是中国改革开放向全世界的承诺。即使在文革的极左混乱期间，红卫兵火烧了英国代办处，周总理还曾亲自过问，向英方道歉，中国赔偿了一切损失，这可资借鉴。
四、自钓鱼岛事件发生以来，中国有解放军某退休少将等公然主张“抗日战争仍在继续，还没有结束”，公开提议解放军攻打钓鱼岛云云。这是完全无视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无视国家的发展战略的法盲的言论，也是与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再次强调 “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的指示精神背道而驰的，不利于和平解决问题。最近，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提出中国要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这对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侨华人是极大的鼓舞。但是中国必须要尽快制定出配套的内外政策方针，要顾及到周边国家的感受，要增加透明度，更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努力展现和平的形象。
五、中国提倡爱国主义，同时也必须提倡国际主义，并要对国际主义赋予新的内涵。今天的国际主义，不再是以前的“输出革命”和“单方面援助”，就像中国过去曾经对北朝鲜、越南、古巴、阿尔巴尼亚所做的那样，而是要承担起大国的责任，要对弱小国家谦让。中国经济发展，曾经获得过别国的支援，而中国在全球各地获得资源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资源提供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感受，这是中国与旧殖民主义国家不同的地方，要严格要求国企在世界各地维护中国的形象。
六、狭隘的民族主义，即偏离正确方向的爱国主义，就是民粹主义，会给中华民族带来灾难。把一场严肃的外交斗争引导为街头的暴力行为，将严重威胁到执政者的地位、危及中国国内的稳定和发展、干扰中央的内外政策的实施。不能认为只要打着“爱国”的旗号就可以违法乱纪、胡作非为。事实上，盲目排外就是破坏改革开放的大局；打着爱国旗号而行扰乱治安、违法乱纪之实的人必须得到严惩。新中国建国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袭击外国大使专车的事件，这给国家带来耻辱，不严惩不足以说服世界舆论。
七、钓鱼岛事件发生至今已经半年，评估中国的所得所失，可圈可点。中国向全世界再次明确宣示了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中国船机进入钓鱼岛12海里巡航已成常态，打破了日本单方面的“实效支配”，是为所得；不过，中国没有顾及到周边国家的感受，特别没有顾及到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是为所失。所以，一方面，在主权问题上的斗争要坚决不含糊；另一方面，对捣乱分子也必须严惩不殆。
八、需要认清，钓鱼岛问题只是中日关系的一个局部，不是全部。自2005年以来，每次中日关系发生问题，中方都采取千篇一律的停止交流、中断往来的做法，造成了中日国民感情越来越疏远，两国民众越来越陌生。这一次更是把两国国民推到了互相抵触，甚至仇恨的边缘，两国政府难辞其咎。例如，日本商务客人在中国被酒店拒绝入宿、出租汽车不拉日本人、商店里的日本商品全部下架、为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而准备的友好交流活动几乎都被中止或取消。我们没有严格区分政府交往与民间交往的界线，采取了“一刀切”的粗暴做法，连旅游客都不放过。甚至世界银行和IMF在日本举办的年会，中方也拒绝派代表正式出席，给世界留下了不好的影响。中方这样的一刀切做法，对日本民间积极主张与中国友好交往人士的感情造成了伤害，给日本极右翼希望增强日本独立军事力量的右倾势力提供了口舌，也给美国战略东移、进一步加强在日美军基地提供了可趁之机，客观上帮助美国完成了战略东移的环境整备。
九、从前一段时间的钓鱼岛事件来看，中国对日本的国内情况并不十分了解，调研并不充分。中方把石原慎太郎这样极端的右翼民族主义者等同于社会整体，把部分右翼议员的言论等同于政府立场，把政治上的保守倾向看成是军国主义复活。事实上，日本政府是承认侵华历史、承认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小泉前首相尽管参拜了靖国神社，但他也承认日本的侵略历史、承认甲级战犯是东京审判的结果，也是到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向中国死难同胞献花致意的首位自民党的日本首相。刚刚上台的安倍新政权，也已经由官房长官表明继承承认侵略历史的“村山谈话”的立场。所以，把日本在政治上的保守立场，特别是把日本人民要求改变美国占领现状、包括要修改由美国占领当局起草的日本宪法的言行都归结为军国主义，太过于简单了。
十、有关钓鱼岛问题，老一辈革命家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非常高瞻远瞩，蕴含了很深刻的战略思想。在海峡两岸尚未统一的情况下，在中日关系没有达到充分互信的情况下，要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是困难的。同时，钓鱼岛在地理位置上属于我国台湾省宜兰县的管辖范围，钓鱼岛问题的尖锐化与美国战略东移及其全球战略密切相关，蕴含着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把中日两国推向尖锐对立的险恶用心。中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对日方针历来是该斗争的斗争、该团结的团结，从来都是着眼大局、斗而不破，但这一次的中日关系被斗破了。很多日本朋友说，这次为了钓鱼岛而使中日关系倒退了50年，日本企业界的朋友们甚至说倒退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LT贸易以前的长崎国旗事件的年代。
十一、国与国的关系，靠一方努力是不行的，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相向而行。外交就是妥协，不妥协就是战争。无论如何，战争是不可取的，中日双方都必须妥协。中俄边界问题、中越边界问题，甚至仍在谈判的中印边界问题，都要靠双方妥协才能得以解决。60年代发生中印战争时，中方即使在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仍然退回到了麦克马洪线以北。周总理在中印开战的紧张时刻仍然访问了新德里；文革期间，中俄为了边界问题而爆发了珍宝岛战役，周总理当时亲自在北京首都机场与出访越南而路过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举行了会谈；中越边界战争之后，中方也是主动撤离了谅山，等等，都说明了中国的大国气度与处理外交的高度技巧和高瞻远瞩，博得了世界好评。这些处理边界纷争和外交问题的历史性范例，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当选后的去年12月5日在人民大会堂向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表示：“中国永远不会称霸，绝不搞扩张”，还提出了“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重要指示，明确了新一届党中央外交政策的精髓。
十二、希望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2012年被中断的各项交流活动，能够在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35周年的2013年全面恢复起来。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对日关系上需要摆脱残存的冷战思维和大国主义。中国可以采取主动，更应该采取把广大日本人民与少数极右翼分子区别开来的做法。我们建议：1、尽快促成中日两国新领导人的互访，探讨签署习近平时代的中日关系的第五个政治文件；2、对去年在反日暴力中受损的日本企业给予道歉和赔偿，继续鼓励中日经济界和企业界加强合作；3、两国领导人都要认真学习和落实中日关系四个政治文件，尤其需要深刻领会“中日不再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矛盾纷争”的原则；4、加强对两国年轻一代认识中日友好重要性的教育；5、中日两国共同承担起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推动世界安全稳定与和平发展的历史责任，真正把东海建成友好的地区、合作的海洋、和平的典范，并以此为范例来指导解决南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