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政府将近千名日本侵华战犯交由中国政府处理，这批战犯被关押于辽宁省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根据中央有关改造方针，经过艰苦卓越的工作，终于使这些昔日顽固不化的战犯认罪、悔罪、反省、自新。1956年，中国政府将在押的大部分日本战犯“免予起诉，即行释放”，仅对45名职务级别较高的战犯判处有期徒刑。归国后的战犯长期致力于和平友好的活动，为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对日本战犯改造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战犯采取了法律与道德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处理方法，充分予以人道主义的待遇，在思想与劳动改造的基础上，使之逐渐自觉地认识到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行。
一个不杀，从宽处理
早在接收日本战犯之前，周恩来就曾指示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司法部部长史良，要以新的历史阶段的变化作为对待日本战犯的一个重要基点。要摒弃那种狭隘的仇恨意识，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为了早日打开新中国外交被孤立的局面，联系和发展与其他受压迫的国家的关系，周恩来指示，对这批战犯在看押过程中要做到“一个不死，一个不跑”。
在改造初期，战犯们大多自感罪孽深重，难逃一死，因此，有的提心吊胆、沮丧失望，有的顽固对抗、死不认罪。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一个不杀”、“从宽处理”的重要指示。随后，周恩来向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负责人传达了中央指示。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1062名日本战犯(共关押1109人，关押期间死亡47人)中，中国政府决定仅对其中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此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三批对关押的1017名罪行较轻、悔罪态度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宽大处理，不予起诉，立即释放回国。其余重犯也于1964年3月得以回到日本。
生活优待，尊重习惯
抚顺战犯管理所为了改善战犯们的居住条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建工程。同时，在饮食上照顾战犯们的饮食习惯。战犯管理所报请东北公安部，经周恩来指示，在大米紧缺的条件下，筹集大米。在副食品供应上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管理所不仅大量供应鱼、肉等，还充分利用院内空地建立蔬菜大棚，让战犯们能够在冬天吃到新鲜蔬菜。同时，在外面建立专门的农牧场，饲养猪、鸡、奶牛等，以确保对战犯的肉蛋奶的供应。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困难，管理所工作人员食品也非常缺乏，而日本战犯的饮食中，肉蛋类和米面却没有减少。战犯吃大米、面包、水饺、西餐，而管理人员吃高粱米、窝窝头。战犯们说：“管犯人的吃粗粮，犯人吃细粮，这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事。”“实行如此人道主义的宽大待遇，就是铁石心肠，也会被感化的。”
伙食的改善使战犯们的心理防线开始逐渐放松。他们由对伙食的满意转而到对工作人员劳动的感激。日本访华代表团成员木下友敬在参观抚顺战犯管理所时对战犯们说：“你们生活真好，还能吃到小鸡，真是不可想象啊！”战犯们纷纷表示：“中国政府为教育改造我们这些人弃恶从善，走向光明，如同老师对待学生一样，费尽了心机，我们若再执迷不悟，天理难容。”他们对抗、抵触的内心逐渐发生了变化。在此基础上，管理所工作人员进行适时的引导和启发教育，使他们逐渐开始反省。
尊重人格，彰显人道
日本战犯从小便受到军国主义教育和忠君思想的灌输，“皇国史观”的价值观渗透到他们的内心深处，盲目服从和狂妄自大。在抗日战争中，日军死伤很多但被俘较少，其根源就在于此。因此，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如果一味地压制和强迫，显然效果不会很好。在改造过程中，管理所自始至终贯彻人道主义精神，反对法西斯式管理模式，实行文明科学的管理原则，实行依法管理。早在接收日本战犯时，中央就曾指示尊重人格，禁止体罚。战犯管理所也曾作出专门规定“不侮辱战犯人格”，不许使用暴力手段对待战犯等。
对战犯的人格尊重，还体现在尊重其私人财物上。日本战犯在进入管理所之初，管理所将他们所携带物品除战争罪证和危险品收缴没收外，其余物品包括金银财宝一律登记造册，由管理所代为保管，其所有权归战犯本人。在战犯离开管理所时，发还给本人。
管理所对战犯的人格尊重，使战犯的内心深受震撼，解除了他们的思想武装，温暖了他们冷漠的心灵。他们在感激中开始主动接受改造。
救死扶伤，感化战犯
