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农村报
核心提示：广州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总干事曾飞洋做了一个理性估算：“在珠三角，每年至少发生断指事故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
断指，繁荣的代价？——珠三角农民工生产及维权状况调查-----
断指珠三角，每年三万宗
已连续工作30个小时的河南民工何晓波被切割机割断手指。何是分切工，日常工作时间是12小时，两班倒。“连续工作36个小时，迟早会断手的”
邓鸿20岁，邓勇18岁。两人笑起来很相像，一看就知道是兄弟。
他们合影，弟弟一定要站在右边。因为弟弟的右手断了，哥哥的左手指断了，怕碰着。
2004年3月，读初一的邓勇辍学，从老家云南镇雄大擢魁村来到广东三水金本镇一家压铸厂打工。19个月后，邓勇介绍邓鸿进厂。后来，他们的手先后被同一台压铸机压断。
邓鸿记得弟弟和自己出事的日子：前年10月25日、去年6月16日。他还记得当时手骨“像铅笔一样翘了起来”。邓勇更惨，一根指头都没能保住，手腕齐根锯掉。父母在电话里哭个半死，但最终没有叫邓鸿离开这家危险的工厂。压铸工800元的月薪对他家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此前，中山大学法律系教师黄巧燕曾作过一项调查，发现73%的工伤者明知企业以前发生过工伤，仍然继续做下去。
邓鸿是个帅小伙，留着长碎发，穿着牛仔裤、黑T恤。他的断指还有烫伤，用白纱布缠起来，拳套一样吊在脖子上，表面渗出黄黑色的药水。医生的一句话让他有了心思：“像你这样的人，找老婆很麻烦。”
邓鸿对记者说：“残废嘛。在老家，一百个里面都找不出一个来。可是在这边，也不算特别古怪。压铸厂、家具厂、家电厂，一年不断一两根指头才不正常。如果不是大家希望私了，你们报社的报料电话肯定会被打烂。”半年来，他通过病友认识的工伤断指者，已经不下200个。
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下称“打工族”)总干事曾飞洋做了一个理性估算：“在珠三角，每年至少发生断指事故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
“打工族”主要活跃在珠三角，宗旨是研究广东外来工权益状况，为贫困者提供免费法律帮助，促进其权益保障。10年来，他们定期派出志愿者去医院探访受工伤的工友，送去免费的法律知识手册。此项目称作工伤探访。
估算结果正来自工伤探访。曾飞洋介绍：“项目有5个固定志愿者，每人联系4家固定医院，每次在每家医院至少完成5份探访表格，每个月探访3次。1年下来，至少有3600张表格，也就是3600起工伤事故。而在珠三角，拥有手外科的医院总数超过100家。10年来，这些数字有增无减。”
这个估算无法得到官方验证，因为早在10年前，我省地方劳动部门已不再搞工伤事故统计。不过，一些劳工问题专家认可它。坊间也多有引用。
手术数量激增，手外科医院赚大钱
稳定的断指来源，让珠三角的手外科医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当内地医院还极少设立专门的手外科时，珠三角密如蛛网的高速公路沿线，“手外科医院”的广告牌林立，成为一道特殊景致。通过网络随意检索关键词“断指医院”，很快便可得到近千条医院的介绍，大多数分布在珠三角。
从广州出发，经过以制造小家电出名的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10分钟车程后到了伦敦镇。这里以机械制造闻名，在厂房林立的工业区内，赫然有一家显眼的手外科医院——顺德和平创伤外科医院。它刚改名。几个月前，它的名字更加直接易懂：顺德和平手外科医院。
该院占地近40亩，内设3幢主楼、人工湖、小亭阁，绿化率过半，实行与国际接轨的小区式管理。而4年前，医院前身——三洲镇医院手外科还挤在一幢破旧的3层小楼里办公。
2004年来，该院已收治病人1.2万余例。
坐半个小时左右的公交车，可到“有着11年手外科历史”的南海中医院。手外科中心的宣传资料放在资料架最上层。住院部位于5楼，15间病房，每间可住3至4人，全部住满。一名女护士对记者说：“病床要提前预定。”
