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文导报 作者 许金龙
莫言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我记得十年前的一个夜晚，大江健三郎夫妇携长子大江光招待我们外文所一行三人在“北京饭店”用过晚餐后踏上回程时，大家在东京郊外小田急线的一座站台上等车，大江先生和我走在最后面，这时老先生突然问我：“如果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会如何反应？有何想法？”我回答道：“莫言是中国的优秀作家，《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等诸多作品已经证明了他的优秀。我相信莫言先生终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只是这一天来得或早一些或晚一些而已。在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发自内心地哈哈大笑……”下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位可敬的老先生告诉我，他在家里珍藏着一瓶尚未开封的茅台酒，要等到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与莫言先生共饮这瓶美酒以示庆贺。此后十年间，我每年一两次拜访老先生时，他都照例会从楼上自己的书房里小心翼翼地捧下这瓶茅台酒让我观看；照例表示要等到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与他共饮这瓶美酒，尽管医生早已禁止自己引用任何酒精类饮料；照例说是要让我见证这一切；照例……
我想，此时，大江先生一定又把那瓶茅台酒小心翼翼地捧到了他在一楼客厅旁的工作场所，在想象着他与莫言共同干杯时情景……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实至名归，而且早就有了这个“实”。十二年前的九月末，莫言和大江健三郎这两位通过作品神交已久的作家在北京第一次见面，未及寒暄，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座谈会上“短兵相接”——大江指出莫言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如同毛泽东主席所教导的那样，正在以农村包围城市；而莫言则回敬道：“大江先生在日本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文学意义上的农民暴动。”[1]应该说，他们都读懂了对方的文学并把握了其核心之所在——位于边缘为边缘人物进行边缘写作，作为边缘写作者从边缘发出呼唤！他们在这次交流（或曰交锋）中互相欣赏和互相被欣赏。在大江先生这次访华的最后一天，莫言和我以及王中忱陪同大江先生参观现代文学馆，在手稿区观看玻璃柜中鲁迅、老舍、茅盾和朱自清等文学大师的手稿时，大江先生抬起头来向身边的舒乙馆长问道：“我怎么没看到莫言先生的手稿？……莫言先生是世界级作家，他的手稿完全可以放在这里。”[2]及至来到地下室的书签画展厅，大江又在泰戈尔画像前停下脚步，对周围的人说道：“我最羞于听见的，莫过于人们对我说起亚洲三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句话了。如果说到川端康成这个日本作家，我倒颇不以为然。然而面对泰戈尔，我却非常惶恐。我怎么可以与这位巨人相比肩呢？在这位巨人面前，我所能做到的就是转身逃去。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莫言先生能够早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时我就可以把这个尴尬扔给他，让他去遭那份罪吧！”[3]
这些话语肯定不是大江先生的心血来潮之说，早在2000年春天，我和外文所负责人前往东京郊外成城的大江宅邸拜访先生并邀请他访问中国时，在谈话中大江先生就不断提及莫言这个名字，认为莫言“在作品中尽量体现传统”[4]，继鲁迅和茅盾等大师之后“直接描写了中国农村和生活在那里的农民”[5]，由此而断定“在不远的将来，日本文学将要落后于中国文学……”[6]在早一些的1994年12月，大江在斯德哥尔摩的获奖演说中更是明确表示，荒诞现实主义和大众笑文化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人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承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7]。
大江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台上说出的这番话语，无疑是他长期反复阅读莫言作品的解读成果。在比对英、日、法等语种的译本反复阅读《红高粱》的同时，大江至少观看了三遍同名电影，在多次阅读和观看之际与友人展开讨论，甚至组织柏林自由大学的四十多名学生一同观看电影《红高粱》，看完电影后就在电影院附近的餐馆里为学生们上了一课，围绕《红高粱》的原作与电影进行了比较。大江在柏林自由大学任教期间，莫言的另一部作品《天堂蒜薹之歌》也是他选用的教材，认为“把蒜薹扔来扔去的场面就很滑稽，而且是很快乐的人性化描写。莫言的政治批判和写作手法里的那种莫言式的现实感，再加上幽默感等等让我们深为敬服。虽说是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但是最终还是让人感受到了对人的信任、对农民的信任之情。这一点很重要，让人们对莫言今后的作品也充满了期待。”[8]