日本战犯从苏联转来时，由于从事重体力劳动和不适应苏联的寒冷气候，相当一部分人体质虚弱。同时，日本战犯由于害怕受到中国人民的报复，心理压力很大，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管理所工作人员在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的配合下，改善所内的医疗条件，积极对战犯开展体检和救治，使广大战犯的身体状况得到普遍好转。
首先，积极改善管理所内的医疗条件，健全卫生制度。在管理所内保证药品齐全，增添了心电图设备、X光透视机以及30多张病床，并且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沈阳陆军总医院、抚顺矿务局医院、抚顺市人民医院租用了专用病房。
其次，加强护理和照顾工作。原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从1952年起患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卧床不起，生活完全需要别人照顾。护理员焦桂珍任劳任怨，每天为武部六藏清洗因大小便失禁沾满粪便的床单、衣裤，喂水喂饭，洗头洗脚。四年如一日的照顾使武部六藏深受感动，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对自己的罪行深表忏悔。战犯上中正高因胃溃疡做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急需输血，管理所工作人员纷纷为其献血。痊愈后，上中正高深受感动，曾写道：“十年前，我是一个杀害中国人民的侵略者，现在判处死刑都是罪有应得。但中国人不管冤仇多深，不问国籍，民族差异，把自己高贵的血，给我献了3000毫升，挽救了我的生命，这是多么伟大的恩情啊，我怎能不报答呢？”
对日本战犯改造的措施
劳动改造是一条重要的战犯改造途径，是培养战犯自立能力和培养对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重要措施。思想转变是改造战犯的最高、最艰苦的阶段，是改造战犯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抚顺战犯管理所在国家处理战犯方针政策的指导下，积极创造出体力劳动、社会参观与理论学习相结合的战犯改造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劳动改造
日本战犯到抚顺后活动较少，体质较差。考虑到这种情况，管理所把身体健康的战犯集中起来，组成杂务劳动班，做一些日常劳动。杂务劳动班的人员开始时协助管教人员和厨房工作人员给战犯监舍送饭、送菜。后来，杂务劳动班还协助厨房做饭做菜。他们还积极制作日本食品，如馍季(打糕)。在制作馍季的过程中，他们换上日本的服装，喊着号子，举起木槌，边说边笑，有节奏地敲打着。在劳动的过程中，战犯和工作人员逐渐熟悉起来，增进了彼此的友谊。
在距离战犯管理所不远处有一片空地，管理所将其改建成养鸡场，并从外地购买了3000只鸡雏，在战犯中挑选人员组建养鸡班。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小鸡的成活率很高，生长得很好。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养鸡过程中的感受写进了一首歌曲里，自编了《养鸡劳动歌》。
1953年春，战犯们在经过厨房劳动和养鸡劳动后，管理所基于各方面考虑，决定每天抽出一些时间让他们从事制瓦劳动。这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一种劳动，除了有任务和身体虚弱者外，大部分战犯都参与进来。在管理所的空地上用木头、竹竿和席子搭起了生产车间，购进了40台制瓦机，并配备了其他相关设备。生产开始后，由技术员先做示范，通过翻译将有关程序讲给战犯们听。刚开始生产时，产量不高，每台制瓦机每天大约只能生产50片。随着战犯们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逐渐提高到每天100片、200片，最后达到500多片。从参加制瓦劳动以来，战犯们厌食、挑食的没有了，剩饭的现象也少了，平时打不起精神的也没有了，每日进餐量明显增加。
参观访问
为了加速对日本战犯的改造进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公安部的工作部署，1956年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分几批到沈阳、哈尔滨、抚顺、上海、长春、鞍山、南京等地的工厂、矿山、农村、敬老院和幼儿园参观、学习。
在参观中，战犯们感触最深的就是东北发生的变化。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在伪满洲国担任过职务，在东北推行疯狂掠夺、屠杀政策，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在战犯们的印象中，东北仍然是落后、贫弱的地区。来到钢铁基地鞍山后，他们没有想到新中国竟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一个烂摊子变成一个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钢铁企业。日本投降时，对鞍钢进行了毁灭性破坏，炸毁了高炉设备，烧毁了设备资料。战犯们又来到了长春，这里曾是当年伪满洲国的首都。在原日军100部队的炼人炉遗址前，日本战犯当场表示悔罪，并脱帽向死难者哀悼。在抚顺煤矿俱乐部，战犯们听当年“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控诉惨案的经过。1932年9月，日军出动200人对平顶山村的和平居民进行屠杀，有3000多人惨遭杀戮。面对幸存者的控诉，日本战犯悔恨交加，纷纷表示认罪。