与佛山陶瓷工业园的日新月异同步，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也已把手外科列为重点科室。
不仅仅是佛山。广州和平创伤外科医院，自“创办以来收治了6000余例急诊及门诊手术病人，复杂、罕见的断指再植达到国内国际先进水平”。恒生手外科医院，“1993年创办的一家民营医院”，“院长黄卫东亲自主刀完成手外科手术3000余例”。东莞厚街镇，围绕着数不清的电子厂、鞋材厂，几乎每个村都有手外科医院或诊所。
一周寻访，记者手头的手外科资料已厚达半尺。
珠三角正成为手外科专家创业的乐园，“工作好找，待遇不错，还能给配偶解决户口问题。”一名李姓手外科医生对记者感慨：“20年前，很多医院的骨科都不愿意做断指手术，接一只断指至少两、三个小时，哪有那么多医生？现在，办手外科医院的都赚了大钱。接一个断指一般要花5000元，一年几万只，还有断腿什么的。你算算，多大的市场？！”
“连续工作36个小时，迟早会断手的”
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地区急于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对进口设备把关不严，有很多在港、台淘汰的机器设备流进来，一些连出厂日期都被改了。数年前，一家法院对深圳坪地镇一家港资企业进行查封拍卖时，经行家鉴定，该厂设备是上世纪20年代出厂，已经老化到没有任何价值。机器设备陈旧、老化，经常出故障，会给工人造成伤害。深圳沙井某企业的资方代表，曾在检讨40多名员工断指原因时承认，“冲压器械存在安全性能老化的问题，没能保证员工的劳动安全”。
然而，伤害工人身体的仅仅是机器吗？通过工伤探访，曾飞洋总结：“除了机器本身，工伤原因还包括疲劳上岗、培训不足，以及企业放弃安全防护等等。”
2006年5月17日，佛山盛祥镀膜公司，已连续工作30个小时的河南民工何晓波被切割机割断手指。何是分切工，日常工作时间是12小时，两班倒。生产主管要何加班，何答应了。“连续工作36个小时，迟早会断手的。”何事后这样认为。
加工制造企业一般实行计件工资，加班才能增收。工人夜以继日地加班，疲惫不堪甚至晕厥，导致工伤事故接连不断。失去双臂、曾经在2000年创下工伤最高索赔额341万元的深圳女工刘涛，就是在连续加班后，倒在梳棉机上被绞掉双臂。
与疲劳上岗相对应，有的企业竟放弃操作安全防护。为避免工伤，国家明确规定冲床机必须安装安全保护器，安装一个只需花数百元。可是，不少受伤者连安全保护器是什么都不知道。老板之所以不肯装安全保护器，是因为装了它之后机器效率会降低，工人创造的利润将大为减少。
培训不足、仓促上岗很常见，工伤事故频频发生。对于哪些工种需要进行哪些培训，国家本有明确规定，但很多企业不予执行，不少新手可直接上岗。27岁的龙松柏来自湖南省安江县龙市乡玉峰村，去年9月17日，他到佛山罗村某橱柜厂上班的第5天，便被电锯锯断左手两根指头。
维权困难重重，足以拖垮农民工！
从2003年7月开始，广东商学院教授谢泽宪、黄巧燕与曾飞洋一起，开展了一项工伤课题调查。他们对珠三角地区38家医院、1家职业病防治医院的582位工伤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涵盖地区包括顺德、中山、东莞、惠州、广州、深圳。
数据显示，61.7%的工伤者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绝大部分工伤者没有按规定获得医疗期间的工资。至于来自政府、工会、妇联等的关心，几乎看不见。
这类例子在我们身边并不鲜见：当工伤者索赔时，维权障碍重重，只能在劳动部门、医疗机构、保险机构与工厂间来回奔波，不断碰壁。
黄巧燕认为：我国现行的“一调一裁二审”劳动争议仲裁诉讼制度，虽然在过去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现在却影响了工伤者的权益保护。“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从工伤认定到诉讼结束，保守估计一到两年。而实际上，厂方和一些地方劳动管理部门、地方司法体系，往往会采用各种手段迫使工人走完所有的政策、司法程序，将时间期限运用到最高限度，让其付出极大的时间、经济成本，最终往往得不偿失。”
曾飞洋本人早年曾从事过企业法律顾问。他说：“从法律的角度看，一个普通的工伤案件，到底能拖多久？1057天。这个天数足以把一个农民工拖垮！”
