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点即罗点点，是原解放军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的小女儿，近年来写了若干关于罗的回忆文字，发表于《当代》第四、五期的《点点记忆》则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一篇，因为它不仅仅是为父辈歌功颂德或叫屈鸣冤。
1、凄婉而野蛮的
夏日的北戴河，是新王侯们的乐园，"直到今天，我眼前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里。
但大海也不全是美丽：“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总是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因为她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象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做。”
２．"扩大"开会
决定罗瑞卿下台的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毛已着手"文革"的准备，为了换得林彪的支持，罗必须下台。点点这样解释这次会议：“６０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被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大火药桶，但它毕竟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权，代表国家政体的严肃大党。虽然这个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为组织原则毕竟还是写在它的章程里。所以毛泽东还是不得不召开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的上海会议，使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相信罗瑞卿反党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这回事。但这个会议谈不到有什么民主：１)事先知道会议内容的，只有毛、林、周三人，连刘少奇都不知道；２)被整的罗一到上海就被软禁，根本没有权利参加会议，更谈不上解释和声辩；３)以政治局名义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却是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唱主角，她在会上作了三次共约１０个小时的主题发言；４)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不以叶群的发言为真，却丝毫不妨碍会议通过毛、林事先定下的结论。”
毛泽东早就尝到过扩大开会的好处了。１９３１年４月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上，他反对项英等人将红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的主张，但只有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支持他。为此毛泽东建议扩大会议范围，让他指挥下的一些军事将领与会，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所以中共党史上，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扩大"会议。"扩大"使组织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与会者，以便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会议中去。有"扩大"就有"缩小"，"缩小"就是不通知本应到会的人，比如政治局会议可以不让与组织者意见相左的政治局委员与会，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领袖反倒可以参加中央全会，党代会选出来的正式中委却无法与会。这就强化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他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决定让谁参加会议，以收"一致通过"之效。
"开会"还有一个功能是逮捕人，罗瑞卿是一例，而罗本人也借开会之机逮捕过潘汉年；此后还有周恩来逮捕黄永胜等人，华国锋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开会的名义。后人也许难以设想当时一些高级领导人接到开会时的复杂心态：接不到通知显然是失宠；参加了会议也许永远就没有会议开了。据傅崇碧回忆，毛泽东去世后许世友就到医院提醒几个将军，不要到中央开会，"去了可能把你们抓起来，要你们的命。"
３．常委会的列席资格
