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来源: 观察者网
韩国总统尹锡悦2022年5月10日就职后，到8月执政满百天。
这在使用美式政体的韩国，是考察新总统的重要时间节点。可是尹政府无论在外交的台海、萨德，还是内政的财阀、党争等“传统难题”上，都做出了很多表面上互相矛盾的决策，加上支持率低破纪录，让外界有些摸不着头脑——难道真的是“检察官不懂政治”吗？
财阀、特赦：特权阶级赢了还是输了？
新总统尹锡悦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节日，8·15光复纪念日前夕，韩国政府公布了“光复节”特赦名单，1693人获得总统行政特赦、减刑或复权（恢复经营、就业权），其中：
三星系“大家长”李在镕，获得特赦彻底自由（李在镕因崔顺实干预国政、行贿案被牵扯，获刑2年半，2022年7月29日刑满，2021年八月获假释提前出狱，出狱五年内限制就业的处罚仍未结束）；
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张紫妍案嫌疑人之一），获得特赦和复权；
名单上还有造船巨头STX会长姜德寿，2014年因渎职贪污，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这次获得特赦和复权；
东国制钢会长张世宙，2016年入狱，2018年获得假释，这次获得复权，彻底回归自由身。
韩国官方的说明非常堂皇：“此次赦免的重点在于恢复民生和经济。”“考虑到当前国家经济危机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将有能力推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经济界人士列入赦免名单。” 这也是前总统李明博、前庆尚南道道知事（省级行政区首长）金庆洙等政界人士纷纷“落榜”，喜提“续住”的官方理由。
是不是相当于韩国政府公开承认，离开了财阀，哪怕是总统，日子也一样过不下去？
短版回答：是。
长版回答：是也不是。
由于历史原因，韩国官方曾经为了发展重工，以“一业一社”为主导思想，用免费土地、低价电力、统购统销国产货的方式扶植了若干垄断财团主导经济，这给韩国带来了辉煌的、奇迹般的经济飞跃。
但随着国家发展，世袭财阀成了韩国真正的无冕之王。韩国排名前十的企业经济总量，占据了全国GDP的40%（最高峰达到80%）以上，远超一般国家的比例。三星更是“财阀中的财阀”，在前十大企业收入中独占四分之一。小到日用品、便利店，大到能源、造船，从出生的医院到受教育的大学，从乘坐的汽车轮船到使用的教材书籍，韩国人笑称在韩国逃不过的是“税收、死亡、三星”。
韩国司法界有条不成文的“三五定律”，即财阀被定罪，只需判三缓五，不用坐牢。李在镕的父亲、三星集团前会长李健熙曾被判犯行贿和欺诈罪，但连牢房的样子都没见过。李在镕于2017年破天荒地被判处五年监禁的实刑，名义上是对史无前例的“干政案”做出的特殊判决，其实是文在寅政府兑现竞选承诺，对保守党、财阀的有意削弱。
为了让“家主”早点出狱，李家拿出1万亿韩元（约合51.8亿人民币）建起多家半慈善性质的医院；捐献了李健熙私人遗产中的2.5万件艺术品和古董，其中不乏许多被载入编号的韩国国宝，以及莫奈、毕加索等西方著名美术家的画作真迹。据说李家一共捐出了李健熙遗产的60%，在此之后民调结果显示，62%的韩国民众“支持特赦李在镕”，反对的人只有27%。
一套公关组合拳下来，“民意”发生了变化，但是当时的文在寅政府正在风头上，坚决不松口。韩国法务部对“特赦李在镕”的设想坚决否认、批评。
内部民意压力不够，李家还有第二招，即引入外部政治压力，将李在镕入狱一事上升到影响“美韩两国经济”层面。
韩国保守派媒体作为马前卒，将三星集团有意在美国投资170亿美元设立芯片工厂一事与李在镕出狱联系起来，制造若不特赦李在镕，美国的芯片战略、韩国的政治地位、韩国半导体的领先地位都将受损的舆论。时任总统文在寅访美之前，在韩美国商会直接向文总统摊牌，称“三星作为世界最大的芯片企业之一，如果不能积极支持拜登总统的努力，韩国作为美国战略伙伴的地位将受到威胁。”
李家的第三招，是拉着其他财阀直接向青瓦台逼宫。
经过三代人广泛联姻，合作经营，加上见不得光的聚麀（如张紫妍案）带来的“铁杆”关系网络，财阀之间已经形成了“朱门对朱门，竹门对竹门”的封闭阶级，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史王薛一般休戚与共。
所以，文在寅访美回国后，很快安排了三星、LG、现代、SK四大集团的负责人赴青瓦台会餐，席间四大集团都建议文在寅特赦李在镕，第二天保守媒体的头版头条就是“总统和财团讨论了对李在镕的特赦”。此时李在镕已在监狱几进几出，还以养病为名在医院躲了几个月。
拉锯战虽然艰苦，但也算是前所未有地惩戒了财阀。而且文在寅的执政走向后期，要开始为政权变化做准备。
为此，韩国法务部特地修改了假释条例。