今年5月1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施行。但黄巧燕认为：“该法仍然维持一裁二审制度，并没有带来足够变革。”
漫长的维权过程中，工伤者要面对很多困难。龙松柏说：“我找到老板提出赔偿6万时，他们竟然说我在抢钱。”
曾经代理过多起工伤案的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金承炼律师认为：“对工伤者来说，工伤认定是最为关键、最为初始的一步。但就是在这个环节上，他们会遇到重重障碍。因为劳动部门会要求工伤者提供病例，且有证据证明你与企业存在劳动关系，否则不能受理。”
求职的艰难，常常会埋下隐患。为获得一份工作，不少农民工根本不签劳动合同，或者被迫使用假身份证，或者进入没有营业执照的黑厂。因此，当工伤者要求用人单位就工伤事故报告加盖公章时，往往难做到。
不过近年来，工人的维权意识与技巧在不断提高。曾飞洋说：“工伤者在努力，并从自助发展到互助。”华南地区，如今活跃着10来家劳工组织。除了番禺打工族文书服务部，还有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安康职业安全服务部、深圳女工关怀组织等。它们大部分于2000年后建立，发起人大多数来自一线工厂，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法律咨询、诉讼代理(公民代理)、职业安全教育和宣传、文化活动、图书服务等。
据《南风窗》报道，劳动组织帮助工人理性维权的行动，逐渐得到政府的默认或许可。在2006年的某市人大会议期间，几家劳工机构联合发起要求当地人大部门修改关于劳动仲裁收费的相关法律规定，劳工组织开始尝试在体制内发出自己的声音。
谁来关注工伤者的生活与心理？
“珠三角工伤课题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工伤者为青年人，平均年龄26岁。31岁以下的占81.6%，17岁以下占4.5%。
谁来保障工伤者的下半生？这是一个问题。
工伤保险，作为诞生最早的社会保险险种类之一，其全方位实施将对工伤者起到极强的保障作用。据有关部门调查，企业主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的不到30%。截至2006年8月底，我省参加工伤保险人数达到1809万人，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其中，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人数达到1046万人，约占全国的二分之一强。
黄巧燕认为：“《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对用人单位没有购买工伤保险时的处理方法，似乎只关心工伤保险费用的追缴和滞纳金的收缴。对于因为无保险而利益无法得到保护的劳动者，似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
黄巧燕说：“工伤康复包括医疗康复、技能康复、职业康复和社会康复四个方面。但我国只在第一方面做得较好，其他三方面都还比较缺乏，这对保护工伤职工权益很不利。”
目前，深圳市已着手建立工伤保险的基金预警制度，采取“先治疗康复，后评残补偿”的原则，让工伤者及时得到救治，创建工伤康复基地，帮助工伤职工者尽快回归社会。这是个好苗头。
从源头减少事故，是企业的责任
广东商学院教授谢泽宪分析，工伤的后果是多方面的。除了工伤者生命、健康权益受到重大伤害，也会造成企业的经济损失，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刘开明博士一直推广企业社会责任认证体系。他对记者说：“企业不能只负有赚钱盈利的经济责任。企业要想获得可持续的经营，必须要对其利益相关因素承担相应责任，比如善待员工。”
民工荒等现象的出现已为上述说法写下注脚。令人欣慰的是，广东省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产业升级与转移的问题，力争把广东制造变成广东创造。
只有改善工作环境，才能把产业升级落到实处。一定数额的补偿能给伤残者的心灵带来短暂安慰，但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杜绝、减少伤残事故的发生。这，还有待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艰苦努力。 (胡亚柱)
