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网易博客
1942年，中原旱魔肆虐。南至武胜关，北至太行山，西至荆紫关，东至淮河流域，一片干旱。3-8月滴雨未下，大麦小麦颗粒不收，土地干裂，早秋作物枯焦。当时全省111县，除15个被日军所占县河南省当局无法统计外，其余96个县，无县不灾，无灾不重。到了秋天，粮价飞涨，贫苦的百姓大多用谷糠、谷壳、树皮、野菜和观音土充饥。有的农民携眷外逃，以求生路。有的灾民卖儿卖女、人肉相食的惨剧，也不断发生。1943年，由于河南省当局对新黄河“疏忽防范”，未予积极治理，造成连续决口，其中5月18日尉氏县荣村一处决口，即淹尉氏、鄢陵、扶沟、西华等县，耕地被毁，房屋倒塌，灾民流离失所。8月，全省阴雨绵绵，漳河、卫河、洛河、伊河、沙河、颖河等河流，水势猛涨，遂泛滥成灾，使几百万亩农田变为一片泽园。1943年夏秋之际，多灾多难的河南，又闹起了蝗灾。
一、亲历者回忆，不堪回首话当年
（一）“蝗军”势如破竹百姓遭殃
蚂蚱蹦到哪儿吃哪儿
1942年，23岁的梁建堂还在河南大学读书，那时河南大学迁到了覃头，今年已经95岁的梁建堂老先生还清楚地急得那一年的蝗虫。那一年的夏季，绿野无边的麦田，蝗虫经过之后转眼间就变成赤地千里了。老百姓都说，一整春幸未饿死，好容易盼到麦收，指望着接接嘴，还还账，再靠秋收过冬春，可现在又来个雪上加霜，真是祸不单行，这叫人怎么办呀！没几天，被那蚂蚱吃过的谷子，从根部又发出了嫩芽，并且长的很快，半月光景，遍地绿油油的。大家正在转忧为喜的时候，可恨的蚂蚱又飞来了一批。上次的蚂蚱贪吃怕人，一过即去。这次的蚂蚱不像上次的那样贪吃，也不像上次的那么怕人。蚂蚱发出些嗞嗞的叫声，雄雌交配，匍匐在路旁一边硬地上，扑拉着翅膀往地下拧，再硬的地也能拧进去，拧进以后就往地里下子，下了子就慢慢地老化了。老蚂蚱老化了，可没几天就又出来蝗蝻了，才出土的蝗蝻，如蚂蚁那么大，地面、豆棵上下黑乎乎的，不露一点缝隙。你若用棍儿一拨拉，它就全掉下来。如此没几天就脱皮，变的如大豆那么大，就开始扩散，到处寻食，不那么集中了；又停几天．再脱二层皮，变的像指头肚那么大，开始大吃大散，由东到西一望无际，从北向南直向前蹦，蹦到哪里吃到哪里，没有一处没蚂蚱的。
蚂蚱密密麻麻如大军压境
杞县亲历者汪来富说：“1943年农历七月的一天上午，从我村西北方飞来了成群的蝗虫，它们在离地十几米高的上空飞了一阵子，大都落在谷子、黍子、稷子地里，肆意地吞噬着枝叶，老远的地方，都能听到“沙，沙，沙”的响声。到了下午4点，又从西南飞来了更多的蝗虫，“呼呼”作响，象狂风怒号；密集的蝗群，似奔腾在空中的黄色飞云；遮天蔽日，天昏地暗，白昼如晦。晚上映着月亮一看，它们的翅膀—明一暗地射出光点。它们时而飞翔，时而落地，田野里、树枝上、庄稼棵上、草地上黑压压的都是蝗虫，把树枝都压断了。蝗虫在地里停留了两天一夜，除了红薯、芝麻和花生外，其余各种庄稼和树叶子全都吃光了。”一些迷信的人视蝗虫为神虫，说什么这蚂蚱是老天爷派下来的神虫，不吃有家的(家是“荚”的谐音，有荚的指豆类作物)，专吃没家的(没荚的指玉米、谷子等)。可不敢打，越打越多。他们跪在自己的地头上，虔诚地烧香磕头，祈祷蠢老天爷保佑，恳求“蚂蚱爷”留情。但是，飞蝗—视同仁，不看情面，等他们祈祷完毕，庄稼也被“蚂蚱爷”抢吃一空了。
蚂蚱前赴后继堪比日军“三光”
出生于1927年的太康县退休教师杨汉卿对蝗灾印象十分深刻。他的家乡属于黄泛区，1942年农历七月初的一天，他到村北看庄稼长势，发现高梁地里、谷子地里象老牛拉的屎一样黑乎乎的一堆，两堆、三堆……他向前靠近．发现些小动物，乱蹦乱跳，一蹦二尺来高，像一股黑色的喷泉，霎时起了连锁反应，豆地、高梁地里出现数不清这样的黑色喷泉。他蹲下捕捉一只细看。是小蚂蚱!身子有麦粒那么大，浑身乌黑发亮。他用鞋底一拍，鞋底子上粘上百个小蚂蚱。他有些惊恐，忙把发现小蚂蚱的事情告诉村民。谁知村民们热议的正是此事，有的说：蝗虫是黄水过后，鱼遗下的鱼子生的。趁幼虫小，容易消灭，赶快扑打，不这样，幼虫长大了，吃庄稼，灾害可大啦!这是中青年人的意见；也有人说：生蝗虫是天意，蝗虫是神虫，万万打不得，惹恼了神灵，灾难不可估量，这是老年人的语言。
村人还没争论结束，五六天后小蚂蚱的个头有黄豆那么大，呈酱红色，它们不再群居，而是分散开来，行动不但会向上蹦，又学会向前跳，一跳二尺多远。地面上的嫩草被吃光，又开始吃庄稼了。又一星期过去了，小蚂蚱个头越来越大．食量也更大，很多庄稼被吃毁了，农民心急如焚。1942年7月下旬，没长翅膀的蝗虫开始由北向南长途旅行。奇怪的是蝗虫数量较平时所见，成千倍万倍地增加。有人说，两天前黄泛区的蝗虫就开始向这里运动了，遍地是蝗虫，它们像接到命令似的，认定南方，不管前面是沟是壑．径直向前跳去，不回头．不绕道。农民由恼恨变成行动，纷纷拿起扫帚、棍棒扑打。一扫帚打下去．死伤几十个，你刚抬起扫帚，蝗虫又踏着同类的尸体前进了，有的竟跳到扫帚上，有的钻进你的裤腿里。忽然有人喊：“挖沟!”因为人心一致，霎时一尺半宽、一尺深、长约两丈的沟挖好了，一条、两条、三条，无数条沟挖成，但是蝗虫象敢死队员一样一排排跳进沟里。有人拿石锤捣，把蝗虫捣成肉饼，其他蝗虫全然不怕，继续爬到肉饼上前行。五分钟后，沟被蝗虫填平了。蝗虫又自相践踏着越沟前进。蝗虫遇到水，像游水队员一样勇敢地跳进水里，用两条腿作桨向前划行，有时滚成皮球那么大的团团翻滚着前进。蝗虫进村了，桌上、锅里、床上到处都是，约三个小时后，一个蝗虫也找不到了，它们都往村南去了。蝗虫所过之处，谷子、高梁叶子被吃得净光，只绿豆是幸存者。
（二） 灾区惨景绝人寰
蝗灾，历时虽不太长，却给人民带来极深重的灾难，当年的庄稼绝收，冬季和第二年春季出现了大饥荒，小麦亩产约有50来市斤。夏季干旱更加严重，秋粮只收三四成，有的甚至绝收。国民党政府不仅不采取措施拯民于水火，反而加征粮款、抽壮丁，火上浇油，造成河南全省性的大饥荒。
野菜、树皮、大雁粪甚至人粪都成了食物
1942年冬天，老百姓家中开始改一天三顿饭为一天两顿饭，并把红薯叶、红薯秧、萝卜缨、谷糠等掺入杂粮吃。这些东西吃完后，部分饥民就到地里薅大麦苗、拾雁屎充饥。麦苗纤维粗，难嚼不好消化，得切碎煮熟才能勉强下咽。1943年春，地里野菜一发芽，饥民就剜来吃，春暖树木发芽后，树头菜成了饥民的主要食物．杨穗、杨叶、柳絮、柳叶、榆钱、槐花、椿树叶、梨树叶等都被采摘一光，有的农民树木少，就偷采别家的树叶，为此往往遭到呵责、谩骂。过去唱戏的唱词中有“河里笮草上秆称”的话，这年河里的笮草确实被捞了个光，苲草都成了可以充饥的食物。
河南杞县高阳镇的刘金鑫说：“那时我才记事儿，常跟着大人下地挖野菜，因难以寻觅，就把刚发嫩芽的紫云英、狗狗秧连白根拔出来，树皮也吃得不少，掺点黑面烙馍。吃饭的时候往往要把大门关上，否则邻居此时登门，就得匀出来一份让他们吃。”刘金鑫说，在高阳集上不断看到“抓摸的”。当有人买了蒸馍或烧饼以后，饥民乘其不备，突然下手抢走，立即填到嘴里吃着跑开，抢馍者边吃边跑边往馍上吐唾沫。如被买馍人撵上，任人家噼头盖脑打，抢摸者仍不顾一切地往嘴里塞。