按韩国法律规定，服满80%刑期的罪犯有资格申请假释审查。2021年7月初，韩国法务部突然放宽假释对象审查标准，规定服满刑期60%者即可被纳入审查范围。到7月28日，李在镕将服满60%(20个月)的刑期，顺利成为审查对象。
8月初，法务部假释审查委员会举行闭门会议，会上通过了李在镕假释议案。此前声称自己会“严格执法”的法务部长朴范界随即批准决议，还表示不存在“特殊待遇”，法务部是在综合考虑疫情常态化下的国家经济情况和国际经济环境、民意所向、服刑态度等因素后，决定假释李在镕。
这场平民总统对世袭财阀的大戏，以李在镕蹲了207天大狱，文在寅给予李假释，但仍然禁止他参与三星的经营活动告终。毕竟再过五年，李在镕还是李在镕，文在寅就只是文在寅了。
所以尹锡悦虽因扳倒朴槿惠、调查崔顺实和李在镕而声名鹊起夺得大位，表面上与财阀势不两立，但其实尹代表的检察官群体，及其所在的保守党，与财阀、保守媒体、亲日亲美团体深度绑定。加上文在寅对李的假释在先，尹总统特赦李在镕只是走完最后一个流程，是个实质意义不大的顺水人情。
而且在三星财团的造势之下，七月份的民调显示，同意特赦李在镕的民众超过七成，似乎在宣示韩国人好像不知道该如何在没有财阀的韩国生活——这项数据对挽救尹锡悦跌跌不休的民望有决定性作用，特赦名单公布后，盖洛普韩国公司民调结果显示，尹锡悦的施政好评率终于止住上任以来的连续跌势，回升到了25%。
而也是为了民望，前总统李明博由于“民意”不允许，加上是尹锡悦亲手定谳，因此没能挤进特赦名单。
为了“一碗水端平”，本来能被赦免的民主党背景政治人物也被一刀切排除（如庆尚南道道知事金庆洙，文在寅的助手，因雇佣网络水军影响选举被判两年监禁实刑），算是受了李明博的连累。也说明尹政府为了能最大化这次特赦的政治价值，煞费苦心。
民心、改革：水要载舟还是覆舟？
尹锡悦对内之所以这么为难，主要原因有几个：
一是丑闻不断，家族花边新闻多，严重降低了“不畏强权检察官”人设的说服力，导致基层选民转向，深层原因是没有摆平保守党党内矛盾；
二是在竞选期间为了攻击文在寅的施政，将房价、就业等问题调子拔得太高，上台后迟迟拿不出解决方案，令中产选民失望；
三是尹本来政治根基就浅，朴槿惠出狱后，分流了保守派党团、民众的“推戴之心”，尹的政治明星光环转淡，富裕选民开始寻找新的保守派领袖。
这些问题按以前的办法，其实都可以通过金元、公关、司法三件套解决，为什么这次不管用了？核心原因并不是财阀不愿意合作，毕竟铁打的青瓦台，流水的大统领，监狱一道门口，还不一定谁先进来谁先走。
一是此总统非彼总统，韩国朝小野大，在野党在国会占绝对优势的局面至少要持续到2024年国会选举，在此之前总统外交角色比较完整，内政方面更多是个民主体制的吉祥物，不仅没法推进政策落地，还要时时小心，避免被在野党抓住小辫子。
二是尹锡悦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韩国政客，他在竞选总统之前，因为得罪特权阶级，职业检察官生涯曾长期处于半流放状态，一直在地方检察机构办案，进入中央后可用之人只有检察系统的门生故吏，青瓦台安保室长（总统人身安全负责人）甚至找到了小学同学金圣翰来担当。等他登上总统宝座之时，检察系统今非昔比，从利剑变成了钝刀，优势不再，影响力自然大打折扣。
韩国检察系统是二战之后的特殊产物，在设计之初具有一定妥协性，留有保护亲日财团免于被清算、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方便美国“监察韩国民主”的结构性“后门”。检察厅一直是韩国唯一有侦查权的主体、唯一有侦察终结权的主体、唯一能向法院提起公诉的主体，还有调查在任国家元首的权力，相当于法官、检察官、公安警察、国安警察、司法警察五位一体。
尹锡悦曾经执掌其中专门负责高级别公务员和商业企业犯罪的“反腐败侦查部”：卢武铉、朴槿惠、李明博等前总统相关案件都由这个部门侦办，与东京地检特搜部有很多相似之处，常年处在政治风暴中心，如果不懂政治，上车即翻车。也是因为要代表既得利益集团保卫这些特权，尹锡悦坚决反对文在寅的司法改革，不肯自己“阉割”自己，最终在检察总长任上辞职，对文在寅倒戈相向。
文在寅任内对检察和司法系统的改革，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个人复仇意味，曹国、秋美爱、朴范界等几任法务部长前仆后继，文的助手、心腹接连被政治狙击赔上了职业生涯锒铛入狱，用惨烈的代价，换取到了堪称辉煌的战果：
高级公职者犯罪调查处（公调处）在2021年1月21日正式成立挂牌办公，尹锡悦的大本营反腐败侦察部，以“反腐”为名进行政治报复的“特搜权”寿终正寝；
《刑事诉讼法修订案》、《检察厅法修订案》在国会通过，检察厅的侦查终结权被剥夺；
2022年3月，凭借对国会的绝对掌握，文在寅在卸任之前奋力一击，强行通过了将检察厅侦察权与警察侦察权完全剥离的“检搜完剥”法案，名义上完成了对检察系统这个权力怪物的肢解（实际上，法案留有余地，检察的侦查权可以通过总统行政命令临时赋予）。
可想而知，前检察总长尹锡悦就任总统时，手中唯一的利剑被磨秃了刃是何其尴尬，面对反司法改革时得罪过的老牌政客，和国会当中占绝对优势的在野党每天在眼前扮演伊尹霍光，自己无人可用，又是何其无奈。
台海、萨德：新科总统亲中还是拒中？
