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讯 作者 刘 柠
在美国出席G20峰会的中日两国首脑，举行了首次非正式性会谈。对日方来说，此乃民主党政权上台以来，首相鸠山由纪夫首次在国际舞台上登场亮相。短暂的会谈中，鸠山首相向胡主席表达了双方强化战略互惠，构筑中日两国的信赖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强烈愿望。这是关于东亚共同体问题，来自日民主党政权的一次积极、明确、高调的表态，也是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鸠山首相在若干场合发言的背书。
民主党上台后，在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对亚外交的政策走向问题上，被作为“积极因素”广为媒介报道的是鸠山首相立足亚洲，表示将推动东亚共同体，甚至准备打造东亚共同货币的“向前看”姿态。历史地看，这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意味着日本的“脱美入亚”——对亚洲的复归，说明在全球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即使是传统的同盟关系，也无法阻挡同一地区国家抱团取暖的深层现实需要。但一种客观现实的呈现，往往需要一个过程。短时间内如此浓密而高调地热衷于某种政治理念的“输出”，必有客观之外的原因。而其中之荤荤大者，应该说与鸠山其人的政治理想有关。
我们注意到，鸠山在阐述其共同体构想时，反复提到的一个核心表述是“友爱”，甚至把这种听上去颇抽象的概念作为实现共同体这一宏大愿景的最主要路径（所谓“友爱精神”、“友爱外交”）。如此“听上去很美”的立论，令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人在油然而生亲切感的同时，也本能地感受到了某种乌托邦色彩（这点很可能也是该构想未能迅速获得广泛响应的理由）。对此，鸠山本人也并不否认，其在不久前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论文中写道：“所有伟大的历史想法都是从乌托邦的梦想开始，以回归现实的方式结束。是否有一个特定的作为乌托邦梦想的想法，变成这样的人的现实依赖：他们相信这个信念并且有能力为之而行动。”
“鸠山版”东亚共同体构想，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是否系“乌托邦”另当别论，理论上其来有自则是事实。而要弄清“乌托邦”与否的价值判断妥当与否，也许要先从理论的正本清源入手。
众所周知，工学博士出身的鸠山由纪夫的从政之路，受到其祖父、前首相鸠山一郎的莫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家族“政治DNA”意义上的，而且在政治哲学上，也颇有因袭：所谓“自由主义的自由，是一种爱；这种爱，是友爱”——鸠山把祖父生前爱用不已的“友爱”，置于自由主义的根部，并以之为原点，来构筑自己的政治哲学。
而鸠山一郎，作为一手开创了后来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自民党长期执政体制的保守政治重镇，思想上又受到泛欧运动的创始人、被称为“欧盟之父”的奥地利思想家库德诺夫（Count Coudenhove-Kalergi）的相当影响。出生于日本、父亲为奥匈帝国驻日特命全权大使、母亲为日本人的库氏，基于欧战的惨痛历史，痛感自由乃人类尊严的基础，是至高无上的价值。为保障自由，须确立私有财产制度。但保障私产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平等”的诉求却导致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而作为既对抗资本主义，又对抗共产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崛起，令他深感忧虑。他认识到，“若无‘友爱’的相伴，‘自由’会招致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平等’则招致暴政。”因为，一味追求平等的极权主义和放任无度的资本主义，结果都导致人的尊严被侵犯，使原本为目的的人本身化为手段。对人来说至关重要的自由与平等，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的冲动，则祸患无穷。因此，有必要谋求一种均衡的理念，以期人类的尊严不被冒犯。而库氏找到的一把钥匙，即是“友爱”。1923年，库氏出版《泛欧洲主义》一书，轰动全欧；翌年，成立泛欧会议；不用说，库氏成了纳粹的敌人。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库氏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直至战后1947年，创设欧洲议会同盟（EPU，European Parliamentary Union），为欧洲一体化开辟了道路。
鸠山一郎结识库氏后，深受影响。1952年，将库氏反纳粹的力作《与人类为敌的极权国家》（Totalitarian State against Man）翻译成日文，以《自由与人生》为题在日本出版，并于翌年成立同仁团体“友爱青年同志会”（即现在的“日本友爱青年协会”），研究、传播“友爱”理念。而通过某种政治DNA的承传，这也构成了鸠山由纪夫政治哲学的原点。
既然库德诺夫的思想已然为今天欧盟伟大的社会实践所证明，就说明曾几何时被认为是“乌托邦”的社会理论，其本质是“非乌托邦”的，且具有回归现实的潜在可能性——这显然是鸠山其人的理论推演。而相当于象征着法德和解的出发点、后成为欧盟雏形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的“沙盘模型”者，目前鸠山视线锁定的，则是中日之间的东海：所谓“东海不是纷争之海，让它成为友爱之海”。
民主党政权重视亚洲的姿态，日本与东亚国家“同舟共济”状况的出现，固然令中方高兴，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也将有新的不确定性因素产生，并会反作用于中日关系，使两国关系产生新的变数。
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未来“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问题，中国，还是日本？这方面会不会造成新的战略竞争？二是台湾问题，即台湾在共同体中的地位。有迹象表明，民主党所主张的东亚共同体的构成中，是包括台湾的。这会不会使中日两国在围绕台湾主权问题上的矛盾表面化，从而影响两国关系，无疑将是一个重大的变数。
