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纪硕鸣
翟建曾为前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上海社保案祝均一等人辩护，被称为腐败官员入狱后最想见的“守护人”。他认为即使是腐败官员，也有他们的权益，反腐不应以牺牲法治为代价，而中国缺乏“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理念。
农历新年前，数十年未遇的寒冬腊月，上海律师翟建却要走南闯北去探望他的当事人。他到珠海商量案件的辩护事宜，又赶到新疆去探望关押在狱中的嫌犯，还要转去东北，探望被判死缓正在上诉的原上海电器集团董事长王成明。
春节前，被关押多日的当事人不能见到家人，和律师见一面成为他们过节的最好礼物。每年这时，亦是翟建出差最繁忙的时候，任职律师近二十多年，翟建一直担任刑事律师，承接各色刑事案件，为当事人寻求一个公正的判决，甚至将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承担的不仅是法律的责任，更是生命的责任。翟建说，这当中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智慧，“要在现有法制的框架下以理服人，为当事人争取权益，要大智而非大勇”。
因为上海社保案涉及陈良宇等一批腐败官员，作为在上海滩最有名的刑事律师，不少相关当事人都要请翟建出庭辩护。在该腐败大案中，翟建是原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原上海电器集团董事长王成明、原上海国资委副主任吴鸿玫的辩护律师。早前，他还是前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的辩护律师。这位三十二岁时就被戴上申城十佳刑事辩护律师之冠，去年又被评为上海十位东方大律师之首的刑事律师，成为这些腐败官员入狱后最想见的“守护人”。刘金宝入狱后，翟建几乎每星期都见他一次，光北京就跑了二十多趟。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翟建表示：“律师是中国法治的守护者，即使是腐败官员，也有他们应该维护的权益，反腐败不应该以牺牲法治为代价。”
第一批开庭的上海社保案的被告人中，除了王成明尚在上诉之外，其他案件都已尘埃落定。公诉称，王成明在担任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期间，在上海闵行区莘庄工业区一块六百亩的土地——“南郊别墅”的转让中，大肆牟利，获取差价近三亿元人民币（约合四千一百七十万美元）。检察院认定王成明还共计受贿二十一万元，包括张荣坤行贿六万港元（约合七千六百九十五美元）。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王成明共同贪污三亿元罪名成立，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受贿二十一万元罪名成立，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两罪并罚被判死缓。
有罪但罪不在贪污
所有涉及社保案第一批被告人的审判，从开庭到宣判都未到一星期，唯独王成明案，去年九月审理后直到十二月才宣判。虽然一审法官认定王成明钜额贪污三点七亿人民币，但还是给予他生的机会，翟建不知道是否因为自己的辩护理据触动了法官，但他仍坚持“王成明有罪，但罪不在贪污”。
王成明的案情显示，他与朋友为拿下闵行区市值二亿的一块土地，让属下广电公司出资六千万的起动资金，拿了土地证后再向银行贷款。成事后，王成明又以合作的私营企业不可靠，要属下公司退出，广电公司付款后八个月开始撤出，一年后收回六千万，还收了三百余万利息。现在评估，当广电公司退出时，这块土地已升值至五亿，扣除成本，王成明没投钱，净得三亿。
中国法律中“挪用”没有死罪。在法庭上，翟建是以挪用六千万来作辩护。翟建认为，小偷偷了银行的钱去买彩票，如果真的中彩了，不能都算作偷窃的数额。土地价涨了算贪污，如果跌了，造成损失，就不存在贪污了，这在法律逻辑上行不通。该案“实际上是以投资为名，借用了单位的钱，并连本带利收回，没有损失”。翟建表示，反腐败，他坚决支持，但不能以牺牲法律为代价。在办这些案子时，中共有关部门很认真，专门召集座谈会，听取意见，翟建很认真地提出：“真理向前跨越一步就变成谬误，现在何止跨了一步。”
因上海前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被拘捕而带出“社保案”，祝均一的审判最为令人关注。案件显示，祝均一的受贿，总金额约一百三十万人民币，而其中近三分之二是其妻子拿的钱。她到张荣坤公司基层工作，天天上班做了三年，三年中张荣坤每年年终给她发红包，三年中发了一百二十万。检察院指控认为，这其中有近八十万是受贿，因为这几年中，象她这个级别的人都没拿到那么多，张荣坤让财务多给她发的。翟建在庭上据理力争，他认为，犯罪要讲故意，因为当事人根本不知道别人拿多少，不可能拒绝多拿的那部分。“两高（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规定，拿挂名工资不上班要定罪，但她天天上班，最多属报酬偏高，结果算祝均一受贿”。法庭认定祝均一受贿十五年，挪用公款十二年，滥用职权六年，加起来判了三十三年，合并执行十八年。