核心提示：广州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总干事曾飞洋做了一个理性估算：“在珠三角，每年至少发生断指事故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
断指，繁荣的代价？——珠三角农民工生产及维权状况调查-----
断指珠三角，每年三万宗
已连续工作30个小时的河南民工何晓波被切割机割断手指。何是分切工，日常工作时间是12小时，两班倒。“连续工作36个小时，迟早会断手的”
邓鸿20岁，邓勇18岁。两人笑起来很相像，一看就知道是兄弟。
他们合影，弟弟一定要站在右边。因为弟弟的右手断了，哥哥的左手指断了，怕碰着。
2004年3月，读初一的邓勇辍学，从老家云南镇雄大擢魁村来到广东三水金本镇一家压铸厂打工。19个月后，邓勇介绍邓鸿进厂。后来，他们的手先后被同一台压铸机压断。
邓鸿记得弟弟和自己出事的日子：前年10月25日、去年6月16日。他还记得当时手骨“像铅笔一样翘了起来”。邓勇更惨，一根指头都没能保住，手腕齐根锯掉。父母在电话里哭个半死，但最终没有叫邓鸿离开这家危险的工厂。压铸工800元的月薪对他家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此前，中山大学法律系教师黄巧燕曾作过一项调查，发现73%的工伤者明知企业以前发生过工伤，仍然继续做下去。
邓鸿是个帅小伙，留着长碎发，穿着牛仔裤、黑T恤。他的断指还有烫伤，用白纱布缠起来，拳套一样吊在脖子上，表面渗出黄黑色的药水。医生的一句话让他有了心思：“像你这样的人，找老婆很麻烦。”
邓鸿对记者说：“残废嘛。在老家，一百个里面都找不出一个来。可是在这边，也不算特别古怪。压铸厂、家具厂、家电厂，一年不断一两根指头才不正常。如果不是大家希望私了，你们报社的报料电话肯定会被打烂。”半年来，他通过病友认识的工伤断指者，已经不下200个。
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下称“打工族”)总干事曾飞洋做了一个理性估算：“在珠三角，每年至少发生断指事故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
“打工族”主要活跃在珠三角，宗旨是研究广东外来工权益状况，为贫困者提供免费法律帮助，促进其权益保障。10年来，他们定期派出志愿者去医院探访受工伤的工友，送去免费的法律知识手册。此项目称作工伤探访。
估算结果正来自工伤探访。曾飞洋介绍：“项目有5个固定志愿者，每人联系4家固定医院，每次在每家医院至少完成5份探访表格，每个月探访3次。1年下来，至少有3600张表格，也就是3600起工伤事故。而在珠三角，拥有手外科的医院总数超过100家。10年来，这些数字有增无减。”
这个估算无法得到官方验证，因为早在10年前，我省地方劳动部门已不再搞工伤事故统计。不过，一些劳工问题专家认可它。坊间也多有引用。
手术数量激增，手外科医院赚大钱
稳定的断指来源，让珠三角的手外科医院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当内地医院还极少设立专门的手外科时，珠三角密如蛛网的高速公路沿线，“手外科医院”的广告牌林立，成为一道特殊景致。通过网络随意检索关键词“断指医院”，很快便可得到近千条医院的介绍，大多数分布在珠三角。
从广州出发，经过以制造小家电出名的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10分钟车程后到了伦敦镇。这里以机械制造闻名，在厂房林立的工业区内，赫然有一家显眼的手外科医院——顺德和平创伤外科医院。它刚改名。几个月前，它的名字更加直接易懂：顺德和平手外科医院。
该院占地近40亩，内设3幢主楼、人工湖、小亭阁，绿化率过半，实行与国际接轨的小区式管理。而4年前，医院前身——三洲镇医院手外科还挤在一幢破旧的3层小楼里办公。
2004年来，该院已收治病人1.2万余例。
坐半个小时左右的公交车，可到“有着11年手外科历史”的南海中医院。手外科中心的宣传资料放在资料架最上层。住院部位于5楼，15间病房，每间可住3至4人，全部住满。一名女护士对记者说：“病床要提前预定。”