开封市民王宴春说，一个大闺女只换5升红高梁，而米麦每升却卖到20块(钱)。城里饥民，为饱肚子，到日本人的马粪里拾发霉的大麦、玉米和豌豆充饥。修武县大南坡村有个叫随龙娘的老太太，全家5口人饿死了4口，只剩下她一人还行走不动，于是就爬着乞讨。要不到东西的时候就只好把别人拉下的大便填到嘴里充饥，这样维持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被饿死。
卖儿卖女求存活
饥荒严重的时期，卖闺女、送童养媳者不但无人非议，而且被看作是明智之举。卖闺女的人家想让女儿逃个活命，免得在家守着父母饿死，以卖女取得钱财，保家人性命。少年女子为报父母养育之恩，同时也是为了自己活下头，甘愿出卖自己。电影《一九四二》里面一个小姑娘就说“把我卖了吧！” 开封县一王姓夫妻，因饥饿病倒床上，其弟媳说：“嫂，俺哥恁俩都病成这样子，叫闺女跟着恁也是饿死，俺打听到开封城里一家想寻个闺女，还不如叫俺侄女儿去逃个活命哩!”夫妻二人想想这也是条活路，就同意了。谁知她亲婶竟然以半袋小麦的价格把侄女卖到了开封第四巷的“窑子铺”。有的童养媳被送到贫穷的婆家，依然难得一饱，甚至仍逃脱不掉死亡的命运。
据新乡市《北站区文史资料》一篇文章《水旱蝗灾琐记》记载：刘克心回忆，他祖父刘常在世时，正值贱年，刘常有5个儿子，祖孙三代28口，过了荒年，只剩下7口。大儿子刘继荣饿死在家里，大孙女用妞，卖了5升高梁，妻子嫁了，次子刘继华的女儿1 3岁去当童养媳，二女儿卖了一布袋黑豆，妻子和儿子一走至今未见踪影。三子刘继富，领着老婆孩子去山西平城逃荒，没有路费，把驴和衣服全卖掉了。到了那里，正碰上日寇到山西大扫荡，平城的百姓跑光了，无处乞讨，回家没盘费，只好把大孩刘克新卖给人家，全家老少哭得死去活来，不让卖，最后大家强凑合了点路费才回到家，后来又在安徽砀山要把二孩刘克祥卖给人家，父亲说：“他年纪小，要饭走不动，卖了比饿死强!”刘克祥的姐姐跪在地上，号啕大哭，哀求爹爹卖自己，不要卖弟弟，并说：“闺女是门亲，早晚都是人家的人。”最后才把闺女卖
掉了。刘克新在姐姐家里吃了一顿饱饭，撇下姐姐，跟爹爹和弟弟要饭走了。现在姐弟每忆往事，仍不由心酸意冷，潸然泪下。四子刘继贵和大孩子饿死家里，剩下母亲和两个弟弟，因没钱料理丈夫的丧事，只好抬到村外软埋了。孤儿寡母含着眼泪，忍着悲伤，逃往他乡，至今杳无音信。五子刘继明和女儿饿死了，老婆改嫁走了。
饿死撑死无人管
开封市民王宴春说，最严重是1943年的三四月，青黄不接，各村天天都有人饿死。“开始的时候，死了人，上年岁的还能用一口簿棺材，年轻的就使用箔卷起来下葬。对参加挖墓坑、抬尸体的人，主家设法做一顿黑菜汤吃。后来死的人多了，特别是死绝的人家，竟无人安排葬事。”“谁都顾不上谁了，有的饿死家中很久才被人发现。”
人经过长期挨饿，肠胃已经薄了，经不起暴食，一旦大吃就会撑死。据亲历者讲，撑死者有以下两类人，一是久饿之后，卖地或卖物得到一些钱财，就不顾一切大吃一顿，导致撑死；二是苦熬到大麦即将成熟的饥民，把刚刚硬仁的青大麦穗采摘，揉下籽粒，在锅内炒熟后，拿到石磨上推成“捻转”，作为主食大吃特吃，吃后一喝水，肚子胀得受不了，竟被撑死。
无尽长的死亡线
今年85岁居住在开封市的王宴春老先生，日伪统治时期在陇海铁路开封段打工，那时他已经15岁了，负责巡查一段铁轨。铁路南边有一条公路，通向徐州，成为当时开封灾民逃荒的主要路线。王宴春每天都能见到络绎不绝的逃荒人，有推着一轮小车的，还有挑着担子的，老老小小举家逃亡，衣衫褴褛，目不忍睹。“满眼看到的，是无尽的难民队伍。孤身的，拖家带口的，或者成群结队的，他们在冬天里行进着，一旦由于寒冷、饥饿或筋疲力尽而在哪里倒下，便会永远在那里倒下了。”
王宴春说，在开封火车站，向东逃荒搭车的人多极了，火车是露天货车皮，人们拼命往上挤，有的人踩着别人的头往上攀爬，不时听到阵阵惨叫声。有的一家人被挤散了，大人在火车上，小孩儿不见了。有一个老汉，儿子儿媳挤上了火车，他没挤上，留下在车站，最后饿死了。
因为饥荒，农村已经十室九空，村里寂寥无鸡鸣狗叫，街上稀落不见行人。白昼看不到炊烟，夜里望不见灯明，卖儿鬻女、弃妻者比比皆是，大街小巷，封门闭户，十室九空。
开封王宴春的一个本家奶奶逃离时还怀着孕，临近分娩。等1943年返乡时，王宴春问孩子呢，他本家奶奶说“抛洒了（夭折的意思）”，后来从他人口中得知，还没到徐州的时孩子生了，大人还没吃的，多了一张嘴多了一份负担，于是就地扒坑把小孩给埋了。有一家断炊后，不懂事的孩子还缠着母亲要吃喝，哭闹得其母万般无奈，烧了一锅开水，把孩子捺进锅里活活溺死。
二、 国民党政府的救灾
河南饥荒发生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国内外报刊如《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大公报》、《前锋报》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当时执政的国民政府在收到河南受灾情报后也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减轻灾害对河南民众造成的伤害。
在严重的饥荒事实和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召开由各部长官出席的重点议决河南灾情的参议院行政会议，1942年9月，成立了以省府主席李培基为主任委员的“河南省救灾委员会”，并令各县分设“救灾委员会”。制定了救灾六原则:(1)停办不生产之事业；(2)筹集平粜基金；(3)筹购赈粮及运输方法；(4)各县以富养贫办法；(5)中等民户贷款办法；(6)牲畜喂养保育办法。并规定自1942年9月至1943年6月底为全力办理救灾时期。
其实河南省政府在从饥荒发生的1942年春夏至1942年10月就已经开始着手调查灾情，并初步拟定救灾计划与方法。
一．调查灾情、制定措施。
河南省政府派员查勘各县灾情实况申报中央，派灾情调查委员会委员刘庄莆、杨一峰赴重庆，呈请最高当局，将本省赋额500万石减为28万石。详细调查各县灾情，按受灾轻重划分为尧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作为救济的根据。调查结果，68县250万户中，不足、待救者达220万户。河南省政府对救灾采取了一靠中央措款救济二靠地方自救，设立救灾机构，专门办理有关事宜。
二．急赈、平粜
中央曾三次拨发急赈款，第一次拨400万元，第二次拨1，000万元，第三次拨2，000万元。豫省自筹振款500万元，在陕采购麸皮3，076，900斤，运豫散放；地方筹款1，000万元，亦配发各县，办理急赈。地方筹款1，000万元，亦配发各县，办理急赈。