这个故事说的是天堂县的一帮官僚胡乱指挥生产，使得当地农民辛苦种植出来的数百万斤蒜薹无法卖出，连同他们的希望一同烂在了田间、院落和贩卖蒜薹的路途上，于是，包括“四婶”在内的愤怒和绝望的农民们用蒜薹包围了县政府，致使县政府周围乃至整个县城都弥漫着蒜薹腐烂的臭气。随着事态的失控，农民们焚烧了县政府办公楼……尽管故事中“把蒜薹扔来扔去的场面就很滑稽，而且是很快乐的人性化描写”，尽管“加上幽默感等等让我们深为敬服”，却终究是“莫言的政治批判”，是自觉地置身于边缘，为边缘地区的边缘人物们（或曰弱势群体）向权力和中心提出的“政治批判”，因为“我是农民出身的作家，所以我有一颗农民的心，而这颗心在这样的事件面前，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9]。莫言在进行这种边缘写作的早期，恐怕不知道另一位名叫大江健三郎的作家也同样在边缘写作，只是作品的舞台不是山东高密的高粱地和蒜薹田里，而是邻国日本四国群山中由茂密的森林围拥着的峡谷。故乡的暴动历史、暴动在阿婆和母亲乃至妹妹等女人们头脑中的记忆、来自大都市的女青年挖掘暴动历史并将其改编为戏剧以与中心对抗等主题，不断出现在从初期的《掐去病芽，勒死坏种》到最新长篇小说《水死》乃至目前正在连载的长篇小说《晚年样式集》等大江的诸多小说之中。
关注边缘也是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雷·索因卡一贯以来的主题。《在阿凯的童年时光》和《死亡与国王的卫士长》等作品中，前者准确地描述了农民的困苦生活以及各级官员的横收暴敛，为走投无路的农民在“妈妈”等女人们的支持下奋起抗争而叫好；后者则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市场的女人们维护文化传统，抗拒殖民者带来的所谓“开明文化”。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莫言笔下的“四婶”或“姑妈”，抑或大江作品中的“阿婆”、“母亲”和来自大都市的女演员“髫发子”，还是索因卡所描绘的“妈妈”以及市场上的“女长老依雅拉”，她们都是农村这个边缘地区更为边缘的女人，是边缘地区边缘人物中更为边缘的存在。借助莫言、大江、索因卡这几位作家或夸张、或幽默、或哲理、或荒诞的描写，这些最为边缘的女人显现出极大的韧性和力量以及勇气，她们敢于与恶劣的生活环境抗争，敢于在绝境中通过反抗寻找希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甚或颠覆中心和权力，试图创造出更具人性的新宇宙。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文学观与价值观的共鸣和契合，大江才在不同场合相继表示“很长时间以来，莫言先生一直是我予以高度评价的、世界文学的同时代作家”[10]，表示“我能够将这位正从事着巨大工作且非常年轻的作家，作为确实与自己同时代的作家，作为我敬之爱之的朋友，更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幸运”[11]，表示“莫言先生基本上也是用自己的文学支撑着中国，虽说好像变成了一名批判者，但那正是我尊敬莫言先生的地方……莫言先生的小说经常会给人很光明、向着希望前进的感觉。我觉得饱含对人的信任这一点是我们文学的首要任务，而表现出确信人类社会是在从漆黑一片向着些许光明前进则是文学的使命”[12]，表示“莫言先生在痛苦的时期积淀了自己的文学，写出极为出色的作品，不仅向中国人也向全世界展现了迷人的风采。我也要向莫言先生学习，将生命中的能量注入到创作中去，进行晚年的工作”[13]……
由此可以认为，无论中国的莫言、日本大江还是尼日利亚的索因卡，他们的文学所描述的尽管多见黑暗、绝望和荒诞，最终想要传达给我们的却是希望和呼唤，一种始自于绝望的希望！一种发自于边缘的呼唤！
[1] 许金龙：“大江健三郎北京留故事”《北京青年报》2000年10月11日。
[2] 同上注。
[3] 同上注。
[4] 大江健三郎/许金龙：“大江健三郎访谈”，《小说的方法》2000年版，河北教育出版社，P301。
[5] 同上注，P302。
[6] 同上注，P302。
[7] 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许金龙译，《我在暧昧的日本》2005年版，南海出版公司，P96。
[8] 大江健三郎/莫言：“21世纪的对话”，庄焰译，《我在暧昧的日本》，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P27。
[9] 同上注，P26。
[10] 大江健三郎：“一位老作家的祝愿”，许金龙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8日。
[11] 同上注。
[12]大江健三郎/莫言：“21世纪的对话”，庄焰译，《我在暧昧的日本》，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P28/30。