通过参观，战犯们深刻地了解了当年日军给东北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在确凿的证据、证人面前，他们对于当年所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纷纷要求中国政府惩处自己，以偿还血债。那些受害者的控诉促进了日本战犯良心的觉醒。回国以后，在他们所撰写的回忆录中经常提到中国受害人的证词。同时，战犯们也被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所震撼，更加坚定了他们悔罪、认罪的决心。
理论学习
日本战犯从小接受法西斯主义教育，形成了其傲慢、顽固的价值观。在他们看来，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有权统治其他民族。因此，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和屠杀根本就算不上是犯罪，而是优等民族生存的一种手段罢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战犯中开展了深刻的学习活动，让他们在学习中逐步认识真理，弄清是非。
战犯管理所首先开展了法制教育，重点学习二战后国际法对于战俘战犯的有关规定，以及战胜国对于战犯的处置权限问题。为了进一步瓦解日本战犯的反动世界观，管理所先给他们分发了一批居留中国的日本人办的进步书刊，如《民主新闻》、《前进》等杂志，使战犯们的文化生活逐渐丰富起来。为了进一步调动下层士兵战犯的学习积极性，争取态度敷衍的战犯，孤立瓦解少数顽固战犯，管理所决定成立学习小组。学习小组带领广大战犯学习真理，明辨是非，对战犯的思想改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统计，共有700多名战犯加入了学习小组。学习小组后来改称为学习委员会。
除了理论学习外，学习委员会还组织战犯开展小说、戏剧的创作。战犯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写出反映战争罪行的小说和剧本，并把这些小说、剧本搬到舞台上演出。台下的战犯也在演出中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台上台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日本战犯归国后的和平友好活动
日本战犯回国后，宣布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中归联在日本克服了右翼分子的威胁、恫吓，以及同乡、同学的指责，为反对战争、讨伐右翼势力和中日友好而奔走呼号。
讨伐军国主义
甲级战犯岸信介担任日本首相后，积极推行日美军事同盟，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投靠美国。对内，加强对民众的镇压，阻碍民主运动的发展；对外，承认蒋介石台湾政权“代表”中国，蔑视新中国的国家主权。作为美国的帮凶，孤立和包围新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中归联联合其他进步团体，通过群众集会、发放传单的方式抗议岸信介的倒行逆施。
在中归联成员中，也有个别人在回国后受诱惑，颠倒是非，重新沦为右翼分子。对此，中归联为了维护队伍的纯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中归联同右翼分子的斗争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同情或支持中归联的基本主张。同时，中归联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右翼分子的气焰，也纯洁了自身组织。
从1948年开始，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策划、煽动对日本历史教科书进行修改，美化侵略，篡改历史，蒙蔽广大青少年。面对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1982年，中归联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一方面通过刊物批判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行为，举行集会向文部省示威，另一方面以中归联的名义向文部大臣递送抗议书。同时，为了向日本人民更加真实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归联许多成员出版了回忆录，深刻反省当时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促进中日友好
