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朱一心／中国NGO在灾后成立救灾平台，大批‘地下NGO’积极救灾，得以见天日，而政府也采取宽容态度。香港NGO以专业及良好的管理，配合大陆NGO的网络，协调统筹救灾。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小时，雷刚抱着电脑坐在街头，两脚仍在发抖，他找到一个消防栓，把电脑放上去，打开，上线。‘太好了！网络没中断！还有很多人在线上！’他立即向‘爱白成都青年同志中心’服务的一百多个QQ群发出救灾讯息：请大家立即查看所在城镇的伤者及惊惶失措的人们，为他们作出心理干预（心理辅导），并开放自己的家居作临时避难所。
同步发生的，是深圳、广州及北京等大城市以及香港NGO（非政府组织）干事及志愿者，都第一时间往成都进发。而零三年首个获中国政府批准注册的成都NGO-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秘书长田军，以及香港NGO社区伙伴项目统筹何德贤，临时被推举为救灾NGO的指挥官。一边有动员能力，一边有管理能力，两边结成网络，协调统筹，立即就行动起来。
一场惨痛的灾难，一夜间令大部分中国地下NGO都站到亮处，承担救灾义务，而政府也对他们包容，让一直‘发育不良’的地下NGO得见天日，政府各部门还提供方便，为NGO建构庞大救援空间。这大批无偿的义务民间组织，过去十年来在中国散播人道关怀和培训志愿者的种子，使得这次救灾工作一呼百应。
雷刚是爱白中心的项目协调员，爱白每年均与香港及本土十多个NGO，联手为四川省培训志愿者，把种子撒播大地，大灾像一声春雷，民间的‘种籽’迅即发芽，带动更多志愿者走上救灾之路。地震发生后二十三小时，五月十三日中午一时半，爱白向外发布一百个QQ群救灾行动的简报，并迅速与二十多个成都基地的本土及国际NGO联合，建立‘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十五日再成立五一二中心），与另一个NGO平台‘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成为这次八级大地震救灾工作的两大NGO平台。
走进成都东城根街的河流研究室，墙上贴满大张分工表，写着天涯网络三十吨物资运到、国际小母牛几十吨的物资来了……‘这么多年来，各个NGO互相合作，建立了一个极大的草根网络，可以接触灾区很远很孤独的小村，甚至只有十余间房子，灾后没人理的农村，我们尽力转介，并尝试援助药物及物资。’来自香港、正在研究室指挥救灾工作的何德贤，边忙着审批项目，边跟亚洲周刊记者说。走在她身旁商量工作的田军，也在多个房间穿梭忙碌。来自成都的田军说：‘我们这里什么专家也有；NGO这东西比较复杂，政府一直很担心我们的活动会影响稳定，但现在我们有的是灵活性和有经验的志愿者。’
以公司注册名义生存了九年的爱白，平时擅长心理辅导，来自全国各地的注册心理治疗师一下子就组成了四组心理辅导组，每组分配八至十五人，负责整合及培训灾后辅导人员，再由他们到前线工作。田军不远处，正是忙着在电脑上工作的雷刚，这位资深义工平时是位旅游从业员，他说：‘五一二平台现在已召集了一千多名志愿者，这个民间平台很棒。’
提供有序救援工作
五一二平台的一千人是‘非常义工’，他们是在各方面有NGO工作经验的人员或专业人士，能负责带队，到灾区及医院统筹工作。何德贤又像一阵风般掠过，跟记者补充说：‘但愿这次的NGO平台提供一个有序的志愿者救援工作，不添乱子、不滥用资源。我举个例子，我们派出其中两个团队，每组八人，到不同的医院做志愿者管理，一所医院就有几百人报名要来当志愿者，若不管理分流，再加上不停走进医院问病情和打听亲人的生还者，前线医护人员的压力就很大，也会阻塞绿色通道，阻碍救援。说实在，我们的小组管理效果不错，我们是替政府做“细眉细眼”的救援工作。’
葵丽、牛可佳和莎莎等三位大学生，是另一本土NGO Green SOS成员，虽然没有加入两大平台，却在大学召集义工。救灾不仅是在镜头前抬出一百小时后的生还者，还是在没人看到的政府支援的缺口把讯息和物资第一时间传达给最需要的人。莎莎和可佳说：‘我们到了华西医院，安排志愿者工作，例如围起消毒区，帮忙需要消毒的人。’Green SOS跟其他平台上的本土NGO，大部分不获政府注册，包括专门关注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尚民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擅长野外工作及登山的Ci -山水；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及曙光社区发展等，以至香港及大分份国际的NGO，都只能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而不能成立基金会，包括这次在五一二平台上的嘉道理农场社区伙伴成都办事处、宣明会昆明办公室。