尹总统面对的复杂内政局面，恐怕正是韩国外交政策出现摇摆的深层原因。
在台海事态上，尹锡悦以休假为理由，绕开了与佩洛西会面这个难题，外长朴振当时在出差，佩洛西只见到了身份对等的国会议长金振杓。韩国刻意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亲自出马的高规格接待标准拉开距离，也回避了作为美国军事同盟主动表态的“义务”。似乎是不愿意充当木偶戏的道具。
之后为了安抚美国，也是为了试探中方，在萨德问题上，哪怕在中韩建交30周年的大背景下，韩国政府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强硬立场，坚持将萨德基地投入运转。这种折衷和绥靖对韩国国内有维护政治平衡的现实作用，避免了在总统弱势期给在野党、亲美日保守党团提供弹药。
但是，美国的利用、剥削，和韩国的独立、发展，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在褪色的畸形繁荣无法掩盖殖民式“同盟”对国格的损伤。追求恢复半岛主人翁地位的韩国人民迟早会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与美国及其代理人分道扬镳。萨德部署在韩国从一开始就是政治阳谋，目的就是扎进一根毒刺，依美国需要随时刺激中韩的神经，这种小把戏在历史的长河中，注定只是一朵不和谐的浪花。
不过，这类“阳谋”在现阶段确实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还是中日韩自贸区设想提出20周年。中日韩经济总量占亚洲的70%，占全球GDP的20%。三国进出口总额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35%。三国在资源、技术、资金、市场上互补性强，但三国相互投资仅占对外投资总量的6%，贸易依存度仅21.3%，远低于欧盟的64.8%和北美自贸区的40.3%。
本来自贸区建成后，将形成15亿人口的大市场。中日韩GDP有望各提升2.9%、0.5%、3.1%。这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自贸协定之所以千呼万唤出不来，除了产业结构冲突、贸易保护的内因，外因主要是域外国家利用三国政治互信不足，不断用各种“谋”破坏东亚团结。
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欧盟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美欧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中日韩自由贸易谈判（FTA）本来都是比较单纯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但美欧既想收割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带来的蛋糕增量，又不愿意看到亚洲影响力上升，破坏原有的蛋糕分配模式，于是贸易工具被迅速政治化：TPP被用来撬开亚洲市场，牵制中国；TTIP被美欧用来勾兑投资准入、竞争政策、知识产权等领域的贸易规则；TTIP则是争夺统一标准、市场规则话语权的主战场。
中日韩一方面要顶住外部的威逼利诱，另一方面要务实处理历史、安全、领土等议题被利用带来的关系起伏，同时还要寻求共同发展，如同小舟大浪过暗礁，殊为不易。
而日韩作为盟友，也确实一直享受着美国的体制“优势”：奥巴马要求日韩在TPP问题上表态，日韩站队后，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就退出TPP谈判；特朗普为削弱中国供应链优势而组建的“经济繁荣网络（EPN）”强制要求韩国加入，拜登上台后EPN直接作废。
可是如果说政权轮替影响政策继承，偏偏在敲竹杠方面又非常有连贯性：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都用加征钢铁、铝制品和汽车关税的方法来压制韩国，以向美国有利的方向修改韩美自贸协定条款。以至于韩、日有苦说不出，只能要么进一步捆绑，避免战车急转弯先把自己甩下车，要么进一步退让，等待时局出现变化。
随着历史进程发展，美国针对中国的手段越来越直接，烈度越来越高，种类却逐渐减少，效果也日益下降。山雨欲来的chip 4就是最新出炉的“伏龙索”。
芯片、市场：谁在主导谁？
所谓的“芯片4联盟”（chip 4 alliance）是美国主导，要求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加入的“产业联盟”。四方控制着全球73%的设备产能、87%的代工产能、91%的设计和制造产能，可以说是控制了芯片的现在。
与之配套，拜登政府刚刚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则封锁技术输出、切断科研院校合作、对在美国投资的芯片公司提供总额520亿美元的补贴，接受补贴则不可以在他国投资芯片产业，意欲控制芯片技术的未来。
