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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海婴:我是父亲鲁迅避孕失败的产物
日期: 2017/08/22 10:53

 

母亲告诉我,我是她和父亲避孕失败的产物——母亲觉得当时的环境很危险、很不安定,他们自己的生活还很没保障,将来可能还要颠沛流离,所以一直没要孩子。

母亲在1929年生我的时候,已是高龄产妇,拖了很长时间没生下来,医生问父亲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父亲回答是大人,没想到大人孩子都留了下来。

我的名字是父亲给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

从这一点来看,父亲很民主,就是这么一个婴儿,他也很尊重我将来的自主选择。

很多人对父亲在家庭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感兴趣。其实我小时候并没感觉到自己的父亲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一样,只记得父亲一旦工作,家里一定要保持安静。

四五岁的时候,保姆许妈便带我到后面玩,那时候上海也不大,房子后面就是农地,鲁迅觉得百草园有无限乐趣,而我的天地比百草园大得多,有小虫子,有野花,这里也是我的乐土。

或许是由于政治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父亲的形象都被塑造为“横眉冷对”,好像不横眉冷对就不是真正的鲁迅、社会需要的鲁迅。

的确,鲁迅是爱憎分明的,但不等于说鲁迅没有普通人的情感,没有他温和、慈爱的那一面。

我后来也问过叔叔周建人好多次:“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爸爸发脾气的样子?”他说从来没有。

我又追问,他是不是很激动地跟人家辩论?他们告诉我说,他平素就像学校老师一样,非常和蔼地跟人讲道理,讲不通的时候也就不讲了。

人家说,鲁迅的文章很犀利、嬉笑怒笑皆成文章之类的,但那是笔战,是和旧社会、旧思想在对抗,必须要激烈。

过去人们误解了鲁迅,应该把鲁迅归还到他自己的真面目。

父亲跟我讲的是带绍兴口音的话,他喊我“乖姑”,有点像广东话称呼孩子的方式。

70年前的上海夏天湿度非常大,那时又没空调,整天身上、背上都是湿漉漉的,每年一到夏天,我总要长一身痱子,又红又痒,又抓挠不得。

晚饭以后,我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那时天色已暗,但为了凉爽并未开灯。

这时候父亲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我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用扇子扇干。

因为有机会亲近父亲,可以不怕影响父亲写作而被“驱赶”,我躺在父母中间,心里无比温暖。

直到天色黑尽,父亲又要开始工作了,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这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

那时候父亲已有他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我早上上学,他还在睡着,中午回来吃饭可以碰见;下午从学校回来时,经常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和他聊天。

跟父亲来往的一些人当中,我有印象的是作家萧军、胡风、冯雪峰、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夫妇。我对内山完造印象很深,我们一直有来往,直到他去世。

这次上海拍电影《鲁迅》,我还提出,内山完造这个人物的把握:内山完造是一个基督徒,思想浸透了基督徒的博爱精神,他不论中国的贫富贵贱都是一视同仁的,所以不能弄成日本人那样,总是点头哈腰的;也不是非常高傲的,因为他是一个有文化涵养的日本人。

萧军也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人,他非常爽朗,是一个东北大汉,没什么心计,说话脱口而出,很容易得罪人,但他自己又不往心里去。

电影《鲁迅》里就有这样的镜头,萧红在他身后老拽着他衣服不让他乱说,他的确是这样的性格。

有的家庭是严父慈母或是严母慈父,孩子依赖父亲或母亲更多一些,但我的家庭没有,就是一种非常温馨、平和的家庭氛围,不是看见父亲就远远地敬畏、蹑手蹑脚,我没有这种恐惧、害怕的感觉,记忆中他也只有一次假装用纸筒打我。

父亲写信通常用一种中式信笺,上面印有浅浅的花纹、人物或风景,父亲给不同的人写信,选用不同的信纸。

如果我碰巧遇到父亲写信,想表现一下自己,往往自告奋勇地快速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以自己的“眼光”为父亲挑选信纸。