中归联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批判军国主义、维护中日友好的活动，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而不懈努力。中归联曾积极协助送还中国遇难劳工遗骨回中国，还对隐匿北海道深山14年的中国劳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诸多帮助，并协助其回国。
1988年，中归联出资565万日元在抚顺建立纪念碑，碑名定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以中文和日文书写了碑文，表达了中归联成员深刻的反省和对中国宽大政策的感激之情。除此以外，中归联还促使中国抚顺和日本磐城结成友好城市，并出资1650万日元，在抚顺开办樱花饭店和投资合办企业，以实际行动支援抚顺的经济发展。
对日本战犯改造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战犯采取了法律与道德相结合、惩办与教育相结合的处理方法，充分予以人道主义的待遇，在思想与劳动改造的基础上，使之逐渐自觉地认识到进行侵略战争的罪行。
一个不杀，从宽处理
早在接收日本战犯之前，周恩来就曾指示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司法部部长史良，要以新的历史阶段的变化作为对待日本战犯的一个重要基点。要摒弃那种狭隘的仇恨意识，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为了早日打开新中国外交被孤立的局面，联系和发展与其他受压迫的国家的关系，周恩来指示，对这批战犯在看押过程中要做到“一个不死，一个不跑”。
在改造初期，战犯们大多自感罪孽深重，难逃一死，因此，有的提心吊胆、沮丧失望，有的顽固对抗、死不认罪。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一个不杀”、“从宽处理”的重要指示。随后，周恩来向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负责人传达了中央指示。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1062名日本战犯(共关押1109人，关押期间死亡47人)中，中国政府决定仅对其中部分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进行起诉，对次要和一般战犯不予起诉，宽大处理。此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分三批对关押的1017名罪行较轻、悔罪态度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宽大处理，不予起诉，立即释放回国。其余重犯也于1964年3月得以回到日本。
生活优待，尊重习惯
抚顺战犯管理所为了改善战犯们的居住条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建工程。同时，在饮食上照顾战犯们的饮食习惯。战犯管理所报请东北公安部，经周恩来指示，在大米紧缺的条件下，筹集大米。在副食品供应上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管理所不仅大量供应鱼、肉等，还充分利用院内空地建立蔬菜大棚，让战犯们能够在冬天吃到新鲜蔬菜。同时，在外面建立专门的农牧场，饲养猪、鸡、奶牛等，以确保对战犯的肉蛋奶的供应。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困难，管理所工作人员食品也非常缺乏，而日本战犯的饮食中，肉蛋类和米面却没有减少。战犯吃大米、面包、水饺、西餐，而管理人员吃高粱米、窝窝头。战犯们说：“管犯人的吃粗粮，犯人吃细粮，这是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事。”“实行如此人道主义的宽大待遇，就是铁石心肠，也会被感化的。”
伙食的改善使战犯们的心理防线开始逐渐放松。他们由对伙食的满意转而到对工作人员劳动的感激。日本访华代表团成员木下友敬在参观抚顺战犯管理所时对战犯们说：“你们生活真好，还能吃到小鸡，真是不可想象啊！”战犯们纷纷表示：“中国政府为教育改造我们这些人弃恶从善，走向光明，如同老师对待学生一样，费尽了心机，我们若再执迷不悟，天理难容。”他们对抗、抵触的内心逐渐发生了变化。在此基础上，管理所工作人员进行适时的引导和启发教育，使他们逐渐开始反省。
尊重人格，彰显人道
日本战犯从小便受到军国主义教育和忠君思想的灌输，“皇国史观”的价值观渗透到他们的内心深处，盲目服从和狂妄自大。在抗日战争中，日军死伤很多但被俘较少，其根源就在于此。因此，对日本战犯的改造，如果一味地压制和强迫，显然效果不会很好。在改造过程中，管理所自始至终贯彻人道主义精神，反对法西斯式管理模式，实行文明科学的管理原则，实行依法管理。早在接收日本战犯时，中央就曾指示尊重人格，禁止体罚。战犯管理所也曾作出专门规定“不侮辱战犯人格”，不许使用暴力手段对待战犯等。
对战犯的人格尊重，还体现在尊重其私人财物上。日本战犯在进入管理所之初，管理所将他们所携带物品除战争罪证和危险品收缴没收外，其余物品包括金银财宝一律登记造册，由管理所代为保管，其所有权归战犯本人。在战犯离开管理所时，发还给本人。
管理所对战犯的人格尊重，使战犯的内心深受震撼，解除了他们的思想武装，温暖了他们冷漠的心灵。他们在感激中开始主动接受改造。
救死扶伤，感化战犯
