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讯(记者 张石)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中国作家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委员会赞扬莫言“将魔幻现实 主义与民俗小说、历史与当代完美融合。”莫言获奖，不仅使中国文学在世界上拥有了全新话语权，也将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事业的开放与进步。
一、莫言:土腥与血腥中的人性美
莫 言生于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1980年 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深受辣妹魔幻现实主义影响。
莫言的故乡“高 密东北乡”，几乎是他所有作品的舞台。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他展开了不为历史所记载，或者是历史所不屑记载的中华民族的生活史、心灵史、繁衍史与梦幻史， 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高粱—黑土”系列，类似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的文学地理世界。莫言以“我爷爷、我奶奶”为叙事导语， 借鉴了马尔克斯从未来的角度回忆过去的新颖倒叙手法，使他在现实与超界、心灵与鬼魂、严肃与荒诞中展示了主观与客观两镜相入的立体的史诗的世界，他在原始 生态与文明的边缘层中，发掘出残酷而生猛的真实，让这些血腥而土腥的真实在他那挽歌般凄美的笔调中凝结成厚重而浓郁的人性美和文学美。
在中国文学中，善于叙事的作家很多，而善于做精微、准确描写的作家并不多见。莫言的描写技巧堪称一流，他经常用险峻而生动的比喻使刹那间的微妙感觉定格在最恰当的瞬间，准确地给予形象、特征、情绪以最适当的形状、色彩和声音，让流动的生活流和意识流留下一个彩色的底片。
莫 言声名鹊起在上世纪80--90年代，那一段时间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黄金期，同时期的贾平凹、马原、苏童、余华、刘震云等，都是当今中国小说的中坚力 量。莫言的获奖，在于他对其所叙述的世界的苦恋与坚持，无论世界已经变得如何灯红酒绿，高密河崖的高粱花仍在他包含泥土气息的笔端飘洒；无论商品经济的大 潮造就了多少大亨，他仍在刻苦磨练那支墨水秃笔，让它在自己笨拙的身姿中力透纸背。
莫言从1981年开始发表了《枯河》、《秋水》、《民 间音乐》等作品以来，坚持创作活动31年，作品数量蔚为壮观，迄今为止发表了80多篇短篇小说、30部中篇小说、11部长篇小说。此外，他还出版过5部散 文集、1套3卷本散文全集，创作过9部影视文学剧本及两部话剧作品。他的创作成就已经获得过国内外诸多文学奖项，其中重要的有：1987年全国中篇小说 奖、1988年台湾联合文学奖、1996年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2001年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4年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 就奖、法国“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第十三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日本第十七届福冈亚洲文化奖、2008年香港浸会大学世界 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2011年因长篇小说《蛙》获第8届茅盾文学奖。
二、为中国新文学创造世界性话语权
莫言是第一个得到中国官方媒体正面回应的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中国各大媒体连同国家领导人，都对莫言表示祝贺之意。
《人民日报》国内版评论说：“一个有传统和国际影响的文学奖项，让他片刻成为世界目光的焦点，可以想象莫言的激动心情，恭喜莫言！” 中国中央电视台在19点《新闻联播》中插播了莫言获奖的消息，这是在《新闻联播》中极其罕见的做法。
《南 方都市报》等地区性报章则跨版进行详细报道。《环球时报》的双语社评说：“此前达赖、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两个奖传达过来的不友好甚至敌意十分清晰。 旅法华人高行健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在此之前大多数中国人都没听说过他……普通中国人一般把他的获奖往政治上联想，认为是作品的政治倾向吸引了瑞 典文学院的目光。”
不过在海外，许多海外舆论对莫言获奖也提出了异议。
《星岛日报》报道说：“独立作家批评，中国作家协会钳制内地作家的写作自由，莫言作为作协副主席，其得奖显得十分讽刺。”
英文《南华早报》说：“（批评者）把给莫言颁奖的意外决定，视为诺奖委员会脱离了肯定那些集中体现自由意志、理想主义和人道关怀作家的传统。”