难能可贵的是，每天都有救灾的新NGO诞生。Green SOS的葵丽便与其他NGO组织者成立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投入的是灾后重建及地震援助讯息平台，成员有建筑师及大学生。他们游离于政府组织，又有别于满腔热血冲进灾场及医院的个别志愿者，他们其实是志愿者之母，多年来不断培训志愿者，在灾难来临前，已不停警告河流污染、树木砍伐、水库危机、社会问题等静态灾难。
从汶川地震救援工作可看出中国政府关注人性的一面，同时注重灾后的心理辅导，但中国的大学社工系才刚起步，学生并没上实习课程，也缺少处理灾难的心理辅导经验，爱白和无国界社工刚好填补了这块空缺。来自香港的无国界社工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连成一线，香港的六位资深社工拥有南亚海啸的救灾经验，带动社工系学生到灾区进行哀伤治疗，还有三位香港心理学家到成都培训哀伤治疗的志愿者。
震灾后，中国成为一个充满志愿者新手的国家，很多新手走到前线慰问伤者，竟哭得比伤者更伤心，哀伤治疗其实不是这回事。已在灾区工作多天的无国界社工庞志成说：‘我们会分四个阶段处理，有宣泄悲伤、探知悲伤、肯定抗逆能力和逐步重建生活和朋友网络等，社工会凭经验配合不同活动。大海啸后，我们在印尼及泰国，由于辅导要透过翻译，我们就有拥抱行动，烧饭聊天，是渗透式的。’他举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他们在景秀镇服务灾民，跟一个学校的小朋友做了两天活动，小学生告诉他，晚上真的可以睡着了。
化解忧伤防止自杀
一个地方在灾难后，自杀率往往会提高，问题不仅在开解忧伤，也在把被诱发的忧郁症根源找出来，避免成为社会问题。其实，震后纷纷亮相的草根NGO，也像灾后抑郁的人们，长期潜伏，就像沱江及泯江浇灌着成都的地下水，一直淌着却没有声影。
直到五月二十日早上，地震第八天，仍不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NGO加入五一二平台和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仍不断有新NGO成立，如果政府善用NGO资源，在这场大灾难里，将能更恰当地分配和管理志愿者，更快令灾民解除震痛。
‘大地震救灾，是中国NGO对政府的一次大型示范。’田军说。■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小时，雷刚抱着电脑坐在街头，两脚仍在发抖，他找到一个消防栓，把电脑放上去，打开，上线。‘太好了！网络没中断！还有很多人在线上！’他立即向‘爱白成都青年同志中心’服务的一百多个QQ群发出救灾讯息：请大家立即查看所在城镇的伤者及惊惶失措的人们，为他们作出心理干预（心理辅导），并开放自己的家居作临时避难所。
同步发生的，是深圳、广州及北京等大城市以及香港NGO（非政府组织）干事及志愿者，都第一时间往成都进发。而零三年首个获中国政府批准注册的成都NGO-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秘书长田军，以及香港NGO社区伙伴项目统筹何德贤，临时被推举为救灾NGO的指挥官。一边有动员能力，一边有管理能力，两边结成网络，协调统筹，立即就行动起来。
一场惨痛的灾难，一夜间令大部分中国地下NGO都站到亮处，承担救灾义务，而政府也对他们包容，让一直‘发育不良’的地下NGO得见天日，政府各部门还提供方便，为NGO建构庞大救援空间。这大批无偿的义务民间组织，过去十年来在中国散播人道关怀和培训志愿者的种子，使得这次救灾工作一呼百应。
雷刚是爱白中心的项目协调员，爱白每年均与香港及本土十多个NGO，联手为四川省培训志愿者，把种子撒播大地，大灾像一声春雷，民间的‘种籽’迅即发芽，带动更多志愿者走上救灾之路。地震发生后二十三小时，五月十三日中午一时半，爱白向外发布一百个QQ群救灾行动的简报，并迅速与二十多个成都基地的本土及国际NGO联合，建立‘五一二民间救助服务小组’（十五日再成立五一二中心），与另一个NGO平台‘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成为这次八级大地震救灾工作的两大NGO平台。
走进成都东城根街的河流研究室，墙上贴满大张分工表，写着天涯网络三十吨物资运到、国际小母牛几十吨的物资来了……‘这么多年来，各个NGO互相合作，建立了一个极大的草根网络，可以接触灾区很远很孤独的小村，甚至只有十余间房子，灾后没人理的农村，我们尽力转介，并尝试援助药物及物资。’来自香港、正在研究室指挥救灾工作的何德贤，边忙着审批项目，边跟亚洲周刊记者说。走在她身旁商量工作的田军，也在多个房间穿梭忙碌。来自成都的田军说：‘我们这里什么专家也有；NGO这东西比较复杂，政府一直很担心我们的活动会影响稳定，但现在我们有的是灵活性和有经验的志愿者。’