与佛山陶瓷工业园的日新月异同步，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也已把手外科列为重点科室。
不仅仅是佛山。广州和平创伤外科医院，自“创办以来收治了6000余例急诊及门诊手术病人，复杂、罕见的断指再植达到国内国际先进水平”。恒生手外科医院，“1993年创办的一家民营医院”，“院长黄卫东亲自主刀完成手外科手术3000余例”。东莞厚街镇，围绕着数不清的电子厂、鞋材厂，几乎每个村都有手外科医院或诊所。
一周寻访，记者手头的手外科资料已厚达半尺。
珠三角正成为手外科专家创业的乐园，“工作好找，待遇不错，还能给配偶解决户口问题。”一名李姓手外科医生对记者感慨：“20年前，很多医院的骨科都不愿意做断指手术，接一只断指至少两、三个小时，哪有那么多医生？现在，办手外科医院的都赚了大钱。接一个断指一般要花5000元，一年几万只，还有断腿什么的。你算算，多大的市场？！”
“连续工作36个小时，迟早会断手的”
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地区急于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对进口设备把关不严，有很多在港、台淘汰的机器设备流进来，一些连出厂日期都被改了。数年前，一家法院对深圳坪地镇一家港资企业进行查封拍卖时，经行家鉴定，该厂设备是上世纪20年代出厂，已经老化到没有任何价值。机器设备陈旧、老化，经常出故障，会给工人造成伤害。深圳沙井某企业的资方代表，曾在检讨40多名员工断指原因时承认，“冲压器械存在安全性能老化的问题，没能保证员工的劳动安全”。
然而，伤害工人身体的仅仅是机器吗？通过工伤探访，曾飞洋总结：“除了机器本身，工伤原因还包括疲劳上岗、培训不足，以及企业放弃安全防护等等。”
2006年5月17日，佛山盛祥镀膜公司，已连续工作30个小时的河南民工何晓波被切割机割断手指。何是分切工，日常工作时间是12小时，两班倒。生产主管要何加班，何答应了。“连续工作36个小时，迟早会断手的。”何事后这样认为。
加工制造企业一般实行计件工资，加班才能增收。工人夜以继日地加班，疲惫不堪甚至晕厥，导致工伤事故接连不断。失去双臂、曾经在2000年创下工伤最高索赔额341万元的深圳女工刘涛，就是在连续加班后，倒在梳棉机上被绞掉双臂。
与疲劳上岗相对应，有的企业竟放弃操作安全防护。为避免工伤，国家明确规定冲床机必须安装安全保护器，安装一个只需花数百元。可是，不少受伤者连安全保护器是什么都不知道。老板之所以不肯装安全保护器，是因为装了它之后机器效率会降低，工人创造的利润将大为减少。
培训不足、仓促上岗很常见，工伤事故频频发生。对于哪些工种需要进行哪些培训，国家本有明确规定，但很多企业不予执行，不少新手可直接上岗。27岁的龙松柏来自湖南省安江县龙市乡玉峰村，去年9月17日，他到佛山罗村某橱柜厂上班的第5天，便被电锯锯断左手两根指头。
维权困难重重，足以拖垮农民工！
从2003年7月开始，广东商学院教授谢泽宪、黄巧燕与曾飞洋一起，开展了一项工伤课题调查。他们对珠三角地区38家医院、1家职业病防治医院的582位工伤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涵盖地区包括顺德、中山、东莞、惠州、广州、深圳。
数据显示，61.7%的工伤者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绝大部分工伤者没有按规定获得医疗期间的工资。至于来自政府、工会、妇联等的关心，几乎看不见。
这类例子在我们身边并不鲜见：当工伤者索赔时，维权障碍重重，只能在劳动部门、医疗机构、保险机构与工厂间来回奔波，不断碰壁。
黄巧燕认为：我国现行的“一调一裁二审”劳动争议仲裁诉讼制度，虽然在过去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现在却影响了工伤者的权益保护。“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从工伤认定到诉讼结束，保守估计一到两年。而实际上，厂方和一些地方劳动管理部门、地方司法体系，往往会采用各种手段迫使工人走完所有的政策、司法程序，将时间期限运用到最高限度，让其付出极大的时间、经济成本，最终往往得不偿失。”
曾飞洋本人早年曾从事过企业法律顾问。他说：“从法律的角度看，一个普通的工伤案件，到底能拖多久？1057天。这个天数足以把一个农民工拖垮！”