在美国出席G20峰会的中日两国首脑，举行了首次非正式性会谈。对日方来说，此乃民主党政权上台以来，首相鸠山由纪夫首次在国际舞台上登场亮相。短暂的会谈中，鸠山首相向胡主席表达了双方强化战略互惠，构筑中日两国的信赖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强烈愿望。这是关于东亚共同体问题，来自日民主党政权的一次积极、明确、高调的表态，也是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鸠山首相在若干场合发言的背书。
民主党上台后，在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对亚外交的政策走向问题上，被作为“积极因素”广为媒介报道的是鸠山首相立足亚洲，表示将推动东亚共同体，甚至准备打造东亚共同货币的“向前看”姿态。历史地看，这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意味着日本的“脱美入亚”——对亚洲的复归，说明在全球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即使是传统的同盟关系，也无法阻挡同一地区国家抱团取暖的深层现实需要。但一种客观现实的呈现，往往需要一个过程。短时间内如此浓密而高调地热衷于某种政治理念的“输出”，必有客观之外的原因。而其中之荤荤大者，应该说与鸠山其人的政治理想有关。
我们注意到，鸠山在阐述其共同体构想时，反复提到的一个核心表述是“友爱”，甚至把这种听上去颇抽象的概念作为实现共同体这一宏大愿景的最主要路径（所谓“友爱精神”、“友爱外交”）。如此“听上去很美”的立论，令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人在油然而生亲切感的同时，也本能地感受到了某种乌托邦色彩（这点很可能也是该构想未能迅速获得广泛响应的理由）。对此，鸠山本人也并不否认，其在不久前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论文中写道：“所有伟大的历史想法都是从乌托邦的梦想开始，以回归现实的方式结束。是否有一个特定的作为乌托邦梦想的想法，变成这样的人的现实依赖：他们相信这个信念并且有能力为之而行动。”
“鸠山版”东亚共同体构想，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是否系“乌托邦”另当别论，理论上其来有自则是事实。而要弄清“乌托邦”与否的价值判断妥当与否，也许要先从理论的正本清源入手。
众所周知，工学博士出身的鸠山由纪夫的从政之路，受到其祖父、前首相鸠山一郎的莫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家族“政治DNA”意义上的，而且在政治哲学上，也颇有因袭：所谓“自由主义的自由，是一种爱；这种爱，是友爱”——鸠山把祖父生前爱用不已的“友爱”，置于自由主义的根部，并以之为原点，来构筑自己的政治哲学。
而鸠山一郎，作为一手开创了后来被称为“1955年体制”的自民党长期执政体制的保守政治重镇，思想上又受到泛欧运动的创始人、被称为“欧盟之父”的奥地利思想家库德诺夫（Count Coudenhove-Kalergi）的相当影响。出生于日本、父亲为奥匈帝国驻日特命全权大使、母亲为日本人的库氏，基于欧战的惨痛历史，痛感自由乃人类尊严的基础，是至高无上的价值。为保障自由，须确立私有财产制度。但保障私产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平等”的诉求却导致共产主义思想的产生。而作为既对抗资本主义，又对抗共产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的崛起，令他深感忧虑。他认识到，“若无‘友爱’的相伴，‘自由’会招致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平等’则招致暴政。”因为，一味追求平等的极权主义和放任无度的资本主义，结果都导致人的尊严被侵犯，使原本为目的的人本身化为手段。对人来说至关重要的自由与平等，一旦陷入原教旨主义的冲动，则祸患无穷。因此，有必要谋求一种均衡的理念，以期人类的尊严不被冒犯。而库氏找到的一把钥匙，即是“友爱”。1923年，库氏出版《泛欧洲主义》一书，轰动全欧；翌年，成立泛欧会议；不用说，库氏成了纳粹的敌人。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后，库氏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直至战后1947年，创设欧洲议会同盟（EPU，European Parliamentary Union），为欧洲一体化开辟了道路。
鸠山一郎结识库氏后，深受影响。1952年，将库氏反纳粹的力作《与人类为敌的极权国家》（Totalitarian State against Man）翻译成日文，以《自由与人生》为题在日本出版，并于翌年成立同仁团体“友爱青年同志会”（即现在的“日本友爱青年协会”），研究、传播“友爱”理念。而通过某种政治DNA的承传，这也构成了鸠山由纪夫政治哲学的原点。
既然库德诺夫的思想已然为今天欧盟伟大的社会实践所证明，就说明曾几何时被认为是“乌托邦”的社会理论，其本质是“非乌托邦”的，且具有回归现实的潜在可能性——这显然是鸠山其人的理论推演。而相当于象征着法德和解的出发点、后成为欧盟雏形的“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的“沙盘模型”者，目前鸠山视线锁定的，则是中日之间的东海：所谓“东海不是纷争之海，让它成为友爱之海”。
民主党政权重视亚洲的姿态，日本与东亚国家“同舟共济”状况的出现，固然令中方高兴，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也将有新的不确定性因素产生，并会反作用于中日关系，使两国关系产生新的变数。
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未来“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问题，中国，还是日本？这方面会不会造成新的战略竞争？二是台湾问题，即台湾在共同体中的地位。有迹象表明，民主党所主张的东亚共同体的构成中，是包括台湾的。这会不会使中日两国在围绕台湾主权问题上的矛盾表面化，从而影响两国关系，无疑将是一个重大的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