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社论 作者 申文
6月7日-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安嫩伯格庄园举行了无领带式“庄园会谈”,就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沟通。这次会晤体现出两大特征:一是习近平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到三个月,奥巴马就急切希望会晤,并实现了中美政府换届后两国元首的最快会面,显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中美合作的紧迫性今非昔比;二是习近平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可能为未来十年,甚至21世纪的中美关系设定基调和方向。所以,习奥会被视为一次战略性和历史性会晤。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也有过不同的定位。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结束长达20年的隔绝和敌对状态;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随即访美,揭开了两国关系新篇章;1997年,江泽民访美,确立了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时表明“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成为关于中美关系的最新表述。在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全面执政之后,有关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不绝如缕,并在本次习奥会中成为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
提倡一种外交概念或许不难,但如何让“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从模糊的意念落实为双方都认可的明确共识,如何厘定“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如何确立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实现步骤,即路线图,如何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彰显“新型大国关系”的诚意和成果,这些都需要下功夫做工作,不能停留在口头,更需要具体行动去落实去证明。对于世界来说,“新型大国关系”值得期待;对于中美来说,“新型大国关系”则是挑战。从这个意义上看,习奥会如何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让人拭目以待。
在奥巴马第一任执政期间,美国曾经试探性地抛出了G2“中美共治”的概念,但中国方面没有接茬。最近,随着习近平顺利接班,他在2012年2月访美时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在中国受到热议,同时在重要的外交场合频频亮相,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似有水到渠成之势。不过,奥巴马在“庄园会谈”讲话并未直接提及,而是以“中美新型合作模式”替代之。中美究竟以什么样的概念来描述和定位21世纪的中美关系,看来仍在摸索和折冲之中。显然,中美需要一个共识,世界期待这个共识。
中美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究竟为何?这是最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国家关系非常复杂,特别在大国之间,或合作中有对抗,或对抗中有合作,但关系基调无非是合作与对抗两种;在合作或对抗的背后,或以理念为基础,或以利益做牵引,此外无他。
在中国已经崛起与美国并列为世界两强的21世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是建立互信、回避冲突,还是热衷“来而不往非礼也”地展示肌肉、互相威慑;究竟是满足于在经济上的利益互补、合作共赢,还是应该建立更广泛的政治合作、外交合作、安全合作;究竟是死守意识形态底线,刻意维护本国的切身利益,锱铢必较,寸土必争,还是放眼世界,在解决伊朗问题、朝鲜问题、区域纷争,乃至全球气候问题、能源问题、拓展人类生存新空间方面携手合作,而不是互相拆台;究竟是着眼于中美关系现实,中国急于对应美国重返亚太、美国时刻警惕中国进入美洲后花园,还是向先贤学习放开胸怀,以战略性决策来规划中美关系的未来50年,甚至100年——这些都是“新型大国关系”无法回避的必要内涵,足够中美深思和探讨。
中国已经提出了“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早些时候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指出,“希望双方不断充实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这些建议和呼吁是否获得美方的积极响应和正面回应,中方是否有具体行动来诠释和支持以上倡议,引发世人兴趣,让人充满期待。
中美厘定“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涉及面广泛而深入,是一项艰巨的外交和学术工作,而如何经营“新型大国关系”,如何建立明确的、切实有效的路线图,更考验着中美的政治诚意、历史智慧、国际责任、执政能力。事实上,有了实行路线图,也未必能够达成百分百的目标;那么,没有实行路线图,“新型大国关系”只能留于清谈和空谈,值得重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在本次“习奥会”重点讨论的几大议题,诸如中美关系、经济和军事合作、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等,包括朝核问题、亚洲稳定、两军关系、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方面,中美需要以诚意和魄力来展示“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和成效,哪怕只有一两个突破口也成,毕竟世界需要看到希望、获得信心。