直白说来，美国希望将中国排挤出半导体供应链，加剧中国产业的半导体供应短缺，阻滞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
对于这轮围堵，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悲观者认为：
Chip 4若成局，美国有设计和技术，中国台湾提供代工产能，韩国制造存储器，日本提供生产和配套（如光刻胶等），美国可以凭借其材料、软件、设备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对其他三方的产能拥有绝对话语权。英特尔、台积电、三星等对产业链的把控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短期内将迫使中国应对产能供应不安全和产能扩张滞后的不利局面。中期在技术研发上，中国企业受到各种限制，缺少或弱化了与最先进技术的互动，技术研发和人才流动恐怕出现脱节。长期来看，中国企业一旦失去了制定标准的机会，失去了向更高附加值攀爬的机会，将长期处于尾随状态，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都将大幅放慢速度。
技术优势之外，美国还有政策工具，使Chip 4诞生即内卷，加入未必能获得更快增长，但不加入很可能就被排挤出正常轨道。加上美国资本市场对芯片企业举足轻重，在美国融资数额更大、成本更低、监管更完善、国际认可度更高。
全球半导体市值前20的企业中有17家来自Chip 4，其中有14家在美国上市；市值排行在21至40的企业中，有11家来自Chip 4，其中有10家在美国上市；台积电、三星、东芝和铠侠等亚洲企业的董事会中还有相当比例的美国股东，台积电2021年侨外投资占比74.89%，三星电子约44%的股份是由美国投资机构持有。
更不要说芯片行业有相当的特殊性，疫情导致的“芯慌”已经说明顾客不是“上帝”，中国巨大的市场体量优势有无从下手之忧，美国的阳谋胜算并不低。
乐观派则认为：
美国、日本都曾经拥有过对半导体工业的绝对主导地位，由于人工成本上升、制造业转移等原因，现在全球芯片业的生产中心已经无法离开亚洲，更不可能在没有配套、没有物流、远离客户的情况下凭空增加额外成本回流美国。而美国的产业补贴及政策排他模式口惠而实不至，一座先进晶圆工厂的投入可能就要接近200亿美元。
这种违背客观规律，胁迫盟友用放弃世界最大市场的形式自证忠诚的模式，对商业企业来说不仅不可持续，还会让中国的竞争对手不得不更快成长。除了市场，中国掌握着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和全球90%以上的稀土、永磁产能，围剿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先进制造业，是一场必然失败的远征。
但无论悲观还是乐观，各方都认为chip 4内部的利益矛盾相当尖锐，“美国优先”虽然是特朗普提出的口号，但只不过是将长久以来的单边主义传统宣之于口而已。
Chip 4极度强调美国利益，将欧洲完全排除在外，“联盟”内，台湾省虽然在代工方面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但美国政府出于降低单一来源依存度以及扶植英特尔、英伟达等美国企业等多种考虑，以台海局势变化为由不断加快抽干台积电的步伐，一旦芯片相关的先进技术、企业纳税流向日韩，美国政府一定也会毫不犹豫地举起镰刀。
对于韩国来说，Chip 4无疑是一场“鱿鱼游戏”：三星半导体如果倒向美国从中国退出，技术和供应链会脱离掌握，辛苦建立的在华市场份额和配套必然被队友吃掉；如果不遵从美国的指令去美国建厂，政治上难以过关，技术上面临封锁，一样有灭顶之灾。
而且，韩国对于中国的未来有自己的判断。
2021年国际认可的《自然》和《科学》杂志所发表的论文中，来自美国的论文占38%位居第一；英国以12%紧随其后；第三名德国，占比9%；中国有463篇学术论文获得发表，占论文总数8% ，排名第四；韩国有75篇论文发表，以1%的份额排名第20位。
在韩国看来，即使美国能在芯片问题上阻滞中国的发展，也无法破坏中国现有的创新能力优势，眼下中国先进制程芯片技术的短板未必会影响民用设备的大规模发展。加上在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等领域目睹了中国从技术落后到市场领先的“逆袭”， 韩国更多地是希望能利用好Chip 4平台，巩固在半导体领域的优势，同时保持与中国的密切合作争取经济利益——说穿了是希望拖延、推迟“决策时刻”，尽量不在尘埃落定之前选边站。政治上保持“倒数第二”，口号可以一起喊，但中美的压力交给队友承担。
在可见的未来中，朝小野大、主弱“臣”强的内政，和不要出头、只要实惠的外交，很可能导致韩国政府的政策出现钟摆式反复；随着内部选举起伏和外部中美交锋，摆动幅度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大，为域外国家所控制的“毒刺”必然借机推波助澜。
