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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党委换届后被精简副书记们去向何处
日期: 2007/08/02 14:18
编者按:地方党委换届已基本结束,被精简下来的各级副书记去了哪里?他们心态如何?另一方面,也有专家提出,如果“减副”改革能成为预算改革的一个契机,则善莫大焉。

  减副后正常运行

  6月28日,随着山东省委常委的集体亮相,持续近10个月的地方四级党委换届工作基本结束。

  此次地方换届,自始至终贯穿一个思路:“减副”。这是本次地方党委换届的最大看点。

  本报曾指出,这是一场“对折式”改革。公开资料显示,全国省级党委共设67名副书记,比上次换届时的158名减少91人。目前,被精简后的副书记们纷纷离开原任岗位。

  以浙江省为例,四级党委,几乎每级都实现了“一正两副”的配置。浙江方面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2月中旬,浙江省90个县(市、区)委共减少133名党委副书记。

  2007年6月16日,浙江省委新班子亮相。在2006年初的省委副书记中,只有省长吕祖善和原政法委书记夏宝龙留任。

  


  各级党委换届很具中国特点 资料图片



  中组部前部长张全景曾建议“减副”,并曾批评“官多为患”的现象 资料图片


  2006年11月,原省委副书记乔传秀进京担任全国总工会党组副书记,2007年2月,原省委副书记周国富担任省政协主席,另一名副书记梁平波则担任政协副主席。

  省会杭州,2月13日,当地的市委就进行了大调整。原杭州市委常委、萧山区委书记王金财升任专职党务副书记。

  原有副书记中,除纪委书记叶明继续留任副书记外,2007年初尚还在任的另4位副书记孙忠焕、蔡奇、于辉达、朱报春,除市长蔡奇外,均退出副书记序列。

  原杭州市长孙忠焕转任杭州市政协主席,朱报春转任市政协副主席,而于辉达则担任杭州市人大副主任。

  “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打造增长极、提高首位度”。7月27日,杭州的中共党代表们审议通过了《中共杭州市委关于制定杭州市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打造增长极规划的建议》。

  新的杭州市委已正常运作。这已是半年来,这个新诞生的市委召开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了。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常委会之外,党代表们的权力获得更多尊重,面对将会影响全市数年的大型规划,他们获邀分组讨论,对这一建议作出了表决。

  “这是党委决策的巨大改变——由少数人到多数人,由主体多元变成了集体一元。”浙江省委党校教授郭亚丁说。随着全国各地四级党委换届的顺利结束,新的体制正在探索中逐步建立。

    副书记的感受

  而随着机制的调整,另一种担忧也出现。

  浙江省委党校一位教授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以前,常委和副书记,副书记和书记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相互间的交流仍能畅通。副书记职数减少后,常委、副书记和书记之间拉开了距离。

  这位教授认为,在“一正二副”模式下,身为“一把手”的党委书记对常委的晋升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一旦失去合理制衡,书记可能会越过两位副书记直接对常委施加影响,从而造成党委书记权力更大更集中的局面。

  “这确实很值得研究。”郭亚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按要求,换届后,常委班子可设一名专职副书记。可是“专职副书记”的责任界限,中央文件里只有一句话,“可协助书记处理日常事务,受书记委托负责其他工作”。由于没有更多细则,在实际执行时,专职副书记很难独立开展工作。

  “老实说,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浙江金华某县一位留任的专职副书记承认,“减副”前,他分管政法委,职责明确,换届成了专职的党务副书记后,却变得困惑。“好像什么都能管,却什么都管不了。”

  “协助书记处理县委日常事务”,这在过去是常委兼县委办公室主任的工作职责,如果副书记来管,很容易沦为正职书记的“专职助理”或“大秘”。

  而“受书记委托,负责有关工作”,又缺乏明确的职责范围界限。自己能否接受委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记的个人意志甚至是私人关系,随意性增加。

  这名副书记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同事眼里,自己成了党政正职之外排名最高的“第三把手”,比降为常委或到人大、政协等机构任职的同事幸运不少,但他却感觉自己的位置有些尴尬。