的确,有外媒已经切中肯綮地指出:如果想让21世纪比20世纪更和平,中美必须学会更好合作。
6月7日-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安嫩伯格庄园举行了无领带式“庄园会谈”,就两国关系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沟通。这次会晤体现出两大特征:一是习近平就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到三个月,奥巴马就急切希望会晤,并实现了中美政府换届后两国元首的最快会面,显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中美合作的紧迫性今非昔比;二是习近平提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可能为未来十年,甚至21世纪的中美关系设定基调和方向。所以,习奥会被视为一次战略性和历史性会晤。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也有过不同的定位。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结束长达20年的隔绝和敌对状态;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邓小平随即访美,揭开了两国关系新篇章;1997年,江泽民访美,确立了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2011年1月,胡锦涛访美时表明“中美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成为关于中美关系的最新表述。在第五代领导人习近平全面执政之后,有关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不绝如缕,并在本次习奥会中成为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
提倡一种外交概念或许不难,但如何让“新型大国关系”概念从模糊的意念落实为双方都认可的明确共识,如何厘定“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如何确立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实现步骤,即路线图,如何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彰显“新型大国关系”的诚意和成果,这些都需要下功夫做工作,不能停留在口头,更需要具体行动去落实去证明。对于世界来说,“新型大国关系”值得期待;对于中美来说,“新型大国关系”则是挑战。从这个意义上看,习奥会如何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让人拭目以待。
在奥巴马第一任执政期间,美国曾经试探性地抛出了G2“中美共治”的概念,但中国方面没有接茬。最近,随着习近平顺利接班,他在2012年2月访美时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在中国受到热议,同时在重要的外交场合频频亮相,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似有水到渠成之势。不过,奥巴马在“庄园会谈”讲话并未直接提及,而是以“中美新型合作模式”替代之。中美究竟以什么样的概念来描述和定位21世纪的中美关系,看来仍在摸索和折冲之中。显然,中美需要一个共识,世界期待这个共识。
中美构筑“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究竟为何?这是最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国家关系非常复杂,特别在大国之间,或合作中有对抗,或对抗中有合作,但关系基调无非是合作与对抗两种;在合作或对抗的背后,或以理念为基础,或以利益做牵引,此外无他。
在中国已经崛起与美国并列为世界两强的21世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是建立互信、回避冲突,还是热衷“来而不往非礼也”地展示肌肉、互相威慑;究竟是满足于在经济上的利益互补、合作共赢,还是应该建立更广泛的政治合作、外交合作、安全合作;究竟是死守意识形态底线,刻意维护本国的切身利益,锱铢必较,寸土必争,还是放眼世界,在解决伊朗问题、朝鲜问题、区域纷争,乃至全球气候问题、能源问题、拓展人类生存新空间方面携手合作,而不是互相拆台;究竟是着眼于中美关系现实,中国急于对应美国重返亚太、美国时刻警惕中国进入美洲后花园,还是向先贤学习放开胸怀,以战略性决策来规划中美关系的未来50年,甚至100年——这些都是“新型大国关系”无法回避的必要内涵,足够中美深思和探讨。
中国已经提出了“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早些时候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指出,“希望双方不断充实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这些建议和呼吁是否获得美方的积极响应和正面回应,中方是否有具体行动来诠释和支持以上倡议,引发世人兴趣,让人充满期待。
中美厘定“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涉及面广泛而深入,是一项艰巨的外交和学术工作,而如何经营“新型大国关系”,如何建立明确的、切实有效的路线图,更考验着中美的政治诚意、历史智慧、国际责任、执政能力。事实上,有了实行路线图,也未必能够达成百分百的目标;那么,没有实行路线图,“新型大国关系”只能留于清谈和空谈,值得重视。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在本次“习奥会”重点讨论的几大议题,诸如中美关系、经济和军事合作、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等,包括朝核问题、亚洲稳定、两军关系、气候变化、网络安全方面,中美需要以诚意和魄力来展示“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和成效,哪怕只有一两个突破口也成,毕竟世界需要看到希望、获得信心。
的确,有外媒已经切中肯綮地指出:如果想让21世纪比20世纪更和平,中美必须学会更好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