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59岁的王岐山，3月17日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预期将负责宏观经济和金融事务。王岐山作风近似前总理朱鎔基，当下的机遇与挑战，也与朱鎔基当时大致一般。在如今全球通货膨胀抬头、金融不稳定性加剧的形势下，自然被推到风口浪尖。
中央高层意识到宏调成绩关乎经济能否平稳发展，而物价更关乎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去年秋天的中共十/七大.上，高层已下了强化经济和金融班子的决心，王岐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危受命”，提前离开筹办奥运的北京市长岗位，出任副总理。
王岐山在80年代就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农村研究，1988年出任中国农村信託投资公司总经理，1989年转任建设银行副行长，并历任人行副行长、建行行长、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国务院体改办主任、海南省委书记、北京市市长等职。其中，在广东省处理广东国投事件及03年在北京处理“非典”事件，其解决问题的作风令人印象深刻，被誉为“救火队长”。
王岐山有高级经济师头衔。从政前的王岐山，恐怕更多是更多为知识界所知悉念叨。尤其是80年代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
作为一个知名的“学者型官员”，从政的履历为大家熟悉。这是王岐山的明线，还有一条没有那么清晰，不为人太熟知的暗线。那就是作为读书人，或作为知识分子的王岐山。大家都知道王岐山是“学者”，可是对其学者生涯并不太熟悉，尽管从政而且地位显赫，王岐山并没有抹掉这条暗线。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他公开披露的北京市长卸任之后的读书生活，让这条暗线在80年代之后再次进入公共视野。高官还是学者，不知道哪一个更贴近王岐山自己心里的“王岐山”。
学习型领导
“王岐山本身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学者型官员。我认为，他的象征意义也非常重要，”美国伊利诺斯州西北大学中国政治专家史宗瀚(Victor Shih)说。
史宗瀚所指出来王岐山的象征意义，可以放到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制度兴起的大背景中来看。2002年12月2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开始了第一次集体学习。毛泽东一直在号召党员干部要读书，但是集体读书，集体学习的这种方式是80年代初才有的。当时中共中央有一个比较大的书记处，首开了中央集体学习的一个风气，当时比如说万里、习仲勋包括一些领导同志都在上面听课。
这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海内外媒体很多评价都是非常积极的，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在扩展思路，在比较大的宏观的背景下，理解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
毛泽东在党内提出学习，说光有威风没有本领是不行的，他说队伍里有一种恐慌，这个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不是政治恐慌，是本领恐慌。学者型官员，可以尽可能避免本领恐慌。处理广东国投事件时，当时的广东省长卢瑞华称赞王岐山说：“专业背景，使他始终很精明清醒。”要作为“救火队长”，不仅仅要有勇敢，还要有高深的专业知识，以及知识赋予的底气。在中央高层中，王岐山是一个亲民敢言的高官，这也部分归于读书人的骨气。
学术思想界中的失踪者
“岐山属于‘老三届’，是一个乐观的人，很真诚。他个性鲜明，同时又有着比较全面的领导能力。”王岐山的老部下，著名经济学家曹和平说。曹和平把王岐山的性格，归功于‘老三届’的经历。吃苦的经历反而增强了‘老三届’的意志力。他们珍惜这种“天赐的机会”，极其刻苦地吸收新知识。
1969年，王岐山在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插队。插队之前，王岐山在北京接受了基本完整的中等教育（高二毕业），再加上下乡插队接受锻炼，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
上海大学著名教授朱学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描述了王岐山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生活。
他说，重点中学的高中生，上山下乡，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一群中学生在下班以后，过着一种既贫困而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
朱学勤说，那些“六八年人”----业余思想家，他们以热血书写的思想而不是在纸面上罗列的讲义，给他上了一堂真正的思想史课程。
老三届不管是高官，还是知识分子，还是下岗工人，都分享了共同的成长经历、历史命运、苦难和希望。王岐山人在“庙堂”，没有扯断与“江湖”的关系。王岐山接得“地气”，他曾向媒体说：“我的信息渠道相当之多。说实在的，我这个人整个的经历过程从来没脱离过社会，我的朋友在方方面面都有，他们有的是很底层的。”“有时候找插过队的朋友，和我一起插队的人现在下岗职工都有。”
西北大学毕业之后，1979年底王岐山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民国史室。当时民国史室分为三个小组，分别编纂《民国人物传》、《中华民国大事记》和《中华民国史》，王岐山被分到编纂《民国人物传》组。
