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在距离北京市中心40公里的皮村有一座打工博物馆，里面收集着林林总总的务工证、暂住证、工作证，还有玩具厂女工的家书，用旧铁皮做的烤羊肉串的铁架子。这些展品看着让人心酸，有工友寄来一张工资条，上面标明月收入1600多元,细看，其中有1000多元是一个月加班131个小时换来的；广东的一个女工寄来自己的工卡，正面是她的照片，写着她的姓名，背面印着工厂冷冰冰的规定：上班期间不准上厕所。在打工博物馆的发起人孙恒看来，这里的每一件展品都如实记录着打工者的民生变迁，以及融入城市的艰难。

　　在这个青年打工者自己筹建的打工博物馆里，每一件展品都能给你讲述一段关于打工者的悲欢历史，每一件展品都是打工者权利缺失和权利诉求的历史证据。可我并不想把打工博物馆带给我的震撼，仅仅止于其时代坐标上的阐释。更能感动和震撼我的，是这些打工者自我意识的觉醒，正因为有了这些意识的觉醒，才有了这个绝不同于官方的、民间语系里的博物馆。

　　不能否认，在中国的主流（官方）文化中，太多时候，自诩为精英的人们有着强烈的“代表”意识，“我代表×××”是他们习惯性的表达方式。在每一个可以说“我代表”的精英后面，都站着一大群稀里糊涂就被代表了的沉默的大多数。所以，在官方筹建的外来务工博物馆里，我们看到的是劳务工们“幽暗窄小的宿舍里充满生活情趣”，劳务工留下的手工画、情书、日记、家信及送给情人的自制礼物，还有他们为寻觅爱情而设立的“情感留言板”等，它们集中体现了打工者生活的一个侧面。但是，人们看不到他们的挣扎、奋斗、屈辱、抗争，一切都显得那么体面，那么美好。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打工者的艰辛都被主流文化、都被成功的精英人士“代表”没了。

　　没有自我意识的觉醒，打工者的历史记录除了被代表，还可能被概念化。在打工博物馆的发起人孙恒看来，即便是放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里看，这30年要么被简化成数字翻番的“经济发展史”；要么被演绎成一段“小渔村跃升为国际化都市”的传奇；要么被物化为耸立在城市中的雄伟建筑，“这些历史的确叫人惊叹，却都没有提到‘人’。”

　　感谢这些身份卑微却思想高贵的打工青年，他们用一种特有的民间语言，用自己特有的包含细节感的呈现能力和方式，展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历史。更难能可贵的是，孙恒从未打算把博物馆办成“抱怨”和“控诉”的平台。在展品的收集上，平视客观，平视现实，帮助后来者藉此在汹涌澎湃的城市化进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这间简陋的打工博物馆里，我们不必长久悲戚于打工者过往的艰辛。毕竟，我们看到了作为弱势群体的打工者们自我意识的成长，他们不再愿意被他人所代表，已经开始追求自己的话语权。在他们的内心，“为权利而斗争也是权利人对自己不可推卸的义务”不再是遥远的名言。多少年之后，回头再看这间民间语系下的打工博物馆，它直接冲击的应该不仅仅是时代的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