但地理关系、历史渊源、民众互信等“中轴”稳定的情况下，震荡之后，必然是一马平川。
韩国总统尹锡悦2022年5月10日就职后，到8月执政满百天。
这在使用美式政体的韩国，是考察新总统的重要时间节点。可是尹政府无论在外交的台海、萨德，还是内政的财阀、党争等“传统难题”上，都做出了很多表面上互相矛盾的决策，加上支持率低破纪录，让外界有些摸不着头脑——难道真的是“检察官不懂政治”吗？
财阀、特赦：特权阶级赢了还是输了？
新总统尹锡悦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节日，8·15光复纪念日前夕，韩国政府公布了“光复节”特赦名单，1693人获得总统行政特赦、减刑或复权（恢复经营、就业权），其中：
三星系“大家长”李在镕，获得特赦彻底自由（李在镕因崔顺实干预国政、行贿案被牵扯，获刑2年半，2022年7月29日刑满，2021年八月获假释提前出狱，出狱五年内限制就业的处罚仍未结束）；
乐天集团会长辛东彬（张紫妍案嫌疑人之一），获得特赦和复权；
名单上还有造船巨头STX会长姜德寿，2014年因渎职贪污，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这次获得特赦和复权；
东国制钢会长张世宙，2016年入狱，2018年获得假释，这次获得复权，彻底回归自由身。
韩国官方的说明非常堂皇：“此次赦免的重点在于恢复民生和经济。”“考虑到当前国家经济危机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将有能力推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经济界人士列入赦免名单。” 这也是前总统李明博、前庆尚南道道知事（省级行政区首长）金庆洙等政界人士纷纷“落榜”，喜提“续住”的官方理由。
是不是相当于韩国政府公开承认，离开了财阀，哪怕是总统，日子也一样过不下去？
短版回答：是。
长版回答：是也不是。
由于历史原因，韩国官方曾经为了发展重工，以“一业一社”为主导思想，用免费土地、低价电力、统购统销国产货的方式扶植了若干垄断财团主导经济，这给韩国带来了辉煌的、奇迹般的经济飞跃。
但随着国家发展，世袭财阀成了韩国真正的无冕之王。韩国排名前十的企业经济总量，占据了全国GDP的40%（最高峰达到80%）以上，远超一般国家的比例。三星更是“财阀中的财阀”，在前十大企业收入中独占四分之一。小到日用品、便利店，大到能源、造船，从出生的医院到受教育的大学，从乘坐的汽车轮船到使用的教材书籍，韩国人笑称在韩国逃不过的是“税收、死亡、三星”。
韩国司法界有条不成文的“三五定律”，即财阀被定罪，只需判三缓五，不用坐牢。李在镕的父亲、三星集团前会长李健熙曾被判犯行贿和欺诈罪，但连牢房的样子都没见过。李在镕于2017年破天荒地被判处五年监禁的实刑，名义上是对史无前例的“干政案”做出的特殊判决，其实是文在寅政府兑现竞选承诺，对保守党、财阀的有意削弱。
为了让“家主”早点出狱，李家拿出1万亿韩元（约合51.8亿人民币）建起多家半慈善性质的医院；捐献了李健熙私人遗产中的2.5万件艺术品和古董，其中不乏许多被载入编号的韩国国宝，以及莫奈、毕加索等西方著名美术家的画作真迹。据说李家一共捐出了李健熙遗产的60%，在此之后民调结果显示，62%的韩国民众“支持特赦李在镕”，反对的人只有27%。
一套公关组合拳下来，“民意”发生了变化，但是当时的文在寅政府正在风头上，坚决不松口。韩国法务部对“特赦李在镕”的设想坚决否认、批评。
内部民意压力不够，李家还有第二招，即引入外部政治压力，将李在镕入狱一事上升到影响“美韩两国经济”层面。
韩国保守派媒体作为马前卒，将三星集团有意在美国投资170亿美元设立芯片工厂一事与李在镕出狱联系起来，制造若不特赦李在镕，美国的芯片战略、韩国的政治地位、韩国半导体的领先地位都将受损的舆论。时任总统文在寅访美之前，在韩美国商会直接向文总统摊牌，称“三星作为世界最大的芯片企业之一，如果不能积极支持拜登总统的努力，韩国作为美国战略伙伴的地位将受到威胁。”
李家的第三招，是拉着其他财阀直接向青瓦台逼宫。
经过三代人广泛联姻，合作经营，加上见不得光的聚麀（如张紫妍案）带来的“铁杆”关系网络，财阀之间已经形成了“朱门对朱门，竹门对竹门”的封闭阶级，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史王薛一般休戚与共。
所以，文在寅访美回国后，很快安排了三星、LG、现代、SK四大集团的负责人赴青瓦台会餐，席间四大集团都建议文在寅特赦李在镕，第二天保守媒体的头版头条就是“总统和财团讨论了对李在镕的特赦”。此时李在镕已在监狱几进几出，还以养病为名在医院躲了几个月。
拉锯战虽然艰苦，但也算是前所未有地惩戒了财阀。而且文在寅的执政走向后期，要开始为政权变化做准备。
为此，韩国法务部特地修改了假释条例。