王岐山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热情、肯干、非常外向的年轻人”。后来，王岐山有了在北京的第一个办公室，一间立着两排巨大书架的狭长房间。
王岐山获得了第一个任务，帮助湖北作者贺觉非修订历史著作《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但是王岐山太年轻，让贺觉非开始还不太放心。但是经过努力，最后让贺觉非信服了。贺觉非觉得很满意，认为王岐山的文字水平和对史料的掌握能力比同龄人要高出许多。这本书的修订，是王岐山在近代史研究所交的第一份“答卷”。
为了完成这本书的修订，近代史研究所专门从北京市委党校借了两间房子。贺觉非和王岐山一老一少住了进去。忙活了近半年，将书稿最终敲定。王岐山并没有在这本历史著作上署名。
完成《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后，王岐山又投入《民国人物传》的编纂工作，他和两三个人一起，负责东北、西北地区近300名民国人物传记的组稿和编纂工作。王岐山担纲一部分人物传的写作，并在东北等地约学者写稿。
王岐山被公认为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历史学者。如果这么发展下去，他肯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员。然而就在此时，年轻的王岐山开始关注现实的国计民生、开始关注金融问题。
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发展的步子到底能走多快？要走得快，就和资金有关，就和预算有关。王岐山被这样的问题深刻“击中”，所以对这个问题专门进行了研究，并写出了两篇关于经济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的论文。
王岐山有三五个人关系非常不错，非常热衷谈论经济问题，经常在一起争论，写文章。这些经济方面的论文后来被一些高级领导看到，并且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王岐山转型的迹象开始明显。王岐山之所以能够迅速展示经济方面的才华，和扎实的历史学研究基础有一定关系。这样的经济问题，与政治纠缠在一起，是政治经济学的。王岐山的历史学研究基础，可以让他有“前车可鉴”，因此可以眼光独到。
在民国史室两年多后，他做出了一个抉择，带着历史学研究的磨炼，告别书斋，走向如火如荼的改革前沿。两年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借调走了王岐山。
如果王岐山继续作历史学者下去，那后来，是不是如同他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一样，作为一个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思想家出现？作为是一名高官，就是一个思想学术界的失踪者。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那么王岐山自己会如何选择呢。我们因此可以设想，王岐山退休之后，当一个教授，或者就是他心中隐藏的心愿，如同好多中央领导披露自己的一样。学术思想的关怀与从政，当然后者更加直接造福于人民。作为失踪者，是对外界的，而对王岐山自己，知识分子这个角色应该没有失踪。
改革将“老三届”们推至幕前。经历了文革动乱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一批人，有着中国漫长极左年代下的伤痕记忆，以及拨乱反正后的理性反思。如此一正一反，促使他们带着困惑和疑问为中国寻找出路。没有谁比这个群体，把自己的命运与改革命运浑然一体。
与中国改革同脉搏
在北京经济学界，活跃着一批来自大西北或在那里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自80年代初以来，成为京城研究改革开放活跃群体中的骨干之一。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在80年代中国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两个方面都比较活跃的亦“学”亦“官”的学者型领导干部。老一辈的例如前全国政协财经委主任委员柳随年先生，中年一辈的例如王岐山。
1982年，王岐山进入中国农村政策研究的前沿。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处长、联络室副主任。1986年，年仅38岁的王岐山被任命为正局级干部，先后担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局级研究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主任兼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
在担任对外联络部负责人期间，王岐山引进了一大批人才进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所，如林毅夫、周其仁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央连续多次发出农村一号文件，王岐山团结了一批专家，对于农村经济政策的调研和制定贡献很大。
曹和平教授说，“王岐山早期重要的贡献是将中国农业研究从传统的园艺技术研究转向农村经济政策研究，以经济的视角来分析农村建设工作。虽然这项工程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领导的，但是在操作执行上，岐山带领、团结一批人，做了重要工作。”