1942～1943年河南旱蝗交加，灾情十分严重。河南省政府在灾民流离的陇海铁路沿线办厂施粥。由于灾情遍及全省，陇海铁路沿线的几个粥厂根本不能解决灾民的问题，于是，河南各地遍设粥厂，根据各县当时的上报统计情况，共有64个县设立粥厂，有的县数目惊人，粥厂多达1000多处。有的粥厂的食粥人数实在有点儿离谱，如泌阳县上报粥厂40个，食粥人数为103747人，唐河县上报粥厂33个，食粥人数为860000人。由于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处罚，所以难免有的县上报数字有作弊的嫌疑。
“省府已有明令，将三十年度斗余，军麦价款，一律放赈，这一贤明处置，不知救活了多少人命。”据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记载：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第一次是1942年春青黄不接、民食匮乏之时举办的开仓贷谷，共贷出小麦125，770石3斗9升。第二次是1942年各地秋收歉薄之后举办，共贷出及散放谷麦各半共15054，000市石。第三次是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省府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积谷合计332，749石8斗6升，悉数散放灾民用资救济。
为救济流民，省府采取了几项措施：
（1）、电陕、鄂、皖等丰收省份，各本救灾恤邻之旨，对豫民入境赐予安置；
（2）、规定管理灾民计划，电令各县对确无生路之灾民加以登记编组，发给证明文件，然后才准出境谋生，并在沿途指定人员管理或派员护送，以免滋扰。
（3）、由省赈济会在洛阳组设办事处，协同洛潼难民总站办理赴陕灾民运送事宜，由省府拨款汇交洛潼总站代发救济费，每口发给伙食费5元以资补助。
为调剂民食，除了由陕购运平粜食粮分配各县外，豫省粮政局还曾会同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及省平粜委员会协商，制定了河南省由陕运洛平粜粮与各县军粮调拨办法及平粜粮调拨军粮一览表，呈报长官部省政府，并分电各县站遵照办理。规定从军粮中拨出22，000包充作各县平粜粮，各县于令到之日即开始借给民众食用；其由外县及运输站军粮拨充之平粜粮，则由领平粜粮县份接运。
三．工赈
河南大饥荒时期，河南省政府为了更好的实施救灾，采取了一系列工赈措施：100万元凿井贷款，向农工银行贷款100万元，分发临汝、鲁山、郏县、宝丰、伊阳、叶县等六县实施凿井。1，000万元小型水利贷款，以800万元推凿土井，100万元推凿洋井，100万元开凿渠塘。向行政院请拨600万元工赈款，配发各县兴办小型水利工程。工赈浚河工程：1943年向中央请拨72，010万元，以疏浚石梁河、清流河、泥河、灰河、师河。黄泛区工赈工程：1942年6月向中央请拨450万元，培修豫境泛区大堤。1943年春向行政院及振济委员会请拨51，551，565元工赈款，以利用农隙普遍兴办开渠、凿井、筑堰、修塘等项工程。（《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
四．除蝗
由于当时灭蝗没有农药，也没有器械，惟一的方法就是靠人工土法防治，并总结出四条防治措施：挖沟掩埋法、围烧法、炮轰法、扑打围剿法。国民党河南执委转发《灭蝗浅说》并发动各县灭蝗运动，把《灭蝗浅说》印发全省参照执行。为肃清蝗患，省政府制定了有效的治蝗办法，不仅通令各地“遵照实施”灭蝗办法，而且发动人民扑打，并组织宣传队，进行打蝗宣传；还进行捕蝗竞赛，捕蝗在250公斤以上者，给予奖章或奖状，民众捕蝗一斤，给价五角；同时制定扑蝗罚则，凡各县府乡镇保甲长不肯发动群众限期灭蝗者，予以严惩；其中更重要的是破除迷信，让人们知道蝗虫是害虫，不是神虫。政府在这次灭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政府办法正确，措施得力，使灭蝗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五、救灾宣传
通过鼓励捐款救灾，是国民党政府实施救灾的一项措施。新闻媒体将河南大灾公诸于世之后，蒋介石为了扭转形象，开始发动宣传机器，大力宣传政府救灾工作。1943年5月，国民党政府制定了《春荒期间统一加强救灾宣传方案》，要求通过报纸电台等媒体宣传鼓励救灾和自救。
荒唐的是，1942年旱灾发生后，国民政府居然发布一份《灾荒食谱》，鼓吹所推荐的配方中有“吃一次七天不饿”的食品。
国民党政府的救灾措施的确不少，但并未取得实际效果。国民党政府官员克扣和贪污救灾款，致使救灾只是纸上空文。国民党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者任意摊派，饱充私囊，或者克扣救济粮款，装进自己的腰包里。1942年春，重庆中央政府拔发的救灾款项8000万元解到了河南省政府，而省政府的官员却“把这些款留在银行里生利息”。在某些地区，“当钱款分发到挨饿的村庄时，当地官员收到此款时，扣掉了农民们所欠的税款，甚至国家银行都克扣赈款。贪污赈粮款，更是司空见惯如省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舞弊营私案；许昌县县长王恒武3亿元赈款贩运私货案；汝南粮管处李东光贪污赈粮案；汝南义仓主任傅伯明贪污积谷案等。此外，还有三青团河南支团部主任王汝泮侵吞200万。因此，救济措施虽多，救灾粮款数额虽大，但由于层层被克扣和贪污，真正发到百姓手中者很少。
汤恩伯屯兵中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为祸中原，时人称为“汤祸”。十三军是汤恩伯的子弟兵，他们仗势汤恩伯的势力，在地方上横冲直撞，作恶多端，农民饲养的猪、羊、鸡、鸭，亦被尽量搜刮。尤其可恶的是，捕人一只母鸡，还要勒索20个鸡蛋。
地方政府在饥荒之年，不但不豁免百姓的田赋，反而强征实数额比往年还多，如百姓无力缴纳，就会被带到县府，挨一顿毒打，坐几天班房。如此反动腐朽的政权，不但不能带领人民去抗御自然灾害，相反，只能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时有民谣谓，“不接头，牵你牛，不给粮，脱衣裳，不上货，点麦垛！”
三、沦陷区日伪的救灾
一．设坛祈雨