按韩国法律规定，服满80%刑期的罪犯有资格申请假释审查。2021年7月初，韩国法务部突然放宽假释对象审查标准，规定服满刑期60%者即可被纳入审查范围。到7月28日，李在镕将服满60%(20个月)的刑期，顺利成为审查对象。
8月初，法务部假释审查委员会举行闭门会议，会上通过了李在镕假释议案。此前声称自己会“严格执法”的法务部长朴范界随即批准决议，还表示不存在“特殊待遇”，法务部是在综合考虑疫情常态化下的国家经济情况和国际经济环境、民意所向、服刑态度等因素后，决定假释李在镕。
这场平民总统对世袭财阀的大戏，以李在镕蹲了207天大狱，文在寅给予李假释，但仍然禁止他参与三星的经营活动告终。毕竟再过五年，李在镕还是李在镕，文在寅就只是文在寅了。
所以尹锡悦虽因扳倒朴槿惠、调查崔顺实和李在镕而声名鹊起夺得大位，表面上与财阀势不两立，但其实尹代表的检察官群体，及其所在的保守党，与财阀、保守媒体、亲日亲美团体深度绑定。加上文在寅对李的假释在先，尹总统特赦李在镕只是走完最后一个流程，是个实质意义不大的顺水人情。
而且在三星财团的造势之下，七月份的民调显示，同意特赦李在镕的民众超过七成，似乎在宣示韩国人好像不知道该如何在没有财阀的韩国生活——这项数据对挽救尹锡悦跌跌不休的民望有决定性作用，特赦名单公布后，盖洛普韩国公司民调结果显示，尹锡悦的施政好评率终于止住上任以来的连续跌势，回升到了25%。
而也是为了民望，前总统李明博由于“民意”不允许，加上是尹锡悦亲手定谳，因此没能挤进特赦名单。
为了“一碗水端平”，本来能被赦免的民主党背景政治人物也被一刀切排除（如庆尚南道道知事金庆洙，文在寅的助手，因雇佣网络水军影响选举被判两年监禁实刑），算是受了李明博的连累。也说明尹政府为了能最大化这次特赦的政治价值，煞费苦心。
民心、改革：水要载舟还是覆舟？
尹锡悦对内之所以这么为难，主要原因有几个：
一是丑闻不断，家族花边新闻多，严重降低了“不畏强权检察官”人设的说服力，导致基层选民转向，深层原因是没有摆平保守党党内矛盾；
二是在竞选期间为了攻击文在寅的施政，将房价、就业等问题调子拔得太高，上台后迟迟拿不出解决方案，令中产选民失望；
三是尹本来政治根基就浅，朴槿惠出狱后，分流了保守派党团、民众的“推戴之心”，尹的政治明星光环转淡，富裕选民开始寻找新的保守派领袖。
这些问题按以前的办法，其实都可以通过金元、公关、司法三件套解决，为什么这次不管用了？核心原因并不是财阀不愿意合作，毕竟铁打的青瓦台，流水的大统领，监狱一道门口，还不一定谁先进来谁先走。
一是此总统非彼总统，韩国朝小野大，在野党在国会占绝对优势的局面至少要持续到2024年国会选举，在此之前总统外交角色比较完整，内政方面更多是个民主体制的吉祥物，不仅没法推进政策落地，还要时时小心，避免被在野党抓住小辫子。
二是尹锡悦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韩国政客，他在竞选总统之前，因为得罪特权阶级，职业检察官生涯曾长期处于半流放状态，一直在地方检察机构办案，进入中央后可用之人只有检察系统的门生故吏，青瓦台安保室长（总统人身安全负责人）甚至找到了小学同学金圣翰来担当。等他登上总统宝座之时，检察系统今非昔比，从利剑变成了钝刀，优势不再，影响力自然大打折扣。
韩国检察系统是二战之后的特殊产物，在设计之初具有一定妥协性，留有保护亲日财团免于被清算、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方便美国“监察韩国民主”的结构性“后门”。检察厅一直是韩国唯一有侦查权的主体、唯一有侦察终结权的主体、唯一能向法院提起公诉的主体，还有调查在任国家元首的权力，相当于法官、检察官、公安警察、国安警察、司法警察五位一体。
尹锡悦曾经执掌其中专门负责高级别公务员和商业企业犯罪的“反腐败侦查部”：卢武铉、朴槿惠、李明博等前总统相关案件都由这个部门侦办，与东京地检特搜部有很多相似之处，常年处在政治风暴中心，如果不懂政治，上车即翻车。也是因为要代表既得利益集团保卫这些特权，尹锡悦坚决反对文在寅的司法改革，不肯自己“阉割”自己，最终在检察总长任上辞职，对文在寅倒戈相向。
文在寅任内对检察和司法系统的改革，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和个人复仇意味，曹国、秋美爱、朴范界等几任法务部长前仆后继，文的助手、心腹接连被政治狙击赔上了职业生涯锒铛入狱，用惨烈的代价，换取到了堪称辉煌的战果：
高级公职者犯罪调查处（公调处）在2021年1月21日正式成立挂牌办公，尹锡悦的大本营反腐败侦察部，以“反腐”为名进行政治报复的“特搜权”寿终正寝；
《刑事诉讼法修订案》、《检察厅法修订案》在国会通过，检察厅的侦查终结权被剥夺；
2022年3月，凭借对国会的绝对掌握，文在寅在卸任之前奋力一击，强行通过了将检察厅侦察权与警察侦察权完全剥离的“检搜完剥”法案，名义上完成了对检察系统这个权力怪物的肢解（实际上，法案留有余地，检察的侦查权可以通过总统行政命令临时赋予）。
可想而知，前检察总长尹锡悦就任总统时，手中唯一的利剑被磨秃了刃是何其尴尬，面对反司法改革时得罪过的老牌政客，和国会当中占绝对优势的在野党每天在眼前扮演伊尹霍光，自己无人可用，又是何其无奈。