  一个例子是,作为经济发达的著名县级城市,该市书记经常外出,这也给他出了道难题。按规定,书记出差时,作为专职的党务副书记,应代书记处理党务,但他却觉得很难这样走,“担任副书记的市长比我排位靠前,总不能我主持吧?”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广西调研时也发现类似情况,该刊发表的文章称,“在新的分工下,有相当部分的专职副书记成了‘书记助理’,与党委秘书长、县委办主任干的活差不多;有的专职副书记成了‘打杂书记’,什么活都干、什么事都管。从另一方面看,又可以理解为什么事都可管可不管,显得有些尴尬。”

  郭亚丁曾接触很多党政官员,他承认,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肯定存在。但他认为,这只是“个别”情况,可以通过“重大问题由常委会或全委会票决制”等程序性的配套制度完善。只要对权责清晰界定,在制度上进行规范,问题就应能解决。

    副书记们流向哪里

  郭亚丁和多位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党委“减副”,直接压缩了县乡两级基层干部升迁的空间,是否会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特别是乡镇一级,以从政为职业的人很多,减少副书记,就等于减少了他们的希望。”

  已转任县级市政协主席的李杰(化名)完全同意郭的看法。今年1月,他刚刚从副书记任上退居二线。

  李杰举例说,按制度规定,如果他坚持不退,一旦升任县委书记,就能成为地级市的市委常委,属副厅级干部,退休时一般会享受正厅级待遇。而一旦转任县政协主席或人大主任,退休时一般只能享受正处级待遇。

  “说实在的,我是真不想退。”李杰说,无论是从政治前途还是退休待遇考虑,他都曾心有不甘,但换届前,上级领导多次找他谈话,“让我们把机会让给年轻人”。这对李杰有所触动,他说,这符合升迁规律,自己毕竟已经52岁了。

  和他一样,另一位转任人大主任的副书记,也已超出50岁,已无升迁机会。“我们只能服从组织决定,也必须服从组织决定。”

  李杰说,县级以上被“减副”后的副书记,往往年龄都已过大,除部分适龄的干部被交流外,大部分或转任人大政协,或直接退休,“减副”工作看起来并不复杂。

  但换届后被“减”掉的县镇两级副书记们,往往正是年轻的干部,且都是从相对优秀的干部中选任,在业已饱和的人事下,很难再进行安排。

  为了缓和矛盾,各地方不得不采取各种变通手法,安抚这些尚年轻的乡镇副书记们。

  一种常见的方法是,由于中央只要求党委班子必须“一正两副”,但对县直机关设多少局长并无刚性要求。除部分副书记升调转任人大、政协外,大部分副书记们最后都得以升调,改任县直各局的副局长。

  这是一种相对使用比较多的办法,“我们这被减掉的3个副书记,除一个调任别的乡做副乡长,其他的都当了副局长。”浙江温州的一名镇长说。

  另一种方法则是以加“括号”的方式,安抚被“减”掉的干部。“被直接减掉的副书记,县里一般都会给他加括号,注明享受‘副科级待遇’。”这名镇长说。

  关于“减副”的敏感性,在省一级党委同样存在。要求匿名的浙江省委党校一名教授说,按规定,党校校长往往由同级党委副书记兼任。但这次浙江省委党校的校长,却由分管组织部的省委常委兼任。而坊间之前则认为,这位常委应该成为省委副书记。

  7月10日上午,新校长走马上任。在省委党校副处、副高以上人员参加的会议上,当着在座教授们的面,省领导当场和新任党校校长开了个玩笑,“你现在享受副书记的待遇啦。”

  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改革必须考虑受损者的利益,具体到此次地方党委换届,政策设计者也确实充分考虑到了受损者的利益,为副书记们保留了尽可能大的体制内利益。

  也有人指出,应该尽量避免其他机构的膨胀,比如政协的副职可能因执政党“减副”而增加,比如一些政府机构的副职依然很多,国务院个别部委的副职甚至高达十几个,政府的“减副”确实是需要考虑的问题,但这又取决于政府职能的深层调整。

  “改革方向已不可逆转,”上述浙江省委党校的教授说,“先是常委会,然后是全委会。先是党内民主的扩大,再转向更大范围的民主。这一定会成为潮流。”

来源:南方周末
https://www.chubun.com/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04/4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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