面对天灾，伪政权无心也无力，面对百姓，又不能无所表示。于是，1942年7月26伪河南省长陈静斋便率伪省公署及开封市的全体官员到城隍庙烧香磕头，许愿救雨。以长达27天的求雨日程蒙骗百姓，以笼络人心，到1943年，地方祈雨才达到了高潮。例如：浚县知事王实坪，于1943年4月22日上午10时，“率县公署职员，及各机关首领，亲诣西门里关帝庙，跪默拜祷，并由僧侣诵经，一连3日，22至24日，每日虔诚祈告，盼降甘霖。”汤阴县知事张直，于1943年4月25至27日，“躬率僚属齐赴西关龙王庙虔诚祈雨，并令饬各屠宰商断屠三日，更于二十六日午前九时，赴该庙焚香祈祷后，率僚属同赴城北七里许周文王庙虔诚祈祷，期感上苍甘霖早降云。”临漳县知事，于1943年4月25日，“领导农民及城关妇老，在县城南关设坛祈雨，并通令各商店，在求雨之期，门挂柳条，以期感动上天早降甘霖云。”
二．以工代赈
1942 年 8 月，太康、淮阳等 10 多县遭受水患。日伪担心其控制区缩小，民心不安，便派人、拨款修筑黄河堤防。伪建设厅厅长曲传和于 10 月组成新黄河筑堤工程队，1943年初，筑堤工程开工，工地自通许至太康东南马厂集，长 100 多里。民工的工资为每人每日发粗粮3斤，一个月后，由于一些大组长克扣工资，中饱私囊，民工开始怠工，修堤工程照原计划推迟半个月才草草修成。但没想到，连日大雨又将太康境内的河堤冲垮，数月的努力付之东流。
三．急赈
日伪的急赈活动，主要有发放款粮、设立粥场施粥、收容灾民等。急赈款粮的来源主要有三个：中央拨款，地方自筹，外省捐款。其中由中央拨发的有三次，一次是1943 年1月，在伪省民政厅长赵岫春请求下，伪主席汪精卫曾饬令社会福利拨发联银5万元急赈，救济太康、商丘等灾重县份。一次是1943年6月伪国民政府曾拨面粉2，600袋救济华北饥荒，拨豫省 800 袋。一次是1943年 3 月，华北政务委员会从冈村宁次 1943 年灾区各县岁末济贫金下拨给河南 25，000 元，分给豫北道 15，500 元，豫东道 9，500 元，用作急赈。
除了赈款外，日伪政权还采取赈粮、施粥、设立收容所等方式救济灾民。如开封市以小米200吨，自1943年1月27日起在各该发放地点开始发放，计大口每日发米6两，小口3两，每次发给五日量，五日发给一次。
设粥场施粥。淮阳设立粥厂 2 处，容纳食粥人数 3000 人；光山设立粥厂 1 处，食粥人数750 人；陈留县知事朱时雨，曾会同当地殷商富户，捐助振款万余元，设置粥场，广济灾黎。每日前往领粥者约有千余人之多，无论男女老幼每日均予米粥一餐。
四． 稳定物价
1942 年饥荒发生后，因农业歉收，市场上粮食供应不足，造成物价上涨。为了稳定物价，1943 年 4 月，伪省长田文炳，即“贴出布告，规定粮食公定价格，严禁私自涨价及囤积居奇，违者查明严惩”，实行限价。开封市第二区区长家中开有磨坊，积存小麦超过规定标准被查出，小麦两万斤被没收，另外罚金三万元。开封市第四区区长屈耀庭，也因囤积粮食，被查获后，被没收杂面 4，000 斤，并处以三倍处罚洋 15，000 元。（邢汉三：《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
五．倡导节约，积谷备荒
《河南省公报》（第342 号）1943 年1 月20 日发布伪省公署政令，倡导节约。政令内容如下：“本省今岁旱蝗为灾，农谷欠收，以致食粮缺乏，物价滕涨，人民生活极度艰窘，当此灾欠之余，亟应去奢崇俭，以期宏济时艰，乃各地官民积习，对于婚丧嫁娶往往过事铺张，尤以无味酬应更属奢靡，不惟有失俭约美德，而违反治运革新生活、安定民生重大目标，所累尤巨，兹特制印崇尚俭约布告，随令颁发。”
政教民各界都纷纷响应，厉行节约，将节约之款粮用于救济。民政厅在开封市举行过几次集体婚礼。每次举行时通知报社记者参加，广加宣传。伪河南省公署宣传处拟定《物资节约各项办法》。要求在大东亚战争纪念日停止宴会（便饭除外）、售酒、娱乐、狎妓，停售鸦片，通令各县遵照执行。
伪河南省民政厅长在1942年，打着救灾的旗号，严令各县，向百姓搜集粮食，美其名曰建立粮仓。导致豫东各县一部分农民仅有的少部分可煳口数月的粮食被劫走而家中断炊，被迫外逃，多数沦为乞丐或被饿死。
六．发动增产救民运动
为了增加生产，从根本上救济饥荒，伪省新民会又发动了增产救民运动。首先是自1943年7月下旬由开封中国记者会主办了增产救民运动座谈会，各县知事都应邀参加。讨论的主题有《民生疾苦实况与救民对策》、《毒品对于增产的影响》、《贪污剥削与民生》、《大东亚战争之感想》、《对时局的感想》、《增产的困难与解决办法》。座谈会的声势很大，战线拉得也很长，而实践则并不理想，
七．消灭蝗虫
伪省公署于 1942 年 8 月制定了《防除蝗蝻办法》，并饬令各县告知乡民实施。到 1944 年春，为了预防蝗灾，伪省公署还发动了群众挖掘蝗卵。为调动民众得积极性，建设厅还“拨发各县收买蝗蝻资金，以蝗卵每斤十二元之价格收买”。
以水代兵暂时阻挡了日军进攻，但是河南人民却遭殃了。花园口事件贻害无穷，生态失衡，田地荒芜，杂草丛生，为蝗虫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农田淹没，粮食减产；房屋被毁，流民增多。日军祸豫、花园口事件、河南军政腐败是造成河南大饥荒的重要原因。天灾加人祸，造成300万河南人民被饿死。
面对天灾，日伪政权无心也无力，面对百姓，又不能无所表示。日伪采取的一些措施是为了笼络人心。国民党政府的强征和摊派，不但不能救灾，反而加重了天灾。据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机关报《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1月12日社论《严禁额外摊派》透露，“好些县的地方团队，可以不得县长同意，没有县政府命令，而擅自摊派款粮柴草及人土车辆，甚或有少数县份团队，派遣大队团丁，轮食民间，从事坐催”，“各乡镇公所大多任意向各保派许多壮丁，常年轮流支差，每年额外耗费，为数甚巨”，“地方驻军或有以最低之定价征购夫料柴草及一切用品”者，“乡长经手派款之际，于额外浮派中上下其手”。一方面，是国民党各级当局大喊大叫救灾、减免田赋，另方面，是各级地方官吏又征收如此多的额外摊派，这样的救灾，是减轻或是加重灾民的负担，显而易见。1942年的河南大灾像一个试金石，它检验着蒋介石政权中的各级官员的政治素质、办事效率等。事实证明，国民党政权没有经受住这一检验。真正成为灾民的救星并领导他们战胜天灾、渡过饥荒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在边区各地、各阶层中广泛开展起来。部队机关还发起采野菜运动，将节省下的粮食救济灾民。为了激发人民群众的互助友爱精神。为了使救灾工作有充实的物质基础，边区政府逐步地把生产和救灾结合起来，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生产度荒运动。这样，整个边区的党政军民在饥荒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结果不仅中流砥柱般地遏制住了大自然的暴虐，还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为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作者简介：