开庭结束，法庭庭长征求翟建意见，他回答，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判决，“你们把我的辩护意见都否定了，但在具体量刑时又都考虑了”。作为律师，翟建的出发点为的是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同样也是维护司法正义。在庭上，翟建不以强硬的针尖对麦芒的方式，而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据理力争。他表示：“作为律师，我们要以获取对当事人最有利的法律后果为目的，通过个案对整个体制及观念转变起作用，我们是战士但不能做烈士。”他认为，这种平衡是在特定环境下，一个负责任的律师需要考虑的，“不能横刀立马，匹夫之勇”。
前上海国资委副主任吴鸿玫涉入社保案，是因为有一次收受了张荣坤吃完饭后每人一个小袋，里面是一百克的一根金条，值九千多元；另外换了两套房子，有近两百万的差价。对换房子这情节，翟建是为其作无罪辩护的，但在法庭上他始终没有说出“无罪”两个字，公诉人直逼翟建，要他明确表态。翟建在庭上坦率地表示：“其实，我无论如何表达，你都是很清楚的，法官也很清楚，不一定非要我说出那个字来，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应该旗帜鲜明，但我为什么不明确表态，因为我有顾虑，我为我自己有这样的顾虑感到深深的悲哀。”
翟建考虑更多的是，中国必须确立一个刑事诉讼理念：疑罪从无。我们强调，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追求的目标不错，但价值取向要清楚，什么是第一位。到底是坚持为了绝不冤枉好人，宁可放走坏人；还是坚持绝不放走坏人，而不惜冤枉好人。翟建表示：“不敢讲经我辩护后放走的都是好人，也有可能真的坏人被放走了，但掉换过来讲，这恰恰符合我们决不冤枉好人的理念。为了决不冤枉一个好人，有时候不得不付出放走一个坏人的代价。”
翟建印象很深刻的是，英国有一个大法官到上海介绍陪审团制度，有中国律师问他，法官是行家，懂法律，如果根据你的经验，被告是杀人犯，但是陪审团作出的决定却是无罪的，那么你们的制度是否有补救的方式行使权力纠正这个错误的判决。
英国大法官回答说：“我是一个法官，法官的责任就是执行法律，但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所以我执行法律，实际上就是在执行人民的意志。陪审团就是人民意志在这个具体案件上的体现。面对杀人犯，陪审团宣告他无罪的时候，我知道，人民宽恕他了，我有什么理由来违背人民的意志改变人民的决定？”
我想有个陪审团
翟建为这样的理念叫好，他因此撰文《我想有个陪审团》。他认为，中国的传统理念认为，放走一个坏人要比冤枉一个好人严重得多。世界上普遍的观念却是：放走一个坏人，你犯了一个错误；但若冤枉一个好人，是犯了两个错，既冤枉了好人，还让真坏人逍遥法外。“那么，我们不允许犯错的制度，尤其是不能犯让大家都知道的错误，所以千方百计掩饰，司法有时变成为了掩盖一个小错误，不惜去犯更大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面对现实，翟建常常感到这样的无奈，他一再表示：“我胆子很小，不会、也不敢去和当局抗衡，我尽量去说服当局，少犯一些错。”拿这些理念在法庭上宣扬，他说他和其他律师相比，不同的是多运用了“说服”两字。
有控方指计程车司机维权闹事，是图谋私利，翟建回答说，他们若有私利，无非也就是为了让子子孙孙不再开计程车；有人为图利，在邮票上烫上金字，被认为“数额巨大”，“建国以来罕见”要判重刑，翟建指，邮票是真的，这只不过是加了几个金字，如同给枪加一个枪套，“为一百支手枪加枪套的危害远低于造一支手枪”。
风趣加上理性分析，令翟建在法庭上多了几分幽默。他想得很朴实，当事人请你出庭，是希望你拯救他，而非让你到法庭表现自己。智慧，才是他三十年律师生涯最有效的武器。
翟建小档案
一九五七年出生，祖籍山东。一九七八年考入复旦大学分校政法系求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刑法专业授课教师。一九八四年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担任上海联合律师事务所第二分所主任。一九九五年，从学校辞职，担任专职律师，专业从事刑事辩护。二零零二年在上海开办首家个人开业的律师事务所。现任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上海律师协会刑事法律研究会主任，常务理事。零四年，翟建获“全国十位优秀刑事辩护律师”称号。零五年，获得全国优秀律师称号。