罗瑞卿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照应，"四清"运动时，韶华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韶华坚持，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罗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会的资格了。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旭君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韶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罗瑞卿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几亿人命运的最高决策会议，在国人眼中是最神圣、也最神秘的会议，但决定罗列席不列席的，却是由毛泽东的儿媳下乡引起的。更奇怪的是，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罗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来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不正常。而改变毛泽东的印象的，不是什么组织原则、工作要求，也不是权威人士的说情或罗本人的解释，而是他的护士。毛泽东体制下的近侍影响力之大，此是(1)例。当然，吴旭君是个有判断力的人。１９７１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毛泽东用他特有的口吻对周恩来等人说："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旭君）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不是她说对了。"（２）这也许是毛泽东的幽默之词。但在１９７１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吴确实表现出她的审慎精明。４月６日，毛泽东已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中画了圈，“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晚上１１点多钟，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啊，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合啊，那总理和他都划了圈的，那可能就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这么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数，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３）这就有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
４．沦落下场原不同
建国后政治整肃不断，开国元勋和高层领导不断被打入囚牢，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整人者自己也被整，所以罗瑞卿和彭德怀被关在同一监狱，周扬与胡风一度处境相同，这使人们几乎谅解了罗、周的当年过火行动，但两种人的命运其实是不同的：“爸爸在１９７４年年初回到家里，我们一家团聚了。彭老总则在这一年１１月因肠癌不治，逝世在３０１医院１４病室的那间与爸爸同一个走廊的病房里。”
在党内生活尚有一点规范时，毛泽东整谁不整谁还有个影子、有点根据，比如：彭德怀在大跃进问题上确实想“操毛的娘”，人民要永远感谢彭德怀是真实的，但毛泽东永远不能饶恕彭也是真实的；但罗瑞卿从来以毛泽东的“大警卫员”自居，毛泽东对此也很清楚，但当时的政治格局需要打倒罗。对毛泽东来说，彭、罗是不同的，彭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对手，罗则是他和林彪结盟的代价，事过境迁后可以放他一马。
"文革"时天下大乱，几乎所有的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许多毛泽东的亲信。但即使在混乱的环境中，对"走资派"采取什么样的处罚方式，开几次批斗会，是留在北京还是赶到外省，到外省是在京广线上还是在偏僻之地，等等，毛泽东都是有严格区别和掌握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毛泽东辩证法最重要一条，叫做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多次"路线斗争"中，毛泽东手下的败将很多，但他们的下场很不相同。"文革"前被打倒的，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是万劫不复；而在"文革"中被炮轰的人，到７０年代中期，已有不少人官复原职。比如贺龙，１９５９年后贺曾是彭德怀专案组的组长，彭德怀的事情尚未了结，他自己也被捉了进去。但１９７５年毛泽东亲自下令为贺平反，却始终不会放过彭德怀。这也是周扬和胡风的区别。
５．郭沫若丧子
郭沫若文名远播，但1949年后在上层并不受到尊重。1960年他的《蔡文姬》上演，当场一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点点说：“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开玩笑还是小事。郭的二儿子郭世英，因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哲学小组讨论问题，经人告密后，由周恩来批准拘捕，文革中被打死；三儿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乐学院用家里的录音机欣赏西方音乐，同样有人告密，毛泽东下令“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民英在１９６７年自杀。告密者自是小人，但处理他们的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是与郭有多年私交的，何以都没有看在郭的面子上有所通融？也许觉得郭已没有多大用处了。４９年以前的党要求这位著名诗人向国民政府争民主要自由，４９年以后他的使命只是不断写作“应景诗”和“新华颂”歌颂党和领袖。一个颂诗人怎么能向被颂的政权要求什么权利？