刘海永，河南杞县人，大学本科学历，民间学者。现居开封市，致力于地方文史研究，长期关注1942年河南大饥荒，利用地理优势搜集文献上百万字。
1942年，中原旱魔肆虐。南至武胜关，北至太行山，西至荆紫关，东至淮河流域，一片干旱。3-8月滴雨未下，大麦小麦颗粒不收，土地干裂，早秋作物枯焦。当时全省111县，除15个被日军所占县河南省当局无法统计外，其余96个县，无县不灾，无灾不重。到了秋天，粮价飞涨，贫苦的百姓大多用谷糠、谷壳、树皮、野菜和观音土充饥。有的农民携眷外逃，以求生路。有的灾民卖儿卖女、人肉相食的惨剧，也不断发生。1943年，由于河南省当局对新黄河“疏忽防范”，未予积极治理，造成连续决口，其中5月18日尉氏县荣村一处决口，即淹尉氏、鄢陵、扶沟、西华等县，耕地被毁，房屋倒塌，灾民流离失所。8月，全省阴雨绵绵，漳河、卫河、洛河、伊河、沙河、颖河等河流，水势猛涨，遂泛滥成灾，使几百万亩农田变为一片泽园。1943年夏秋之际，多灾多难的河南，又闹起了蝗灾。
一、亲历者回忆，不堪回首话当年
（一）“蝗军”势如破竹百姓遭殃
蚂蚱蹦到哪儿吃哪儿
1942年，23岁的梁建堂还在河南大学读书，那时河南大学迁到了覃头，今年已经95岁的梁建堂老先生还清楚地急得那一年的蝗虫。那一年的夏季，绿野无边的麦田，蝗虫经过之后转眼间就变成赤地千里了。老百姓都说，一整春幸未饿死，好容易盼到麦收，指望着接接嘴，还还账，再靠秋收过冬春，可现在又来个雪上加霜，真是祸不单行，这叫人怎么办呀！没几天，被那蚂蚱吃过的谷子，从根部又发出了嫩芽，并且长的很快，半月光景，遍地绿油油的。大家正在转忧为喜的时候，可恨的蚂蚱又飞来了一批。上次的蚂蚱贪吃怕人，一过即去。这次的蚂蚱不像上次的那样贪吃，也不像上次的那么怕人。蚂蚱发出些嗞嗞的叫声，雄雌交配，匍匐在路旁一边硬地上，扑拉着翅膀往地下拧，再硬的地也能拧进去，拧进以后就往地里下子，下了子就慢慢地老化了。老蚂蚱老化了，可没几天就又出来蝗蝻了，才出土的蝗蝻，如蚂蚁那么大，地面、豆棵上下黑乎乎的，不露一点缝隙。你若用棍儿一拨拉，它就全掉下来。如此没几天就脱皮，变的如大豆那么大，就开始扩散，到处寻食，不那么集中了；又停几天．再脱二层皮，变的像指头肚那么大，开始大吃大散，由东到西一望无际，从北向南直向前蹦，蹦到哪里吃到哪里，没有一处没蚂蚱的。
蚂蚱密密麻麻如大军压境
杞县亲历者汪来富说：“1943年农历七月的一天上午，从我村西北方飞来了成群的蝗虫，它们在离地十几米高的上空飞了一阵子，大都落在谷子、黍子、稷子地里，肆意地吞噬着枝叶，老远的地方，都能听到“沙，沙，沙”的响声。到了下午4点，又从西南飞来了更多的蝗虫，“呼呼”作响，象狂风怒号；密集的蝗群，似奔腾在空中的黄色飞云；遮天蔽日，天昏地暗，白昼如晦。晚上映着月亮一看，它们的翅膀—明一暗地射出光点。它们时而飞翔，时而落地，田野里、树枝上、庄稼棵上、草地上黑压压的都是蝗虫，把树枝都压断了。蝗虫在地里停留了两天一夜，除了红薯、芝麻和花生外，其余各种庄稼和树叶子全都吃光了。”一些迷信的人视蝗虫为神虫，说什么这蚂蚱是老天爷派下来的神虫，不吃有家的(家是“荚”的谐音，有荚的指豆类作物)，专吃没家的(没荚的指玉米、谷子等)。可不敢打，越打越多。他们跪在自己的地头上，虔诚地烧香磕头，祈祷蠢老天爷保佑，恳求“蚂蚱爷”留情。但是，飞蝗—视同仁，不看情面，等他们祈祷完毕，庄稼也被“蚂蚱爷”抢吃一空了。
蚂蚱前赴后继堪比日军“三光”
出生于1927年的太康县退休教师杨汉卿对蝗灾印象十分深刻。他的家乡属于黄泛区，1942年农历七月初的一天，他到村北看庄稼长势，发现高梁地里、谷子地里象老牛拉的屎一样黑乎乎的一堆，两堆、三堆……他向前靠近．发现些小动物，乱蹦乱跳，一蹦二尺来高，像一股黑色的喷泉，霎时起了连锁反应，豆地、高梁地里出现数不清这样的黑色喷泉。他蹲下捕捉一只细看。是小蚂蚱!身子有麦粒那么大，浑身乌黑发亮。他用鞋底一拍，鞋底子上粘上百个小蚂蚱。他有些惊恐，忙把发现小蚂蚱的事情告诉村民。谁知村民们热议的正是此事，有的说：蝗虫是黄水过后，鱼遗下的鱼子生的。趁幼虫小，容易消灭，赶快扑打，不这样，幼虫长大了，吃庄稼，灾害可大啦!这是中青年人的意见；也有人说：生蝗虫是天意，蝗虫是神虫，万万打不得，惹恼了神灵，灾难不可估量，这是老年人的语言。
村人还没争论结束，五六天后小蚂蚱的个头有黄豆那么大，呈酱红色，它们不再群居，而是分散开来，行动不但会向上蹦，又学会向前跳，一跳二尺多远。地面上的嫩草被吃光，又开始吃庄稼了。又一星期过去了，小蚂蚱个头越来越大．食量也更大，很多庄稼被吃毁了，农民心急如焚。1942年7月下旬，没长翅膀的蝗虫开始由北向南长途旅行。奇怪的是蝗虫数量较平时所见，成千倍万倍地增加。有人说，两天前黄泛区的蝗虫就开始向这里运动了，遍地是蝗虫，它们像接到命令似的，认定南方，不管前面是沟是壑．径直向前跳去，不回头．不绕道。农民由恼恨变成行动，纷纷拿起扫帚、棍棒扑打。一扫帚打下去．死伤几十个，你刚抬起扫帚，蝗虫又踏着同类的尸体前进了，有的竟跳到扫帚上，有的钻进你的裤腿里。忽然有人喊：“挖沟!”因为人心一致，霎时一尺半宽、一尺深、长约两丈的沟挖好了，一条、两条、三条，无数条沟挖成，但是蝗虫象敢死队员一样一排排跳进沟里。有人拿石锤捣，把蝗虫捣成肉饼，其他蝗虫全然不怕，继续爬到肉饼上前行。五分钟后，沟被蝗虫填平了。蝗虫又自相践踏着越沟前进。蝗虫遇到水，像游水队员一样勇敢地跳进水里，用两条腿作桨向前划行，有时滚成皮球那么大的团团翻滚着前进。蝗虫进村了，桌上、锅里、床上到处都是，约三个小时后，一个蝗虫也找不到了，它们都往村南去了。蝗虫所过之处，谷子、高梁叶子被吃得净光，只绿豆是幸存者。
（二） 灾区惨景绝人寰
蝗灾，历时虽不太长，却给人民带来极深重的灾难，当年的庄稼绝收，冬季和第二年春季出现了大饥荒，小麦亩产约有50来市斤。夏季干旱更加严重，秋粮只收三四成，有的甚至绝收。国民党政府不仅不采取措施拯民于水火，反而加征粮款、抽壮丁，火上浇油，造成河南全省性的大饥荒。
野菜、树皮、大雁粪甚至人粪都成了食物
1942年冬天，老百姓家中开始改一天三顿饭为一天两顿饭，并把红薯叶、红薯秧、萝卜缨、谷糠等掺入杂粮吃。这些东西吃完后，部分饥民就到地里薅大麦苗、拾雁屎充饥。麦苗纤维粗，难嚼不好消化，得切碎煮熟才能勉强下咽。1943年春，地里野菜一发芽，饥民就剜来吃，春暖树木发芽后，树头菜成了饥民的主要食物．杨穗、杨叶、柳絮、柳叶、榆钱、槐花、椿树叶、梨树叶等都被采摘一光，有的农民树木少，就偷采别家的树叶，为此往往遭到呵责、谩骂。过去唱戏的唱词中有“河里笮草上秆称”的话，这年河里的笮草确实被捞了个光，苲草都成了可以充饥的食物。