翟建曾为前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上海社保案祝均一等人辩护，被称为腐败官员入狱后最想见的“守护人”。他认为即使是腐败官员，也有他们的权益，反腐不应以牺牲法治为代价，而中国缺乏“疑罪从无”的刑事诉讼理念。
农历新年前，数十年未遇的寒冬腊月，上海律师翟建却要走南闯北去探望他的当事人。他到珠海商量案件的辩护事宜，又赶到新疆去探望关押在狱中的嫌犯，还要转去东北，探望被判死缓正在上诉的原上海电器集团董事长王成明。
春节前，被关押多日的当事人不能见到家人，和律师见一面成为他们过节的最好礼物。每年这时，亦是翟建出差最繁忙的时候，任职律师近二十多年，翟建一直担任刑事律师，承接各色刑事案件，为当事人寻求一个公正的判决，甚至将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承担的不仅是法律的责任，更是生命的责任。翟建说，这当中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智慧，“要在现有法制的框架下以理服人，为当事人争取权益，要大智而非大勇”。
因为上海社保案涉及陈良宇等一批腐败官员，作为在上海滩最有名的刑事律师，不少相关当事人都要请翟建出庭辩护。在该腐败大案中，翟建是原上海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原上海电器集团董事长王成明、原上海国资委副主任吴鸿玫的辩护律师。早前，他还是前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的辩护律师。这位三十二岁时就被戴上申城十佳刑事辩护律师之冠，去年又被评为上海十位东方大律师之首的刑事律师，成为这些腐败官员入狱后最想见的“守护人”。刘金宝入狱后，翟建几乎每星期都见他一次，光北京就跑了二十多趟。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翟建表示：“律师是中国法治的守护者，即使是腐败官员，也有他们应该维护的权益，反腐败不应该以牺牲法治为代价。”
第一批开庭的上海社保案的被告人中，除了王成明尚在上诉之外，其他案件都已尘埃落定。公诉称，王成明在担任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期间，在上海闵行区莘庄工业区一块六百亩的土地——“南郊别墅”的转让中，大肆牟利，获取差价近三亿元人民币（约合四千一百七十万美元）。检察院认定王成明还共计受贿二十一万元，包括张荣坤行贿六万港元（约合七千六百九十五美元）。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王成明共同贪污三亿元罪名成立，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受贿二十一万元罪名成立，被判十年有期徒刑，两罪并罚被判死缓。
有罪但罪不在贪污
所有涉及社保案第一批被告人的审判，从开庭到宣判都未到一星期，唯独王成明案，去年九月审理后直到十二月才宣判。虽然一审法官认定王成明钜额贪污三点七亿人民币，但还是给予他生的机会，翟建不知道是否因为自己的辩护理据触动了法官，但他仍坚持“王成明有罪，但罪不在贪污”。
王成明的案情显示，他与朋友为拿下闵行区市值二亿的一块土地，让属下广电公司出资六千万的起动资金，拿了土地证后再向银行贷款。成事后，王成明又以合作的私营企业不可靠，要属下公司退出，广电公司付款后八个月开始撤出，一年后收回六千万，还收了三百余万利息。现在评估，当广电公司退出时，这块土地已升值至五亿，扣除成本，王成明没投钱，净得三亿。
中国法律中“挪用”没有死罪。在法庭上，翟建是以挪用六千万来作辩护。翟建认为，小偷偷了银行的钱去买彩票，如果真的中彩了，不能都算作偷窃的数额。土地价涨了算贪污，如果跌了，造成损失，就不存在贪污了，这在法律逻辑上行不通。该案“实际上是以投资为名，借用了单位的钱，并连本带利收回，没有损失”。翟建表示，反腐败，他坚决支持，但不能以牺牲法律为代价。在办这些案子时，中共有关部门很认真，专门召集座谈会，听取意见，翟建很认真地提出：“真理向前跨越一步就变成谬误，现在何止跨了一步。”
因上海前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被拘捕而带出“社保案”，祝均一的审判最为令人关注。案件显示，祝均一的受贿，总金额约一百三十万人民币，而其中近三分之二是其妻子拿的钱。她到张荣坤公司基层工作，天天上班做了三年，三年中张荣坤每年年终给她发红包，三年中发了一百二十万。检察院指控认为，这其中有近八十万是受贿，因为这几年中，象她这个级别的人都没拿到那么多，张荣坤让财务多给她发的。翟建在庭上据理力争，他认为，犯罪要讲故意，因为当事人根本不知道别人拿多少，不可能拒绝多拿的那部分。“两高（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规定，拿挂名工资不上班要定罪，但她天天上班，最多属报酬偏高，结果算祝均一受贿”。法庭认定祝均一受贿十五年，挪用公款十二年，滥用职权六年，加起来判了三十三年，合并执行十八年。