政治从来不是抽象的。知名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的用处。１９５７年，北京人艺的最大难题是划不划焦菊隐为右派。“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这当然不是彭真个人的主意，１９５７年９月８日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中就规定，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这也就是从５７年到７６年这一极端恐怖的时期，中国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
１９４６年７月，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陶宅慰问，并取消了下午与司徒雷登的约会，向延安详细报告陶行知去世的情况。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出唁电，盛赞“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此后一段时间，中共精心策划了海内外一系列旨在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悼陶活动。但陶行知只有共产党与国民党较量的时期才有用，１９４９年之后，这颗“民主魂”已毫无利用价值。１９５１年批《武训传》时，舆论界翻脸不认５年前毛泽东对陶的颂扬，大量的文章，把陶拉来作为武训的陪斗，《人民教育》给陶定下四条罪状，判定所谓“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不过是徒有其名。批判者中当然少不了郭沫若。像郭沫若、陶行知之类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其价值只有在两派政治力量较量之时才能实现。可以设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后来的处境只有两种：一种是像郭沫若一样批武训、写检讨；一种是像梁漱溟那样被逐出社会政治生活，总之“民主魂”是不会再活下去了。
６．原则和纵欲
罗自杀（未遂）后，旨在批判他的"三月会议"停开了。“但是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他们说爸爸是自绝党自绝于人民，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个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们的行为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会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什么？”党内斗争的残酷性，非身临其境者不能领略。其源盖在“伟大领袖”，但毛泽东之所以能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是因为一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很欢迎这种残酷的斗争方式。１９４５年的"华北工作会议"和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罗不也是从迫害彭德怀的斗争中获得“纵欲后的满足”？权力和资源是有限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却是无限的，如此就需要不断的斗争，不断的重新分配，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在一切都取决于毛泽东个人意愿的氛围中，很多问题并非原则之分、主义之争，核心问题是权力转移，根本方法是博得毛泽东的欢心。所以几十年的“革命友谊”并不会使一些人在落井下石时犹豫一下。对普通人而言，党性原则无人情可言，但一小部分精于权力角逐的人却可以充分伸张自己的欲望，在风吹浪打中信步闲庭。被剥夺和被满足感同时完成。
７．乐园
成功的革命夺取了控制一切的权利，胜利者拥有了乐园，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就是保护革命的成果。作为一个集体，党内任何派别、任何个人对任何反党行为都严惩不贷，只有党拥有这个乐园，党内个人才可能分等级拥有自己的小乐园。毛泽东对此十分清楚。"九一三"事件后，点点去找时任中联部长的耿飚，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刚才见到的所有事情：内部电影，出入有专车，哨兵向汽车行礼，室内洁净温暖，空气清香，灯光柔和，甚至踩着脚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觉还留在我的十趾之间。这一切我们原来都熟悉，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没有特殊注意过，现在，这些久违的东西怎么使我如此不平静？我的心里一下子升上来非常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权力和地位在我的心里有了非常实际的意义。”
权力就是乐园。罗身占党政军１５个要职时，他享有既大又美丽的房子和院子，家里一大堆秘书、参谋、警卫员、管理员、司机、保育员、厨师等服务人员，“院子里还有齐刷刷五个漂亮年轻女人”。罗失去权力后，人去楼空，“妈妈开始自己做饭，剩下来的工作人员日益与我们为敌。”要是罗部长在位，借他们１００个胆也不敢。这还算客气的。陆定一与罗一起下台后，他的夫人严慰冰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８日上午在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增福堂被诱捕到一个秘密拘留所，“几个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几下子就把严慰冰从头到脚。剥得几乎‘暴露无遗’了，仅剩下三角裤衩、汗背心。……那个汉子又喝道：‘你还摆什么臭架子？现在就要打掉你的臭架子！'”
权力就是乐园，失去了权力，就失去了一切，包括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