河南杞县高阳镇的刘金鑫说：“那时我才记事儿，常跟着大人下地挖野菜，因难以寻觅，就把刚发嫩芽的紫云英、狗狗秧连白根拔出来，树皮也吃得不少，掺点黑面烙馍。吃饭的时候往往要把大门关上，否则邻居此时登门，就得匀出来一份让他们吃。”刘金鑫说，在高阳集上不断看到“抓摸的”。当有人买了蒸馍或烧饼以后，饥民乘其不备，突然下手抢走，立即填到嘴里吃着跑开，抢馍者边吃边跑边往馍上吐唾沫。如被买馍人撵上，任人家噼头盖脑打，抢摸者仍不顾一切地往嘴里塞。
开封市民王宴春说，一个大闺女只换5升红高梁，而米麦每升却卖到20块(钱)。城里饥民，为饱肚子，到日本人的马粪里拾发霉的大麦、玉米和豌豆充饥。修武县大南坡村有个叫随龙娘的老太太，全家5口人饿死了4口，只剩下她一人还行走不动，于是就爬着乞讨。要不到东西的时候就只好把别人拉下的大便填到嘴里充饥，这样维持了一个多月，最后还是被饿死。
卖儿卖女求存活
饥荒严重的时期，卖闺女、送童养媳者不但无人非议，而且被看作是明智之举。卖闺女的人家想让女儿逃个活命，免得在家守着父母饿死，以卖女取得钱财，保家人性命。少年女子为报父母养育之恩，同时也是为了自己活下头，甘愿出卖自己。电影《一九四二》里面一个小姑娘就说“把我卖了吧！” 开封县一王姓夫妻，因饥饿病倒床上，其弟媳说：“嫂，俺哥恁俩都病成这样子，叫闺女跟着恁也是饿死，俺打听到开封城里一家想寻个闺女，还不如叫俺侄女儿去逃个活命哩!”夫妻二人想想这也是条活路，就同意了。谁知她亲婶竟然以半袋小麦的价格把侄女卖到了开封第四巷的“窑子铺”。有的童养媳被送到贫穷的婆家，依然难得一饱，甚至仍逃脱不掉死亡的命运。
据新乡市《北站区文史资料》一篇文章《水旱蝗灾琐记》记载：刘克心回忆，他祖父刘常在世时，正值贱年，刘常有5个儿子，祖孙三代28口，过了荒年，只剩下7口。大儿子刘继荣饿死在家里，大孙女用妞，卖了5升高梁，妻子嫁了，次子刘继华的女儿1 3岁去当童养媳，二女儿卖了一布袋黑豆，妻子和儿子一走至今未见踪影。三子刘继富，领着老婆孩子去山西平城逃荒，没有路费，把驴和衣服全卖掉了。到了那里，正碰上日寇到山西大扫荡，平城的百姓跑光了，无处乞讨，回家没盘费，只好把大孩刘克新卖给人家，全家老少哭得死去活来，不让卖，最后大家强凑合了点路费才回到家，后来又在安徽砀山要把二孩刘克祥卖给人家，父亲说：“他年纪小，要饭走不动，卖了比饿死强!”刘克祥的姐姐跪在地上，号啕大哭，哀求爹爹卖自己，不要卖弟弟，并说：“闺女是门亲，早晚都是人家的人。”最后才把闺女卖
掉了。刘克新在姐姐家里吃了一顿饱饭，撇下姐姐，跟爹爹和弟弟要饭走了。现在姐弟每忆往事，仍不由心酸意冷，潸然泪下。四子刘继贵和大孩子饿死家里，剩下母亲和两个弟弟，因没钱料理丈夫的丧事，只好抬到村外软埋了。孤儿寡母含着眼泪，忍着悲伤，逃往他乡，至今杳无音信。五子刘继明和女儿饿死了，老婆改嫁走了。
饿死撑死无人管
开封市民王宴春说，最严重是1943年的三四月，青黄不接，各村天天都有人饿死。“开始的时候，死了人，上年岁的还能用一口簿棺材，年轻的就使用箔卷起来下葬。对参加挖墓坑、抬尸体的人，主家设法做一顿黑菜汤吃。后来死的人多了，特别是死绝的人家，竟无人安排葬事。”“谁都顾不上谁了，有的饿死家中很久才被人发现。”
人经过长期挨饿，肠胃已经薄了，经不起暴食，一旦大吃就会撑死。据亲历者讲，撑死者有以下两类人，一是久饿之后，卖地或卖物得到一些钱财，就不顾一切大吃一顿，导致撑死；二是苦熬到大麦即将成熟的饥民，把刚刚硬仁的青大麦穗采摘，揉下籽粒，在锅内炒熟后，拿到石磨上推成“捻转”，作为主食大吃特吃，吃后一喝水，肚子胀得受不了，竟被撑死。
无尽长的死亡线
今年85岁居住在开封市的王宴春老先生，日伪统治时期在陇海铁路开封段打工，那时他已经15岁了，负责巡查一段铁轨。铁路南边有一条公路，通向徐州，成为当时开封灾民逃荒的主要路线。王宴春每天都能见到络绎不绝的逃荒人，有推着一轮小车的，还有挑着担子的，老老小小举家逃亡，衣衫褴褛，目不忍睹。“满眼看到的，是无尽的难民队伍。孤身的，拖家带口的，或者成群结队的，他们在冬天里行进着，一旦由于寒冷、饥饿或筋疲力尽而在哪里倒下，便会永远在那里倒下了。”
王宴春说，在开封火车站，向东逃荒搭车的人多极了，火车是露天货车皮，人们拼命往上挤，有的人踩着别人的头往上攀爬，不时听到阵阵惨叫声。有的一家人被挤散了，大人在火车上，小孩儿不见了。有一个老汉，儿子儿媳挤上了火车，他没挤上，留下在车站，最后饿死了。
因为饥荒，农村已经十室九空，村里寂寥无鸡鸣狗叫，街上稀落不见行人。白昼看不到炊烟，夜里望不见灯明，卖儿鬻女、弃妻者比比皆是，大街小巷，封门闭户，十室九空。
开封王宴春的一个本家奶奶逃离时还怀着孕，临近分娩。等1943年返乡时，王宴春问孩子呢，他本家奶奶说“抛洒了（夭折的意思）”，后来从他人口中得知，还没到徐州的时孩子生了，大人还没吃的，多了一张嘴多了一份负担，于是就地扒坑把小孩给埋了。有一家断炊后，不懂事的孩子还缠着母亲要吃喝，哭闹得其母万般无奈，烧了一锅开水，把孩子捺进锅里活活溺死。
二、 国民党政府的救灾
河南饥荒发生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国内外报刊如《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大公报》、《前锋报》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当时执政的国民政府在收到河南受灾情报后也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减轻灾害对河南民众造成的伤害。
在严重的饥荒事实和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召开由各部长官出席的重点议决河南灾情的参议院行政会议，1942年9月，成立了以省府主席李培基为主任委员的“河南省救灾委员会”，并令各县分设“救灾委员会”。制定了救灾六原则:(1)停办不生产之事业；(2)筹集平粜基金；(3)筹购赈粮及运输方法；(4)各县以富养贫办法；(5)中等民户贷款办法；(6)牲畜喂养保育办法。并规定自1942年9月至1943年6月底为全力办理救灾时期。
其实河南省政府在从饥荒发生的1942年春夏至1942年10月就已经开始着手调查灾情，并初步拟定救灾计划与方法。
一．调查灾情、制定措施。
河南省政府派员查勘各县灾情实况申报中央，派灾情调查委员会委员刘庄莆、杨一峰赴重庆，呈请最高当局，将本省赋额500万石减为28万石。详细调查各县灾情，按受灾轻重划分为尧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作为救济的根据。调查结果，68县250万户中，不足、待救者达220万户。河南省政府对救灾采取了一靠中央措款救济二靠地方自救，设立救灾机构，专门办理有关事宜。
二．急赈、平粜
中央曾三次拨发急赈款，第一次拨400万元，第二次拨1，000万元，第三次拨2，000万元。豫省自筹振款500万元，在陕采购麸皮3，076，900斤，运豫散放；地方筹款1，000万元，亦配发各县，办理急赈。地方筹款1，000万元，亦配发各县，办理急赈。