开庭结束，法庭庭长征求翟建意见，他回答，这是一个有智慧的判决，“你们把我的辩护意见都否定了，但在具体量刑时又都考虑了”。作为律师，翟建的出发点为的是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同样也是维护司法正义。在庭上，翟建不以强硬的针尖对麦芒的方式，而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据理力争。他表示：“作为律师，我们要以获取对当事人最有利的法律后果为目的，通过个案对整个体制及观念转变起作用，我们是战士但不能做烈士。”他认为，这种平衡是在特定环境下，一个负责任的律师需要考虑的，“不能横刀立马，匹夫之勇”。
前上海国资委副主任吴鸿玫涉入社保案，是因为有一次收受了张荣坤吃完饭后每人一个小袋，里面是一百克的一根金条，值九千多元；另外换了两套房子，有近两百万的差价。对换房子这情节，翟建是为其作无罪辩护的，但在法庭上他始终没有说出“无罪”两个字，公诉人直逼翟建，要他明确表态。翟建在庭上坦率地表示：“其实，我无论如何表达，你都是很清楚的，法官也很清楚，不一定非要我说出那个字来，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应该旗帜鲜明，但我为什么不明确表态，因为我有顾虑，我为我自己有这样的顾虑感到深深的悲哀。”
翟建考虑更多的是，中国必须确立一个刑事诉讼理念：疑罪从无。我们强调，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追求的目标不错，但价值取向要清楚，什么是第一位。到底是坚持为了绝不冤枉好人，宁可放走坏人；还是坚持绝不放走坏人，而不惜冤枉好人。翟建表示：“不敢讲经我辩护后放走的都是好人，也有可能真的坏人被放走了，但掉换过来讲，这恰恰符合我们决不冤枉好人的理念。为了决不冤枉一个好人，有时候不得不付出放走一个坏人的代价。”
翟建印象很深刻的是，英国有一个大法官到上海介绍陪审团制度，有中国律师问他，法官是行家，懂法律，如果根据你的经验，被告是杀人犯，但是陪审团作出的决定却是无罪的，那么你们的制度是否有补救的方式行使权力纠正这个错误的判决。
英国大法官回答说：“我是一个法官，法官的责任就是执行法律，但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所以我执行法律，实际上就是在执行人民的意志。陪审团就是人民意志在这个具体案件上的体现。面对杀人犯，陪审团宣告他无罪的时候，我知道，人民宽恕他了，我有什么理由来违背人民的意志改变人民的决定？”
我想有个陪审团
翟建为这样的理念叫好，他因此撰文《我想有个陪审团》。他认为，中国的传统理念认为，放走一个坏人要比冤枉一个好人严重得多。世界上普遍的观念却是：放走一个坏人，你犯了一个错误；但若冤枉一个好人，是犯了两个错，既冤枉了好人，还让真坏人逍遥法外。“那么，我们不允许犯错的制度，尤其是不能犯让大家都知道的错误，所以千方百计掩饰，司法有时变成为了掩盖一个小错误，不惜去犯更大的错误。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面对现实，翟建常常感到这样的无奈，他一再表示：“我胆子很小，不会、也不敢去和当局抗衡，我尽量去说服当局，少犯一些错。”拿这些理念在法庭上宣扬，他说他和其他律师相比，不同的是多运用了“说服”两字。
有控方指计程车司机维权闹事，是图谋私利，翟建回答说，他们若有私利，无非也就是为了让子子孙孙不再开计程车；有人为图利，在邮票上烫上金字，被认为“数额巨大”，“建国以来罕见”要判重刑，翟建指，邮票是真的，这只不过是加了几个金字，如同给枪加一个枪套，“为一百支手枪加枪套的危害远低于造一支手枪”。
风趣加上理性分析，令翟建在法庭上多了几分幽默。他想得很朴实，当事人请你出庭，是希望你拯救他，而非让你到法庭表现自己。智慧，才是他三十年律师生涯最有效的武器。
翟建小档案
一九五七年出生，祖籍山东。一九七八年考入复旦大学分校政法系求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刑法专业授课教师。一九八四年起从事兼职律师工作，担任上海联合律师事务所第二分所主任。一九九五年，从学校辞职，担任专职律师，专业从事刑事辩护。二零零二年在上海开办首家个人开业的律师事务所。现任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上海律师协会刑事法律研究会主任，常务理事。零四年，翟建获“全国十位优秀刑事辩护律师”称号。零五年，获得全国优秀律师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