日本战犯从苏联转来时，由于从事重体力劳动和不适应苏联的寒冷气候，相当一部分人体质虚弱。同时，日本战犯由于害怕受到中国人民的报复，心理压力很大，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管理所工作人员在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的配合下，改善所内的医疗条件，积极对战犯开展体检和救治，使广大战犯的身体状况得到普遍好转。
首先，积极改善管理所内的医疗条件，健全卫生制度。在管理所内保证药品齐全，增添了心电图设备、X光透视机以及30多张病床，并且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沈阳陆军总医院、抚顺矿务局医院、抚顺市人民医院租用了专用病房。
其次，加强护理和照顾工作。原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从1952年起患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卧床不起，生活完全需要别人照顾。护理员焦桂珍任劳任怨，每天为武部六藏清洗因大小便失禁沾满粪便的床单、衣裤，喂水喂饭，洗头洗脚。四年如一日的照顾使武部六藏深受感动，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对自己的罪行深表忏悔。战犯上中正高因胃溃疡做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急需输血，管理所工作人员纷纷为其献血。痊愈后，上中正高深受感动，曾写道：“十年前，我是一个杀害中国人民的侵略者，现在判处死刑都是罪有应得。但中国人不管冤仇多深，不问国籍，民族差异，把自己高贵的血，给我献了3000毫升，挽救了我的生命，这是多么伟大的恩情啊，我怎能不报答呢？”
对日本战犯改造的措施
劳动改造是一条重要的战犯改造途径，是培养战犯自立能力和培养对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重要措施。思想转变是改造战犯的最高、最艰苦的阶段，是改造战犯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抚顺战犯管理所在国家处理战犯方针政策的指导下，积极创造出体力劳动、社会参观与理论学习相结合的战犯改造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劳动改造
日本战犯到抚顺后活动较少，体质较差。考虑到这种情况，管理所把身体健康的战犯集中起来，组成杂务劳动班，做一些日常劳动。杂务劳动班的人员开始时协助管教人员和厨房工作人员给战犯监舍送饭、送菜。后来，杂务劳动班还协助厨房做饭做菜。他们还积极制作日本食品，如馍季(打糕)。在制作馍季的过程中，他们换上日本的服装，喊着号子，举起木槌，边说边笑，有节奏地敲打着。在劳动的过程中，战犯和工作人员逐渐熟悉起来，增进了彼此的友谊。
在距离战犯管理所不远处有一片空地，管理所将其改建成养鸡场，并从外地购买了3000只鸡雏，在战犯中挑选人员组建养鸡班。在他们的精心照料下，小鸡的成活率很高，生长得很好。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养鸡过程中的感受写进了一首歌曲里，自编了《养鸡劳动歌》。
1953年春，战犯们在经过厨房劳动和养鸡劳动后，管理所基于各方面考虑，决定每天抽出一些时间让他们从事制瓦劳动。这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一种劳动，除了有任务和身体虚弱者外，大部分战犯都参与进来。在管理所的空地上用木头、竹竿和席子搭起了生产车间，购进了40台制瓦机，并配备了其他相关设备。生产开始后，由技术员先做示范，通过翻译将有关程序讲给战犯们听。刚开始生产时，产量不高，每台制瓦机每天大约只能生产50片。随着战犯们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逐渐提高到每天100片、200片，最后达到500多片。从参加制瓦劳动以来，战犯们厌食、挑食的没有了，剩饭的现象也少了，平时打不起精神的也没有了，每日进餐量明显增加。
参观访问
为了加速对日本战犯的改造进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公安部的工作部署，1956年战犯管理所组织战犯分几批到沈阳、哈尔滨、抚顺、上海、长春、鞍山、南京等地的工厂、矿山、农村、敬老院和幼儿园参观、学习。
在参观中，战犯们感触最深的就是东北发生的变化。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在伪满洲国担任过职务，在东北推行疯狂掠夺、屠杀政策，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在战犯们的印象中，东北仍然是落后、贫弱的地区。来到钢铁基地鞍山后，他们没有想到新中国竟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把一个烂摊子变成一个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钢铁企业。日本投降时，对鞍钢进行了毁灭性破坏，炸毁了高炉设备，烧毁了设备资料。战犯们又来到了长春，这里曾是当年伪满洲国的首都。在原日军100部队的炼人炉遗址前，日本战犯当场表示悔罪，并脱帽向死难者哀悼。在抚顺煤矿俱乐部，战犯们听当年“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控诉惨案的经过。1932年9月，日军出动200人对平顶山村的和平居民进行屠杀，有3000多人惨遭杀戮。面对幸存者的控诉，日本战犯悔恨交加，纷纷表示认罪。