1942～1943年河南旱蝗交加，灾情十分严重。河南省政府在灾民流离的陇海铁路沿线办厂施粥。由于灾情遍及全省，陇海铁路沿线的几个粥厂根本不能解决灾民的问题，于是，河南各地遍设粥厂，根据各县当时的上报统计情况，共有64个县设立粥厂，有的县数目惊人，粥厂多达1000多处。有的粥厂的食粥人数实在有点儿离谱，如泌阳县上报粥厂40个，食粥人数为103747人，唐河县上报粥厂33个，食粥人数为860000人。由于政府将这次救灾工作“明定列为各县县长及各级行政人员重要考成之一”，对于救灾不力的甚至给予免职处罚，所以难免有的县上报数字有作弊的嫌疑。
“省府已有明令，将三十年度斗余，军麦价款，一律放赈，这一贤明处置，不知救活了多少人命。”据河南省政府编印的《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记载：豫省曾三次开仓贷谷。第一次是1942年春青黄不接、民食匮乏之时举办的开仓贷谷，共贷出小麦125，770石3斗9升。第二次是1942年各地秋收歉薄之后举办，共贷出及散放谷麦各半共15054，000市石。第三次是1943年3月春荒严重之际，省府令各县速将现存历年积谷合计332，749石8斗6升，悉数散放灾民用资救济。
为救济流民，省府采取了几项措施：
（1）、电陕、鄂、皖等丰收省份，各本救灾恤邻之旨，对豫民入境赐予安置；
（2）、规定管理灾民计划，电令各县对确无生路之灾民加以登记编组，发给证明文件，然后才准出境谋生，并在沿途指定人员管理或派员护送，以免滋扰。
（3）、由省赈济会在洛阳组设办事处，协同洛潼难民总站办理赴陕灾民运送事宜，由省府拨款汇交洛潼总站代发救济费，每口发给伙食费5元以资补助。
为调剂民食，除了由陕购运平粜食粮分配各县外，豫省粮政局还曾会同第一战区兵站总监部及省平粜委员会协商，制定了河南省由陕运洛平粜粮与各县军粮调拨办法及平粜粮调拨军粮一览表，呈报长官部省政府，并分电各县站遵照办理。规定从军粮中拨出22，000包充作各县平粜粮，各县于令到之日即开始借给民众食用；其由外县及运输站军粮拨充之平粜粮，则由领平粜粮县份接运。
三．工赈
河南大饥荒时期，河南省政府为了更好的实施救灾，采取了一系列工赈措施：100万元凿井贷款，向农工银行贷款100万元，分发临汝、鲁山、郏县、宝丰、伊阳、叶县等六县实施凿井。1，000万元小型水利贷款，以800万元推凿土井，100万元推凿洋井，100万元开凿渠塘。向行政院请拨600万元工赈款，配发各县兴办小型水利工程。工赈浚河工程：1943年向中央请拨72，010万元，以疏浚石梁河、清流河、泥河、灰河、师河。黄泛区工赈工程：1942年6月向中央请拨450万元，培修豫境泛区大堤。1943年春向行政院及振济委员会请拨51，551，565元工赈款，以利用农隙普遍兴办开渠、凿井、筑堰、修塘等项工程。（《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
四．除蝗
由于当时灭蝗没有农药，也没有器械，惟一的方法就是靠人工土法防治，并总结出四条防治措施：挖沟掩埋法、围烧法、炮轰法、扑打围剿法。国民党河南执委转发《灭蝗浅说》并发动各县灭蝗运动，把《灭蝗浅说》印发全省参照执行。为肃清蝗患，省政府制定了有效的治蝗办法，不仅通令各地“遵照实施”灭蝗办法，而且发动人民扑打，并组织宣传队，进行打蝗宣传；还进行捕蝗竞赛，捕蝗在250公斤以上者，给予奖章或奖状，民众捕蝗一斤，给价五角；同时制定扑蝗罚则，凡各县府乡镇保甲长不肯发动群众限期灭蝗者，予以严惩；其中更重要的是破除迷信，让人们知道蝗虫是害虫，不是神虫。政府在这次灭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政府办法正确，措施得力，使灭蝗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功。
五、救灾宣传
通过鼓励捐款救灾，是国民党政府实施救灾的一项措施。新闻媒体将河南大灾公诸于世之后，蒋介石为了扭转形象，开始发动宣传机器，大力宣传政府救灾工作。1943年5月，国民党政府制定了《春荒期间统一加强救灾宣传方案》，要求通过报纸电台等媒体宣传鼓励救灾和自救。
荒唐的是，1942年旱灾发生后，国民政府居然发布一份《灾荒食谱》，鼓吹所推荐的配方中有“吃一次七天不饿”的食品。
国民党政府的救灾措施的确不少，但并未取得实际效果。国民党政府官员克扣和贪污救灾款，致使救灾只是纸上空文。国民党地方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或者任意摊派，饱充私囊，或者克扣救济粮款，装进自己的腰包里。1942年春，重庆中央政府拔发的救灾款项8000万元解到了河南省政府，而省政府的官员却“把这些款留在银行里生利息”。在某些地区，“当钱款分发到挨饿的村庄时，当地官员收到此款时，扣掉了农民们所欠的税款，甚至国家银行都克扣赈款。贪污赈粮款，更是司空见惯如省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银行行长李汉珍舞弊营私案；许昌县县长王恒武3亿元赈款贩运私货案；汝南粮管处李东光贪污赈粮案；汝南义仓主任傅伯明贪污积谷案等。此外，还有三青团河南支团部主任王汝泮侵吞200万。因此，救济措施虽多，救灾粮款数额虽大，但由于层层被克扣和贪污，真正发到百姓手中者很少。
汤恩伯屯兵中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为祸中原，时人称为“汤祸”。十三军是汤恩伯的子弟兵，他们仗势汤恩伯的势力，在地方上横冲直撞，作恶多端，农民饲养的猪、羊、鸡、鸭，亦被尽量搜刮。尤其可恶的是，捕人一只母鸡，还要勒索20个鸡蛋。
地方政府在饥荒之年，不但不豁免百姓的田赋，反而强征实数额比往年还多，如百姓无力缴纳，就会被带到县府，挨一顿毒打，坐几天班房。如此反动腐朽的政权，不但不能带领人民去抗御自然灾害，相反，只能给百姓带来更大的灾难。时有民谣谓，“不接头，牵你牛，不给粮，脱衣裳，不上货，点麦垛！”
三、沦陷区日伪的救灾
一．设坛祈雨
面对天灾，伪政权无心也无力，面对百姓，又不能无所表示。于是，1942年7月26伪河南省长陈静斋便率伪省公署及开封市的全体官员到城隍庙烧香磕头，许愿救雨。以长达27天的求雨日程蒙骗百姓，以笼络人心，到1943年，地方祈雨才达到了高潮。例如：浚县知事王实坪，于1943年4月22日上午10时，“率县公署职员，及各机关首领，亲诣西门里关帝庙，跪默拜祷，并由僧侣诵经，一连3日，22至24日，每日虔诚祈告，盼降甘霖。”汤阴县知事张直，于1943年4月25至27日，“躬率僚属齐赴西关龙王庙虔诚祈雨，并令饬各屠宰商断屠三日，更于二十六日午前九时，赴该庙焚香祈祷后，率僚属同赴城北七里许周文王庙虔诚祈祷，期感上苍甘霖早降云。”临漳县知事，于1943年4月25日，“领导农民及城关妇老，在县城南关设坛祈雨，并通令各商店，在求雨之期，门挂柳条，以期感动上天早降甘霖云。”