以公司注册名义生存了九年的爱白，平时擅长心理辅导，来自全国各地的注册心理治疗师一下子就组成了四组心理辅导组，每组分配八至十五人，负责整合及培训灾后辅导人员，再由他们到前线工作。田军不远处，正是忙着在电脑上工作的雷刚，这位资深义工平时是位旅游从业员，他说：‘五一二平台现在已召集了一千多名志愿者，这个民间平台很棒。’
提供有序救援工作
五一二平台的一千人是‘非常义工’，他们是在各方面有NGO工作经验的人员或专业人士，能负责带队，到灾区及医院统筹工作。何德贤又像一阵风般掠过，跟记者补充说：‘但愿这次的NGO平台提供一个有序的志愿者救援工作，不添乱子、不滥用资源。我举个例子，我们派出其中两个团队，每组八人，到不同的医院做志愿者管理，一所医院就有几百人报名要来当志愿者，若不管理分流，再加上不停走进医院问病情和打听亲人的生还者，前线医护人员的压力就很大，也会阻塞绿色通道，阻碍救援。说实在，我们的小组管理效果不错，我们是替政府做“细眉细眼”的救援工作。’
葵丽、牛可佳和莎莎等三位大学生，是另一本土NGO Green SOS成员，虽然没有加入两大平台，却在大学召集义工。救灾不仅是在镜头前抬出一百小时后的生还者，还是在没人看到的政府支援的缺口把讯息和物资第一时间传达给最需要的人。莎莎和可佳说：‘我们到了华西医院，安排志愿者工作，例如围起消毒区，帮忙需要消毒的人。’Green SOS跟其他平台上的本土NGO，大部分不获政府注册，包括专门关注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尚民社会发展研究所；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擅长野外工作及登山的Ci -山水；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及曙光社区发展等，以至香港及大分份国际的NGO，都只能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而不能成立基金会，包括这次在五一二平台上的嘉道理农场社区伙伴成都办事处、宣明会昆明办公室。
难能可贵的是，每天都有救灾的新NGO诞生。Green SOS的葵丽便与其他NGO组织者成立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投入的是灾后重建及地震援助讯息平台，成员有建筑师及大学生。他们游离于政府组织，又有别于满腔热血冲进灾场及医院的个别志愿者，他们其实是志愿者之母，多年来不断培训志愿者，在灾难来临前，已不停警告河流污染、树木砍伐、水库危机、社会问题等静态灾难。
从汶川地震救援工作可看出中国政府关注人性的一面，同时注重灾后的心理辅导，但中国的大学社工系才刚起步，学生并没上实习课程，也缺少处理灾难的心理辅导经验，爱白和无国界社工刚好填补了这块空缺。来自香港的无国界社工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连成一线，香港的六位资深社工拥有南亚海啸的救灾经验，带动社工系学生到灾区进行哀伤治疗，还有三位香港心理学家到成都培训哀伤治疗的志愿者。
震灾后，中国成为一个充满志愿者新手的国家，很多新手走到前线慰问伤者，竟哭得比伤者更伤心，哀伤治疗其实不是这回事。已在灾区工作多天的无国界社工庞志成说：‘我们会分四个阶段处理，有宣泄悲伤、探知悲伤、肯定抗逆能力和逐步重建生活和朋友网络等，社工会凭经验配合不同活动。大海啸后，我们在印尼及泰国，由于辅导要透过翻译，我们就有拥抱行动，烧饭聊天，是渗透式的。’他举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他们在景秀镇服务灾民，跟一个学校的小朋友做了两天活动，小学生告诉他，晚上真的可以睡着了。
化解忧伤防止自杀
一个地方在灾难后，自杀率往往会提高，问题不仅在开解忧伤，也在把被诱发的忧郁症根源找出来，避免成为社会问题。其实，震后纷纷亮相的草根NGO，也像灾后抑郁的人们，长期潜伏，就像沱江及泯江浇灌着成都的地下水，一直淌着却没有声影。
直到五月二十日早上，地震第八天，仍不断有来自全国各地的NGO加入五一二平台和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仍不断有新NGO成立，如果政府善用NGO资源，在这场大灾难里，将能更恰当地分配和管理志愿者，更快令灾民解除震痛。
‘大地震救灾，是中国NGO对政府的一次大型示范。’田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