曹和平教授还说，“王岐山不仅是一位市长和金融行家，同时他也是中国农村经济政策的重要研究者和推动者之一”。“在地方处理金融事件，使得岐山在深厚的经济理论知识上，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经济和金融运行实践，提高了岐山在业界的威望，同时也坚定了他的法治监管观念。”
王岐山担任体改委主任后，有一次开会说：体改委研究会团结了社会上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很好，应该继续团结学术界的精英，多出谋划策，供中央决策。他不仅赞扬了樊纲等中青年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多，也赞扬薛暮桥、马洪等老经济学家，还特别建议我们多向老知识分子学习，学习他们锲而不舍的改革热情。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
《走向未来丛书》于1984年由起推出，其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九十年代。丛书前后推出了70多种。《走向未来丛书》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翻开《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者名单，可以用“豪华阵容”来形容，王岐山也是其中之一。而在80年代就开始活跃的那批社会精英中，在中国大陆至今还非常活跃在最前线的，政界是王岐山，学界中就是秦晓鹰。
《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在他的文章《1980年代是一个幸运时代》提到了，《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丛书的第一笔钱来自王岐山，他支持了5000元。
八十年代塑造了当代中国官员的思想状态。80年代思想启蒙，经历90年代到今天，随着这一批人吃80年代的精神“母乳”而成长，他们已经成为栋梁，担纲着中国命运。而王岐山，是“母乳”提供者之一。
“待业时读书学习”
王岐山在北京市长任上，就很个性地说过一个关于读书学习的笑话：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就对我们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
2008年03月05日王岐山下午在山东团的讨论会上，披露了离开北京市市长职位后，一直在读书“充电”，以便“再就业”。他说，他处在读书学习、认真思考、待业上岗的状态。
王岐山说，他学诸子百家，发现百家中有一半出自山东。他学胡适之的《努力人生》，文中内容张口就来，足见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认真研读。当说到孔孟是鲁人，庄老是齐人时，他引用胡适之的话说：恰恰是这几大家引领中国思想两千年，山东人阔哉。
他还学西方经济书籍，发现西方工业化、城市化总人口加起来不足十个亿，而中国提出到二0二0年要带领十五亿人实现全面小康，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将对世界人口质的改变作出重大贡献。”王岐山说。
中央高层意识到宏调成绩关乎经济能否平稳发展，而物价更关乎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去年秋天的中共十/七大.上，高层已下了强化经济和金融班子的决心，王岐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临危受命”，提前离开筹办奥运的北京市长岗位，出任副总理。
王岐山在80年代就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农村研究，1988年出任中国农村信託投资公司总经理，1989年转任建设银行副行长，并历任人行副行长、建行行长、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国务院体改办主任、海南省委书记、北京市市长等职。其中，在广东省处理广东国投事件及03年在北京处理“非典”事件，其解决问题的作风令人印象深刻，被誉为“救火队长”。
王岐山有高级经济师头衔。从政前的王岐山，恐怕更多是更多为知识界所知悉念叨。尤其是80年代作为《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
作为一个知名的“学者型官员”，从政的履历为大家熟悉。这是王岐山的明线，还有一条没有那么清晰，不为人太熟知的暗线。那就是作为读书人，或作为知识分子的王岐山。大家都知道王岐山是“学者”，可是对其学者生涯并不太熟悉，尽管从政而且地位显赫，王岐山并没有抹掉这条暗线。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他公开披露的北京市长卸任之后的读书生活，让这条暗线在80年代之后再次进入公共视野。高官还是学者，不知道哪一个更贴近王岐山自己心里的“王岐山”。
学习型领导
“王岐山本身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学者型官员。我认为，他的象征意义也非常重要，”美国伊利诺斯州西北大学中国政治专家史宗瀚(Victor Shih)说。
史宗瀚所指出来王岐山的象征意义，可以放到中央领导集体学习制度兴起的大背景中来看。2002年12月2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开始了第一次集体学习。毛泽东一直在号召党员干部要读书，但是集体读书，集体学习的这种方式是80年代初才有的。当时中共中央有一个比较大的书记处，首开了中央集体学习的一个风气，当时比如说万里、习仲勋包括一些领导同志都在上面听课。
这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海内外媒体很多评价都是非常积极的，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领导集体在扩展思路，在比较大的宏观的背景下，理解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