“听说爹爹去世以后，康妈妈的日子总是过得冷清一些。”康妈妈即康克清，朱德的在与不在对康是大不一样的。嫁夫随夫，在党内斗争中，夫荣妻贵，夫损妻辱。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本人也是老红军，但张一倒，刘也尾随而去。１９６７年，康生派人要张闻天交代刘少奇在６１人出狱问题上的罪责，鉴于张此前说过这是他当时代表中央决定的，来人特别警告他：“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这种“株连术”令每个丈夫都要万分小心，进退得失关系到子孙后代、甚至一大堆亲朋故旧。贺龙出了事，二方面许多老将军都跟着倒霉；林彪倒台后，贺龙的夫人被接到北京，不久邓颖超前来探望，消息传出，二方面军的老将军当晚就喝了酒。
权力来自何处？理论上讲来自人民，但，不但人民，就是高级将领，也没有权决定罗为总参谋长的权力。刘亚楼告诉罗：“林彪说‘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
罗的权力来自林彪，更来自毛泽东。毛泽东可以让位极人臣的刘少奇、林彪死无葬身之地，也可以让写文章的秀才一步登天。谁敢不提起十二分精神侍候？
罗自杀前给妻子的遗书是：“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１９７７年恢复工作后的罗瑞卿在百务缠身的情况下，还担任了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委员会主任。无论在这个以革命为主题的世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对毛泽东的信任和爱戴从未动摇过，他始终是这个伟大天才革命家的忠实追随者。”但罗清醒了一些，１９７８年，他支持《解放军报》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他不认为毛泽东可以逃避历史的检验。这种情结可以见之于一大批老革命家。朱德长期受毛的冷遇，失意时种一点兰花都不被允许，但点点看望康克清时了解到：“原来这年的８月，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随后，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城头易帜，共产党失去政权，国家解体。康妈妈面对突然的事变十分痛心，每天要花大量时间读书看报，劳累过度，才发病住院。”如果社会主义都要被否定，这些从死人堆中爬起、在残酷清洗中幸存下来的革命家的一生还有什么意义？连点点也认为：“无论我和我的一家在'文革'中经历了什么，我们和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血肉相联的。”党的力量在于，无论怎样严重的内斗都不会妨碍他们一致对外。“但是我还是感到一种虚无，因为我最怕认认真真地做一件事情，那结果却只是一个错误，或者叫做误会。”罗瑞卿是忠心为党、忠心为毛泽东的，但却被一脚踢开。他本人可以不计较，但在标榜绝对的理想主义和革命原则的党内，却闹出文革这样的悲喜剧，这种理想与原则的可信性就大可怀疑了。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从来不允许对党有半个不字，对革命之外的任何东西都坚决否定，那么结局是两种，一种恶梦醒来，认定一切都是虚伪，世上本无所谓理想与原则，从而导向犬儒主义、享乐主义，这在一些老干部及其子女的身上已经表现出来；再一种是继续非理智、非反省地坚持原来的价值信念。谁又能说哪种更好？
1、凄婉而野蛮的
夏日的北戴河，是新王侯们的乐园，"直到今天，我眼前仍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列开向大海的火车，风把头发吹到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里。
但大海也不全是美丽：“还有一个瘦小黧黑的姑娘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她姓陈，她的叔叔是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她总是到我们浴场来是因为她当时正和在我们浴场里出入的某男（姑且叫他杨大哥）谈恋爱。我之所以对她印象深刻，似乎因为她眼睛里有一种特殊的神情，那是一种非同寻常的胆怯、自卑和哀怨。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了这个凄婉的故事。原来，陈姑娘的叔叔是个劣迹累累的无耻之徒，侄女在他家不仅受够了寄人篱下的苦处，竟然还被他很早夺去了贞操。杨大哥知道真象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做。”
２．"扩大"开会
决定罗瑞卿下台的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毛已着手"文革"的准备，为了换得林彪的支持，罗必须下台。点点这样解释这次会议：“６０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被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弄成了一个阶级斗争的大火药桶，但它毕竟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权，代表国家政体的严肃大党。虽然这个党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毛泽东的一言堂，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作为组织原则毕竟还是写在它的章程里。所以毛泽东还是不得不召开１９６５年１２月８日的上海会议，使党的其他主要领导人相信罗瑞卿反党反林彪反对突出政治这回事。但这个会议谈不到有什么民主：１)事先知道会议内容的，只有毛、林、周三人，连刘少奇都不知道；２)被整的罗一到上海就被软禁，根本没有权利参加会议，更谈不上解释和声辩；３)以政治局名义召开的会议，实际上却是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叶群唱主角，她在会上作了三次共约１０个小时的主题发言；４)尽管刘少奇、邓小平等人都不以叶群的发言为真，却丝毫不妨碍会议通过毛、林事先定下的结论。”