台海、萨德：新科总统亲中还是拒中？
尹总统面对的复杂内政局面，恐怕正是韩国外交政策出现摇摆的深层原因。
在台海事态上，尹锡悦以休假为理由，绕开了与佩洛西会面这个难题，外长朴振当时在出差，佩洛西只见到了身份对等的国会议长金振杓。韩国刻意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亲自出马的高规格接待标准拉开距离，也回避了作为美国军事同盟主动表态的“义务”。似乎是不愿意充当木偶戏的道具。
之后为了安抚美国，也是为了试探中方，在萨德问题上，哪怕在中韩建交30周年的大背景下，韩国政府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强硬立场，坚持将萨德基地投入运转。这种折衷和绥靖对韩国国内有维护政治平衡的现实作用，避免了在总统弱势期给在野党、亲美日保守党团提供弹药。
但是，美国的利用、剥削，和韩国的独立、发展，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在褪色的畸形繁荣无法掩盖殖民式“同盟”对国格的损伤。追求恢复半岛主人翁地位的韩国人民迟早会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与美国及其代理人分道扬镳。萨德部署在韩国从一开始就是政治阳谋，目的就是扎进一根毒刺，依美国需要随时刺激中韩的神经，这种小把戏在历史的长河中，注定只是一朵不和谐的浪花。
不过，这类“阳谋”在现阶段确实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2022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还是中日韩自贸区设想提出20周年。中日韩经济总量占亚洲的70%，占全球GDP的20%。三国进出口总额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35%。三国在资源、技术、资金、市场上互补性强，但三国相互投资仅占对外投资总量的6%，贸易依存度仅21.3%，远低于欧盟的64.8%和北美自贸区的40.3%。
本来自贸区建成后，将形成15亿人口的大市场。中日韩GDP有望各提升2.9%、0.5%、3.1%。这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自贸协定之所以千呼万唤出不来，除了产业结构冲突、贸易保护的内因，外因主要是域外国家利用三国政治互信不足，不断用各种“谋”破坏东亚团结。
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欧盟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美欧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中日韩自由贸易谈判（FTA）本来都是比较单纯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但美欧既想收割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带来的蛋糕增量，又不愿意看到亚洲影响力上升，破坏原有的蛋糕分配模式，于是贸易工具被迅速政治化：TPP被用来撬开亚洲市场，牵制中国；TTIP被美欧用来勾兑投资准入、竞争政策、知识产权等领域的贸易规则；TTIP则是争夺统一标准、市场规则话语权的主战场。
中日韩一方面要顶住外部的威逼利诱，另一方面要务实处理历史、安全、领土等议题被利用带来的关系起伏，同时还要寻求共同发展，如同小舟大浪过暗礁，殊为不易。
而日韩作为盟友，也确实一直享受着美国的体制“优势”：奥巴马要求日韩在TPP问题上表态，日韩站队后，特朗普上任第一天就退出TPP谈判；特朗普为削弱中国供应链优势而组建的“经济繁荣网络（EPN）”强制要求韩国加入，拜登上台后EPN直接作废。
可是如果说政权轮替影响政策继承，偏偏在敲竹杠方面又非常有连贯性：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都用加征钢铁、铝制品和汽车关税的方法来压制韩国，以向美国有利的方向修改韩美自贸协定条款。以至于韩、日有苦说不出，只能要么进一步捆绑，避免战车急转弯先把自己甩下车，要么进一步退让，等待时局出现变化。
随着历史进程发展，美国针对中国的手段越来越直接，烈度越来越高，种类却逐渐减少，效果也日益下降。山雨欲来的chip 4就是最新出炉的“伏龙索”。
芯片、市场：谁在主导谁？
所谓的“芯片4联盟”（chip 4 alliance）是美国主导，要求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加入的“产业联盟”。四方控制着全球73%的设备产能、87%的代工产能、91%的设计和制造产能，可以说是控制了芯片的现在。