毛泽东在党内提出学习，说光有威风没有本领是不行的，他说队伍里有一种恐慌，这个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不是政治恐慌，是本领恐慌。学者型官员，可以尽可能避免本领恐慌。处理广东国投事件时，当时的广东省长卢瑞华称赞王岐山说：“专业背景，使他始终很精明清醒。”要作为“救火队长”，不仅仅要有勇敢，还要有高深的专业知识，以及知识赋予的底气。在中央高层中，王岐山是一个亲民敢言的高官，这也部分归于读书人的骨气。
学术思想界中的失踪者
“岐山属于‘老三届’，是一个乐观的人，很真诚。他个性鲜明，同时又有着比较全面的领导能力。”王岐山的老部下，著名经济学家曹和平说。曹和平把王岐山的性格，归功于‘老三届’的经历。吃苦的经历反而增强了‘老三届’的意志力。他们珍惜这种“天赐的机会”，极其刻苦地吸收新知识。
1969年，王岐山在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插队。插队之前，王岐山在北京接受了基本完整的中等教育（高二毕业），再加上下乡插队接受锻炼，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学习。
上海大学著名教授朱学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描述了王岐山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生活。
他说，重点中学的高中生，上山下乡，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一群中学生在下班以后，过着一种既贫困而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舍，时常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
朱学勤说，那些“六八年人”----业余思想家，他们以热血书写的思想而不是在纸面上罗列的讲义，给他上了一堂真正的思想史课程。
老三届不管是高官，还是知识分子，还是下岗工人，都分享了共同的成长经历、历史命运、苦难和希望。王岐山人在“庙堂”，没有扯断与“江湖”的关系。王岐山接得“地气”，他曾向媒体说：“我的信息渠道相当之多。说实在的，我这个人整个的经历过程从来没脱离过社会，我的朋友在方方面面都有，他们有的是很底层的。”“有时候找插过队的朋友，和我一起插队的人现在下岗职工都有。”
西北大学毕业之后，1979年底王岐山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民国史室。当时民国史室分为三个小组，分别编纂《民国人物传》、《中华民国大事记》和《中华民国史》，王岐山被分到编纂《民国人物传》组。
王岐山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热情、肯干、非常外向的年轻人”。后来，王岐山有了在北京的第一个办公室，一间立着两排巨大书架的狭长房间。
王岐山获得了第一个任务，帮助湖北作者贺觉非修订历史著作《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但是王岐山太年轻，让贺觉非开始还不太放心。但是经过努力，最后让贺觉非信服了。贺觉非觉得很满意，认为王岐山的文字水平和对史料的掌握能力比同龄人要高出许多。这本书的修订，是王岐山在近代史研究所交的第一份“答卷”。
为了完成这本书的修订，近代史研究所专门从北京市委党校借了两间房子。贺觉非和王岐山一老一少住了进去。忙活了近半年，将书稿最终敲定。王岐山并没有在这本历史著作上署名。
完成《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后，王岐山又投入《民国人物传》的编纂工作，他和两三个人一起，负责东北、西北地区近300名民国人物传记的组稿和编纂工作。王岐山担纲一部分人物传的写作，并在东北等地约学者写稿。
王岐山被公认为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历史学者。如果这么发展下去，他肯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员。然而就在此时，年轻的王岐山开始关注现实的国计民生、开始关注金融问题。
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发展的步子到底能走多快？要走得快，就和资金有关，就和预算有关。王岐山被这样的问题深刻“击中”，所以对这个问题专门进行了研究，并写出了两篇关于经济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的论文。
王岐山有三五个人关系非常不错，非常热衷谈论经济问题，经常在一起争论，写文章。这些经济方面的论文后来被一些高级领导看到，并且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
王岐山转型的迹象开始明显。王岐山之所以能够迅速展示经济方面的才华，和扎实的历史学研究基础有一定关系。这样的经济问题，与政治纠缠在一起，是政治经济学的。王岐山的历史学研究基础，可以让他有“前车可鉴”，因此可以眼光独到。
在民国史室两年多后，他做出了一个抉择，带着历史学研究的磨炼，告别书斋，走向如火如荼的改革前沿。两年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借调走了王岐山。
如果王岐山继续作历史学者下去，那后来，是不是如同他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一样，作为一个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或者思想家出现？作为是一名高官，就是一个思想学术界的失踪者。如果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那么王岐山自己会如何选择呢。我们因此可以设想，王岐山退休之后，当一个教授，或者就是他心中隐藏的心愿，如同好多中央领导披露自己的一样。学术思想的关怀与从政，当然后者更加直接造福于人民。作为失踪者，是对外界的，而对王岐山自己，知识分子这个角色应该没有失踪。