《德国之声》非议莫言“没有作家的良知”:“身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莫言，广受诟病的行为之一，是应出版社邀请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被认为是六十多年来中国文化艺术遭受政治压制和迫害的源头。”
“2008年刘晓波因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而被捕，随后被判刑11年，至今仍在狱中。学者崔卫平对文化界人士进行电话访问，莫言表示不方便谈，再一次广受质疑。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接受采访时认为，莫言的回答很显然是一种自我审查。”
但 是莫言获奖，说明了世界正把中国的“政治话语权”和“文学话语权”分开。文学来源于比现存政治制度与政治话语更远久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它有时可能涵盖政治，有时可能远离政治，但是它不能离开的是生存、生命与美。文学家可能是怯弱的，但是怯弱不是他的缺点，也许正是纤细而敏感的心灵的外 化。因此，不能要求文学家是一个英雄，不能要求曹雪芹的《红楼梦》像辛亥革命那样去颠覆清朝、要求川端康成的《雪国》像盟军的飞机大炮那样反法西斯。
显然，文学代表了另一种话语权，是作家所代表的民族的另一种倾诉。这种倾诉打动了抱有西方价值观的评选委员们，他们授予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也肯定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反过来必定会促进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开放。
三、莫言与日本的文学缘分
莫言最初是以张艺谋导演拍摄的电影《红高粱》的原作者身份在日本为人所知的。该电影夺得1988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莫言因之在日本声名鹊起。
最早将莫言介绍到日本的是井口晃，他翻译了《红高粱》（1989年）和《红高粱（续）》（1990年），均被收入日本最早的“新时期文学”集大成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系列（德间书店）。
1991 年日本还出版了藤井省三、长堀佑造翻译的《来自中国农村——莫言短篇集》（宝岛社），里面收录了包括《秋水》、《枯河》在内的早期作品。1992年出版了 藤井省三翻译的小说集《怀抱鲜花的女人》（JICC出版局），里边收录了《透明的红萝卜》、《苍蝇·门牙》等早、中期作品。
1999年 开始，日本出版了由吉田富夫翻译的多种莫言作品，如《丰乳肥臀》（1999，平凡社）、《至福时刻—莫言中短篇选集》（平凡社，2002，收录《红蝗》等 4篇）、《檀香刑》（中央公论新社，2003）、《白狗秋千架—莫言自选短篇集》（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4，收有早期作品14篇）、《四十一炮》 （2006，中央公论社）等等。
2004年年12月25日—2005年1月5日，莫言在日本北海道展开了文学之旅。此行是受日本札幌市政府的邀请，由旅日作家毛丹青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共同策划的一次中国作家的北海道文学之旅，实现了莫言多年以来欲到北海道考察的愿望。
从北海道最南端的襟裳岬，到刘连仁生还地当别町，从阿寒湖到肯塔基牧场，莫言此行贯穿北海道南北。
在 二战中被强掳至北海道强制劳动的刘连仁，与莫言同是山东高密出身。刘连仁曾在北海道逃至山间，与世隔绝，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在山中度过了13年的逃亡生 活。刘连仁虽已去世，但他的儿子刘焕新当时正与日本政府及强掳的日本企业打官司，希望为父亲讨回公道。莫言走访了刘连仁被发现的石狩管区内的当别町，他觉 得刘连仁孤独地在山中生活13年的生命力对他特别有感召力。莫言还看望了当年救助刘连仁的日本乡民。当年参与救助的5人中已经有3人逝去，他们对莫言说要 把刘连仁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说日本人过去干了许多坏事，很对不起中国人。莫言很受感动，他觉得战争是政治家们操办的事，却使普通人的命运发生巨大的变 化，战争就是这样让不相干的人相聚到一起。好的小说就是要触及人的命运，写人面对每一只野兽、每一粒冰雹、每一片森林的境遇。
莫言 说，最初的北海道印象是从电影《追捕》中得到的，《追捕》中的演员中野良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之后看到的日本演员很多，有的也许更漂亮，但是中野良 子的美在他的心中是不可动摇的。他也说，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狐狸长大后，父母要把它们赶出家门，这对人类的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也有 一定的启示。
