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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省阿坝地区一直用“熊猫故乡”的旗号招揽游客，而如今，这一地区最为神秘的群体可能已不再是这种黑白相间的动物，而是那里的藏族居民。现在去阿坝游览，游客便能亲身体验到眼下北京对藏民严密的管理，不管这些他们身在中国什么地方。中国政府禁止外人接近阿坝的许多热点地区，比如格尔登寺(Kirti Monastery)，这里是当地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有三千名僧侣在此修行。不过也有一些区域仍然开放，包括旅游点、偏僻山村的马道以及藏族村落。这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管中窥豹的机会，好从中了解北京对该地区的政策是如何引起了某些藏民不满、而同时又能赢得其他藏民的支持。
在此游历可以感受到，自从3月14日拉萨爆发反政府骚乱以来，北京方面所采取的近年来最强硬的镇压措施已经影响到了阿坝这个1,400公里之外的地方。眼下，中国五个省份的不少地区都对绝大多数游客关闭了大门。四川省的部分地区处于武警的重力戒备中，包括该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与西藏很类似，阿坝同样也是人口稀疏、植被茂密的高海拔地区，亦能见到被毛厚重的(牛毛)牛和金碧辉煌的佛教寺庙。每年上百万游客慕名来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九寨沟，观赏碧玉般的湖泊和皑皑雪山，运气好的话，或许还能一睹野生大熊猫的“芳容”。
阿坝机场的跑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跑道之一，飞机在经历了激动人心的降落过程后会在这里徐徐滑行。当地机场坐落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上，巍峨的山峰环绕四周，间或还有藏民的彩色经藩映入眼帘。航站楼设有氧吧，帮助游客缓解高原反应。
然而，就在游客们刚开始适应强烈的阳光，沉醉于迷人的景色时，被中国政府视作不稳定地区的阿坝又赫然将另一幅景象展示在游客面前：防暴警察身穿绿色防护服、手持塑料盾牌在机场四周巡逻，在机场周边还有警察在操练。在高速公路的某些路段，检查人员对几乎每辆车都进行盘查，包括旅游车辆。由于近来发生的骚乱事件，前往阿坝旅游的人数也直线下降，影响到了曾作为当地经济支柱的旅游业。
这一紧张景象难免让游客感到不适。
24岁的埃利•斯威特(Eli Sweet)来自美国亚特兰大，他说，许多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人可能会被吓到。他还说，就在上个星期，武装警察不但要求查看他父母的护照，还检查了他们租来的车子，这让他的父母感到十分不安。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上月报导，警方在格尔登寺发现了手枪、子弹、刀剑以及爆炸物，这也难怪阿坝成为了这场动乱的重点防范区域。新华社还报导，警察人员上周在该地区的另一所寺庙附近向骚乱人群开了火。人权组织估计，近日在约五十处地点爆发的藏民示威活动中，大部分都位于阿坝和四川其他地区。
在北京方面采取的各种应对措施中，对游客的出行范围也作出了规定，他们无法前往位于四川、青海、甘肃以及云南的藏族聚居区。在四川省，藏区面积占其总面积的一半左右。
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周三在北京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出于安全考虑，外国人和外国媒体要遵循中国的相关规定；我们既不想限制媒体报导，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自骚乱开始以来，许多藏区都成了媒体记者的“禁区”，除非是政府组织的报导活动，比如周三新闻机构对位于甘肃省夏河的拉卜楞寺(Labrang Monastery)的访问。路透社(Reuters)报导，中外媒体的此次访问活动一度被抗议的僧侣打断，他们一边举着藏独旗帜，一边喊着要求达赖喇嘛归国，与上月发生在拉萨的一幕非常相似。
中国政府的这种管控方式曾经只适用于西藏。
在此番骚乱发生前，西藏一直都对外界保持着开放。约两年前建成通车青藏铁路推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仅去年一年就有创纪录的400万游客来到西藏，其中36.5万是境外游客。英国旅游业巨头TUI Travel PLC的驻华营销主管詹妮特•纽德特(Jeanette Neudert)指出，赴藏旅游的市场需求旺盛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如今公司已经收到了若干取消西藏游预定的要求。
现在的西藏关上了大门。