毛泽东早就尝到过扩大开会的好处了。１９３１年４月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上，他反对项英等人将红军转移到根据地以外的主张，但只有朱德、谭震林等少数人支持他。为此毛泽东建议扩大会议范围，让他指挥下的一些军事将领与会，使自己由少数变成多数。所以中共党史上，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扩大"会议。"扩大"使组织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确定与会者，以便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会议中去。有"扩大"就有"缩小"，"缩小"就是不通知本应到会的人，比如政治局会议可以不让与组织者意见相左的政治局委员与会，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领袖反倒可以参加中央全会，党代会选出来的正式中委却无法与会。这就强化了毛泽东的个人独裁，他可以根据需要自由决定让谁参加会议，以收"一致通过"之效。
"开会"还有一个功能是逮捕人，罗瑞卿是一例，而罗本人也借开会之机逮捕过潘汉年；此后还有周恩来逮捕黄永胜等人，华国锋逮捕王洪文等人，都是用开会的名义。后人也许难以设想当时一些高级领导人接到开会时的复杂心态：接不到通知显然是失宠；参加了会议也许永远就没有会议开了。据傅崇碧回忆，毛泽东去世后许世友就到医院提醒几个将军，不要到中央开会，"去了可能把你们抓起来，要你们的命。"
３．常委会的列席资格
罗瑞卿曾是政治局常委会的列席者，这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荣誉。但有一阵不让他列席了。原因是毛岸青夫妇的生活一直是由罗照应，"四清"运动时，韶华为了锻炼而到农村搞四清，罗知道岸青要人照顾，就劝她不要去，后来韶华坚持，罗考虑再三将她安排在离北京很近的地方，一旦有事可以马上回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事很不高兴，罗也就被取消列席常委会的资格了。过了一段时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吴旭君护士长对毛泽东说，韶华去四清是她自己提出来的，根本不是罗总长要求她去的。这才解开了毛泽东的疙瘩。罗瑞卿又能去列席常委会了。
政治局常委会是决定几亿人命运的最高决策会议，在国人眼中是最神圣、也最神秘的会议，但决定罗列席不列席的，却是由毛泽东的儿媳下乡引起的。更奇怪的是，当时一位知道内情的老同志来给罗打招呼：罗总长啊，知不知道常委会为什么没要你来啊？这老同志肯定是知道的，其他常委想来也会知道，但没有谁觉得不正常。而改变毛泽东的印象的，不是什么组织原则、工作要求，也不是权威人士的说情或罗本人的解释，而是他的护士。毛泽东体制下的近侍影响力之大，此是(1)例。当然，吴旭君是个有判断力的人。１９７１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后，毛泽东用他特有的口吻对周恩来等人说："对联合国，我的护士长（吴旭君）是专家。她对阿尔巴尼亚那些国家的提案有研究。这些日子她常对我说：联合国能通过；我说，通不过；她说：能；我说：不能。你们看，还不是她说对了。"（２）这也许是毛泽东的幽默之词。但在１９７１年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时，吴确实表现出她的审慎精明。４月６日，毛泽东已在外交部和国家体委关于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中画了圈，“主席让我看完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办完这件事后我觉得主席有心事。晚上１１点多钟，他突然间说话了，嘟嘟囔囔的，听不清说什么。听了半天，我才听出来，他要我去给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当时王海容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他说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的天啊，我一听这话当时就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文件正好相反，如果按他现在说的去办，那跟文件精神不符合啊，那总理和他都划了圈的，那可能就会办错了。再有，主席曾经跟我交代过，他说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那么现在跟我交待的这件事就是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讲的，那算不算数呢？……我得想一个办法来证实主席现在到底是清醒还是不清醒。用什么办法呢？我想那就是我得让他主动讲话。过了一会儿，主席勉强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怎么还坐在那儿吃呀？我叫你办的事怎么不去办呢？我想这下可对了，主席可说话了。我就很大声地问他，我说：主席，你刚才都跟我说了什么啦？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跟我说一遍。不错，他又断断续续一个字一个字地，慢吞吞地又把刚才交待的事重新说了一遍。我就反问了一句，我说，‘你现在吃了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主席就这么向我这么挥了一下手，说：“算数，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３）这就有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
４．沦落下场原不同