[13] 同上注，P38。
莫言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我记得十年前的一个夜晚，大江健三郎夫妇携长子大江光招待我们外文所一行三人在“北京饭店”用过晚餐后踏上回程时，大家在东京郊外小田急线的一座站台上等车，大江先生和我走在最后面，这时老先生突然问我：“如果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会如何反应？有何想法？”我回答道：“莫言是中国的优秀作家，《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等诸多作品已经证明了他的优秀。我相信莫言先生终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只是这一天来得或早一些或晚一些而已。在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发自内心地哈哈大笑……”下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位可敬的老先生告诉我，他在家里珍藏着一瓶尚未开封的茅台酒，要等到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与莫言先生共饮这瓶美酒以示庆贺。此后十年间，我每年一两次拜访老先生时，他都照例会从楼上自己的书房里小心翼翼地捧下这瓶茅台酒让我观看；照例表示要等到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与他共饮这瓶美酒，尽管医生早已禁止自己引用任何酒精类饮料；照例说是要让我见证这一切；照例……
我想，此时，大江先生一定又把那瓶茅台酒小心翼翼地捧到了他在一楼客厅旁的工作场所，在想象着他与莫言共同干杯时情景……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实至名归，而且早就有了这个“实”。十二年前的九月末，莫言和大江健三郎这两位通过作品神交已久的作家在北京第一次见面，未及寒暄，便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座谈会上“短兵相接”——大江指出莫言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如同毛泽东主席所教导的那样，正在以农村包围城市；而莫言则回敬道：“大江先生在日本成功地发动了一场文学意义上的农民暴动。”[1]应该说，他们都读懂了对方的文学并把握了其核心之所在——位于边缘为边缘人物进行边缘写作，作为边缘写作者从边缘发出呼唤！他们在这次交流（或曰交锋）中互相欣赏和互相被欣赏。在大江先生这次访华的最后一天，莫言和我以及王中忱陪同大江先生参观现代文学馆，在手稿区观看玻璃柜中鲁迅、老舍、茅盾和朱自清等文学大师的手稿时，大江先生抬起头来向身边的舒乙馆长问道：“我怎么没看到莫言先生的手稿？……莫言先生是世界级作家，他的手稿完全可以放在这里。”[2]及至来到地下室的书签画展厅，大江又在泰戈尔画像前停下脚步，对周围的人说道：“我最羞于听见的，莫过于人们对我说起亚洲三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句话了。如果说到川端康成这个日本作家，我倒颇不以为然。然而面对泰戈尔，我却非常惶恐。我怎么可以与这位巨人相比肩呢？在这位巨人面前，我所能做到的就是转身逃去。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莫言先生能够早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时我就可以把这个尴尬扔给他，让他去遭那份罪吧！”[3]
这些话语肯定不是大江先生的心血来潮之说，早在2000年春天，我和外文所负责人前往东京郊外成城的大江宅邸拜访先生并邀请他访问中国时，在谈话中大江先生就不断提及莫言这个名字，认为莫言“在作品中尽量体现传统”[4]，继鲁迅和茅盾等大师之后“直接描写了中国农村和生活在那里的农民”[5]，由此而断定“在不远的将来，日本文学将要落后于中国文学……”[6]在早一些的1994年12月，大江在斯德哥尔摩的获奖演说中更是明确表示，荒诞现实主义和大众笑文化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人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承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7]。
大江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台上说出的这番话语，无疑是他长期反复阅读莫言作品的解读成果。在比对英、日、法等语种的译本反复阅读《红高粱》的同时，大江至少观看了三遍同名电影，在多次阅读和观看之际与友人展开讨论，甚至组织柏林自由大学的四十多名学生一同观看电影《红高粱》，看完电影后就在电影院附近的餐馆里为学生们上了一课，围绕《红高粱》的原作与电影进行了比较。大江在柏林自由大学任教期间，莫言的另一部作品《天堂蒜薹之歌》也是他选用的教材，认为“把蒜薹扔来扔去的场面就很滑稽，而且是很快乐的人性化描写。莫言的政治批判和写作手法里的那种莫言式的现实感，再加上幽默感等等让我们深为敬服。虽说是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但是最终还是让人感受到了对人的信任、对农民的信任之情。这一点很重要，让人们对莫言今后的作品也充满了期待。”[8]