与之配套，拜登政府刚刚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则封锁技术输出、切断科研院校合作、对在美国投资的芯片公司提供总额520亿美元的补贴，接受补贴则不可以在他国投资芯片产业，意欲控制芯片技术的未来。
直白说来，美国希望将中国排挤出半导体供应链，加剧中国产业的半导体供应短缺，阻滞中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
对于这轮围堵，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悲观者认为：
Chip 4若成局，美国有设计和技术，中国台湾提供代工产能，韩国制造存储器，日本提供生产和配套（如光刻胶等），美国可以凭借其材料、软件、设备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对其他三方的产能拥有绝对话语权。英特尔、台积电、三星等对产业链的把控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短期内将迫使中国应对产能供应不安全和产能扩张滞后的不利局面。中期在技术研发上，中国企业受到各种限制，缺少或弱化了与最先进技术的互动，技术研发和人才流动恐怕出现脱节。长期来看，中国企业一旦失去了制定标准的机会，失去了向更高附加值攀爬的机会，将长期处于尾随状态，人才培养和技术创新都将大幅放慢速度。
技术优势之外，美国还有政策工具，使Chip 4诞生即内卷，加入未必能获得更快增长，但不加入很可能就被排挤出正常轨道。加上美国资本市场对芯片企业举足轻重，在美国融资数额更大、成本更低、监管更完善、国际认可度更高。
全球半导体市值前20的企业中有17家来自Chip 4，其中有14家在美国上市；市值排行在21至40的企业中，有11家来自Chip 4，其中有10家在美国上市；台积电、三星、东芝和铠侠等亚洲企业的董事会中还有相当比例的美国股东，台积电2021年侨外投资占比74.89%，三星电子约44%的股份是由美国投资机构持有。
更不要说芯片行业有相当的特殊性，疫情导致的“芯慌”已经说明顾客不是“上帝”，中国巨大的市场体量优势有无从下手之忧，美国的阳谋胜算并不低。
乐观派则认为：
美国、日本都曾经拥有过对半导体工业的绝对主导地位，由于人工成本上升、制造业转移等原因，现在全球芯片业的生产中心已经无法离开亚洲，更不可能在没有配套、没有物流、远离客户的情况下凭空增加额外成本回流美国。而美国的产业补贴及政策排他模式口惠而实不至，一座先进晶圆工厂的投入可能就要接近200亿美元。
这种违背客观规律，胁迫盟友用放弃世界最大市场的形式自证忠诚的模式，对商业企业来说不仅不可持续，还会让中国的竞争对手不得不更快成长。除了市场，中国掌握着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和全球90%以上的稀土、永磁产能，围剿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先进制造业，是一场必然失败的远征。
但无论悲观还是乐观，各方都认为chip 4内部的利益矛盾相当尖锐，“美国优先”虽然是特朗普提出的口号，但只不过是将长久以来的单边主义传统宣之于口而已。
Chip 4极度强调美国利益，将欧洲完全排除在外，“联盟”内，台湾省虽然在代工方面有绝对的优势地位，但美国政府出于降低单一来源依存度以及扶植英特尔、英伟达等美国企业等多种考虑，以台海局势变化为由不断加快抽干台积电的步伐，一旦芯片相关的先进技术、企业纳税流向日韩，美国政府一定也会毫不犹豫地举起镰刀。
对于韩国来说，Chip 4无疑是一场“鱿鱼游戏”：三星半导体如果倒向美国从中国退出，技术和供应链会脱离掌握，辛苦建立的在华市场份额和配套必然被队友吃掉；如果不遵从美国的指令去美国建厂，政治上难以过关，技术上面临封锁，一样有灭顶之灾。
而且，韩国对于中国的未来有自己的判断。
2021年国际认可的《自然》和《科学》杂志所发表的论文中，来自美国的论文占38%位居第一；英国以12%紧随其后；第三名德国，占比9%；中国有463篇学术论文获得发表，占论文总数8% ，排名第四；韩国有75篇论文发表，以1%的份额排名第20位。
在韩国看来，即使美国能在芯片问题上阻滞中国的发展，也无法破坏中国现有的创新能力优势，眼下中国先进制程芯片技术的短板未必会影响民用设备的大规模发展。加上在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等领域目睹了中国从技术落后到市场领先的“逆袭”， 韩国更多地是希望能利用好Chip 4平台，巩固在半导体领域的优势，同时保持与中国的密切合作争取经济利益——说穿了是希望拖延、推迟“决策时刻”，尽量不在尘埃落定之前选边站。政治上保持“倒数第二”，口号可以一起喊，但中美的压力交给队友承担。
在可见的未来中，朝小野大、主弱“臣”强的内政，和不要出头、只要实惠的外交，很可能导致韩国政府的政策出现钟摆式反复；随着内部选举起伏和外部中美交锋，摆动幅度还有可能进一步增大，为域外国家所控制的“毒刺”必然借机推波助澜。
但地理关系、历史渊源、民众互信等“中轴”稳定的情况下，震荡之后，必然是一马平川。