碰巧的是，他在北海道的雪野中遇到了一只狐狸。以前，在他的印象中，狐狸是非常神秘的，但是这只狐狸一直向他跑来，当他喂这只狐狸食物时，狐狸很着急，还把他的手咬了一下。莫言幽默地说：这只狐狸好像在对我说：我们是朋友，别跟我来这一套，快把吃的给我吧！
莫言说，通过这次北海道旅行，我感到狐狸已经没有那么神秘了。
一、莫言:土腥与血腥中的人性美
莫 言生于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1980年 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深受辣妹魔幻现实主义影响。
莫言的故乡“高 密东北乡”，几乎是他所有作品的舞台。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他展开了不为历史所记载，或者是历史所不屑记载的中华民族的生活史、心灵史、繁衍史与梦幻史， 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高粱—黑土”系列，类似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的文学地理世界。莫言以“我爷爷、我奶奶”为叙事导语， 借鉴了马尔克斯从未来的角度回忆过去的新颖倒叙手法，使他在现实与超界、心灵与鬼魂、严肃与荒诞中展示了主观与客观两镜相入的立体的史诗的世界，他在原始 生态与文明的边缘层中，发掘出残酷而生猛的真实，让这些血腥而土腥的真实在他那挽歌般凄美的笔调中凝结成厚重而浓郁的人性美和文学美。
在中国文学中，善于叙事的作家很多，而善于做精微、准确描写的作家并不多见。莫言的描写技巧堪称一流，他经常用险峻而生动的比喻使刹那间的微妙感觉定格在最恰当的瞬间，准确地给予形象、特征、情绪以最适当的形状、色彩和声音，让流动的生活流和意识流留下一个彩色的底片。
莫 言声名鹊起在上世纪80--90年代，那一段时间是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黄金期，同时期的贾平凹、马原、苏童、余华、刘震云等，都是当今中国小说的中坚力 量。莫言的获奖，在于他对其所叙述的世界的苦恋与坚持，无论世界已经变得如何灯红酒绿，高密河崖的高粱花仍在他包含泥土气息的笔端飘洒；无论商品经济的大 潮造就了多少大亨，他仍在刻苦磨练那支墨水秃笔，让它在自己笨拙的身姿中力透纸背。
莫言从1981年开始发表了《枯河》、《秋水》、《民 间音乐》等作品以来，坚持创作活动31年，作品数量蔚为壮观，迄今为止发表了80多篇短篇小说、30部中篇小说、11部长篇小说。此外，他还出版过5部散 文集、1套3卷本散文全集，创作过9部影视文学剧本及两部话剧作品。他的创作成就已经获得过国内外诸多文学奖项，其中重要的有：1987年全国中篇小说 奖、1988年台湾联合文学奖、1996年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2001年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4年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 就奖、法国“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第十三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日本第十七届福冈亚洲文化奖、2008年香港浸会大学世界 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2011年因长篇小说《蛙》获第8届茅盾文学奖。
二、为中国新文学创造世界性话语权
莫言是第一个得到中国官方媒体正面回应的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中国各大媒体连同国家领导人，都对莫言表示祝贺之意。
《人民日报》国内版评论说：“一个有传统和国际影响的文学奖项，让他片刻成为世界目光的焦点，可以想象莫言的激动心情，恭喜莫言！” 中国中央电视台在19点《新闻联播》中插播了莫言获奖的消息，这是在《新闻联播》中极其罕见的做法。
《南 方都市报》等地区性报章则跨版进行详细报道。《环球时报》的双语社评说：“此前达赖、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两个奖传达过来的不友好甚至敌意十分清晰。 旅法华人高行健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在此之前大多数中国人都没听说过他……普通中国人一般把他的获奖往政治上联想，认为是作品的政治倾向吸引了瑞 典文学院的目光。”
不过在海外，许多海外舆论对莫言获奖也提出了异议。
《星岛日报》报道说：“独立作家批评，中国作家协会钳制内地作家的写作自由，莫言作为作协副主席，其得奖显得十分讽刺。”
英文《南华早报》说：“（批评者）把给莫言颁奖的意外决定，视为诺奖委员会脱离了肯定那些集中体现自由意志、理想主义和人道关怀作家的传统。”