父亲有时默许了,有时感到不妥,希望我另选一张,而我却僵持不肯,每逢此时,父亲也只好叹口气勉强让步。

后来听说日本有一位学者叫阿部兼也,专门研究父亲信纸的选用与致信者的内在关系,可惜的是他不知道这当中还有那时不谙世事的我的干扰。

父亲与母亲

在我眼里,母亲与父亲之间的感情包含着两种:一种是学生对老师的崇敬,还有一种是夫妻之间的爱护、帮助。

我母亲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父亲做了很多事情,抄稿、寄信、包装等等。

母亲喊父亲什么,我不记得了,记忆中也没有她老远喊父亲的印象,只是有事就走到父亲面前,询问他喝不喝水,或者告之该量体温了、该吃药了,是一种自然的平视的状态。

母亲跟父亲在一起,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什么名分。他们结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状态,是爱让他们在一起。

从某种意义上说,名分是保障妇女权利的一种方式,而母亲觉得,她的权利不需要婚姻来保障,她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母亲是父亲的一片绿叶,为父亲做了很多工作,但母亲当年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女性。母亲告诉我,她后来也跟父亲提到过,想出去工作。

父亲听到后,把笔放下叹了口气:“那你出去我又要过我原来的生活了……”母亲便放弃了原来的想法。

我想鲁迅最后十年能创造出那么多的作品,当中也有母亲的牺牲;虽然希望出去教书的母亲心情也很矛盾,但她觉得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父亲创作的高峰,一切付出是值得的。

母亲在我面前不怎么回忆父亲,她不愿意沉浸在她的悲哀当中。对我父亲,她觉得她有照顾不够的地方——比如她说看到父亲吸烟不是放在嘴里,而是经常点着了放在那儿烧,既然烧,为什么买那么好的烟?

于是父亲最后抽的是比较廉价的烟。茶叶也一样,有时她泡在那儿,他也没喝,这不浪费吗?诸如此类。其实再周到、再细致的照顾,总是有不完美之处,这是很自然的。

我出生之后,父母就没带过我到北京,因此没见过祖母(注:鲁迅的母亲与其元配夫人朱安一直生活在北京)。

但祖母总是托人写信来,她常常寄好东西给我,像北京的榛子——比现在的榛子好吃很多;还有她自己腌的酱鸡酱鸭,因为路途远,有时一打开,酱鸡酱鸭发霉了,妈妈只好把它们扔掉,而我觉得太可惜。

祖母和朱安的信,都是别人代写的,后来有些人还问我:“为什么说朱安不识字啊?!她还给你母亲写过信,说死后要念什么经、做什么被子、棺材要怎么样、点什么灯、做什么祭拜,文笔很深,文化很高啊!你是不是故意贬低朱安?!”他们不知道那些信确实是别人代写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除了我这么个病孩子之外,也负担了朱安女士的生计,生活得比较艰难。

朱安也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托人给母亲的信总是表示感激之情,说“您对我的关照使我终生难忘”,也很体谅母亲,“您一个人要负责两方面的费用,又值现在生活高涨的时候,是很为难的”,收到生活费后她也回信告知是如何安排开支的。

我从来没见过朱安,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印象。不过从她与母亲往来信件看,她对我还是很关爱的。

一次她给母亲写信说:“我听说海婴有病,我很记挂他。您要给他好好地保养、保养。”我十五六岁后,她就直接给我写信,有一次还问我是否有同母亲的相片,给她寄去一张,“我是很想你们的”。

我知道在她心里,她把我当作香火继承人一样看待。1947年朱安病故时,母亲受国民党监视不能到北京,拜托一些亲朋帮助料理了丧事。

由于政治的需要父亲被抬到很高的位置,但实际上,父亲的盛名并不是我们的护身符;相反,有一段时间在位的人都是鲁迅当时的论敌,那些人对我们完全不理不睬,而鲁迅的崇拜者、能够关心我们的人却一个个被打压掉了。

也许是有些人觉得鲁迅永远压在他们上面,有鲁迅在,他们永远只能排在二三四位吧,我也不太理解这些人的心理状态。

1968年,母亲为了保护父亲的遗稿,急得心脏病发作而去世,可去世后连追悼会都不让开,最后是周总理决定允许向遗体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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