通过参观，战犯们深刻地了解了当年日军给东北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在确凿的证据、证人面前，他们对于当年所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纷纷要求中国政府惩处自己，以偿还血债。那些受害者的控诉促进了日本战犯良心的觉醒。回国以后，在他们所撰写的回忆录中经常提到中国受害人的证词。同时，战犯们也被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所震撼，更加坚定了他们悔罪、认罪的决心。
理论学习
日本战犯从小接受法西斯主义教育，形成了其傲慢、顽固的价值观。在他们看来，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有权统治其他民族。因此，对其他民族的侵略和屠杀根本就算不上是犯罪，而是优等民族生存的一种手段罢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战犯中开展了深刻的学习活动，让他们在学习中逐步认识真理，弄清是非。
战犯管理所首先开展了法制教育，重点学习二战后国际法对于战俘战犯的有关规定，以及战胜国对于战犯的处置权限问题。为了进一步瓦解日本战犯的反动世界观，管理所先给他们分发了一批居留中国的日本人办的进步书刊，如《民主新闻》、《前进》等杂志，使战犯们的文化生活逐渐丰富起来。为了进一步调动下层士兵战犯的学习积极性，争取态度敷衍的战犯，孤立瓦解少数顽固战犯，管理所决定成立学习小组。学习小组带领广大战犯学习真理，明辨是非，对战犯的思想改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据统计，共有700多名战犯加入了学习小组。学习小组后来改称为学习委员会。
除了理论学习外，学习委员会还组织战犯开展小说、戏剧的创作。战犯们根据自己的经历，写出反映战争罪行的小说和剧本，并把这些小说、剧本搬到舞台上演出。台下的战犯也在演出中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台上台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日本战犯归国后的和平友好活动
日本战犯回国后，宣布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中归联在日本克服了右翼分子的威胁、恫吓，以及同乡、同学的指责，为反对战争、讨伐右翼势力和中日友好而奔走呼号。
讨伐军国主义
甲级战犯岸信介担任日本首相后，积极推行日美军事同盟，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投靠美国。对内，加强对民众的镇压，阻碍民主运动的发展；对外，承认蒋介石台湾政权“代表”中国，蔑视新中国的国家主权。作为美国的帮凶，孤立和包围新中国。在这种形势下，中归联联合其他进步团体，通过群众集会、发放传单的方式抗议岸信介的倒行逆施。
在中归联成员中，也有个别人在回国后受诱惑，颠倒是非，重新沦为右翼分子。对此，中归联为了维护队伍的纯洁，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中归联同右翼分子的斗争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同情或支持中归联的基本主张。同时，中归联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右翼分子的气焰，也纯洁了自身组织。
从1948年开始，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策划、煽动对日本历史教科书进行修改，美化侵略，篡改历史，蒙蔽广大青少年。面对右翼势力的倒行逆施，1982年，中归联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一方面通过刊物批判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行为，举行集会向文部省示威，另一方面以中归联的名义向文部大臣递送抗议书。同时，为了向日本人民更加真实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中归联许多成员出版了回忆录，深刻反省当时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促进中日友好
中归联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批判军国主义、维护中日友好的活动，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而不懈努力。中归联曾积极协助送还中国遇难劳工遗骨回中国，还对隐匿北海道深山14年的中国劳工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诸多帮助，并协助其回国。
1988年，中归联出资565万日元在抚顺建立纪念碑，碑名定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以中文和日文书写了碑文，表达了中归联成员深刻的反省和对中国宽大政策的感激之情。除此以外，中归联还促使中国抚顺和日本磐城结成友好城市，并出资1650万日元，在抚顺开办樱花饭店和投资合办企业，以实际行动支援抚顺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