今年5月1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施行。但黄巧燕认为：“该法仍然维持一裁二审制度，并没有带来足够变革。”
漫长的维权过程中，工伤者要面对很多困难。龙松柏说：“我找到老板提出赔偿6万时，他们竟然说我在抢钱。”
曾经代理过多起工伤案的广东广之洲律师事务所金承炼律师认为：“对工伤者来说，工伤认定是最为关键、最为初始的一步。但就是在这个环节上，他们会遇到重重障碍。因为劳动部门会要求工伤者提供病例，且有证据证明你与企业存在劳动关系，否则不能受理。”
求职的艰难，常常会埋下隐患。为获得一份工作，不少农民工根本不签劳动合同，或者被迫使用假身份证，或者进入没有营业执照的黑厂。因此，当工伤者要求用人单位就工伤事故报告加盖公章时，往往难做到。
不过近年来，工人的维权意识与技巧在不断提高。曾飞洋说：“工伤者在努力，并从自助发展到互助。”华南地区，如今活跃着10来家劳工组织。除了番禺打工族文书服务部，还有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安康职业安全服务部、深圳女工关怀组织等。它们大部分于2000年后建立，发起人大多数来自一线工厂，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法律咨询、诉讼代理(公民代理)、职业安全教育和宣传、文化活动、图书服务等。
据《南风窗》报道，劳动组织帮助工人理性维权的行动，逐渐得到政府的默认或许可。在2006年的某市人大会议期间，几家劳工机构联合发起要求当地人大部门修改关于劳动仲裁收费的相关法律规定，劳工组织开始尝试在体制内发出自己的声音。
谁来关注工伤者的生活与心理？
“珠三角工伤课题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工伤者为青年人，平均年龄26岁。31岁以下的占81.6%，17岁以下占4.5%。
谁来保障工伤者的下半生？这是一个问题。
工伤保险，作为诞生最早的社会保险险种类之一，其全方位实施将对工伤者起到极强的保障作用。据有关部门调查，企业主为工人购买工伤保险的不到30%。截至2006年8月底，我省参加工伤保险人数达到1809万人，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其中，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人数达到1046万人，约占全国的二分之一强。
黄巧燕认为：“《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对用人单位没有购买工伤保险时的处理方法，似乎只关心工伤保险费用的追缴和滞纳金的收缴。对于因为无保险而利益无法得到保护的劳动者，似乎没有具体的保护措施。”
黄巧燕说：“工伤康复包括医疗康复、技能康复、职业康复和社会康复四个方面。但我国只在第一方面做得较好，其他三方面都还比较缺乏，这对保护工伤职工权益很不利。”
目前，深圳市已着手建立工伤保险的基金预警制度，采取“先治疗康复，后评残补偿”的原则，让工伤者及时得到救治，创建工伤康复基地，帮助工伤职工者尽快回归社会。这是个好苗头。
从源头减少事故，是企业的责任
广东商学院教授谢泽宪分析，工伤的后果是多方面的。除了工伤者生命、健康权益受到重大伤害，也会造成企业的经济损失，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刘开明博士一直推广企业社会责任认证体系。他对记者说：“企业不能只负有赚钱盈利的经济责任。企业要想获得可持续的经营，必须要对其利益相关因素承担相应责任，比如善待员工。”
民工荒等现象的出现已为上述说法写下注脚。令人欣慰的是，广东省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产业升级与转移的问题，力争把广东制造变成广东创造。
只有改善工作环境，才能把产业升级落到实处。一定数额的补偿能给伤残者的心灵带来短暂安慰，但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杜绝、减少伤残事故的发生。这，还有待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艰苦努力。 (胡亚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