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都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这一战役，人民解放军歼敌47万，东北全境解放，平津和华北甚至整个长江以北，都成了解放大军锋芒所慑之处。国民党反动政府内部一片慌乱，一些人已成惊弓之鸟，一些人也在打算自己的“退路”。此役之后的第四天，淮海战役紧接着开始了。坐在南京总统府的蒋介石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美国人既然靠不住，那么靠什么挽救自己濒临的灭顶之灾呢?特别是前线传来的坏消息———1948年11月23日奉命前往解围的黄维第12兵团，也被围在安徽宿县西南的双堆集，使他更乱了方寸。看来只有孤注一掷了!蒋介石即刻传令召见时任国民党少将化学兵司司长的爱国人士汪逢栗，要他呈送“现存化学弹药统计表”，他要亲自过目自己手里的这张王牌。

汪逢栗察知蒋的意图后心里一惊：在内战战场使用化学武器，这不等于自己动手杀自己的同胞吗?是极不人道的。日本侵略者用化学武器杀中国同胞，已激起全中国人的愤恨，也引起世界热爱和平人士的强烈谴责。如果此事成为事实，将是怎样一种结果呢?自己不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吗?汪逢栗不寒而慄。当蒋向他发问的时候，他便采用铺陈困难、强调不利的说辞，要以种种客观原因冷却蒋介石对使用化学武器的炽热。蒋仔细看过“统计表”后问：“只有这些?”汪答：“只有这些。”“为什么不多造一些呢?”“没有原料。”“可以向美国买一点。”“缺乏外汇。”就这样，一个又一个不冷不热的软钉子，直让蒋碰，迫使他不得不回避这些事实，只好自己搭梯自己下台：“这个，这个问题，你们先回去研究一下，明天把研究结果告诉我。”

第二次召见时，蒋介石根本不提前面所要求“研究”的情况和结果，根本不像第一次召见时与部下尚存一点“商量”的意思，而是毫无婉转地命令：“目前，黄维兵团正被共军包围，我想造十万颗化学炮弹解救黄维，你看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汪逢栗见蒋露出了真意，而且已经决定了。想了想，又推出一个当时无法克服的困难：“十万颗，数量倒不大，只是现在我们不但缺少化学原料，还没有化学炸弹壳。”蒋介石听后颇为不满，用质问的口气说：“用普通炸弹壳不行吗?”“不行，化学炸弹壳不一样，弄得不好，就变‘对付敌人’为‘对付自己’了。”

汪逢栗说的既是实情，也是有意要断绝蒋介石内心刚刚萌发的一线希望。但蒋介石并不是那样容易被折服的人，他骂了句“娘希匹”：“就那么不一样!”仍然命令“再作研究”。

果然，蒋介石虽然为生产化学武器的实际困难条件所“障碍”，但并不因此而罢手。他在第三次召见汪逢栗及另外有关人员时，转而决定使用现有的一种毒气，让人看不见，又能毒死人。此前，一个归汪主管的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郦垒厚提供了一个汪不知道的情况：1936年，为准备对付日本侵略者，我们曾做了一万颗毒气弹，每颗15公斤，抗战胜利后运到四川泸县23厂储存。蒋命令把这批毒弹运回南京，经试验，催泪剂效率为90%，芥子气为65%。蒋要求兵工厂昼夜加班制作引信，在12月11日完成。

就在这天下午，蒋又一次把汪逢栗找去，“我现在已决定使用这些炸弹，你的意见怎么样?”汪见蒋一意孤行，但又必须把他心中的那股邪火打下去，便在不引起蒋的反感的前提下，作了委婉的警告性的陈述：“这些东西的效果十分有限，效果很不理想。芥子气的试验数据为65%，远远达不到‘致胜’的要求，在高度、气候等条件作用下，其效果还会降得更低，因此，没有太多的应用价值。况且，化学炸弹是特种武器，一旦使用，便背上不人道的骂名。我国不少同胞死于日本的化学武器之下，政府曾对此向联合国提出控告，也曾向各盟国发出通报，反对使用化学武器。内战中如果使用化学武器，效果不理想不说，还势必引起国内外的舆论反对，很可能是个蚀本生意。”

有根有据、有理有节的这段话，蒋介石仍然听不进去，竟然说：“这无大干系，这些炸弹，我是一定要用的。”话说到这一步，深知蒋为人的汪逢栗，不得不暂时不说了。他觉得自己在蒋面前人微言轻、人单势孤，不足以对蒋的思想构成强大的压力，必须在最短时间里，寻找更有力量的人员，来协助自己制止这股邪火。

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素与汪逢栗交好，由于他一向对蒋忠心耿耿，深受蒋的器重，蒋对俞虽不是言听计从，但在一些具体的专门性的问题上，往往能够采纳俞的意见。于是汪逢栗接着说：“这些炸弹是12年前俞大维任兵工署长时造下的，性能、效果他最清楚。委员长可听听俞大维对这些东西的意见。”一席话，既贬低了化学武器的作用，又拉出了俞大维做自己的同盟———因为他知道俞的为人，既懂国际法，又敢于同蒋争辩。

蒋果然中了汪逢栗的计，第二天中午，汪奉命进入“候见室”，只听到俞大维正在蒋的接见室里，以他固有的高嗓门同蒋争论。见此景况，汪觉得成功又多了一分希望。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还须找几个帮手。汪对空军副司令王叔铭说：“委员长如果真的使用这些炸弹，你的飞机在战区空投，飞行高度必须在500码才能有效，到时候要看你的表演喽!”

这番话正说到王的心底，飞机飞这么低，那不是自找死路吗?他马上站到汪的一边说：“这事你可得对委员长说说，飞机遭殃且不说，那不人道的罪名也够咱们背的呀!”

焦急中，汪逢栗等待着蒋的再一次召见，不出所料，汪被召见了。这次召见，是人数最多，也是最后的一次。也许蒋听了多方面的意见，一改过去的那种霸道作风。蒋说：“大家不要拘礼，我们商量一件事，黄维兵团已被共军包围在宿县以西地区，形势对我不利，我想空投毒气炸弹为其解围，特请大家发表意见。”

几个人互相看了看，虽然各自的意见大体一致，可都不想“开头炮”。最后蒋将目光停在了汪逢栗身上。汪明白此时是自己发言最恰当的时机：一是应蒋的所请，不管怎么说，蒋也不会当着众人的面，在会议上发脾气，说不定，还会在众人舆论的压力下作参考；一是把话讲完，尽量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使人无法辩驳。即使有不同意见，完全推翻自己的主张也不容易，可起一锤定音的作用。他想，从正面讲的道理不必讲了，应从反面讲化学武器对我们自己的损害———这种利害关系对于蒋这样的人，往往比民族大义、人道主义、社会舆论更有作用。因为用化学炸弹的目的，是杀伤对方，解救黄维，而达不到这个目的，用它还有什么意义呢?他说：“偌大的战场，要想用我们的那一点毒弹解围，恐难奏效。我们的毒剂炸弹性能不好，已有数据说明在前，此处不再赘述。飞机空投又必须在500码以下的低空才能有效，这就很容易被共军击中。飞机被击中这样的例子已有很多，也不必赘述了。还有一点更是不能忽视，共产党士兵作战勇敢，而芥子气是后效性毒剂，等到他们中毒时，战斗已经结束了。况且双方战斗呈胶着状态，彼此距离很近，毒气发生作用，是不分敌我的……”

汪逢栗这一番利害攸关的分析，加之这些天来种种与蒋不同的意见，终于使蒋介石打消了使用化学武器的念头，也使无数的同胞免遭无辜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