改革将“老三届”们推至幕前。经历了文革动乱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一批人，有着中国漫长极左年代下的伤痕记忆，以及拨乱反正后的理性反思。如此一正一反，促使他们带着困惑和疑问为中国寻找出路。没有谁比这个群体，把自己的命运与改革命运浑然一体。
与中国改革同脉搏
在北京经济学界，活跃着一批来自大西北或在那里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自80年代初以来，成为京城研究改革开放活跃群体中的骨干之一。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在80年代中国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两个方面都比较活跃的亦“学”亦“官”的学者型领导干部。老一辈的例如前全国政协财经委主任委员柳随年先生，中年一辈的例如王岐山。
1982年，王岐山进入中国农村政策研究的前沿。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处长、联络室副主任。1986年，年仅38岁的王岐山被任命为正局级干部，先后担任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局级研究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联络室主任兼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主任。
在担任对外联络部负责人期间，王岐山引进了一大批人才进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所，如林毅夫、周其仁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央连续多次发出农村一号文件，王岐山团结了一批专家，对于农村经济政策的调研和制定贡献很大。
曹和平教授说，“王岐山早期重要的贡献是将中国农业研究从传统的园艺技术研究转向农村经济政策研究，以经济的视角来分析农村建设工作。虽然这项工程是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领导的，但是在操作执行上，岐山带领、团结一批人，做了重要工作。”
曹和平教授还说，“王岐山不仅是一位市长和金融行家，同时他也是中国农村经济政策的重要研究者和推动者之一”。“在地方处理金融事件，使得岐山在深厚的经济理论知识上，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经济和金融运行实践，提高了岐山在业界的威望，同时也坚定了他的法治监管观念。”
王岐山担任体改委主任后，有一次开会说：体改委研究会团结了社会上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很好，应该继续团结学术界的精英，多出谋划策，供中央决策。他不仅赞扬了樊纲等中青年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多，也赞扬薛暮桥、马洪等老经济学家，还特别建议我们多向老知识分子学习，学习他们锲而不舍的改革热情。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
《走向未来丛书》于1984年由起推出，其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九十年代。丛书前后推出了70多种。《走向未来丛书》是当时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翻开《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者名单，可以用“豪华阵容”来形容，王岐山也是其中之一。而在80年代就开始活跃的那批社会精英中，在中国大陆至今还非常活跃在最前线的，政界是王岐山，学界中就是秦晓鹰。
《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在他的文章《1980年代是一个幸运时代》提到了，《走向未来》丛书这套丛书的第一笔钱来自王岐山，他支持了5000元。
八十年代塑造了当代中国官员的思想状态。80年代思想启蒙，经历90年代到今天，随着这一批人吃80年代的精神“母乳”而成长，他们已经成为栋梁，担纲着中国命运。而王岐山，是“母乳”提供者之一。
“待业时读书学习”
王岐山在北京市长任上，就很个性地说过一个关于读书学习的笑话：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就对我们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
2008年03月05日王岐山下午在山东团的讨论会上，披露了离开北京市市长职位后，一直在读书“充电”，以便“再就业”。他说，他处在读书学习、认真思考、待业上岗的状态。
王岐山说，他学诸子百家，发现百家中有一半出自山东。他学胡适之的《努力人生》，文中内容张口就来，足见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认真研读。当说到孔孟是鲁人，庄老是齐人时，他引用胡适之的话说：恰恰是这几大家引领中国思想两千年，山东人阔哉。
他还学西方经济书籍，发现西方工业化、城市化总人口加起来不足十个亿，而中国提出到二0二0年要带领十五亿人实现全面小康，完成工业化、城市化。“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将对世界人口质的改变作出重大贡献。”王岐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