建国后政治整肃不断，开国元勋和高层领导不断被打入囚牢，最具讽刺意义的是整人者自己也被整，所以罗瑞卿和彭德怀被关在同一监狱，周扬与胡风一度处境相同，这使人们几乎谅解了罗、周的当年过火行动，但两种人的命运其实是不同的：“爸爸在１９７４年年初回到家里，我们一家团聚了。彭老总则在这一年１１月因肠癌不治，逝世在３０１医院１４病室的那间与爸爸同一个走廊的病房里。”
在党内生活尚有一点规范时，毛泽东整谁不整谁还有个影子、有点根据，比如：彭德怀在大跃进问题上确实想“操毛的娘”，人民要永远感谢彭德怀是真实的，但毛泽东永远不能饶恕彭也是真实的；但罗瑞卿从来以毛泽东的“大警卫员”自居，毛泽东对此也很清楚，但当时的政治格局需要打倒罗。对毛泽东来说，彭、罗是不同的，彭是永世不得翻身的对手，罗则是他和林彪结盟的代价，事过境迁后可以放他一马。
"文革"时天下大乱，几乎所有的高官都被打倒，包括许多毛泽东的亲信。但即使在混乱的环境中，对"走资派"采取什么样的处罚方式，开几次批斗会，是留在北京还是赶到外省，到外省是在京广线上还是在偏僻之地，等等，毛泽东都是有严格区别和掌握的。这就是邓小平说的：“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毛泽东辩证法最重要一条，叫做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多次"路线斗争"中，毛泽东手下的败将很多，但他们的下场很不相同。"文革"前被打倒的，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是万劫不复；而在"文革"中被炮轰的人，到７０年代中期，已有不少人官复原职。比如贺龙，１９５９年后贺曾是彭德怀专案组的组长，彭德怀的事情尚未了结，他自己也被捉了进去。但１９７５年毛泽东亲自下令为贺平反，却始终不会放过彭德怀。这也是周扬和胡风的区别。
５．郭沫若丧子
郭沫若文名远播，但1949年后在上层并不受到尊重。1960年他的《蔡文姬》上演，当场一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点点说：“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开玩笑还是小事。郭的二儿子郭世英，因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哲学小组讨论问题，经人告密后，由周恩来批准拘捕，文革中被打死；三儿子郭民英，因在中央音乐学院用家里的录音机欣赏西方音乐，同样有人告密，毛泽东下令“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民英在１９６７年自杀。告密者自是小人，但处理他们的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是与郭有多年私交的，何以都没有看在郭的面子上有所通融？也许觉得郭已没有多大用处了。４９年以前的党要求这位著名诗人向国民政府争民主要自由，４９年以后他的使命只是不断写作“应景诗”和“新华颂”歌颂党和领袖。一个颂诗人怎么能向被颂的政权要求什么权利？
政治从来不是抽象的。知名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取决于他的用处。１９５７年，北京人艺的最大难题是划不划焦菊隐为右派。“北京市委宣传部、统战部几次专门研究，拿不出方案，最后彭真发话：你们认为焦今后在人艺有没有用？如果有用，就保护过关；如果没用，就划为右派。”这当然不是彭真个人的主意，１９５７年９月８日中央《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中就规定，对有较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这也就是从５７年到７６年这一极端恐怖的时期，中国仍然有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活人如此，死人也不例外。
１９４６年７月，知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陶宅慰问，并取消了下午与司徒雷登的约会，向延安详细报告陶行知去世的情况。毛泽东、朱德立即发出唁电，盛赞“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此后一段时间，中共精心策划了海内外一系列旨在向国民党要民主的悼陶活动。但陶行知只有共产党与国民党较量的时期才有用，１９４９年之后，这颗“民主魂”已毫无利用价值。１９５１年批《武训传》时，舆论界翻脸不认５年前毛泽东对陶的颂扬，大量的文章，把陶拉来作为武训的陪斗，《人民教育》给陶定下四条罪状，判定所谓“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不过是徒有其名。批判者中当然少不了郭沫若。像郭沫若、陶行知之类的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其价值只有在两派政治力量较量之时才能实现。可以设想，如果陶行知晚死，后来的处境只有两种：一种是像郭沫若一样批武训、写检讨；一种是像梁漱溟那样被逐出社会政治生活，总之“民主魂”是不会再活下去了。
６．原则和纵欲
罗自杀（未遂）后，旨在批判他的"三月会议"停开了。“但是参加会议的人余兴未尽，余怒未消，他们说爸爸是自绝党自绝于人民，他们用最难听的话说爸爸，说：“罗长子跳了个冰棍”，也有人不说难听话，他们诗意大发。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参加三月会议的许多人不愧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们的行为对中国革命以后的进程，尤其是粉碎"四人帮"的行动，都起到无可替代的伟大作用。但是，当年三月会议后，被我体察到的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会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什么？”党内斗争的残酷性，非身临其境者不能领略。其源盖在“伟大领袖”，但毛泽东之所以能为所欲为、肆无忌惮，是因为一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很欢迎这种残酷的斗争方式。１９４５年的"华北工作会议"和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罗不也是从迫害彭德怀的斗争中获得“纵欲后的满足”？权力和资源是有限的，权力欲与占有欲却是无限的，如此就需要不断的斗争，不断的重新分配，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在一切都取决于毛泽东个人意愿的氛围中，很多问题并非原则之分、主义之争，核心问题是权力转移，根本方法是博得毛泽东的欢心。所以几十年的“革命友谊”并不会使一些人在落井下石时犹豫一下。对普通人而言，党性原则无人情可言，但一小部分精于权力角逐的人却可以充分伸张自己的欲望，在风吹浪打中信步闲庭。被剥夺和被满足感同时完成。