这个故事说的是天堂县的一帮官僚胡乱指挥生产，使得当地农民辛苦种植出来的数百万斤蒜薹无法卖出，连同他们的希望一同烂在了田间、院落和贩卖蒜薹的路途上，于是，包括“四婶”在内的愤怒和绝望的农民们用蒜薹包围了县政府，致使县政府周围乃至整个县城都弥漫着蒜薹腐烂的臭气。随着事态的失控，农民们焚烧了县政府办公楼……尽管故事中“把蒜薹扔来扔去的场面就很滑稽，而且是很快乐的人性化描写”，尽管“加上幽默感等等让我们深为敬服”，却终究是“莫言的政治批判”，是自觉地置身于边缘，为边缘地区的边缘人物们（或曰弱势群体）向权力和中心提出的“政治批判”，因为“我是农民出身的作家，所以我有一颗农民的心，而这颗心在这样的事件面前，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9]。莫言在进行这种边缘写作的早期，恐怕不知道另一位名叫大江健三郎的作家也同样在边缘写作，只是作品的舞台不是山东高密的高粱地和蒜薹田里，而是邻国日本四国群山中由茂密的森林围拥着的峡谷。故乡的暴动历史、暴动在阿婆和母亲乃至妹妹等女人们头脑中的记忆、来自大都市的女青年挖掘暴动历史并将其改编为戏剧以与中心对抗等主题，不断出现在从初期的《掐去病芽，勒死坏种》到最新长篇小说《水死》乃至目前正在连载的长篇小说《晚年样式集》等大江的诸多小说之中。
关注边缘也是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沃雷·索因卡一贯以来的主题。《在阿凯的童年时光》和《死亡与国王的卫士长》等作品中，前者准确地描述了农民的困苦生活以及各级官员的横收暴敛，为走投无路的农民在“妈妈”等女人们的支持下奋起抗争而叫好；后者则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市场的女人们维护文化传统，抗拒殖民者带来的所谓“开明文化”。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莫言笔下的“四婶”或“姑妈”，抑或大江作品中的“阿婆”、“母亲”和来自大都市的女演员“髫发子”，还是索因卡所描绘的“妈妈”以及市场上的“女长老依雅拉”，她们都是农村这个边缘地区更为边缘的女人，是边缘地区边缘人物中更为边缘的存在。借助莫言、大江、索因卡这几位作家或夸张、或幽默、或哲理、或荒诞的描写，这些最为边缘的女人显现出极大的韧性和力量以及勇气，她们敢于与恶劣的生活环境抗争，敢于在绝境中通过反抗寻找希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甚或颠覆中心和权力，试图创造出更具人性的新宇宙。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文学观与价值观的共鸣和契合，大江才在不同场合相继表示“很长时间以来，莫言先生一直是我予以高度评价的、世界文学的同时代作家”[10]，表示“我能够将这位正从事着巨大工作且非常年轻的作家，作为确实与自己同时代的作家，作为我敬之爱之的朋友，更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幸运”[11]，表示“莫言先生基本上也是用自己的文学支撑着中国，虽说好像变成了一名批判者，但那正是我尊敬莫言先生的地方……莫言先生的小说经常会给人很光明、向着希望前进的感觉。我觉得饱含对人的信任这一点是我们文学的首要任务，而表现出确信人类社会是在从漆黑一片向着些许光明前进则是文学的使命”[12]，表示“莫言先生在痛苦的时期积淀了自己的文学，写出极为出色的作品，不仅向中国人也向全世界展现了迷人的风采。我也要向莫言先生学习，将生命中的能量注入到创作中去，进行晚年的工作”[13]……
由此可以认为，无论中国的莫言、日本大江还是尼日利亚的索因卡，他们的文学所描述的尽管多见黑暗、绝望和荒诞，最终想要传达给我们的却是希望和呼唤，一种始自于绝望的希望！一种发自于边缘的呼唤！
[1] 许金龙：“大江健三郎北京留故事”《北京青年报》2000年10月11日。
[2] 同上注。
[3] 同上注。
[4] 大江健三郎/许金龙：“大江健三郎访谈”，《小说的方法》2000年版，河北教育出版社，P301。
[5] 同上注，P302。
[6] 同上注，P302。
[7] 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许金龙译，《我在暧昧的日本》2005年版，南海出版公司，P96。
[8] 大江健三郎/莫言：“21世纪的对话”，庄焰译，《我在暧昧的日本》，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P27。
[9] 同上注，P26。
[10] 大江健三郎：“一位老作家的祝愿”，许金龙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8日。
[11] 同上注。
[12]大江健三郎/莫言：“21世纪的对话”，庄焰译，《我在暧昧的日本》，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P28/30。
[13] 同上注，P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