《德国之声》非议莫言“没有作家的良知”:“身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莫言，广受诟病的行为之一，是应出版社邀请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被认为是六十多年来中国文化艺术遭受政治压制和迫害的源头。”
“2008年刘晓波因为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而被捕，随后被判刑11年，至今仍在狱中。学者崔卫平对文化界人士进行电话访问，莫言表示不方便谈，再一次广受质疑。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接受采访时认为，莫言的回答很显然是一种自我审查。”
但 是莫言获奖，说明了世界正把中国的“政治话语权”和“文学话语权”分开。文学来源于比现存政治制度与政治话语更远久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它有时可能涵盖政治，有时可能远离政治，但是它不能离开的是生存、生命与美。文学家可能是怯弱的，但是怯弱不是他的缺点，也许正是纤细而敏感的心灵的外 化。因此，不能要求文学家是一个英雄，不能要求曹雪芹的《红楼梦》像辛亥革命那样去颠覆清朝、要求川端康成的《雪国》像盟军的飞机大炮那样反法西斯。
显然，文学代表了另一种话语权，是作家所代表的民族的另一种倾诉。这种倾诉打动了抱有西方价值观的评选委员们，他们授予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也肯定了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反过来必定会促进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开放。
三、莫言与日本的文学缘分
莫言最初是以张艺谋导演拍摄的电影《红高粱》的原作者身份在日本为人所知的。该电影夺得1988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莫言因之在日本声名鹊起。
最早将莫言介绍到日本的是井口晃，他翻译了《红高粱》（1989年）和《红高粱（续）》（1990年），均被收入日本最早的“新时期文学”集大成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系列（德间书店）。
1991 年日本还出版了藤井省三、长堀佑造翻译的《来自中国农村——莫言短篇集》（宝岛社），里面收录了包括《秋水》、《枯河》在内的早期作品。1992年出版了 藤井省三翻译的小说集《怀抱鲜花的女人》（JICC出版局），里边收录了《透明的红萝卜》、《苍蝇·门牙》等早、中期作品。
1999年 开始，日本出版了由吉田富夫翻译的多种莫言作品，如《丰乳肥臀》（1999，平凡社）、《至福时刻—莫言中短篇选集》（平凡社，2002，收录《红蝗》等 4篇）、《檀香刑》（中央公论新社，2003）、《白狗秋千架—莫言自选短篇集》（日本放送出版协会，2004，收有早期作品14篇）、《四十一炮》 （2006，中央公论社）等等。
2004年年12月25日—2005年1月5日，莫言在日本北海道展开了文学之旅。此行是受日本札幌市政府的邀请，由旅日作家毛丹青与上海文艺出版社共同策划的一次中国作家的北海道文学之旅，实现了莫言多年以来欲到北海道考察的愿望。
从北海道最南端的襟裳岬，到刘连仁生还地当别町，从阿寒湖到肯塔基牧场，莫言此行贯穿北海道南北。
在 二战中被强掳至北海道强制劳动的刘连仁，与莫言同是山东高密出身。刘连仁曾在北海道逃至山间，与世隔绝，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在山中度过了13年的逃亡生 活。刘连仁虽已去世，但他的儿子刘焕新当时正与日本政府及强掳的日本企业打官司，希望为父亲讨回公道。莫言走访了刘连仁被发现的石狩管区内的当别町，他觉 得刘连仁孤独地在山中生活13年的生命力对他特别有感召力。莫言还看望了当年救助刘连仁的日本乡民。当年参与救助的5人中已经有3人逝去，他们对莫言说要 把刘连仁的故事一代一代传下去，说日本人过去干了许多坏事，很对不起中国人。莫言很受感动，他觉得战争是政治家们操办的事，却使普通人的命运发生巨大的变 化，战争就是这样让不相干的人相聚到一起。好的小说就是要触及人的命运，写人面对每一只野兽、每一粒冰雹、每一片森林的境遇。
莫言 说，最初的北海道印象是从电影《追捕》中得到的，《追捕》中的演员中野良子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之后看到的日本演员很多，有的也许更漂亮，但是中野良 子的美在他的心中是不可动摇的。他也说，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狐狸长大后，父母要把它们赶出家门，这对人类的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也有 一定的启示。
碰巧的是，他在北海道的雪野中遇到了一只狐狸。以前，在他的印象中，狐狸是非常神秘的，但是这只狐狸一直向他跑来，当他喂这只狐狸食物时，狐狸很着急，还把他的手咬了一下。莫言幽默地说：这只狐狸好像在对我说：我们是朋友，别跟我来这一套，快把吃的给我吧！
莫言说，通过这次北海道旅行，我感到狐狸已经没有那么神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