二．以工代赈
1942 年 8 月，太康、淮阳等 10 多县遭受水患。日伪担心其控制区缩小，民心不安，便派人、拨款修筑黄河堤防。伪建设厅厅长曲传和于 10 月组成新黄河筑堤工程队，1943年初，筑堤工程开工，工地自通许至太康东南马厂集，长 100 多里。民工的工资为每人每日发粗粮3斤，一个月后，由于一些大组长克扣工资，中饱私囊，民工开始怠工，修堤工程照原计划推迟半个月才草草修成。但没想到，连日大雨又将太康境内的河堤冲垮，数月的努力付之东流。
三．急赈
日伪的急赈活动，主要有发放款粮、设立粥场施粥、收容灾民等。急赈款粮的来源主要有三个：中央拨款，地方自筹，外省捐款。其中由中央拨发的有三次，一次是1943 年1月，在伪省民政厅长赵岫春请求下，伪主席汪精卫曾饬令社会福利拨发联银5万元急赈，救济太康、商丘等灾重县份。一次是1943年6月伪国民政府曾拨面粉2，600袋救济华北饥荒，拨豫省 800 袋。一次是1943年 3 月，华北政务委员会从冈村宁次 1943 年灾区各县岁末济贫金下拨给河南 25，000 元，分给豫北道 15，500 元，豫东道 9，500 元，用作急赈。
除了赈款外，日伪政权还采取赈粮、施粥、设立收容所等方式救济灾民。如开封市以小米200吨，自1943年1月27日起在各该发放地点开始发放，计大口每日发米6两，小口3两，每次发给五日量，五日发给一次。
设粥场施粥。淮阳设立粥厂 2 处，容纳食粥人数 3000 人；光山设立粥厂 1 处，食粥人数750 人；陈留县知事朱时雨，曾会同当地殷商富户，捐助振款万余元，设置粥场，广济灾黎。每日前往领粥者约有千余人之多，无论男女老幼每日均予米粥一餐。
四． 稳定物价
1942 年饥荒发生后，因农业歉收，市场上粮食供应不足，造成物价上涨。为了稳定物价，1943 年 4 月，伪省长田文炳，即“贴出布告，规定粮食公定价格，严禁私自涨价及囤积居奇，违者查明严惩”，实行限价。开封市第二区区长家中开有磨坊，积存小麦超过规定标准被查出，小麦两万斤被没收，另外罚金三万元。开封市第四区区长屈耀庭，也因囤积粮食，被查获后，被没收杂面 4，000 斤，并处以三倍处罚洋 15，000 元。（邢汉三：《日伪统治河南见闻录》）
五．倡导节约，积谷备荒
《河南省公报》（第342 号）1943 年1 月20 日发布伪省公署政令，倡导节约。政令内容如下：“本省今岁旱蝗为灾，农谷欠收，以致食粮缺乏，物价滕涨，人民生活极度艰窘，当此灾欠之余，亟应去奢崇俭，以期宏济时艰，乃各地官民积习，对于婚丧嫁娶往往过事铺张，尤以无味酬应更属奢靡，不惟有失俭约美德，而违反治运革新生活、安定民生重大目标，所累尤巨，兹特制印崇尚俭约布告，随令颁发。”
政教民各界都纷纷响应，厉行节约，将节约之款粮用于救济。民政厅在开封市举行过几次集体婚礼。每次举行时通知报社记者参加，广加宣传。伪河南省公署宣传处拟定《物资节约各项办法》。要求在大东亚战争纪念日停止宴会（便饭除外）、售酒、娱乐、狎妓，停售鸦片，通令各县遵照执行。
伪河南省民政厅长在1942年，打着救灾的旗号，严令各县，向百姓搜集粮食，美其名曰建立粮仓。导致豫东各县一部分农民仅有的少部分可煳口数月的粮食被劫走而家中断炊，被迫外逃，多数沦为乞丐或被饿死。
六．发动增产救民运动
为了增加生产，从根本上救济饥荒，伪省新民会又发动了增产救民运动。首先是自1943年7月下旬由开封中国记者会主办了增产救民运动座谈会，各县知事都应邀参加。讨论的主题有《民生疾苦实况与救民对策》、《毒品对于增产的影响》、《贪污剥削与民生》、《大东亚战争之感想》、《对时局的感想》、《增产的困难与解决办法》。座谈会的声势很大，战线拉得也很长，而实践则并不理想，
七．消灭蝗虫
伪省公署于 1942 年 8 月制定了《防除蝗蝻办法》，并饬令各县告知乡民实施。到 1944 年春，为了预防蝗灾，伪省公署还发动了群众挖掘蝗卵。为调动民众得积极性，建设厅还“拨发各县收买蝗蝻资金，以蝗卵每斤十二元之价格收买”。
以水代兵暂时阻挡了日军进攻，但是河南人民却遭殃了。花园口事件贻害无穷，生态失衡，田地荒芜，杂草丛生，为蝗虫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农田淹没，粮食减产；房屋被毁，流民增多。日军祸豫、花园口事件、河南军政腐败是造成河南大饥荒的重要原因。天灾加人祸，造成300万河南人民被饿死。
面对天灾，日伪政权无心也无力，面对百姓，又不能无所表示。日伪采取的一些措施是为了笼络人心。国民党政府的强征和摊派，不但不能救灾，反而加重了天灾。据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机关报《河南民国日报》1943年1月12日社论《严禁额外摊派》透露，“好些县的地方团队，可以不得县长同意，没有县政府命令，而擅自摊派款粮柴草及人土车辆，甚或有少数县份团队，派遣大队团丁，轮食民间，从事坐催”，“各乡镇公所大多任意向各保派许多壮丁，常年轮流支差，每年额外耗费，为数甚巨”，“地方驻军或有以最低之定价征购夫料柴草及一切用品”者，“乡长经手派款之际，于额外浮派中上下其手”。一方面，是国民党各级当局大喊大叫救灾、减免田赋，另方面，是各级地方官吏又征收如此多的额外摊派，这样的救灾，是减轻或是加重灾民的负担，显而易见。1942年的河南大灾像一个试金石，它检验着蒋介石政权中的各级官员的政治素质、办事效率等。事实证明，国民党政权没有经受住这一检验。真正成为灾民的救星并领导他们战胜天灾、渡过饥荒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在边区各地、各阶层中广泛开展起来。部队机关还发起采野菜运动，将节省下的粮食救济灾民。为了激发人民群众的互助友爱精神。为了使救灾工作有充实的物质基础，边区政府逐步地把生产和救灾结合起来，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生产度荒运动。这样，整个边区的党政军民在饥荒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结果不仅中流砥柱般地遏制住了大自然的暴虐，还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为取得最后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作者简介：
刘海永，河南杞县人，大学本科学历，民间学者。现居开封市，致力于地方文史研究，长期关注1942年河南大饥荒，利用地理优势搜集文献上百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