但同时，为了不阻断旅游业财源，也为了在西藏重新开放（按照西藏旅游局的说法，是在5月1日）之前给希望领略藏区风光的客人提供一个替代品，中国目前仍然允许游客前往阿坝东部的某些地区，其中就包括九寨沟。然而，空空如也的酒店、垂头丧气的出租车司机，还有那一改往日喧嚣的九寨沟景区彷佛都在告诉人们，以往靠兜售藏族风情过活的当地旅游业在此次政府的压制活动中受到了何等冲击。不久前的一晚，中国国航(Air China)一架载客人数可达120余名的空客319从九寨沟机场起飞时，机上只有32人，其中还包括机组人员。
阿坝地区的其他热门景点，比如著名的熊猫研究中心卧龙国家自然保护区(Wolo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依然对外开放，只不过据旅游组织者介绍，前往这些地区的游客要做好有警察沿途设卡、检查护照的准备。阿坝州内的寺庙也是死气沉沉，尕米寺(Gami Temple)的入口处有警察把守，只有一位14岁的小僧侣愿意说话，他说自己想要钱“买支笔”。
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罗伯特•巴内特(Robert Barnett)指出，北京对阿坝地区的担心由来已久，这或许是因为格尔登寺虔诚追随的是藏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而不是共产党。巴内特说，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期间，在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其他地区首次对游客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阿坝依然是一块禁区。他说，那是最后一处堡垒。
如今，管控局面再次出现。在位于四川省境内南北走向的213国道上，开车靠近格尔登寺的任何努力都会被证明是徒劳无功。在机场附近通往国道的路口旁，一名警察会检查汽车后备箱，在看见车里坐着外国人时便会拒绝汽车的通行要求，原因简单得就两个字──“老外”。
往北50公里是一条旅行团常走的公路，可在那里我们的汽车又被一名挎着手枪、身穿防弹背心的大个警察示意停在了路边。他花了十分钟的时间来仔细端详我这个美国记者的护照，以及外国记者签证，期间他还打了几个电话。在最后放行前，这名警察只问了一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中文名字？”
再往北，有一处新近建造的山口，从那儿似乎也可以通往格尔登寺。但那里的执勤交警拒绝放行，其中一位先是用蹩脚的英语说前方路况不好，然后又用中文解释道，汽车装备太差，无法应对雪天。就在交警拒绝放行的同时，检查者还坚持记下了记者护照上的详细信息，只是对记者签证未予过问，这或许是因为如果限制境外记者的采访活动，将与北京此前表示的给予外国记者充分报导奥运会自由的承诺相违背。
在有众多少数民族居住的四川松潘，这些日子里不见了许多搭载游客来回穿梭的旅游车，而是多了一辆辆警车，如此景象让人回想起这座古城在唐朝时曾是一处军事重镇。当地一位少数民族餐馆老板说，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他的生意比以往减少了九成多，而他最担心的是，这种情况将一直持续到奥运结束后。
骑马进入阿坝，你便能洞察到中国迅速蔓延的现代化触角是如何延伸到这些偏远而一直安宁的藏族聚居区的。在坐落在山谷里的包座乡，工人们正站在泥地里安装电话线，一位临近村庄的村民还在低头摆弄新买的电动自行车。不过，村里的各家房子旁依然堆着一捆捆柴火，村民们做饭、取暖都离不了它，还有不时出现的(牛毛)牛和羊都提醒着人们，和汉族人占多数的城镇地带比起来，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所居住的乡村生活是多么地不同。
在有着四百居民的藏区石坝村，控制措施十分严格。只要游客刚刚走过小桥进入石坝，不出一分钟就会有人赶来，拿着纸笔要求登记护照信息。不到半小时，村长泽旺（音）就会出现，来告知在此过夜的注意事项，比如天黑后不要靠近当地寺庙，不要独自在村里唯一一条公路上行走，以及天亮后立即离开等等。
与许多藏区相比，务农的石坝村民生活水平似乎要高出许多，不仅主食供应充足，饭桌上的菜也很丰富。但村民还是饮用的井水，天黑后也不再供电。
夜幕降临后，藏民聚集到一户村民的家里饮酒休息。他们一边烧柴取暖，一边喝着酒与外人聊着轻松的话题，比如北京奥运会期间是去现场看篮球赛更好还是在电视上看更好。而当被问到有关拉萨骚乱的问题时，村民们面露难色，不发一言。
但即使是在石坝，也仍能察觉到一丝不太和谐的迹象。在当地两座寺庙中的一座，一名僧侣似乎对共产党插手寺院事务以一种较为“柔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用头示意我们看看寺院入口的中国国旗，眨着眼隐讳地说，“看见那红旗了吗？”
一位在阿坝从事旅游业的藏民说，由于担心外人进入藏区后会帮助达赖喇嘛煽动反华情绪，因此中国政府显得格外谨慎。他说，政府会觉得你是达赖集团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