７．乐园
成功的革命夺取了控制一切的权利，胜利者拥有了乐园，他们压倒一切的使命就是保护革命的成果。作为一个集体，党内任何派别、任何个人对任何反党行为都严惩不贷，只有党拥有这个乐园，党内个人才可能分等级拥有自己的小乐园。毛泽东对此十分清楚。"九一三"事件后，点点去找时任中联部长的耿飚，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刚才见到的所有事情：内部电影，出入有专车，哨兵向汽车行礼，室内洁净温暖，空气清香，灯光柔和，甚至踩着脚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觉还留在我的十趾之间。这一切我们原来都熟悉，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没有特殊注意过，现在，这些久违的东西怎么使我如此不平静？我的心里一下子升上来非常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权力和地位在我的心里有了非常实际的意义。”
权力就是乐园。罗身占党政军１５个要职时，他享有既大又美丽的房子和院子，家里一大堆秘书、参谋、警卫员、管理员、司机、保育员、厨师等服务人员，“院子里还有齐刷刷五个漂亮年轻女人”。罗失去权力后，人去楼空，“妈妈开始自己做饭，剩下来的工作人员日益与我们为敌。”要是罗部长在位，借他们１００个胆也不敢。这还算客气的。陆定一与罗一起下台后，他的夫人严慰冰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８日上午在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增福堂被诱捕到一个秘密拘留所，“几个人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几下子就把严慰冰从头到脚。剥得几乎‘暴露无遗’了，仅剩下三角裤衩、汗背心。……那个汉子又喝道：‘你还摆什么臭架子？现在就要打掉你的臭架子！'”
权力就是乐园，失去了权力，就失去了一切，包括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
“听说爹爹去世以后，康妈妈的日子总是过得冷清一些。”康妈妈即康克清，朱德的在与不在对康是大不一样的。嫁夫随夫，在党内斗争中，夫荣妻贵，夫损妻辱。张闻天的妻子刘英本人也是老红军，但张一倒，刘也尾随而去。１９６７年，康生派人要张闻天交代刘少奇在６１人出狱问题上的罪责，鉴于张此前说过这是他当时代表中央决定的，来人特别警告他：“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这种“株连术”令每个丈夫都要万分小心，进退得失关系到子孙后代、甚至一大堆亲朋故旧。贺龙出了事，二方面许多老将军都跟着倒霉；林彪倒台后，贺龙的夫人被接到北京，不久邓颖超前来探望，消息传出，二方面军的老将军当晚就喝了酒。
权力来自何处？理论上讲来自人民，但，不但人民，就是高级将领，也没有权决定罗为总参谋长的权力。刘亚楼告诉罗：“林彪说‘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
罗的权力来自林彪，更来自毛泽东。毛泽东可以让位极人臣的刘少奇、林彪死无葬身之地，也可以让写文章的秀才一步登天。谁敢不提起十二分精神侍候？
罗自杀前给妻子的遗书是：“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１９７７年恢复工作后的罗瑞卿在百务缠身的情况下，还担任了毛泽东纪念堂管理委员会主任。无论在这个以革命为主题的世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爸爸对毛泽东的信任和爱戴从未动摇过，他始终是这个伟大天才革命家的忠实追随者。”但罗清醒了一些，１９７８年，他支持《解放军报》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他不认为毛泽东可以逃避历史的检验。这种情结可以见之于一大批老革命家。朱德长期受毛的冷遇，失意时种一点兰花都不被允许，但点点看望康克清时了解到：“原来这年的８月，苏联发生了"八一九"事件。随后，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城头易帜，共产党失去政权，国家解体。康妈妈面对突然的事变十分痛心，每天要花大量时间读书看报，劳累过度，才发病住院。”如果社会主义都要被否定，这些从死人堆中爬起、在残酷清洗中幸存下来的革命家的一生还有什么意义？连点点也认为：“无论我和我的一家在'文革'中经历了什么，我们和这些东西实际上是血肉相联的。”党的力量在于，无论怎样严重的内斗都不会妨碍他们一致对外。“但是我还是感到一种虚无，因为我最怕认认真真地做一件事情，那结果却只是一个错误，或者叫做误会。”罗瑞卿是忠心为党、忠心为毛泽东的，但却被一脚踢开。他本人可以不计较，但在标榜绝对的理想主义和革命原则的党内，却闹出文革这样的悲喜剧，这种理想与原则的可信性就大可怀疑了。由于长期以来的教育从来不允许对党有半个不字，对革命之外的任何东西都坚决否定，那么结局是两种，一种恶梦醒来，认定一切都是虚伪，世上本无所谓理想与原则，从而导向犬儒主义、享乐主义，这在一些老干部及其子女的身上已经表现出来；再一种是继续非理智、非反省地坚持原来的价值信念。谁又能说哪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